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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稿|傅国涌:一个状元开启的近代企业家阶层

2016-11-14 傅国涌 东方历史评论

整理:吴菲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以下内容摘自东方历史沙龙之:中国近代企业家的兴起及公共精神(时间:10月9日;地点:侨福芳草地中信书店),嘉宾为傅国涌。


近代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对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在民国时代创造了自己的光荣与梦想。那么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中国企业家兴起有着怎样的背景和本土传统,背后的企业家精神在历史发展中有着怎样的流变?他们有着怎样的社会情怀与责任追求,如何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民间社会、公共领域的发育?


1

 

张謇:中国企业史是由一个状元开启的

 

我2005年开始研究晚清、民国的实业家、银行家。我想看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他们在晚清以来的中国有些什么想法?我特别关心他们的钱是怎么挣的、他们的钱是怎么花的。


第一年我关心他们挣钱,是想知道他们财富积累的过程,也是近代中国工商业发展的过程。到第二年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点意思都没有,关心花钱比挣钱更重要。这些人都是花钱比挣钱更有能力的人。一个有花钱能力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跟银行家。一个只有赚钱能力的人最多成为富豪、富翁、资本家。这是我在读史料过程中的一些感想。



张謇


我就去中国的天南海北走,到2007年,两年中走了大概十几个地方。第一站我去了南通,把南通跟张謇有关的所有地方全都看了一遍。张謇是1894年也就是甲午战争那年的状元。他从秀才到进士特别不容易,科举路上磕磕碰碰走了27年,四十几岁了才成为状元。消息传来,他父亲死了。他要回家去守制三年。就在守制的过程中天降大任于斯人——两江总督张之洞要调回湖北去当湖广总督,但是上海码头有一堆机器堆在那里好多年了,张之洞看张謇岁数不小了,从朝鲜回来的,以前跟吴长庆做幕僚的,这个人很能干,而且性格非常的坚韧。他觉得这个人可能能做成事。他说“要不我把这批机器拨给你,你自己去解决流动资本和造厂房的钱,你去办一个纺织企业”。所以中国第一家像样的成规模的纺织企业就在状元手里诞生了。这给中国企业史提供了一个极高的起点。


那时,中国人最迷信的就是科举,科举当中最高的就是状元。他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却放弃了走翰林的路子,而是创办一家近代的企业。所以中国企业史跟 十七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企业史都不一样——它是由文人、士大夫阶层首先介入到企业创办的行列。从一开始就不是带着强烈的逐利倾向。他不是为了追逐利润,他是受命而行。


张謇用了五年时间来筹办,纺织厂1900年开机。一开机就遇上义和团大乱。在南通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这家中国近代的企业诞生了。诞生之后它迅速地就站住了脚,因为生意特别好,南通人会纺织土布,它生产的棉纱适合了当地的需要。根本不需要运出南通去卖,本地就把它买光了。所以他们就供不应求,就扩大再生产,一个企业一个企业接着创办,到1913年他手里已经拥有20多个企业,它已经成为中国一家超大型的企业。


张謇大生纱厂


2

 

南通:一个人缔造了一座城

 

把南通所有跟张謇相关的历史痕迹一路看下来,我得出一个结论,我曾在《南方周末》发过整版的一篇文章,“一个人缔造一座城”。他就是一个人造了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外国人看了以后很惊讶,说上海天津汉口我们不稀罕,那都是外国的租界,是西方人用西方的模式、西方的资本打造的,南通我们很佩服,是中国人完全凭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想象创造的。


他创造的这座城里面,不仅有现代化的工业,更重要的是有大批的新式学校,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职业学校,还有女工传习所。什么学校都有,非常齐全。还创办了图书馆、博物馆,气象台,五个公园,连他办的旅馆都与众不同,具有西式风格的俱乐部,当年杜威来住在那里都觉得很合他的胃口。


1922年杜威访问南通时十分感慨, 学校办得这么好,有美国教育的水准。那一年,正好张謇70岁,上海的各国领事纷纷到达南通,祝贺他生日快乐。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他没有官位,他只是一个企业家,但是在上海的外国领事全部来了。那张照片很珍贵,第一排全是西方各国领事和日本领事,大概有七八个 。


张謇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他把南通当成一个实现他梦想的地方。他要在这里建设一个新天新地。这是建立在教育普及、大办工业、大办慈善和公益事业这样一个基础上的乌托邦。所以中国企业史从一开始拉开序幕,就提供了一个极高的起点——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社会。




最初出来办厂的一共有两个状元,一个是苏州状元叫陆润庠,一个是南通状元张謇,他们同一年办企业。但这个陆润庠就是个标准的读书人,对办企业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办了一年就说我不干了,你们玩吧。所以陆润庠在企业史上没有留下名声。   


张謇就留在了企业里,虽然中间短期做过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做过袁世凯时代的农商总长,制定了中华民国早期最早的一系列《公司法》、《票据法》、《破产法》。曹思源被叫做所谓的 “曹破产”,其实是根本不成立的。真正的《破产法》早就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张謇就已经搞过一个。还是“张破产”早太多,都快一百年前了。张謇是第一个出来办企业的,他提供了一个新的榜样,后来的人是看着他的那种标准跟上来的。


法国有位女学者叫白吉尔,她是研究中国企业史比较早的外国学者,写过一本《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有中译本。她在这书里有一个论断:中国企业家跟十七世纪西方的企业家进行比较,完全不一样。因为中国的企业家从一开始就怀抱着实业救国的梦想进入企业经营活动的,他不是为了赚钱来的。


确实,他们的目的首先不是赚钱,其次还不是赚钱,第三只是无意中赚了钱。但是他们几乎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时代最后不允许做企业了。1952年,卢作孚自杀了。1955年,中国绝大部分的私人企业都公私合营了。到了1957年,整个中国大陆除了两个人以下的小卖部以外,一个私人企业都没有剩下,全部凋零了。自1895年以后,持续半个世纪的中国企业史,在1950年代彻底中断了,不是简单的中断,而是整个所有民营企业被连根拔掉。

 

3


官商、买办:都算不上近代企业家

 

第一,我先推翻“红顶商人胡雪岩是中国企业家起源”这样一个说法。胡雪岩之所以发迹,主要是替军队办后勤军需。他绝不可能成为一个近代型的企业家,他只是利用了官方关系。为什么称他为“红顶商人”?最重要的不是“商人”而是“红顶”这个词。一旦他的靠山失败了他也就失败了,他最后把整个产业都卖光了,连他家里面房子的柱子都卖给了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始人蒋抑卮家,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医生蒋彦永的爷爷。蒋家在杭州很有钱,做丝绸起家的,后来做银行。我到那个房子去看过,每一根柱子都是从胡雪岩家拆下来的。


胡雪岩也没做过什么产业,他办了胡庆馀堂,确实提出了“老少无欺”类似的这些理念,王石就很佩服这个,认为他提出了一个现代型的经营理念——讲信用。“讲信用”其实是中国传统,远古时代吴越之战后范蠡到太湖做生意也讲信用。


第二,我要推翻“洋务运动中那些官商是近代中国企业家”的说法。官商的典型是盛宣怀。现在盛宣怀留下来的档案可以拉一车的,但是盛宣怀的性质是什么?是官,而不是商。“官商官商”,重心不是“商”,而是这个“官”。如果离开这个“官”他就不是“商”了,他是因官而商,而不是因商而官。


他首先是官,他是李鸿章的幕僚。盛宣怀是富甲中国的人,辛亥革命时期的邮传部长。他家是很有钱, 钱庄、当铺等产业多的是。实际上大清王朝里很多官员都嫉妒他。他也一定算不上我所理解的近代企业家。


然后要推翻的第三类型就是买办。买办的代表是郑观应这样的人。郑观应写过一本书《盛世危言》很有名,他很有思想。买办就是给外国人的企业做CEO的人。这样的人算不算我理解的企业家,我认为要打问号。所以我后来也把他也排除了,因为他的企业不是他的,是外国人的。他没有创立企业。


这些都是在洋务运动的时期的。再往前推,在传统中国时代,在明清时代的票号、钱庄,那些晋商还有徽商们,做茶叶的,扬州的盐商们,以及一直往上推推到吕不韦、推到范蠡,比如说先秦之后中国两千年里面一直有很多商人,也很有钱。有钱是不是就是企业家呢?我想,企业家一定要给出一个确切的界定。


4

 

“士农工商”:农业社会的政治文化不产生企业家

 

为什么农业社会里产生出来的那些商人,他无法发展成为我想说的企业家阶层?是因为无论他们赚的钱有多少,心中想的还是官位,并不是以经营企业为终极目的。经营企业永远只是他的一个手段,一个敲门砖。比如说这个商人已经很有钱了,他会不会让他的儿子还去做商人?不会,一定要去考秀才考举人,实在考不上了才继承自己的产业。


因为做商人没有地位,“士农工商”,“商”压在了最底层。“士”就是沿着秀才-举人-进士台阶往上走的读书人阶层,农民第二阶层,工匠第三等级,商人第四等级,你最有钱你也是第四等。所以为什么扬州盐商十七世纪达到了世界最富的程度,何炳棣先生有一个研究,他早期写了一篇论文《十八世纪的杨州盐商》,盐商们钱最多的时候是做什么呢?做文化,投资,买画。把画家养起来,所以出现了“扬州八怪”。家里都养着一批画家,互相攀比的是“我家挂的画比你家好”,“我家养的画家比你家多,画得也比你家好”,最后到了二代三代,就玩文化把钱玩光了。就这种玩法。为什么?没有出口。钱攒起来以后也没有用途。


到了清代为什么商人拼命要去买红顶子?红顶才能遮盖你地位的低微。有了红顶你就是按品级来论,而不是以社会的阶层身份来论。光绪皇帝发布了一条诏书,你们都来投资,谁投资多就是侯爵。投资到多少万以上就是什么爵什么爵,给它分了五等,“公”是不可能的,“公”必须是满人,汉人最高的就是“侯”,后面“伯”、“子”、“男”,只要你投资就给你爵位,实际就是要给你红顶嘛,你就可以带那个红顶,仍然是用官位吸引人去从事现代的工商业。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在中国要产生真正的企业家,在中国的文化尤其在政治文化中,没有机会。一直要等到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资本进来,西方的产品进来,大规模地向中国市场倾销,这样冲击整个中国的经济,中国被迫要回应这样的变化。


中国现代的企业家阶层,到底怎么样界定它?我用几句话说,就是在企业经营活动当中,寻找超过企业价值以外价值的人,才配叫作企业家。如果只是要在企业价值当中寻找看得见的那些价值的人,不叫企业家。他可以叫资本家,可以叫富人,也可以叫富豪,也可以叫大款,也可以叫王石张石,也可以叫马云,当然也可以叫牛云,但他唯一不能叫的就是企业家。


而现实恰好是没有标准——没有人设定标准,没有人给出规范,没有人给出名词解释来。现在大家反正有钱人就都叫企业家,名片上印着“董事长”、“总经理”的,都叫企业家。但这是一个不太靠得住的说法。

 

5


富翁、资本家:不是有钱人都是企业家

 

我想严格地界定企业家这个概念,他一定是有向社会传递出价值的、创造出新价值的、从事企业经营活动的人。不管他做的是银行、工厂、贸易,他必须得要传递价值并且创造价值,有超越它本身的利益追求的人,才叫企业家。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我在我的《大商人:影响近代中国的实业家们》和《民国商人》两本书中写到的那些人物,张謇、荣氏兄弟(荣德生、荣宗敬)、范旭东、卢作孚,包括这些做出版业的——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夏瑞芳、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还有报业的老板——比如《申报》的史量才、《大公报》的胡政之这些人,他们共同拥有一个特点,他们都关心公共事务,他们在经营企业的同时,更大精力在关注社会的变化。他们在做公益,他们在手里钱还很少的时候在做公益,有钱的时候得做,没钱,也得做,利用他的影响力在做。


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人一生中只成功了八年,其他时候都是失败的,但他却是中国永远的企业家。后来我概括出一句话,“没有永远的企业,只有永远的企业家”。世界上你能给我找出来一家永远的企业吗?300年的企业都没有,怎么可能有永远的企业,但企业家是可能永远的,永远就是说创造了恒久价值,受到世人的尊敬。企业可以失败,企业家不可以失败;事可以失败,人不可以失败。人比事更重要,我可以破产,但我这个人精气神还屹立不倒。


我要讲的这个人叫穆藕初,他曾经是上海无比风光的大亨、上海总商会的会董,他是上海滩上最慷慨的孟尝君,他曾经拿出五万大洋,资助北京大学的五个学生——罗家伦(曾是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段锡朋(做过教育部次长)、康白情(著名诗人)、汪敬熙(心理学家)、周炳林(长期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后来又追加了江绍源(民俗学家),南开大学的那个经济学家方显廷也是他资助的,到美国耶鲁大学拿了博士回来的。中国当时号称“五大经济学家”,他跟何廉、马寅初齐名,他从中学开始就是穆藕初资助的,后来花钱送他出去,中国当时还有几个政治学家,也是他出钱资助到海外去留学归来。他一生资助创办了多所学校。




1915年他在美国拿到工科硕士学位回国,创立纺织企业成功,但只有八年的成功,1922年以后因为世界市场的变化,中国的纺织企业几乎都失败了,除了荣氏家族的企业继续在扩张,扩张到1934年荣氏家族也差一点破产。穆藕初一共有三个纺织企业,全部失败,他最后变成了一个身无分文的人。


6

 

穆藕初:失败的企业与永远的企业家

 

但是他就有这么牛,牛就牛在八年期间他仗义疏才,把自己挣来的钱全都花出去了,他懂得花钱。我当时写关于穆藕初的文章有四万多字,题目就叫《万金散尽不复来》。我曾经问他的儿子:“从您父亲的身上,你们作为儿子的角度能不能看出什么缺点来?”他沉默了大概有一分钟,他回答了一句话:“一个缺点,上海说话说他‘洋盘’,就是很傻的、很好骗的,谁来向他要钱他都能捐钱的。”


他就是这样,他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了。捐出去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支持中国的昆曲事业,本来中国的昆曲就绝了,靠着他把昆曲延续下来,他办了所昆曲演员的培训学校,叫“昆剧传习社”,在苏州,所有的资本都是他设法筹来的;第二个就支持了很多中国的优秀学生到海外留学,罗家伦这些人回来有好几个都做了大学的校长、院长、系主任,后来这些人又建立了一个“穆藕初先生奖学金”,第一届就奖给了杨振宁。这个钱是哪来的呢?就是罗家伦、周炳林、方显廷这些学者捐出来的,到抗战后期,大家都没钱了,这个事情也不了了之。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企业家,在他手里还有企业、手里还有能力的时候,他如果把自己的钱财用在了社会公益事业上,赞助了社会的有益的事业,这个企业家不会失败。 他会成为了我所说的“永远的企业家”。即时他的企业通通都没了。他也没有给家里留下什么财产,但作为企业家他在企业史上是永远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是什么?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就是有限的人透过经营活动和服务社会传递出无限价值。他把一种可能性传递出来,这样就超越了浮云般的人生。一个人再有钱,死了也就什么都成了虚空。


穆藕初一九四三年就死了,但我们今天还可以讲他的故事,就说明他的精神生命、作为一个企业家的生命仍然延续到了身后。如果论著作,穆藕初也有一本文集,很厚,没有鲁迅的好看,也没有被选入中小学课本。世人根本不知道穆藕初,也不知道张南通。对很多人来说,只要课本里没有的,他都不知道。中国人只读课本嘛,中国最牛的两个载体,一个是小学到中学的课本,一个是CCTV的新闻联播,这两个是中国人接受的所有信息当中的核心信息,这上面没有的大家常常就当做没有。如果按照这样的知识标准,中国人早已是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群。(因篇幅等原因,刊发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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