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任鸿隽与“中国科学社”
撰文：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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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大概无人不知“科学”，“科学”被赋予“第一生产力”的重要地位，而且成为兴国的纲领性举措之一，科学的地位不可谓不高。但现在，有多少人知道为了在中国传播科学、使科学在中国扎根而筚路蓝缕、厥功至伟的任鸿隽和他创办、经营的中国科学社呢？
我也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现代科学思潮、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时，才知道、了解了任鸿隽和他的伟业。钦佩之余，不禁感叹历史的健忘，当然，与那一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也是“有意”被遗忘的。因此，在尘封数十年后，《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的出版标志着历史记忆的“恢复”，意义不容低估。今天重温他们的辛勤努力和坎坷际遇，更给人价值非常的启示。
1912年岁末，曾积极参加辛亥革命、此时已经26岁的任鸿隽怀着寻求救国之方的理想赴美留学，进入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两年后的一个夏夜，第一次世界大战正要爆发，国际形势分外紧张，一直关心国事的任鸿隽与其他几个中国留学生不能不思考、讨论在这紧急关头他们这些海外学子能做一点什么为国效力。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因此决定办一个专门向国人宣传科学的杂志。
1915年元月，由任鸿隽为主要发起人、大家集资创办的《科学》杂志在上海创刊；这年10月，他们在美国成立了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任鸿隽被选为第一届董事会会长（中国科学社社长）。而后，他又先后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工程系就读，获化学硕士学位。1918年秋，他离美归国，中国科学社也移回中国，此后他便倾全力于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教育事业。
在《科学》第一卷第一期的例言中，他们说明了自己付出巨大精力创办《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的初衷：“一文明之国，学必有会，会必有报，以发表其学术研究之进步与新理之发明……同人方在求学时代，发明创造，虽病未能；转输贩运，未遑多让……他日学问进步，蔚为发表新知创作之机关，是同人之所希望者也。”
1920年在学社第五次年会和庆祝社所和图书馆成立的开会词中，任鸿隽明确说道：“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现代科学的发达与应用，已经将人类的生活、思想、行为、愿望，开了一个新局面。一国之内，若无科学研究，可算是知识不完全；若无科学的组织，可算是社会组织不完全。有了这两种不完全的现象，那末，社会生活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科学社的组织，是要就这两方面弥补缺陷。”
作为私人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经费完全自筹，会员会费无疑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在筹款、经营和组织管理方面，任鸿隽表现出了杰出的行政才能。他深谙中国国情，与学界、商界、政界的重要人物广泛接触，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捐助。在任鸿隽的苦心经营下，中国科学社蒸蒸日上，规模越来越大，活动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广。
中国科学社成员合影
《科学》月刊从1915年创刊到1950年停刊止，共出刊32卷近四百多期。为了进一步普及科学，中国科学社又于1933年创办了《科学画报》，先是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发行量曾达2万以上， 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数字。他们还刊印了多部论文专刊，出版了“科学丛书”和“科学译丛”这两套影响深远的丛书。在上海和南京创办图书馆，收藏大量中外文科学图书、杂志和学报供公众阅读，其中不乏珍品。
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京成立了生物研究所，为中国最早的科学研究机关之一，更是国内私人团体设立研究所之嚆矢，意义重大，当然也困难重重，“此研究所成立之始，研究员皆无薪给，常年经费不过数百元。”他们深知科学术语的准确应用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在科学社成立之初就将编订科学名词列为该社重要事业之一，早在1916年就在《科学》杂志进行了名词讨论；1934年国民政府成立国立编译馆，由国家统一译名工作，但相当一部分是以科学社已有的工作为基础的。在这几十年间，中国科学社还举办多次科学展览，举行科学报告会，设立奖金鼓励青年科学家研究著述，参加大学、中学的科学教育，组织中国科学家参加国际会议，为各界提供科学咨询，创办科学图书仪器公司推进科技图书和仪器制造业的发展……
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一个民间私人学术团体为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至为不易。这也说明，“民间”“社会”的力量何其伟大！而民间社会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的能量，也有赖于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即从传统的民间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传变。中国传统也有很强大的非政府的民间社会，但传统的民间社会大都不是开放的，而是具有“私”的性质，如会馆、宗族祠堂、行会等，主要是对“内部人”开放，具有地域性或血缘性，以“家长式”管理为主。而现代民间社会或曰市民社会则是一种“自由人的协会”具有“公共性”，强调个人的权利和平等。在这种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戊戌维新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1895年春“公车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意识到仅靠朝廷是不够的，应造成一种社会力量来推动、促进维新事业。他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经常集会，发表演说，探讨政治，研究国是，宣传种种新知识，还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强学会的每次演讲，都吸引大批听众，影响日大。这是第一个公开的合法社团，开近代合法结社会之先声，意义重大。
正如梁启超所说：“我国之有协会、有学社，自此始也。”正是在维新运动期间， 中国兴起了前所未有的创办学会的热潮。 到1899年9月“戊戌政变”止，短短二三年中各地兴办各类学会就有70余个。 有政治性学会，也有各种专门学会，如算学会、测量会、不缠足会、农学会、法律学会、地图公会、工商学会……虽然政变发生，各种学会被迫解散，但这种潮流已无可阻挡，几年后各种社团又便地而起。
确如谭嗣同言：“大哉学会乎，所谓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者也。”此处所谓“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即指政治虽然未改变，但社会结构已经变化。及至辛亥军兴，建立民国，但以后几十年中“国家”政治一直混乱不堪，腐败黑暗。不过政治虽然混乱黑暗，市民社会却在蓬勃发展，正是这种市民社会的强大，为民间私人团体中国科学社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基础。
1949年，神州风雨起苍黄，这的确不是一般意义的政权更替而是社会的根本性变化。新的社会结构以国家所有制为核心，进行社会改造，这样，一切资源都为国家掌握。作为民间私人团体的中国科学社，自然也要被改造。
1951年已有35年历史的《科学》杂志停刊；1953年初，《科学画报》由上海市科普协会接办；1954年，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所有标本、仪器及工作人员分别移交、调往中科院有关研究所；1956年春，科学社的图书馆全部图书、馆舍设备和购书基金交给国家；1956年秋，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的印刷厂合并于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片社，编辑部合并到上海科技出版社，仪器部分则合并于上海量具工具制造厂；1959年，在“大跃进”“总路线”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中国科学社的所有房屋、图书、设备和8万余元的款项全部上交国家。
这时， 任鸿隽提出希望由中国科协再办《科学》杂志，不使其长期中断；但这个毫不过份的小小要求并没有得到实现……
历史表明，当所有资源都为国家掌握时，“社会”必然消失。这样，如果国家政策正确，一切都可顺利发展；而一旦国家决策失误，诸如发生“大跃进”“文革”那样的混乱，则无任何其他因素可以纠正或减低种种损失。
也就是说，当国家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时，社会可以作为另一种资源配置体制弥补国家的不足或失误。更重要的是，市民社会可以划定国家行动的边界，活跃而强大的市民社会，是自由、民主不可缺少的条件；社会与国家应是一种互相制衡又良性互动的关系，使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使国家真正繁荣稳定。
“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任鸿隽先生在近90年前提出的这个标准，确是智者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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