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从“革命”到“兵谏”

撰文：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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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前后是西安事变最微妙的阶段。此时，何应钦及“讨逆军”前线总指挥刘峙杀气腾腾，中央军步步进逼，西安已笼罩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之中。西安方面为抵抗南京方面的军事进攻，张学良、杨虎城信誓旦旦，公开宣言不惜一切牺牲，也要粉碎南京的“恶势力”，东北军，包括红军，都据此火速赶往西安附近，准备与中央军决一死战。南京与西安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22日，张学良和周恩来接连致电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明确主张必须迅速宣告成立公开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以便统一行动并形成政治中心。此举一旦成为事实，毫无疑问将使西安与南京之间本来就极其紧张的对抗形势更加具有爆炸性。

在得到共产国际关于必须努力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电报指示之后，张学良等人的这一要求使中共中央陷入到一种十分为难的境地。不同意吧，张学良、杨虎城对中共和红军会产生怀疑，三方合作关系势必发生动摇；同意吧，中共等于公开站在事变发动者一方，它再不能把自己摆在第三方的地位上，不仅会加剧西安与南京之间的对抗形势，还直接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要求。

23日，中共中央再度就此进行了紧张的讨论。毛泽东明确讲：张学良提出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巩固军心民心，我们本来主张对内宣布，对外不宣布，但我们去电后，他却急于要宣布。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等于成立事实上的政府，如果对外宣布，我们第三者的地位就要取消了，可是现在中心问题是张、杨已处在相当紧张的情势之下，不参加这个政府又不行。他考虑再三，认为还是实际参加，暂时在内部宣布，并做公开宣布的准备。一旦打起来，还是公开宣布的好。

这个问题很自然地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内部形成了不同意见。多数与会者相信，三位一体的同盟关系事实俱在，内部宣布就等于公开宣布，不如干脆公开宣布，没有必要回避与张学良、杨虎城结盟的事实。且这不仅是为张、杨撑腰的问题，也是争取和影响西南、四川等地态度暧昧的实力派同情西安事变的一种手段，故宣布利大于弊。另一些与会者则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要停止内战，公开宣布不仅不利于我们站在第三者地位对南京方面进行和平工作，而且容易给亲日顽固派以借口，加剧紧张局面。甚至有人认为，即使对内宣布也不应当，因为在陕甘军政内部宣布，实际上也就等于是对外宣布了，因此，还是实际参加而对内对外都暂时不宣布的好。经过反复讨论，会议最后还是听取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采取实际参加，暂不公开宣布，在未与南京全面冲突之前，中共方面仍努力争取保持第三者地位以便在各方间进行转环，促使事变能和平解决。

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正式答复西安方面称：一方面为争取全国同情，便利外交，另一方面为巩固军心民心，争取战争胜利，坚持已成局面，决定：“（甲）包括红军在内的抗日联军组织，对内立即发表，但对外暂时不发明码通电，不发广播，准备于红军实行参战时发表之。（乙）包括我们名单在内的西北抗日军事政治委员会立即组织，并实行工作，但对外均暂时不发表，何时发表有利，依情况定之。（丙）此时只发表张、杨联合宣言，张、杨及我们联名宣言，立即准备好，发表时机稍为等一下。（丁）我们与东北军、西北军联合干到底的基本方针是确定了的，实际的军事政治工作是立即共同一致地做的，仅为顾到争取南京、山西、四川、广西、河北、山东及蒋系军左派中派起见，把对全国宣布一事稍微迟缓一下。至张、杨对东北军、西北军及陕甘内部应尽量宣布联红联共之方针，以振军民之心，则是毫无疑义的”。

第二天，中共中央又具体去电说明，中共方面准备以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和徐向前5人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周恩来和林伯渠暂不参加以便于对国民党进行工作。电报要求周恩来等务必向张、杨说明：“共产党为争取全国各派应采此方针，对张、杨亦是有利的”。当然，中共中央在实际上还是做好了一切准备，一旦南京坚持不与西安妥协，全面战争打响，中共和红军还是要公开站到西安一边来的。到那时候，什么第三者地位，怕是统统都不需要了。毛泽东为此明确电告西安：中共的原则是“力争好的前途，同时也准备对付坏的局面”。但中共中央不能不感到担心：在张学良明确表示需要中共公开支持的时候，只在私下里做出这样的保证，“张、杨是否会因此不满意？”

真是再凑巧也没有了。就在中共方面还在为如何在保持第三者地位与公开支持张学良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深感不安的时候，和平的可能性已经在西安降临了。张学良很快就看到了另外一种、而且也是他一直希望看到并在努力中的最为稳妥的解决办法。

由蒋日记可知，张学良一直没有放弃迫蒋接受其政治主张然后放蒋回京的想法。他从一开始就希望宋美龄来西安劝蒋，端纳来后次日就请其飞返洛阳去用电话向宋美龄说明一切，并请她放心。16日，南京政府明令讨伐张、杨，并宣布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后，张当晚又托蒋百里见蒋，请蒋致函南京方面，“勿即攻陕，（蒋）不久当可出来。”蒋介石次日同意去函何应钦缓攻3日，张学良马上让蒋铭三带蒋函飞洛阳转去南京。19日，张学良明确告蒋，政治主张八条，蒋只要答允后四条，即“一、建立联合政府；二、联俄；三、容共；四、实行总理遗嘱”，就可以放蒋回南京云云。他的这一努力，逐渐发生了某种作用。

就在战争的乌云伴随着南京当权者的电闪雷呜，一阵紧似一阵地压向西安城的关键时刻，在南京方面涌动着的逆向而行的和平暗流也迅速形成势力。此股暗流的始作俑者，自然就是蒋介石妻子宋美龄和大舅子宋子文等人。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夫人，强烈担心武力威迫的结果，会将张学良等逼上梁山，最终害了蒋介石。因此，她不顾一切地力挽南京主战派掀动的战争狂澜，坚持要通过和平方法来解决争端。即使蒋介石为此颜面上要受些损失，也在所不惜。还在14日，她就派蒋介石的英籍顾问，同时也做过张学良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飞去西安。几天后，宋子文也不顾何应钦等人阻拦，于20日携郭增恺及随从秘书等飞往西安，代表宋美龄去进行和平劝说的工作。

当然，宋子文这么做也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宋子文曾经是南京政府地位显赫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因为主张政府应当在对日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反对蒋介石为剿共军事大举国债，与蒋介石和汪精卫发生了意见分歧，不得不于1933年10月辞职而去。这之后，宋子文一直被蒋介石摒弃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决策圈之外，但他仍旧力图推动中国转向抗日。因此，他在改变安内攘外政策一点上，和张学良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和。当南京方面开始与中共中央秘密接触时，宋子文就曾积极参与并提供过帮助。对于两广事变，宋子文也始终站在同情的立场。甚至对于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国防政府的主张，宋子文在背地里也表示赞成。对于深受共产党政治影响的沈钧儒、章乃器等人主持的救国会，他更是大力支持并秘密捐款以协助其开展活动。以致共产党在上海的代表，包括中共中央都认为：“宋子文表现是非常好的”，在南京政府领导人当中，可以说是“最好的”。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对于宋子文来说，未必不是一次重新推进自己政治主张的机会。他之所以不顾何应钦等人的阻拦和种种流言，冒险代表宋美龄于20日飞抵西安进行调处，其目的大抵也是为此。如果蒋介石能够顺应大势，就此改变政策，他宋子文自然可以重新发挥重要决策作用，实现其政治抱负。

宋子文到达西安当日，即与张学良、杨虎城见了面。毛泽东因得知宋子文同情事变，立即打电报给周恩来，要他设法见宋，以第三者身份提出和平解决事变，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意见。但据张学良事后告诉周恩来：宋子文确实对中共有好感，但不敢见，担心宁方知道会对他不利。张学良并且说：“宋子文来，南京多方阻难，对其他抗日中委亦限制其自由，惧他们来西北创新局面”。张曾劝宋子文出面召集救国会议，协助改组南京政府，宋子文表示，因目前尚无响应事变者，现在出头不大可能，且以南京目前态度，亦不能表态，但他“对义举同情”，相信“坚持日久必有变化”。

虽然出于安全考虑，不能不谨言慎行，但暗中同情西安事变，希望借此重登政治舞台，实现政治抱负的宋子文，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推进自己的政治理想。蒋介石在他事后整理的《西安半月记》中，关于宋子文第一次来西安的情况，只记录了其20日和21日三次见蒋的简短经过，和几句生死离别的谈话，其余概隐去未记。蒋日记虽记述两日见宋经过较具体，但所记亦多为慷慨之语。所幸宋子文的日记对此有所弥补，可与蒋日记两相印证。

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

我一个人面见委员长，他激动异常并失声痛哭。我安慰且告诉他，此事件并未让他蒙羞，全世界都关心而且同情他的遭遇。……他说，他拒绝在胁迫下答应任何条件，而唯一解决之道是武力。我指出情势危急之处：军事上胜利并不能确保他的生命；即使西安被攻占，他们也可以撤退到邻近共产党地区；随着内战的蔓延，国家将会分裂。他的性命攸关国家存亡，不仅仅是个人问题。……

下午，汉卿见委员长。他说，在我与委员长会面后，委员长已采取较为理性的态度。还告诉汉卿，如其军队愿意到绥远去，他会同意。

我见了委员长。他说，他已经（一）答应汉卿，允许他的军队到绥远去。（二）四项条件可以在大会上讨论。（三）陕西政府可重组，杨将军可以提名人选。他要我和张、杨讨论这些问题。……

我整晚设想办法。……汉卿坦白告诉我，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争，委员会已经决定把委员长交由共产党保护。此非虚言恫嚇。

据张学良随后告诉周恩来，宋子文确曾从侧面劝说蒋介石不妨对张学良他们所提的要求稍做妥协，设法转环，蒋也确实有所答复。只是蒋介石这时仍不承认张、杨的政治主张，只同意：“张杨主张交蒋提三中全会，东北军可援绥，陕西交杨”。张学良、杨虎城对此并不满意，他们坚持蒋必须就他们所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做出明确的妥协与保证，否则问题仍旧不能解决。对此，宋子文相信，既然蒋介石已有所让步，下面的文章仍有希望继续做下去，他将很快返回南京，接宋美龄来西安，一方面继续劝蒋让步，一方面也可以和缓内战，促进南京及黄埔系内部的分化。

宋子文这时的态度和谈话，未必毫无策略手段在内。但以宋前此与蒋介石在内政外交政策上的严重矛盾而论，说宋子文这时会如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所记述的一样，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坚决抵制张学良等向其兜售政治主张。这无论如何不合逻辑。要知道，如果蒋介石因此顺利获释，重登统治宝座，内外政策一无所变，他宋子文即使因此而备受青睐，再入政府决策圈，结果也还是要因其政策主张与蒋格格不入而重蹈覆辙，即进去了也还要是再出来。当然，在这样一种极为特殊的背景下出面劝诱蒋介石多少改变政策主张，联系到前此两人已经存在的严重矛盾，搞得不好很可能会给蒋一种落井下石的感觉。因此，宋子文做起来恐怕也很困难。没有人知道宋子文在私下里究竟是怎样劝说蒋介石的，后人能够了解只是：不惜冒生命危险亲临西安与反叛者接洽谈判，最终成功地使蒋介石获释的宋子文，照理劳苦功高，事变之后应备受信赖，委以重任才是。可是，回南京后的宋子文却仍旧备遭冷落和不信任，时间长达4年之久。由此可知，宋子文在解决事变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并非让蒋介石那么满意，否则，蒋怎么说也不会这样对待这位冒死救驾的大舅子。

宋子文在西安救蒋过程中究竟做了些什么呢？通过宋子文在谈判过程中的言论主张可以看得很清楚。

由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的谈判，正式开始于23日。毫无疑问，蒋介石同意进行这种谈判，宋美龄是起了作用的。宋美龄是在宋子文、蒋鼎文等陪同下，于22日飞来西安的。蒋介石在后来补记的日记中透露，宋美龄22日下午到后，曾告以“外间各方情况”，力劝蒋“先设法出去再说”。至于宋美龄所建议的方法是什么，其日记中无只言片语之吐露，但联系宋美龄前此即曾有过“宁抗日勿死敌手”的劝告，不难判断宋美龄这时会说些什么。不仅如此，还在张学良接宋美龄由机场回西安蒋介石住处的路上，宋美龄就曾经明确告诉张学良：“她力主和平与抗日”。因此，宋美龄到后，蒋介石的态度迅速有了大大出乎张、杨意料之外的重要转变。据周恩来谈判当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可以知道，宋子文告诉他们，蒋在经过了端纳、宋子文以及宋美龄的劝说之后，这时已最终同意可以对张、杨的主张做某些让步了。这种让步表现为：“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暗示”云云，在这里大有文章。所谓“暗示”，说白了就是蒋介石其实并没有直接答应什么或肯定什么。但实际上，从宋子文日记的记录看，蒋恐怕并非是“暗示”，而是明示。宋日记称：

（22日）晚上，我面见委员长，征询对周恩来想见他的意见如何。但他说，要与蒋夫人一同会见周。委员长说，我必须要求周同意废除：（一）中国苏维埃政府；（二）取消红军名义；（三）阶级斗争；（四）愿意服从委员长之领导。去告知周，他无时无刻都在思考重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如果需要，他会要求蒋夫人签订保证书，保证在三个月内召开国民大会。但在此之前，他必须要求国民党大会把权力交给人民。国民党重组后，他将：（一）同意国共联合－假如共产党愿意服从他，正如同他们服从总理；（二）抗日、容共、联俄；（三）同时他愿意给汉卿收编共产党员的手令，而收编来的伙伴都会配备良好的武器。

比较周恩来的电报，可知周的汇报恰恰就是宋子文日记中所记述的内容。只不过，周并未说明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要求，并将国民大会记成了救国会议而已。

据周报告说：谈判分两部分，首先是周恩来代表张、杨向宋子文介绍西安方面目前的六项条件，然后就是宋子文提出具体办法并进行讨论。最值得注意的是，宋子文对改组政府一事早已胸有成竹，一上来就提议：

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傲、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长内政，严重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

宋子文想借蒋落难之机达到怎样的目的，由此可以一目了然。问题是蒋介石对此将会作如何感想，如此伤筋动骨地变动政府内部成员，纵使不考虑它对蒋介石今后在权力运用上的妨害，难道不会严重地损害蒋介石的政治威望和地位吗？时至今日，大概已经没有人能够了解宋子文的上述宏图大志究竟带有多少一厢情愿的色彩，但从事情以后的发展结果来看，至少可以肯定，宋子文在这一问题上的热心与期望看来是有些过高了。蒋介石多半并没有赋予他具体讨论改组政府人事的权力。

本文受权摘自《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

但宋子文这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过分的乐观情绪深深感染了他的谈判对手，因而或多或少地造成了某些假象。改组政府的问题已经谈到如此程度，难道其他问题还不容易解决吗？对于蒋突然表现出来的这种转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可以说是喜出望外。宋子文大谈改组政府的具体构想及人事安排，更是给人一种“革命”即将大功告成的强烈感觉。张、杨理所当然地要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们也开始积极就新政府人事问题提出建议，比如提议以邵力子长内政，并且同周恩来一道，力主让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并委杜、沈、章等人为次长。张学良更明确提议，现在即可考虑改编西北红军，照国军待遇，实现合作抗日的问题。讨论中，他们甚至对于是蒋下令撤兵之后即放蒋回京，还是撤走中央军，释放救国会领袖之后再放蒋的问题似乎也不那么特别在意了，尽管他们仍旧坚持蒋介石必须满足他们提出的六项条件，同意西北组织三位一体的军政委员会和抗日联军组织，但他们看起来似乎毫不担心，确信如今这些要求在蒋介石那里都不会成为问题。

至此，一切障碍都因蒋介石的“暗示”和宋子文的许诺一风吹了。周恩来急忙打电报询问中共中央：“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将)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注即西安方面所提六项条件）”，“你们准备在何种条件下许蒋回京？”这说明，即使是周恩来，这时也已经开始相信，蒋介石很可能会迅速承认六项条件，并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既成事实，释放蒋介石的问题马上就要提上议事日程了。

23日，周恩来报告称：“今日我及张、杨与宋谈判……我提出中共及红军六项主张”：

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除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六项条件除了在比较敏感的国民党领导地位问题上，即在改组南京政府的形式问题上较之原来的八项条件略有退让外，总的要求不是比八条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这也就是说，在事变进行到最后阶段时，张、杨方面不是如蒋介石、宋美龄事后所记述的那样，几乎放弃了前此的条件，或者全面妥协，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使其条件变得更激进了。

比较张、杨事变之初所提之八项条件，可知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所提新六条，只放弃了“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的要求，原八条中第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四条已合并为“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一条。原八条中第二条（停止一切内战），则根据现实情况修改为“停战，撤兵至潼关外”。原八条中第八条关于召开救国会议者没有变化。而原八条中之第七条（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则扩充为两条，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和“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特别是这后一条，不仅是对蒋介石既定国策的根本否定，而且它清楚地表明了张学良、杨虎城决心与中共同进退的坚定态度。

西安方面条件之修改，当然有共产国际指示的因素在里面，但这并不等于说张学良、杨虎城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不论是张学良，还是杨虎城，都有着极强的个性，远不是那种容易受人摆布的人。所谓“周至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恐怕也只能解释为周更能言善辩，更具有判断力而已。但坚持事变不达目的不止，大概作为事变真正主谋的张学良，还要远胜过周恩来许多。除了前述张学良公开的各种表示以外，即使是在蒋介石事后透露的很少的几次谈话内容当中，我们也可以隐约地看到张学良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态度之执拗。甚至，中共中央于21日根据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正式提议修改张、杨前提之八项条件，主张只需要在增加几位抗日分子进入南京政府；中央军退出潼关；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红抗日；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国家合作等五项条件基础上即可与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杨也并未轻易首肯。特别是为了尽可能快地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达成妥协，中共中央的条件中删去了张、杨原来八条中直接涉及到关于在南京政府中“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抗日救国”和“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的要求，甚至连其19日通电中所提出的和平会议的建议也取消了，对此张学良和杨虎城明确表示不能同意。他们只同意取消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的要求，仍旧坚持保留召开救国会议这一条。这种情况清楚地说明，张学良和杨虎城仍旧有着自己的政治目标。难怪这时张学良认为中共的态度太“软”，而某些中共领导人反过来认为张学良的要求有些“过左”呢！

但实事求是地说，对于不惜牺牲个人一切来发动此一重大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来而言，这样考虑也确有其充分的理由。试想，仅仅同意保持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而没有建立起一种具有影响力的全国范围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比如救国会议之类），并以此来对南京政府进行必要的监督，有谁能够保证在蒋回到南京之后，在枪口威逼下形成的西安事变的成果真能得以贯彻呢？有谁能够保证张、杨自己及其那些积极参与事变的部属日后不因此而遭受报复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张、杨对蒋介石的“暗示”十分满意，但在谈判中仍旧坚持蒋必须同意保持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组织在事实上的存在。这里的原因很清楚，要想使东北军、十七路军事过之后不受惩罚，非如此不足以对蒋形成约束。

不过，随着23日晚中共中央关于决心继续保持第三者立场，希望暂不公开西北三位一体的电报的到来，张、杨及中共中央三者之间显然开始出现了更明显的不同意见。一个突出的迹象是，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得到中共中央上述电报不久，很快就通过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在宋子文、宋美龄担保下，蒋如下令停战撤兵，允许回南京后实行我们提出的六项条件（见23日12时电），是否可放蒋回宁？”周同时告诉中共中央说：“张、杨、宋都急望此事速成”。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安方面突然间放弃了白天谈判中所提出的三项重要条件。把“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六项条件）”，要蒋当面允诺，改成了只要两宋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爱国七领袖），改成了只要蒋下令撤兵即可；把要蒋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组织一条根本取消，只要两宋允诺实现六条即可。

没有任何直接的资料能够确切地肯定西安方面释蒋条件的这种突然的变化，一定与中共中央上述电报的到来有关。问题是在周恩来当天中午12时就上午的谈判结果发出电报之后，至当晚11点周再发出西安方面修改解决条件的电报之间，并没有出现任何其他重要变故，使张学良有必要改变刚刚取得的谈判成果和他们已经确定了的解决问题的具体条件，只有中共中央的这封电报能够对张学良等形成较大的冲击。因为，既然中共中央不同意公开宣布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的组织，继续坚持要蒋同意成立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组织，就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既然中共坚持站在第三者地位，坚持事件的和平解决，不大愿意公开地建立西北三位一体的政治军事组织，而如今，和平契机又处于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有什么必要纠缠于一两条具体承诺而使自己背上战争的罪名，把和平的旗帜交给他人呢？张学良即做如此考虑，事情遂由此而急转直下了。

24日，周恩来再报中共中央称：据张学良转告，蒋已就23日他代表西安方面所提之六项主张，具体“答复张”，保证：

（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

（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寅）蒋先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辰）蒋意开国民大会。

（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对照23、24日周电所述前后两个六条可知，所谓蒋“答复张”者，实为周恩来23日谈判中所提“中共及红军六项主张”。也就是说，照周24日电，蒋已将周所主张者，当成西安方面所主张者，全盘采纳并承诺实行了。

但对照蒋介石23、24日日记所记内容，却与周恩来24日电所称有相当出入。蒋23日日记记述宋子文与张、杨及与周谈判情况仅寥寥一两句而已，称：今日子文与张、杨会议，并见周，“子文对其所谈结果，颇觉满意。”24日日记中所记稍详，称：

上午，共党对余忽提出七项条件，并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东，仍留余在西安，此与昨夜子文所谈者完在[全]相反，余乃知其中另有其故。盖料此为张指使共党做黑面，而彼自可做红面，卖情讨好，以为将来谅解之地也。

余乃嘱子文即将其条件退还，并言此条件不能示蒋先生也。子文照此进行，并声言如此只有决裂，以后不再谈判。

未凡，张果而出调解，并声称：“共党无信义，只弄手段，如其作怪，我（张）必对周反面（翻脸）云”。此张自言对周痛斥之言也，未知其后经过如何。

共党并不再言条件，只要见蒋夫人时顺见蒋先生一面已足。余乃允之，但余必须张同其来见也。

查宋子文23、24日日记可知，周23日电所称“今日我及张、杨与宋谈判……我提出中共及红军六项主张”一句，实易产生误导。实际情况是，宋子文上午并未与张、杨、周同时谈判，而是分别见面的。周参加谈判在当日下午。

宋子文日记23日称，上午，张、杨首先交给他一项在西安或太原召集朝野官员名流出席之会议的建议，称需要讨论落实张学良与向蒋提出之四项条件，即“一、建立联合政府；二、联俄；三、容共；四、实行总理遗嘱”。在此期间，蒋暂时仍须留在西安。宋对此条件“甚感失望”，与戴笠、蒋铭三商量后，决定提出反建议，同意改组政府，排除亲日派；释放在上海被捕七人；中日战争一旦爆发，即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等，不同意召开官员名流会议。

随后，宋子文按蒋22日要求，与张学良一道去见了周恩来，周详细说明了中共方面的让步条件与要求，包括同意放弃赤色宣传，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在中央政府领导下作战，和红军应拥有3万人编制并保留军事系统等。

下午，宋首次与张、杨、周会面谈解决办法，双方着重讨论了改组政府及其人选问题。商谈后，宋子文与宋美龄就此次商谈的备忘录交换了意见，然后“与蒋夫人一起见委员长，他答复如下几点：”

一、 他不会接任行政院长，会任命孔（祥熙）博士担任。当然新内阁将不再有亲日派。

二、 在他返回南京前不会释放在上海逮捕的七人。

三、 （1）在张之下设立西安行营主任；

（2）同意陕、甘不再派驻中央政府军；

（3）共军改番号，编入正规军；

（4）中日战争发生时全力支持陆军。

四、（1）派蒋鼎文将军前往要求中央政府军停止前进；

　　（2）将与张共商双方军队撤退事宜，并于委员长离开西安后发布命令。

比较周恩23，24日电所述各条件，可知周恩来23日代表中共所提六项条件，及24日所述张转述蒋“答复张”之六条，与宋日记所记各条大体相符。在这里，宋子文将蒋承诺之条件简括为四条，但三、四条又各分数点，主要内容都可以和张学良所述六条对应起来。如张学良之第一条可见于宋述之第三条第二点和第四条第一、二点；张之第二条，可见之于宋述之第一条；张之第三条可见之于宋述之第二条；张之第四条可见之于宋述之第三条第三点。只有张之第五、六条，即开国民大会和联俄联英美两条非实质性的条件，未见宋所称蒋承诺条件中提及。

值得注意的是，周23日电代表中共及红军所提六项条件之内容，是否准确，还可存疑。因为对照蒋、宋日记可知，23日宋与周谈话后，曾要周将解决办法拟一备忘录交予他。宋记述称：“该备忘录他次日上午给了我”。蒋24日日记称，上午“共党对余忽提出七项条件，并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东，仍留余在西安”云，当非误记。也即是说，周当另有七条要求估备忘录在24日上午交蒋被拒，此七条内容应当不是，至少不全是上述蒋答复可以承诺的六项或四条。

25日上午，在前一日张所说的蒋介石的“答复”的基础上，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最后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商谈。据周恩来当日报告“谈判结果”如下：

（子）孔、宋组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队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这次谈判看样子进行得相当顺利，费时甚少。宋子文私下表示：“蒋过去是在抗日、亲日以外走第三条路，西安事变是粉碎了蒋之第三条路，蒋不愿降日，只有抗日”。他要求中共和张、杨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并希望三方能够“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但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周恩来等人似乎忽略了一点，就是前一日蒋介石所承认的“西北军事归张、杨负责”的问题，在这次谈判中并没有得到两宋的明确保证。这在以后不可避免地要引起麻烦。

上午谈判后，蒋介石第二次接见了周恩来，因蒋病卧在床，谈话很简短。据周报告称，蒋表示：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

（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关于蒋介石在事变中曾与周恩来见面的问题，在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同样一无所记。但此事在张学良恢复自由之后，已经两次亲口证实确有其事。尽管他的两次说法多少有些矛盾之处，如第一次讲到这件事时，称“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但谈话内容“对不起，我不能再往下讲，请体谅我的苦衷。这件事不应出自我的口，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人”。而第二次他却干脆讲：“周恩来见蒋是我领他去的，那时蒋先生身上稍微有点伤，他们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实在外面很大的是谣传，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他问候蒋先生，蒋先生也见到他，他自承是蒋先生当年的部下，可说三个人并没有谈什么”。一次说谈话内容不能讲，一旦透露，就有可能伤害到他人，一次则强调三个人没有谈什么，特别强调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这种矛盾实在太明显了。看起来，正如张学良所说，他人虽然已经自由，但涉及到这个问题，仍有不能讲的“苦衷”。此事出自他人之口自然无妨，若出自他的口，则必然要伤害到他所不愿意伤害到的人。

不论张学良的回忆是否准确，今天关于蒋介石25日上午见周的经过情形均可见之于蒋、宋两人的日记了。

蒋介石的日记中所记较具体，称：

（上午）十时许，周又来见余妻，其事先为子文言曰：共党对蒋先生并无要求，但希望蒋先生对余面说一语“以后不剿共”是矣。余乃嘱妻找周来见余。余妻与子文求余强允之，否则甚难也。

妻与子文在邻室先见，余及见周，余谓周曰：“尔当知余平生之性性如何。”周答曰：“余自然知蒋先生之革命人格，故并不有所勉强。”余又曰：“尔既知余为人如此，则尔今日要求余说‘以后不剿共’一语，则此时余决不能说也。须知余平生所求者，为国家统一与全国军队之指挥，□□□□余革命之障碍而已。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且听命中央，完全受余统一指挥，则余不但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周答曰：“红军必受蒋先生之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坏。”言至此，余乃曰：“此时不便多言，余事望与汉卿详谈可也。”周乃作别而去。

宋子文的日记所记也大致相同。宋日记记曰：

（25日上午）周见了委员长，并解释说，共产党过去一年为保存国力，曾试图避免打仗。他们并没有利用西安事变，而且建议的措施也同数个月前提出来的一样。现在他们要求委员长保证：（一）停止剿共；（二）容共抗日；（三）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员长解释。

委员长回应说，共产党向北推进抵抗日本一直是他的希望，果如周所言，共产党愿意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服从他的领导，他将像对待自己子弟兵一样看待他们。虽然剿共之事常萦绕于心，但是大部分共产党领导人都是他以前的部下，如果他能以宽大胸怀对待广西，当然也能以宽容态度对待他们。他已经把纳编的共产党军队委托张学良。如果他们对他是忠诚的，他将像对待胡宗南的军队一样对待他们。委员长要周，休息够了，也针对相关问题详细讨论之后，亲自去南京。

由蒋、宋日记不难看出，周恩来概括的蒋与他所谈三点，也大致是准确的。当然，这里还应当提到周在此前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转达的“愿意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活动”的表态，因为这是蒋25日谈话痛快地表示愿意停止剿共和容共抗日的重要前提之一。

周的这一表态是在23日。当时蒋介石要求宋子文和张学良了解周恩来对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的基本条件。周恩来表示：

共产党已在给国民党的声明书中同意放弃宣扬共产主义，原则上同意废除苏维埃政府，在中央政府领导下一致抗日。如果委员长同意抗日，共产党将不会要求参与政府改组，将在共同目标下参与作战。但他们的人数将不应只限于3000或5000人。陈立夫已经同意拨给委员长三万人。共产党将保有自己的军事系统，应该没有任何困难，因为除委员长自身的系统外，仍有许多军事系统存在。当国民大会召开时，共产党将同意参加大会，追随民主的中央政府，放弃中国苏维埃政府。共产党了解委员长有抗日决心，但他现在使用的方法却无法激起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日决议，不能有效对抗日本。共产党愿意支持委员长并非出于个人因素，而是为了民族因素。他感到委员长同意联俄却不愿意容共。他多次说及委员长身旁有太多的亲日派。周说，上述条件都是合理的，与数月前向国民党提议的一样，并未因西安事变而有所增加。

显而易见，正是因为周恩来给予了蒋介石放弃共产主义宣传，取消苏维埃，服从其指挥的保证，才成功地换取了蒋介石12月25日关于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口头承诺。

25日上午，因宋子文、宋美龄与西安方面面对面正式敲定一切，蒋介石又亲自接见了周恩来，向周做出重要承诺。无论张学良、杨虎城还是周恩来，均认为事变的目的已经达到。既然谈判双方均已就此达成共识，是否还有必要推延蒋回京的时间呢？鉴于23日晚周恩来报告“张、杨、宋都急望此事速成”，周恩来也曾两度表示他认为这样做“是可以的”，立即送蒋回京应当没有多少问题。但是，如何保证蒋介石回去后不会反悔呢？

蒋介石是精通权术之人，自然懂得能屈能伸的道理。注意到其来西安之初还在设想对共产党“我是否可将计就计，待其诈降以后较易消灭乎？”足以知道蒋介石并非做不来反悔报复之事。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西安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还在24日，宋子文被要求参加了西安军事委员会会议，说明蒋介石妥协的条件。大多数与会者就坚持认为，蒋介石在离开西安前，即使不是全部，也应该履行部分条件。宋子文解释说：“以目前南京的政治气氛，在委员长未返回以前是不会有任何作为的。他们想要支持委员长，以他为国家领袖，带领他们保卫国家，他们必须绝对信任他，不能损害他的声望。”而且，以蒋的个性，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在返回南京以前，蒋也是宁死不愿先执行那些措施的。显然，宋子文无法说服激烈的反对者。以至张学良被迫出面召集反应最激烈的那些人，“大声训斥他们”。他告诉这些人，虽然他们动机单纯，但方式是错的。如果他们真的不想要委员长领导他们，他们就该在事变之时杀死蒋。的确，让委员长口头承诺后就离开，是一种冒险。但是，他早就告诉过他们，当他们参与发动这场政变时，他们就是拿自己的项上人头做赌注的，已经在冒险了。再冒一点险，没有什么不同。对张学良准备只要蒋有口头承诺就放蒋的想法，就连杨虎城也不赞同。24日晚张、杨两人发生过“激烈争辩”。杨虎城相信，以蒋的为人，“他一定会把我们砍头”。张学良毫不退让，强硬表示：“如果他们服从他的领导，他会扛起政变的全部责任；如果不服，大可开枪打死他。”否则，“所有作法皆须依照他的计划行事”。

25日，在周恩来见过蒋介石之后，宋子文坚请西安三方面信任他，“要蒋（介石）、宋（美龄）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对此，周恩来和杨虎城“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多半也是同中共中央24日深夜对周恩来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有关。在这个指示中，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在下述三个条件下放蒋。第一是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第二是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第三是开始部分的释放政治犯。中共中央强调，没有这些条件的保证而放蒋，对于西安的地位、张、杨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安全，都将是相当危险的。相反，为了得到这些保证，挟蒋在手还有文章可做，即使打起来，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奠定胜利的基础。

中共中央的这一考虑自然也有它的道理。但问题是，如果蒋想变卦的话，迫使他在西安发表了公开文件，是否就不会变卦？应当看到，以武力方式逼使蒋让步，对蒋本来就羞辱已极，蒋能在私下里平心静气地作出如此让步已属万分不易，再要蒋公开承认一切并要南京也随之作出保证，岂不使蒋颜面扫地，日后何以服人？事实上，在武力胁迫下的书面保证并不比口头保证更有效力。多半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张学良、杨虎城23日夜才明确提出可以由两宋出面担保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两宋如今既已出面担保，蒋又私下承诺，再事拖延并提出新的解决条件，特别是必欲强蒋所难发表政治文件，不可避免地会使刚刚化解的矛盾再度尖锐化起来，蒋介石今后是否会在强力下被迫签署这屈辱的政治文件尚且不论，关键是拖过25日，很可能会引发中央军的全面进攻，用宋子文的话，“战火一开，就很难压制”。何况张学良已经向两宋许诺只要他二人担保即可放蒋，如今仅仅为了这一纸书面保证就推翻自己的许诺，以后的交涉又如何能够继续？

因此，尽管杨虎城24日转而积极赞同中共中央的提议，却无法说服张学良。至25日谈判结束后，三方意见仍未完全统一。结果，最后还是宋子文说服了周恩来，“周承诺尽最大努力，也是在最后关头他说服杨将军的”。

当天下午，周恩来再度主持有关会议，就此进行劝说工作。只不过，事实上因为多数意见仍旧坚持赞同中共中央的观点，周恩来并未能取得成功。他直拖到傍晚时分，才不得不放弃努力，转而又去和张学良商议。“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不管周恩来这时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多少让他可以告慰中共中央的是，蒋介石在临行前专门召见了张学良和杨虎城，讲了一些颇有诚意的话。据杨事后告诉周恩来，蒋曾当面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宋子文也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谈话的大意，即委员长告诉张、杨：“虽然他们是叛乱行为，但他会原谅。不管他承诺了什么，一定会去执行。”因此，周恩来得以报告中共中央说：“估计此事，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有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

平心而论，西安事变得致如此结果，至少到这时为止，在各方面看来，多少都算得上是“皆大欢喜”。南京政府、社会舆论乃至一般民众，对此均表现出极大的热忱，许多城市民众张灯结彩，燃放鞭炮以示庆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认为：“在五个条件下，恢复蒋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的方针，是我们提出的。谈判结果，蒋与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认。”尽管放蒋没能设置先决条件，但他们同意周恩来的看法，相信“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而在西安方面，虽然杨虎城因张学良走，蒋无确实保证而多少有些担心，但据周恩来报告：“张陪蒋走后，东北军颇团结，更接近我们，十七路军杨、孙亦好”，“愿听我们意见”。至于张学良，此时更是颇多乐观，其虽有“负荆请罪”之想，不惜“以七尺之躯，换得主张之实现”，但确信蒋既然肯于承诺，自然是“言必行，行必果”，实现各项承诺不过时间问题。加上宋子文一再担保蒋决不会为难自己，必使他迅速回陕，因此他并不十分担心个人前途。相反，他自信自己已经成就一番大事业，为此他不无自豪地公开宣告：

“双十二”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我们自相砍杀的内战，是要从此绝迹了；我们抗敌复土的光荣战争，是马上就要见之行动了，我们民族与国家已有了复兴的希望，这显然是我们中国划时代的一个事件。不独使我们可以期待着国策转变适合了民众的要求，且已投下了一块巨石于国际深潭，忽然飞沫四溅，警醒了世界苟且偷安的人士与夫野心帝国主义者的憧憬与迷梦。……这次事件的动机是基于广大民众的要求，而这次事件的结束，是仰仗着领袖的人格的伟大。我与杨主任只是拿一点赤诚，做了民众与领袖中间的一个引线。……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发生之后，必须有一种划时代的精神和行动随着产生……抗日复土的光荣责任，已经加在我们的肩头了！……我亲爱的将士们！这当然是你们无可逃避的责任，我希望你们能够真干！就干！……这显然是我们民族解放斗争的开端，也正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起点。

12月14日（周三）晚，东方历史评论青年学人访谈沙龙（第15期）将在上海举行，主题为“共和眼光外的清代帝制和其消亡”，嘉宾为瞿骏、王郡、谢敏。详情请见东方历史评论今天推送的第二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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