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荐书｜佩拉宫的午夜：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
撰文：查尔斯•金(Charles King)
翻译：宋非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伊斯坦布尔曾经是这个全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之一。但这个近代早期的经济重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数年时光里气数渐尽。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期，伊斯坦布尔持续不断地迎来送往，不同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的流亡政客、野心家、艺术家冲刷着这座历久弥新的城市。而就像是一个世界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灵魂大迁移，这些人的才华统统以崭新的方式被唤醒。正是这些人促进了这座城市的社会、文化和机能改革。
《佩拉宫的午夜》由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查尔斯•金主笔，后者用了二十七年构思、三年写完了这部以佩拉宫大饭店、伊斯坦布尔古城百年间沉浮为主线的历史著作，讲述了奥斯曼帝国的没落以及现代土耳其的诞生，为凝视这座多维的、永远在变动的城市贡献了一个不一样的角度。
以下文字受权节选自《佩拉宫的午夜》。
列夫·托洛茨基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不情愿来到伊斯坦布尔的游客。他甚至在上岸前，还把一张字条交给了上船检查的海关官员，要求送达穆斯塔法·凯末尔。“亲爱的先生，”他写道，“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口，我很荣幸地通知您，我已经抵达土耳其，此次并不是我自愿前来，我只是服从命令才跨越了这条国境。总统先生，请您理解我此刻的心情。”
字条标注的日期是1929年2月12日。这是伊斯坦布尔最冷的冬天，有轨电车要挖开积雪才能行驶，偏远一点的地区偶有狼群出没，为避开博斯普鲁斯海峡漂浮的大冰块，渡轮百年以来第一次停运。巴黎出发的火车好几天都埋在雪里无法行进，这个小插曲还激发阿加莎·克里斯蒂写下了《东方快车谋杀案》。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纳塔利娅·塞多娃（Natalya Sedova）在这趟列车上行进了二十二个日夜，从哈萨克斯坦向西到敖德萨的港口，缓慢行过了差不多三千英里。两年来，这一家人被约瑟夫·斯大林远远送离苏联后一直在中亚辗转。
尽管托洛茨基曾是十月革命的发起者之一，又是弗拉基米尔·列宁的亲密战友和俄国内战期间红军的领导人，但是1924年，列宁逝世，斯大林的野心之门洞开。斯大林苦心筹谋几年，除掉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多位元老，但托洛茨基是当时党内除斯大林之外追随者最广的人物，也是最有实力接棒列宁的苏联领导人。所以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才足够强大，敢对托洛茨基动手。格别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简称OGPU，1934年设为国家安全总局）根据斯大林的命令，首先押送托洛茨基和纳塔利娅去往哈萨克斯坦的多风平原，然后敖德萨的警察又亲眼监督着这一家人被转移上了“伊里奇”号（Ilyich），这艘目的地是伊斯坦布尔的轮船除托洛茨基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利奥瓦（Lyova）之外，没有搭载任何平民，也没有装运任何货物。土耳其准许他们一家人入境，但这并不表示对托洛茨基身陷政治困局表示同情。恰恰相反，事实证明，20世纪20年代后期，土耳其政府认为自己既取用了苏联模式的精华，同时又成功挫伤了苏联的直接影响。
不管怎样，苏联人一直留意着这最著名的流亡犯。苏联大使馆殷勤接待了托洛茨基一家，为他们安排了住房。随后几周，大使馆的侧楼也预留出来，供托洛茨基使用。格别乌驻伊斯坦布尔的代表雅科夫·明斯基（Yakov Minsky）不仅负责监视他的行踪，还要帮这一家人寻找长期的住所。奇怪的是，苏联政府一边像招待客人一般善待托洛茨基，一边却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谴责他密谋推翻政府的反革命活动。更奇怪的是，苏联政府还容许他写信给《纽约时报》等西方报纸，抗议不公平的判决。没有人想到他的窘况会持续这么久，至少托洛茨基本人不相信会一直处于这种困境。他受胁迫到达这个城市，并没打算就此留下来。
沙皇时代，托洛茨基还是地下革命分子时曾有过两次流亡经历，一次去往西伯利亚，另一次在俄罗斯北部，所以他很熟悉在异国他乡开始新生活的概念。托洛茨基的前两次流亡都通向了胜利：1905年的俄国革命迫使沙皇组建了俄国议会；1917年的十月革命又把布尔什维克政权推上了历史舞台。而现在，他不想待在一个他连当地语言都听不懂的国家，他告诉土耳其记者，他希望很快获得签证，前往德国、英国或法国。在那里，他能够代表国际社会主义继续政治工作，同时声讨篡位者斯大林。
苏联人同样以为托洛茨基只是暂时流亡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作为流亡地有三大优势，从苏联海岸起航的船只容易抵达，国家愿意接纳托洛茨基，而且四处潜藏着寻机杀他的人。毕竟在佩拉区的后巷，许多白俄人整天无所事事，肯定有人无法克制，想要行刺这位布尔什维克宿敌。苏联秘密警察的特工明斯基甚至一直向托洛茨基递送消息，让他了解伊斯坦布尔所有白俄分子和外国间谍的动向。这或许是想帮助托洛茨基避开敌人，也可能是个聪明的陷阱：刺激托洛茨基的好奇心，假如他碰巧联系了资本主义特务，正好可以坐实对他外国间谍的指认。
纳塔利娅和利奥瓦获准离开大使馆去寻找住宅，托洛茨基偶尔也会在警卫的陪伴下，穿着暖和的冬衣沿佩拉区的电车轨道散步。明斯基担心长期把托洛茨基留在大使馆，自己会成为斯大林政敌的房东。于是，他不情愿地当起了房产经纪人，主动提供了多个可选择的居所，但都无法满足托洛茨基的具体要求，特别在安全方面，托洛茨基总觉得有漏洞。明斯基很窝火，最后一气之下把这家人踢出了大使馆，赶去了街北的托卡良酒店，纳塔利娅只好自己继续寻找。搬了两次家后，1929年4月下旬，她终于找到了一栋搭乘渡轮一个半小时就能到达城中心的房子，托洛茨基在这里可以相对安全地继续写作和政治工作，同时制订他的下一步行动计划。
普林基波岛（Büyükada）是王子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这九个干旱的小岛就像是马尔马拉海上突然出现的恐龙脊背。普林基波岛的修道院曾是触怒皇帝的拜占庭贵族流亡的首选流放地，而其余的小岛在青年土耳其党时代之前都是垃圾场。例如，几个世纪以来，流浪狗一直是伊斯坦布尔公共健康的危害因素之一，自1910年开始，市政府发起了一项秩序与清洁的长期运动，下令围捕数万条野狗，并且把它们运到海斯扎达岩岛这个废弃的岛屿。成群的野狗相互撕咬，抢占雨水池，争夺迷途的飞鸟。多年之后，传言在安静的夜晚，如果恰巧起南风，伊斯坦布尔人还能听见狗群的狂吠与怒嚎。
19世纪40年代，奥斯曼帝国开始定期向适宜居住的岛屿开放轮渡服务，普林基波岛一下变成伊斯坦布尔富有商贾，特别是希腊人的消暑胜地。木结构的住宅再加上粉刷一新的白色阳台和活动自如的百叶门窗，消解了夏天部分的暑气。岛上严禁（而且现在仍然禁止）私家车驶入，所以本地人和观光客只能乘坐敞篷马车环岛行进，道路上一层厚厚的松针正好可以缓冲车身的颠簸。盛夏时节，棵棵夹竹桃的枝头都挂满了白色的小花，紫色的九重葛攀爬缠绕，蔓过花园的围墙，构成路旁斑斓的画面。两旁树木葱茏的詹卡亚大街向北可以直达渡轮码头，成片的别墅和相依的宾馆面朝蓝宝石般的大海和安纳托利亚海岸低矮的山丘。
伊斯坦布尔
托洛茨基和卡尔·马克思一样，都希望有一天资本家会被粉碎，可是他眼前的幸福却不得不依仗资本家的善心。著名的土耳其商人接连前来帮助他开始去国离家的新生活，有的人是因为有机会接近政治名人而激动万分，有的人则是想向斯大林的仇敌献殷勤。一位前奥斯曼帝国官员把自己的别墅租给了托洛茨基。这座宽敞的宅院位于詹卡亚大街下坡的一侧，尽头就是临海的小悬崖。“马尔马拉海波涛拍岸，距离我们的新家仅几步之遥，”纳塔利娅回忆道，“那是个美丽的地方，宽敞又宁静，面朝无边无际的蓝色海洋，大部分时间都沐浴着金色的阳光。”
1931年3月，一场大概由电热水器故障引燃的大火烧毁了这栋房子。托洛茨基据说还起诉了房东与管家疏忽大意，但这并不能解决他必须另寻住处的燃眉之急。他们一家人不得不再次搬迁，先是暂住在岛上的酒店，接着搬去了亚洲大陆莫达区某个有围墙的屋宇，后来又搬回普林基波岛，住进了一所土耳其航运巨头名下的红砖房，距离原来的宅院只有一小段路。他们逐渐适应了这种桃李芬芳、花果馥郁的田园生活，在岛民称为拉克科斯库小酒吧里，他们可以一边啜饮茴香酒，一边面向北方欣赏伊斯坦布尔的景色。它如今是这位世界革命先知最始料未及的家园。
托洛茨基成年累月地待在孤岛上，他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安全。他确实有理由害怕，因为城内既存在白俄分子，又有布尔什维克特工。他经常随身携带小手枪，而且从不会在没有守卫的情况下走到室外。他就像是一位冲着孩子大叫不要夺去他的财产的古怪老人。他有时会突然猛拽希腊东正教牧师的胡子，确保他不是伪装的刺客，有时还会拔枪指着当地渔民，因为发觉他连续好几天在同一个地方拖网。
岛民对他们身边这位极其著名的居民并不热情。托洛茨基聘用了当地的警卫、园丁和仆人，但是有关他特殊要求的故事也在附近流传：他要求厨师耳聋，这样他们就不能向外人汇报他的谈话；他还要求保洁工是文盲，这样他们无法阅读他的信件。他总是话中带刺。他只要发现家里有人在休息或看书，就会大声嚷嚷：“这儿有俄国移民！”他还有个人类通常都有的毛病，就是过于喜欢动用自己的权力：他给身边的人都取了奇怪的绰号，在他看来，这就是他们的新身份。
他建立的唯一一段友谊似乎是与当地的希腊渔民哈拉兰博斯（Haralambos）。他们两个人时常划着小船，偶尔还带着警卫或来客进海捕捞或线钓应季的红鲤和鲣鱼。这对捕鱼搭档会在船上装载石头，然后扔进大海，把大群的鱼赶向渔网。托洛茨基和哈拉兰博斯彼此会用他们混杂着土耳其语、希腊语、俄语和法语的私人语言呼唤。托洛茨基在这些时刻似乎最好玩、最自在。“啊，杰拉德同志！”他曾经嘲笑他的律师杰拉德·罗森塔尔（Gérard Rosenthal）说：“如果你攻击资产阶级同你打鱼一样，他们会很长寿啊！”
即便如此，托洛茨基仍然很少真正地感觉安全。有一次，一个小姑娘游向小船，这个小姑娘就是后来土耳其著名作家米纳·乌甘，她当时紧紧抓住船舷不放，激动的托洛茨基咆哮着让警卫把她赶走，还用他的步枪枪托猛击她的手指。可是如果钓鱼很顺利，他也会神采奕奕地回家，迸发出新的创作灵感，兴奋地迅速口授给秘书记下来。
摆脱了苏联受限的工作环境，他可以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与国际社会主义共同体充分交流。写稿、编辑、校订，他几乎单枪匹马地编写了一张新公报，专门报道反斯大林主义者的工作。他以早先在哈萨克斯坦做的笔记为基础，开始撰写自传《我的生平》（My Life）。抵达伊斯坦布尔没几个月，他就完成了初稿。他还对俄国革命的历史做了一些原始的注释。德国和美国都送来了书稿合同和出版协议。各大西方报纸热衷于发表托洛茨基有关全球局势的看法，而社论和政论却涌动着相反的观点，托洛茨基的攻击目标之一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评论说，这是他“发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悲泣”。革命肯定是结束了，丘吉尔表示：“难民战神再次展开了搏斗，共产主义取代炸弹充斥着资本主义的报纸，去职的刽子手突然有说不完的闲话，倚靠在炉边喋喋不休。”
利奥瓦被安排做了他父亲的秘书，负责管理大量的来往通信，协助接待越来越多的宾客。客人们为了一睹真容，纷纷从欧洲大陆赶来看望托洛茨基这位伊斯坦布尔最受欢迎的昨日明星，他或许也是全世界最吃香的过气人物。笔迹学家写信请求得到他的手书样本。循道宗教徒写信向他解释基督教教义的优势。星相学家解读了他的星盘。签名收藏家恳请他在“两位美国总统、三位重量级拳击冠军，还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林德伯格上校以及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之后加上他的签名，托洛茨基回忆道。后来，他雇了一个小团队——或者按他的说法，叫总理府——帮他处理手稿、写信、关注国际事务等繁杂的工作。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决裂虽说是个惊人的发展，但也只是全世界社会主义群体分化的一部分：一些人仍然指望苏联领导全球革命，另一些人正在奋力开拓自己的共产主义道路，还有一些人认为苏联实验注定消亡，很快就会被欧洲海外殖民地出现的新运动接替。托洛茨基现在扮演了一个他从未尝试过的角色：一个电极，周围聚集了全世界心怀不满的激进分子，尤其是那些坚决投身永久革命、传播革命思想的人。与许多著名的流亡人士一样，托洛茨基逐渐变成了图腾，除了人格和文字的力量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权力。“这个孤岛是宁静的遗落之地，就连伟大世界传达给我们的回音都低沉而迟缓。”他在摘记里这样写道。
想象托洛茨基是普林基波岛的哲人是一回事，和他会面则是另一回事。前往小岛的访客几乎全都自认为是反崇拜的。“他那么渺小，似乎无法斗争。”美国诗人、政治激进分子马克斯·伊斯门（Max Eastman）1932年来小岛拜访后写道。伊斯门原本期待他们会深入讨论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胜利，但是他发现托洛茨基更加担忧世俗问题，尤其是自己的财务状况。
他的作品非常卖钱。报纸刊登了他一系列的文章，并给他带来了一万美元的稿费。美国版的《我的生平》也让他获得了七千美元的预付款。《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连载《俄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还支付了他四万五千美元。但是自从第一所房子的大火毁了他多年的藏书和四处收集的照片之后，光在安保、住房、饮食，尤其是书籍方面，托洛茨基每月的支出就得一千多美元。为了节约，他很少置办家具，总是满面愁容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踱步。他不再打理花园，任草木疯长，他的狗托斯卡常常在高草矮树之间奔跑跳跃，追逐飞鸟。“我们似乎是扎营，而不是居住。”他的秘书回忆道。
伊斯门受雇成为托洛茨基的文学经纪人，主要负责管理其银行账户的收入。即便伊斯门是他的老朋友和美国左派的主要发言人，托洛茨基仍然用高人一等的语气与伊斯门谈话，控诉西方资本家的吝啬，抱怨美国出版商的小气。托洛茨基总不能按时履行合同约定，常常卑躬屈膝地要求延期。他先是答应交付文稿，随后又坚称自己从未给出这样的承诺。伊斯门登门造访时，托洛茨基大部分时间都在试图说服伊斯门与他合作编排一部有关美国内战的舞台剧。托洛茨基认为，这出舞台剧可以结合伊斯门的美国历史知识和自己军事战术部署的专长，一定会风靡百老汇。伊斯门却认为这个想法很荒谬。
伊斯门总结说，托洛茨基有“追随者和部下”，但他无法拥有真正的朋友。托洛茨基没有反驳这一说法。“我不能以个人命运的尺度来衡量历史进程，”他说道，“相反，对于我的命运，我客观评价却主观生活，仅仅因为我的命运与社会发展的进程密不可分。”他常说，敌人应该被枪毙。他认为这项处事原则是一种美德，可大多数流亡时期熟悉他的人都认为这是他无法掩饰的瑕疵，这不只是个人的缺陷，还是身为政治家的弱点。比起亲密交谈和亲身参与，他更喜欢安全的讲台和炫目的聚光灯。斯大林的地位不断上升，而他的政治影响却日衰月减，他不适合流亡，这不是因为他丧失了权力，而是因为它夺去了他在现实世界生活的两件东西：可栖身的讲台和可落实的计划。
如同当年的白军一样，托洛茨基相信自己只要搬离伊斯坦布尔，重新找到落脚点，这两件东西总有一天会回来。所以在不写文章、不与追随者通信的时候，他都在填写签证申请。德国拒绝他入境，荷兰、意大利、奥地利和西班牙也没有通过他的申请，丹麦只允许他去哥本哈根短程旅行。托洛茨基搬去普林基波岛两个月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创始人、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夫妇曾拜访过他，但即使他们也无法说服英国政府，后来还是惺惺相惜的工党上台，英国才允许他入境。托洛茨基苦笑着写完了《我的生平》的最后一章，标题是“没有签证的地球”。
最后，在法国社会党的调解下，托洛茨基获得了法国南部的避难许可，附带条款是他不能前往巴黎，而且必须接受警方的持续监控。据为他作传的杰出作家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所说，托洛茨基在伊斯坦布尔的那几年是他整个流亡岁月中最平静、最富创造力和“最愉快的”时光。托洛茨基在日记里记录了他在普林基波岛的最后一段时光：“我们的房子差不多清空了，木箱放在楼下，年轻人正忙着给它们上钉子。这所旧别墅我们平日疏于打理，今年春天刚给地板刷了漆，油漆的成分很神秘，四个月过去了，桌子、椅子，甚至我们的脚现在还总是被粘在地板上。”他喜欢用隐喻来表达心绪，他觉得自己的双脚似乎已经长在普林基波岛了。在小岛的这些年，他年岁渐长，鬓发染霜，额头和眼角生出沟壑，还有了心脏病和痛风的烦恼。1933年7月，托洛茨基和纳塔利娅最后一次走过詹卡亚大街，登上了一艘前往法国马赛的小船。他的儿子利奥瓦已先行搬去了柏林。
托洛茨基结束了他在土耳其的流亡生涯，奔向了新生活，他先到了法国，然后去了挪威，最后在墨西哥城的科约阿坎自治区落下脚来。他和纳塔利娅随身携带新签发的土耳其护照，用来表明他们的身份。护照第一页就申明，“本护照持有人不在土耳其政府的保护范围之内”。他乘坐的小船沿着小岛周围的海岸航行，经过了他们在土耳其第一所房子烧焦的楼顶，随着小船驶入大海，托洛茨基也走进了前所未有的危险之境。伊斯坦布尔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深藏于他的内心。
20世纪20年代初，约翰·多斯·帕索斯走下楼，发现佩拉宫的大堂一片混乱。休息室里，希腊、意大利和法国宪兵交头接耳，每个人都说着自己的语言。一位英国议员一边喝着鸡尾酒，一边试图向一名士兵解释着什么。服务生和门卫把一名头戴阿斯特拉罕羊皮帽、身穿双排扣礼服大衣的男子拖出了酒店，马赛克铺成的地板残留下一大摊血迹，扶手椅的绒面也被染红了。酒店经理额上布满了汗珠，他焦急得走来走去，非常想知道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个人告诉他，这位阿塞拜疆的特使被人暗杀，枪手是个胡子拉碴的亚美尼亚人。另一个人插话说，枪手或许是那个不蓄胡子的布尔什维克，他径直走到门口，击毙了特使。与此同时，服务生穿梭其间，不断恳求客人把账单结了。
不管是协约国占领期间，还是他们撤军后，这都不算是不寻常的一幕。某类阴谋似乎是这座城市的通用货币。许多俄国人居住在城内和郊区，于是伊斯坦布尔成了俄国人内部纷争的战场和布尔什维克特工的潜在目标。1921年10月，弗兰格尔的游艇“卢库勒斯”号（Lucullus）停在博斯普鲁斯时被一艘轮船撞沉，很可能就是个暗杀阴谋，将军和他的妻子因为当时不在船上而逃过一劫。某个名叫库兹涅佐夫的俄国人住在佩拉宫，被称为布尔什维克政治宣传的中心，他特定的兴趣是劝说哥萨克人等白俄分子投身共产主义事业。
“博斯普鲁斯海峡是个垃圾场，堆满了欧洲战争骗子和间谍。”美国海军军官罗伯特·邓恩回忆道。佩拉宫和墓园大街自然而然成为他们的聚集地，吸引着所有参与情报收集游戏的外国人和当地人。大街的北端是英国大使馆，使馆门外永远有一名土耳其警察驻守，指挥佩拉大街的交通。沿着大街向南一些是古老的博蒂尚公园，以及坐落其间的剧院和俱乐部。公园旁边就是佩拉宫，酒店紧挨着美国大使馆的小操场。使馆再往南，依次是基督教青年会和英国警察局。协约国占领期间，英国海军情报总部和英国代表团的军官食堂就在佩拉宫街对面的大楼里。而街道的南端伫立着贝莎·普罗克特的酒吧和从前的妓院。
酒店
20世纪20年代末，这座城市的外国势力被大幅削减，但在佩拉区说话仍然要小心谨慎，留心观察角落的动静。定居伊斯坦布尔难免会遇到“小欺骗和小胁迫”，托洛茨基的妻子纳塔利娅回忆道。在普林基波岛的岛民眼里，托洛茨基似乎阴险古怪，但是如果外面真的有人要抓你，妄想和偏执是一个人正当的反应。苏联大使馆（也就是今天的俄罗斯联邦领事馆）是托洛茨基在伊斯坦布尔的第一个家，也是持续监视他的指挥部。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间谍网络不断发展扩大，他们希望把这个城市变成南欧和近东情报行动的基地。
“君士坦丁堡的间谍网络组织严密有序。”格别乌对外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格奥尔基·阿格比科夫（Georgy Agabekov）回忆道。阿格比科夫声称，伊斯坦布尔几乎所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高加索山地人等主要反苏侨民组织的通信几乎都会落入苏联政府的手中。苏联人小心取舍，既渴望渗透敌方组织，又需要低调行事，避免与土耳其人闹得不愉快。阿格比科夫声称，苏联人曾想方设法在日本、奥地利等外国使馆发展内线，拦截发给白俄社团和托洛茨基本人的信件，高薪雇用亚美尼亚主教当间谍，甚至在普林基波岛托洛茨基的家里安插了眼线。然而，这些情报行动都是用力过猛的拙技。苏联特工因他们布尔什维克主义积极捍卫者的身份而自豪，而且在许多场合，他们表现得太过骄傲，伊斯坦布尔、巴黎、伦敦等城市反间谍活动的特工几乎一眼就能认出他们，“穿着俄国流亡贵族裁缝定制的蓝哔叽西装，走路大摇大摆”，一位失望的苏联官员指出。
阿格比科夫没准是斯大林秘密警察的第一个叛离者，而伊斯坦布尔正是他被策反的地方。1929~1930年，他一边在伊斯坦布尔开展工作，组织希腊、叙利亚和巴基斯坦等地的一系列情报行动，一边把有关土耳其的事务交给大使馆之外的格别乌的其他同事。阿格比科夫一再声明自己对苏联体系不再抱有幻想，但是他背叛组织的直接原因非常俗套，因为他爱上了一位年轻的英国女人伊莎贝尔·斯特赖特尔（Isabel Streater），她曾经是他聘请的语言教师。阿格比科夫首先把自己想叛变的消息递给了英国外交官，但他们怀疑是个陷阱，对他的态度非常冷淡。最后，1930年1月，斯特赖特尔乘坐东方快车，阿格比科夫乘船，两个人先后逃去巴黎，最终开始了他们夫唱妇随的新生活。
阿格比科夫的变节对苏联的情报工作是个打击，但是伊斯坦布尔的间谍机构已习惯了经常的人员流动。阿格比科夫离开不到一年，大约在1929年中，伊斯坦布尔格别乌站站长、曾帮助托洛茨基在这个城市安顿下来的雅科夫·明斯基因病返回了莫斯科。他的继任者是一名黑发圆脸的特工，在圈内享有翩翩君子的美誉。他灰绿色的眼睛十分迷人，行为举止机智有趣，一连串的女同事似乎都无法抗拒他的魅力。甚至今天，我们都很难确认他娶了谁，何时结的婚，没准他同时娶了好几个女人。他的正式头衔是苏联大使馆的外交官，他的旅行证件上的名字是瑙莫夫。上级联络他的代号是“汤姆”和“皮埃尔”，他的真实名字是列昂尼德·爱丁根（Leonid Eitingon）。
爱丁根在诸多方面都完美符合苏联特工的职位要求，尤其是他早在清晰的冷战战线尚未形成之前就已经投身情报工作。他家几代人都具备多地生活的能力，可以立即融入陌生的环境。爱丁根是著名的俄罗斯犹太裔毛皮商查姆·爱丁根（Chaim Eitingon）大家族的一员。老爱丁根建立的毛皮贸易网络横跨俄罗斯帝国和海外地区。帝国终结时，他的家族仍是苏联毛皮生意的主要渠道，是新政权主要的财政来源。
从莫斯科到莱比锡再到纽约，这个家族管理的进出口公司经受了俄国内战的风吹雨打，利润依然很丰厚。直至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斯大林将基础工业国有化之后，他们家族生意的利润源头才被切断了。查姆的儿子马克斯在富裕的中欧和犹太人圈子里长大。他象征着这个家族改头换面的一代人，他们从俄罗斯边境的犹太人小村庄步入了欧洲上流社会。马克斯是训练有素的医生，他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最早的助手之一，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首席编纂者。
马克斯的表弟列昂尼德来自爱丁根家族中不太富裕的支系。1899年，列昂尼德出生在莫吉廖夫，也就是今天的白俄罗斯地区。他是小资产阶级工厂主的儿子，趁着俄罗斯帝国式微，跟随许多犹太青年的脚步向上攀爬社会阶梯：他加入了共产党，最初受雇于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政变后，又应募加入了托洛茨基的红军。内战期间，他是列宁秘密警察契卡（Cheka）的成员，负责根除家乡的反革命分子，他执行公务一向冷酷无情。列昂尼德是第一代好士兵，既为社会主义新国家战斗，也为当时的世界革命而战——列宁、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认为世界革命必然发生。
内战结束不久，列昂尼德·爱丁根被分配到哈尔滨从事对外情报工作，这个地处东亚的中国城市当时在许多方面都和伊斯坦布尔很相似。哈尔滨有个大型的白俄社区，这些白俄分子在布尔什维克军队横扫旧帝国的时候并没有往南跑，而是选择向东逃离。哈尔滨和伊斯坦布尔一样，既是国际大都会，也是谍报与阴谋的温床，是古老的俄罗斯文化播种的海外小岛。爱丁根的任务主要是收集信息，拉拢白俄倒向布尔什维克，很可能还要安排对白俄社区主要领袖的暗杀行动。他的种种行为最终激怒了中国当局，他们如同土耳其人一样，不愿看见自己的国家成为别国纷争的战场。中国警察闯入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搜查文件，爱丁根是秘密警察的真实身份暴露了，于是被遣返莫斯科。
1929年，他被调往伊斯坦布尔，立即接管了苏联对外谍报活动中真正的大任务：密切监视刚刚迁居普林基波岛的老年流犯。爱丁根微调了自己的政治观念，他努力在土耳其平安度日，却没有沾染一丁点儿托洛茨基分子的气息。驻扎伊斯坦布尔、监控苏维埃政权的大敌存在巨大的职业危险，危险之一就是执行危险任务的特工可能转变立场，投靠托洛茨基的阵营，成为危坐孤岛之上那个男人的线人。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开始肃清苏联官僚机构的异己分子，伊斯坦布尔从前的特工队伍里至少有一名特工雅科夫·布卢姆金（Yakov Bliumkin）被解雇，并因叛投托洛茨基而被枪决。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从事过这样大规模的反间谍活动，但是莫斯科当局显然还是畏惧托洛茨基的人格和思想磁力。
不管怎样，爱丁根在苏联肃反运动中毫发无损。他在任务结束并离开伊斯坦布尔后，被派往西欧主管间谍活动，他是海外工作经验最丰富、级别最高的秘密特工。他曾一度担任著名的英国叛徒、所谓的“剑桥五杰”之一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的谍报官员。西班牙内战时期，爱丁根曾担任斯大林秘密警察西班牙站的副站长，负责训练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右翼武装力量作战的突击队，并且与年轻的西班牙共产党党员加利达·麦卡德（Caridad Mercader）建立了友谊，甚至发展了更深的感情。麦卡德与爱丁根一样，也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在政治信仰的感召下，加入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阵营。她最初为无政府主义者工作，佛朗哥打败左翼势力后，跟随爱丁根逃去了莫斯科。爱丁根具备西班牙的实战经验，拥有工作高效的好名声，再加上他与麦卡德的个人关系，因此被推荐去主持在世界另一端即将展开的新行动。
1940年8月下旬的某天下午，在墨西哥城的边缘地带，两辆没熄火的车停靠在尘土飞扬的街道旁边，爱丁根就坐在车里。他正在监控一件资产，这与他多年前在伊斯坦布尔的工作非常相似，这件资产就是加利达英俊的儿子拉蒙·麦卡德（Ramón Mercader）。事情进展得不太顺利，爱丁根明白，这项任务依靠拉蒙执行，成功率并不高。
三年前，爱丁根亲自把拉蒙训练成一名突击队员，并将他派往迎战佛朗哥军队的前线，不料没几天，他就因伤病和枪声恐惧症被遣返。拉蒙做事优柔寡断，一紧张就冒汗。他参与此次行动的唯一优势是他会献媚，懂得如何取悦住在高墙里面的老人，爱丁根亲自给这位俄国老先生取了个代号“鸭子”（Utka）。拉蒙的任务是杀了他，所以个人关系万分重要。
院内警报鸣响，狗吠不停。大门背后一阵骚动。如果任务失败，拉蒙的后备计划是利用他的左轮手枪逃脱，没听到枪声意味着后备计划也出了乱子。爱丁根下令汽车离开，让刺客自己想办法脱离困境。不久之后，爱丁根安全回到苏联，才知道了整件事的细节。
8月20日那天下午，拉蒙如往常一般在高墙外停下车，挥手示意武装警卫放他进去。他走进书房，老人正在埋头研究文件。几分钟后，他掏出藏在雨衣里的短柄冰斧，砸向了列夫·托洛茨基的后脑勺。
托洛茨基发出一声尖叫，声音非常大，街边的爱丁根或许都听见了。纳塔利娅冲进书房，看见两个人已经分开，托洛茨基倚靠在门口，拉蒙一脸茫然，似乎很惊讶刚才那一击没有杀死他。
书房里到处都是血。托洛茨基的警卫闯进来，抓住了拉蒙，对这个年轻人拳打脚踢，在托洛茨基喝止前几乎快把他打死了。毕竟，拉蒙的证词可以指认谁是这次刺杀事件的主谋。当救护车把托洛茨基送到附近的医院时，他还能讲话，“我不想让他们脱我的衣服，我希望你帮我脱”。他陷入昏迷前对纳塔利娅说道。第二天晚上，托洛茨基就去世了。
爱丁根当日扬长而去，他或许不知道自己的职业生涯已达顶峰，等待他的是相当漫长的坠落。爱丁根是唯一一位在自己的职业生涯见证了托洛茨基流放始终的苏联特工。他与托洛茨基差不多同时抵达伊斯坦布尔，接着又亲自策划了十一年后的刺杀。因服役期间的杰出贡献，爱丁根和加利达受到了表彰，他是主谋，她是职业杀手的妈妈，他们俩在克里姆林宫的私人庆祝仪式上被授予列宁勋章。拉蒙这个行凶者却因谋杀罪在墨西哥监狱服刑二十年。
然而，20世纪50年代初，爱丁根失去了当权者的信任。他被指控在医生的阴谋里发挥了核心作用，所谓的阴谋是指苏联医生合谋策划了对苏联重要领导人的暗杀行动，而许多参与密谋的医生都是犹太人。事实上，这只是斯大林出于对内部假想敌的恐惧而捏造的故事情节，但是鼓励揭发同谋者引起了疯狂的反犹运动，高级别的犹太共产主义者成了被攻击的对象。爱丁根被捕入狱，勋章也被收回了。尽管他最终获释，但是直至1981年去世，他的余生都背负着情报部门弃儿的恶名，只能担任翻译。“在我们的体制内，有个可以保证我们不坐牢的小方法，”爱丁根曾跟他的上司开玩笑说，“不要是犹太人，不要当国家安全部门的头儿。”这位神机妙算的老布尔什维克曾经从伊斯坦布尔到墨西哥城悄悄追踪托洛茨基，然而最后他也难逃这种命运，死于内部流放。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购买该书
点击下方 蓝色文字 查看往期精选内容
人物｜李鸿章｜鲁迅｜聂绀弩｜俾斯麦｜列宁｜胡志明｜昂山素季｜裕仁天皇｜维特根斯坦｜希拉里｜特朗普｜性学大师｜时间｜1215｜1894｜1915｜1968｜1979｜1991｜4338｜地点｜北京曾是水乡｜滇缅公路｜莫高窟｜香港｜缅甸｜苏联｜土耳其｜熊本城｜事件｜走出帝制｜革命｜一战｜北伐战争｜南京大屠杀｜整风｜朝鲜战争｜反右｜纳粹反腐｜影像｜朝鲜｜古巴｜苏联航天海报｜首钢消失｜新疆足球少年｜你不认识的汉字｜学人｜余英时｜高华｜秦晖｜黄仁宇｜王汎森｜严耕望｜罗志田｜赵鼎新｜高全喜｜史景迁｜安德森｜拉纳・米特｜福山｜尼尔・弗格森｜巴巴拉・塔奇曼｜榜单｜2015年度历史书｜2014年度历史书｜2015最受欢迎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