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他的新书总被证明是智力世界中的大事件
撰文：杰克·鲍勒（Jack Pole）
翻译：孙微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从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出来，穿过百老汇后你会进入克莱蒙特大道，这里的25号就是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完成他大部分作品的地点。公寓的内部布置正巧展示了他的特点；从窗口可看到克莱蒙特大道景色的客厅被一把长椅隔开。前面是居住空间，后面是宽的书桌和堆满书本的书架作为书房使用。这一空间布局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更是霍夫施塔特的生活方式。他直到50岁搬到东岸去后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书房，这也是一系列重大变化的标志。
在他最高产的期间，这位历史学家的工作和生活共处一室。他喜欢有人陪伴，也喜欢晚餐后的社交。他沉迷于挖苦人的模仿，说出几句机智又明察秋毫的警句，他也非常专心地听他人讲话，有时会欣喜地和他最爱的小狗古斯汀进行对话。他的对话通常很热烈幽默但很少无关紧要，对学者们来说完全不是闲聊，而是总能有话题可说、意见可听的对话。然而在晚上其他所有人都入睡之后，他会走过长椅，再次在桌前坐下，开始他漫长的工作。他经常在早上三四点还在案前工作，在其他人开始吃早饭的时候再去睡觉。当然这并不是他唯一的工作空间。《美国政治传统》的写作是他在马里兰大学时进行的，他当时正守在第一任妻子的床边，他的妻子正因为癌症而奄奄一息；之后无论他们是去麻省韦尔弗利特度假、还是去加勒比地区，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一直是走到哪工作到哪。
从1940年末到1970年代末，他都以这样的速度、在这样的空间中年复一年地工作。他撰写、编写或编辑了约12本书（其中两本获得了普利策奖）和无数的论文、讲座和演讲。比起同时代任何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他对同行和民众带来的影响都是最深刻和最广泛的。
霍夫施塔特本科就读于家乡的水牛城大学，专业为哲学，但他从对现实主义持进步主义观点的外交历史学家朱利叶斯·普拉特（Julius Pratt）那里学习到了历史研究法。针对1812年战争，普拉特对史学界基于意识形态的传统解读发起了挑战，提出了一份基于议会对战争投票分布情况的局部分析。这一方法与新流行的方法论一致——后者认为历史变革的驱动力更多取决于对物质利益的重视而非理想主义。与之相反，霍夫施塔特总是将想法看做是现实。但普拉特显然对品质有着独到的鉴赏能力，因此霍夫施塔特在谈到他的时候总是带有敬意。
对于霍夫施塔特的很多同代人来说，民主资本主义已经垮台，到了1930年代末，当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费丽斯移居纽约的时候，人们仍然不知道罗斯福新政是否能挽救现状。虽然霍夫施塔特当时不知道，他的这次搬家在历史观点的转变上有着象征性的意义。除了少数杰出的历史学家来自于波士顿，大多数美国的历史学家都是以小城镇的视角来写作的；美国有首都，但没有大都市。霍夫施塔特来自于城市（他的父亲是犹太人），他让纽约占据了自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遵从农业、农民、乡村或西部社会在社交和道德上的卓越感。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可以说他合法化了纽约这座城市。
可能让他感到开心的一个矛盾是他发现只有在美国才能创造出纽约，然而纽约又和其他美国城市完全不同。纽约的语言多样性让当地有着超过230种语言的报纸。对意识形态无比忠诚的人们围绕左翼政治的狂热进行激烈的讨论，霍夫施塔特曾短暂地成为过一名共产党员，但他对基于狂热意识形态投机的政治活动并没有什么好感，对莫斯科审判和纳粹-苏维埃1939年8月达成的公约也很反感。他不再沉迷于政治的做法展现出了他身上仍留有的保守气质，这让他几乎不带任何政治色彩。
在哥伦比亚，他在默尔·科蒂（Merle Curti）的指导下写了一篇更注重集体心态重建而不是系统性政治理论方面的学位论文，他始终认为前者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当时还没有一位历史学家分析过将达尔文的自然进化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霍夫施塔特看到了其中的机遇，着手开始写作后来成为他第一本书的《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当时最倡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杰出人物是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但斯宾塞认为根据他观点的逻辑，政府需要完全自制；这是有史以来最为极端的放任主义。这个被称为“适者生存”的想法曾短暂地成为一些人的信仰，这些人自认为是美国不受限制的商业竞争者的代言人。但如果进化过程会自行终结，无法服务于任何集体的目的，或者无法对生存下来的人和物进行任何评价，那这一争论唯一能逃脱同义论的方法就是：认为那些将其他人和物踩在脚下的胜出者在道德上占有优势。在19世纪末，这一信条基本上可以说是不攻自破——这在思想史上是一个罕见的例子。
霍夫施塔特的专著宣布了一位与众不同的人才的诞生，他拥有着条理清楚的风格，将清晰的阐述和尖锐的评论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此外，他研究内容的来源又罕见的非常广泛，因此这本书可以作为思想史的教科书。自1944年初版到1992年的火炬出版社版本，该书已经售出了20万本。但它也有着很多作为第一本作品的局限性：虽然作者想要找到一种重新构建集体心态的新方法，他的认识论方法并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有多少进步，也没有超越以往的社会学进入新的领域，一些想法仍然是由所服务的利益决定的。
然而这些问题却成为了霍夫施塔特持久的兴趣所在，他在之后的工作中又再次回到这些问题，并在方法论上获得了进步。不迷信经典使得这位年轻的学者开始怀疑很多美国历史上广受欢迎的传说。比尔德夫妇（Charles A. and Mary R. Beard） 的《美国文明的兴起》一书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一本基于进步主义观点的大型调查，进步主义认为美国历史是由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所推动。历史学家应该站在进步的这一边是该书目的论中含蓄表达的一个观点。他似乎认为比尔德持续不断将时间和动机归功于物质利益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想法。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项目之前，他就开始写关于对巩固美国政治传统做出贡献的公众人物的文章，在获得可能来自于阿尔弗莱德·克诺普夫（Alfred Knopf）的鼓励后，他写了12篇系列文章《美国的政治传统及其创造者》。从建国之父们到罗斯福，所有人物主角都是安格鲁-萨克逊人。每个章节独立成文；它们并不相关联，也不像题目那样展示的是单一主题。这些文章的共同点是有着独特的语气和风格：怀疑、新鲜、修正、偶尔讽刺，但并不十分严厉或者说仅仅是具有轻微破坏力而已。大概三十多年之后，也就是霍夫施塔特去世十年后，这本书一年的销量成千上万。这可以解释为该本书最初带来的影响，但进一步的研究和观点的变化让很多原来的结论变得过时，继续指定这本书为教材的历史学家也不再为其中的观点辩护。因此这又可以从另一方面解释为什么它长期畅销，以及作为指定书本是如此与众不同。当然，任何霍夫施塔特的成就和影响都需要人们做出解释。
这必须从他的风格和方法讲起；阅读者会马上面对着一个强有力、充满能力和自信的头脑。作者用新鲜、批判性的怀疑方式来和同代人对话，解答他们的思想状态，质疑他们时而值得珍视的偏见和信念，这并没有削弱作品对之后几代人的影响；相反的，这给了该书作为了解二战末美国情况的有趣信息资源提供了额外价值。一开始，霍夫施塔特就意识到一种对过去和安全渴望的怀旧；他特别喜欢从洲际火车后的观察车中看到的小笑话。在焦虑的乡愁中，他感受到了“紧张的不安全感”。他面对的是经历过炸弹、崩溃、萧条、海陆毁灭性战争，以及随胜利而来的经济复苏但却没有带来对未来信心的一代。霍夫施塔特的书对于相比上一代自信心不足的这代人起到了影响，后者更容易受到霍夫施塔特对神一般受欢迎人物提出的修正性攻击的影响。霍夫施塔特在不断探索和重新思考之后，往往提出自己的观点。所有这些都是突然、令人不安又看似合理的转变，霍夫施塔特重新创造了他们的背景，使其成为了他们自己形象的一部分。例如他对杰弗逊的注解是“作为民主党的贵族”，或将杰克逊民主的描述为自始至终的“普通人时代”，或将卡尔霍恩描述为“大师中的马克思”以及将罗斯福描述为“机会主义贵族”，这类描述或许不是那么令人信服，但却达到了挑战和解放的效果。通过霍夫施塔特的书，学生们找到了质疑学术权威和重建美国历史的新自由。
“传统”这一单词似乎意味着在“创造历史的人们”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持续性和共同价值观。但是这些文章在起草时并没有包括多少可以建立起独特美国政治传统的东西；它们可以被称为是一部没有理论的合集。在回应出版商写一篇起到统一作用论文的建议时，他写了一篇前言来解释他的观点。上一代历史学家将美国历史讲述成了由对立势力间的激烈斗争所主宰，使得人们很难了解整个政治结构是如何幸存下来的。然而反对势力的领导人还是同意共和国的中央制度和维系这些制度的基础原则；从这点来说，他们对传统做出了贡献作用，否则就不会有共和国的存在。霍夫施塔特并没有计划强加教义或者开创一个新的学派；事实上，当数年后他发现自己成为了“共识学派”的创始人，并与像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和丹尼尔·博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等一些风格迥异的作家相题并论的时候，他开始感到有必要做出声明。
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点。哈茨认为英格兰将已有自由观念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种子 36 41923 36 15289 0 0 2320 0 0:00:18 0:00:06 0:00:12 3030播到了外国，但只在美国友好的土地上才开了花结了果。博尔斯廷则以“殖民地是反驳乌托邦的根据”这一理智体验来作为三卷通史的开头。在这部以优雅文字写成的作品《美国政治的特质》中，博尔斯廷以一种更像是对政治科学进行刑侦调查的方式将美国的成功归功为缺乏预设的、一致性的理论。他的政治议程很接地气；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同样反对将历史作为阶级冲突记录的看法。而霍夫施塔特将永远不会否认通过了解过去观点或者观点风气（借用卡尔·贝克尔的表达）来理解过去的信念。无论如何，他都不会看重博尔斯廷的观点，他不高兴将自己和他联系在一起。但他引用了一段关于这一争议的英文评论：“在是否有选边站这一问题上，美国历史学家总是被迫选择立场，这看上去很奇怪。”
1962年，他向同一位英国记者阐述了他对共识主题的想法：
我的印象是：整个共识问题被强调太多，如果不是因为比尔德和帕林顿这一代过度强调冲突，可能并不需要这样矫枉过正。
我自己的方法是出于常识。在我看来，很明显，除非有某种形式的共识，一个政治社会不可能团结，然而世界上并没有这样一个社会能够达成完全的共识而没有重大冲突发生。这些关乎比例和强调，这在历史上非常重要。当然很显然，我们在共识上曾经彻底失败，这导致了内战。人们可以将其作为共识破裂极端情况的例子。
强调这一问题带来的一些麻烦是：它导致了博尔斯廷、哈茨和我这样的人的分类，我们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没有形成任何可以被称为“学派”的东西。我认为在这问题上不论写了什么都不止是一个漫画。这是让事情回到人们视线的唯一方式。
与哥伦比亚的同事一起撰写美国高等教育以及学术自由概念的历史对霍夫斯塔特发展成为历史学家有着重大影响。当时麦卡锡主义的政治气候对大学教师们所要求的自由充满了敌意，大学教师则认为自由是他们保持正直的基本保障，而纳税人被告知这是对颠覆和不满的特权保护。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一场历时两年多、立法机构要求所有教师成员忠诚宣誓的极端激烈争论达到了顶峰。强制性意味着对大学特别是对一般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许多教师认为他们的学术独立性和他们的尊严受到威胁，因为如果立法机构某天开始可以这样做，那么他们下一步可能做什么？一些来自纳粹德国的移民，觉得他们以前看到过这种事情。伯克利的一些最杰出的人物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就离开了，许多其他大学则受到国家立法委员调查的骚扰和欺凌。
霍夫斯塔特保持了镇定和幽默，攻击“新右派”的同时指导清除新的自由主义教条，他认为真正的学术自由要求绝对的言论自由和客观的内容。霍夫斯塔特认为，所有的教学必须涉及灌输的元素。法治，新闻自由和整个星系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概念都受到了反智识主义的威胁，他在一篇著名文章中称之为对“伪保守反抗”的不容忍则是真正的价值观，集体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即便是教授这些价值观也似乎难逃灌输，霍夫斯塔特仍认为大学不能推卸他们作为智力自由守护人的责任。二十年后，当他的大学被越南战争示威者占领时，他坚持了同样的原则。如果麦卡锡主义灌输了保卫自由主义纲要的必要性，新左派可以留下自己的不容忍烙印，而这种不容忍在知识层面留下了痕迹。他在高等教育和学术自由史的研究工作中探讨了这些问题，并显示了其核心观点。
对于历史学家以及社会分析家来说，麦卡锡主义现象提出了新的问题。历史上，严重的社会不适通常与经济危机或军事失败有关。巴黎妇女在凡尔赛宫游行要求面包; 沙皇军队的崩溃打开了通往布尔什维克的道路。然而美国那些因自我不信任和内部指责的人则是那些对盟国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此外，由于预期的战后衰退还没有实现，经济似乎已经找到了使繁荣成为正常状态的方法（附带地回顾了新政的不完全成就）。在总统获得胜利之后，新政的遗产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被学术界视为理所当然。相比之下，麦卡锡主义揭露了美国人民广泛的思想状态：不信任、反知识分子、将学术自由与政治颠覆、社会特权混为一谈（阿尔及尔·希斯是突出案例）。然而，美国除了常春藤盟校之外，还有一系列杰出的国立大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了寻求解释，霍夫斯塔特开始在社会科学中寻求想法和方法。当下的情况或许能从已知的确定或者对过去的想象中获知。但是过去呢，谁拥有它？如何恢复？问题不仅在于重建、恢复过去的想法，而且需要解释在集体心理学中带来结构性变化的不稳定压力。
霍夫斯塔特是一个极具活力的历史学家；他解读历史议程的钥匙似乎是从今天《纽约时报》的页面飞出来。他在卡尔·曼海姆的工作中找到了一条线索，后者从纳粹德国逃到伦敦经济学院。曼海姆向伦敦知识分子开放了他在战争之前所形成的概念：知识的对象不是绝对的，而是社会条件的可变产物。这个想法被“共同的意见氛围”的概念所改进，即使是在对手之间也是如此，这种看法使霍夫斯塔德能够将美国政治传统中的不同元素结合在一起。霍夫斯塔德后来声称从曼海姆那里学到了如何将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但他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人那里的主要获益是意识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对科学探究开放，并且可能对历史学家重建过去社会有用。他还从哥伦比亚大学同事托马斯·默顿那里获得启发，将“明显”和“潜在”的功能区分开来，后者是无意识的政策后果。这些程序增加了霍夫斯塔德的分析设备，而没有产生具体的理论。
他的理论是从与社会学家西摩·马丁·利普斯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上出现的，该研讨会解决了包括麦卡锡主义在内的广泛问题，并提出了地位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概念。相比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更熟悉地位心理学，并且认为由流离失所的社会地位导致的不满可能推动政治事件或引发大规模的运动。对历史学家和他们的读者来说，这种创新无疑成就了霍夫斯塔德下一本主要著作的初步成功，同时也是他自《美国政治传统》以来的第一部大部头作品。
《改革时代：从民粹主义到进步主义》的出现是一次文学事件。将多年以来阅读和讨论社会科学、文学和批评所得的所有技能和理解应用于民粹主义者的土地抗议，然后将新方法用来解释许多所谓进步主义分支的动机和意识，是一次获得普利策历史奖的壮举，与此同时在文学上也获得了对等的成就。没有人比亚瑟·梅尔·史列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更小心地评论：
霍夫斯塔特对这个主题的阐述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历史写作。通过一系列令人惊叹的短小分析，例如专业人士的疏离，神职人员的衰落，教授的兴起，从政治骑墙派到进步主义者的转变，进步主义对现实的观点，将经济作为建立个人品格手段的进步主义概念，“洋基”与移民之间的政治精神差异，他显示了从社会科学和文学批评中获得的洞察力如何能够提亮历史叙事而丝毫不觉得突兀。
霍夫斯塔特将进步主义对现实概念的特征描述为“硬”：他们对现实的考量往往落在钢铁、石油、小麦、铁路价格、猪肉价格等之上,这些都是政治的基本内容。正如史列辛格观察到的，相比民粹主义者，进步主义者更容易接受“地位革命”的想法，民粹主义者的斗争往往是为了生存。然而进一步反思，是不是任何一个运动都应该被称为革命？这种语言意味着，两次动乱都产生了抗议的修辞，不知何故超过了被抗议的内容，或者表达的更多是情绪而不是事件实质。
霍夫斯塔德认同政治化民粹主义运动的压力和痛苦;但他缺乏更传统的同情身份的意识，并没有分享民粹主义者对共和国价值观的道德所有权的感觉。 （杰斐逊不是称那些在地球上工作的人是“上帝的选民”？）对于霍夫斯塔特而言，他们是商业化农业经济的受害者，而不是农业的理想主义者。当他发现民粹主义出版物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于国际金融以及像罗斯柴尔德这样的银行时，他发现了一股反犹太主义风气。农村的困境解释不了种族或宗教偏执，但他肯定夸张了种族或宗教偏执的能量。
霍夫斯塔特着迷于公共观念的相互作用和形成；他对于陈旧的档案没有丝毫兴趣。他没能说服一些民粹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同情者，而挖掘民粹主义发言人通信的历史学家能够摆脱他更具挑衅性的发现。反犹太主义证明在社会思想中只有少许修辞作用;同情所有被压迫的人民是一个同样突出的主题。在进步主义方面，他的批评者发现了同样重要的“进步主义”改革者，以及与“地位”分析不相容的情况。但如果经过几年，这个论据超出了它所能维持的范围，《改革的时代》则仍然是必读的，需要理解吸收，从中学习，甚至只是作为文学享受。“地位”主题可能没有席卷整个领域，但它丰富了历史词汇。
霍夫斯塔特很受欢迎。他先是在芝加哥写了《改革时代》，之后这本书成为了伦敦大学学院的英联邦基金会课程。他于1957年回到英国，成为剑桥的美国历史教授;他非常感谢伦敦的巨大资源，并非常认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认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创造性地对其城市环境做出反应，这很了不起。和所有纽约知识分子一样，作为道奇球队的忠实粉丝，他对棒球的微妙示范表示惊讶。
他的美国历史读物暴露了反智识主义倾向的许多痕迹，一种无论是针对国内政策还是外交政策、对战争以来威胁到国内安宁和国际安全不再有敌意和感到危险的心态。当然，正如知识分子的多样性，当时有许多反智识的方式。最具特色的是，这种态度表现为对专业知识的不信任，一种拒绝科学研究结果而不加辩论的态度，以及对脱离实际目标的思考的厌恶。反智识主义，没有自己的目标，是一种对那些不想花费公共资金用于教育或艺术的人常有的态度（在弗兰克·卡普拉广受欢迎的电影《迪兹先生进城》里对此有精美描述）。这是强烈反对耐心和外交的妥协，可以轻易谴责耐心外交的结果为懦弱或叛国。另一方面，反智识主义很难被认定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也不可能在不同时期保持一致。为什么它在共和国出现的启蒙运动中变得如此普遍？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识主义》（他并不是很满意）被证明更多是记录历史时代的小册子，而非历史著作。它追溯了有意识拒绝学习早期宗教复兴的反科学主义；它发现了努力学习霍夫斯塔特结合现代教育方法的过程中存在消极性（对于这种趋势，在教师培训行业尤其严重）。范围特别宽泛，但是关系并不总是清晰。他探索了群体或部落偏见的社会学和专制心态；然而在历史背景下，很难追溯从十八世纪的反对主义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化反智识主义的最重要联系。
普利策委员会认为这本小册子非常重要，可以作为非小说而获奖——毫无疑问这是时代的标志。作为历史书籍，这本书最连贯的主题是：在19世纪九十年代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自我意识的智力阶层，这种智力阶层觉得自己对社会政策产生了影响。这些受过教育、敏感和有长远看法的独特资格的人们，受到反智识主义的挫折，无法履行其适当的公共服务的社会作用。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被剥夺了在一个更有序社会中应得的尊重。他们的思想特点与美国社会大相径庭。
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不会表现为身份焦虑的受害者，但“常春藤盟”和其他杰出大学、国务院、甚至联邦长官的精英们，有时却会用部落标记来修饰自己，例如迪安·艾奇逊的英国式正装（引起麦卡锡主义者的愤怒），这受到那些经济社会地位地下人群的嫉妒和怨恨也并不奇怪。
反智识主义源自美国社会的根基，因此在公共任命，甚至指导外交政策时都需要慎重考虑。自19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知识分子对美国教育程度低、面向消费者的社会异化做出了自我保护的回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霍夫斯塔特注意到知识分子对他们受到的排挤甚至有一些爱恋：因为这保留了他们的优越感，任何和解的举动都会威胁到他们的精英地位。然而矛盾的是，他也发现，自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许多知识分子开始认同大众文化，并寻求重新加入或者说在美国的大众社会寻找到自己的位置。
反智识主义助长了偏执狂的爆发，后者定期破坏城市和国家，导致迫害，对危险的非理性评估，甚至战争。霍夫斯塔特将这些以及类似现象归因于他所谓的偏执狂“风格”。这种分析囊括了他非常有影响力的观点，即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是一个“心理危机”时期。这个概念很有感染力，并开始在其他历史学家对不相关情节的解释中反复出现。
“偏执狂风格”是几篇关于右翼极端主义复兴的文章之一，和霍夫斯塔特的许多其他作品一样，是对时代的诊断性和批判性的记载。这种“风格”被赋予“热烈的夸张、可疑和阴谋幻想”的特点。霍夫斯塔特将这一时期与中世纪欧洲的末日幻想进行了惊人的比较，他注意到麦卡锡主义与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语言的相似性。典型的偏执狂痴迷于一些控制国内政治、外交政策、以及世界历史的阴谋论。霍夫斯塔特也观察到，极端的左派也有类似的迷恋。这些文章，不止于时事，而且非常及时；极端的右派有巨大的资金和渠道，足以产生超越其数量的影响。军事力量和偏执狂妄想不是一个令人放心的混合。
霍夫斯塔特接受过三个历史学家的教育——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弗农·帕金顿和比尔德，他觉得有必要排遣他们的影响。当时最重量级的历史学家比尔德，年轻时曾在英国亲历很多无礼历史学家质疑“大宪章神话”的时代。他对最高法院背后的经济利益和宪法制定的著名批评可能反映了这种破坏性的基调。而这些在霍夫斯塔特对国家偶像的重新评价中也能感受一二。比尔德在大部分最有影响力的工作中秉承这样一种信念：专注于思想，将历史学家的注意力从经济“现实”中分散。
这种不成熟的区分（他后来也放弃了），是不可能吸引霍夫斯塔特的，因为霍夫斯塔特的灵感来自通过一些想法、或者想法形成的状态来理解历史。他对进步历史学家的再审视，或许称为“作为历史学家的进步主义者”更为合适。然而，他不知道它们的普遍影响；而这最后的遭遇显然是由于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精神需要——他需要从过去的狭隘限制中解放自己。
霍夫斯塔特有时称自己作为一个“历史评论家”不是很像历史学家。这不完全令人满意的自我描述也许可以被理解为他的强烈兴趣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文学批评中。他当然不会不遵从历史证据的规则；但他认为批评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活动。历史本身，从书面上看已经成为了文学；历史学家不应忽视这一愿望。霍夫斯塔特从来没有忽视这一点，当评论家们将他精心写作的旨在传达精妙和讽刺的散文简化甚至模糊化之时，他感到很失望。
当他收到来自伯克利大学杰斐逊纪念讲座邀请时，他遇到了一个问题：美国历史教师一直不得不在没有足够框架的情况下挣扎：为什么政党的永久根基——宪法，是由一些反对政党的人设计出来的？自从安妮女王统治以来，政党在英国和美国先后形成、挣扎和解散。但是在汉诺威英国，政府已经稳定下来，“形成”的反对派开始对王室不忠。这种氛围一部分传到了美国，在这里政治统一并不是传统，使得党派分裂的威胁对联盟显得更加危险。
和以前的美国历史学家不一样，霍夫斯塔特把握了英国经验对乔治·华盛顿和他这一代的影响。第一任美国总统的观念和乔治三世的想法差别并不是很大！在这种背景下，霍夫斯塔特极其微妙地追踪了忠诚反对派概念的需要和成长。忠于他的心灵，他看到了智力问题；如何找到并合法化一个政党体系的想法——这是始作俑者们倾向于否认他们正在做的。
《政党体系的理念》仍然是他对美国历史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但有些事情拖累了他的精力。女儿萨莉小的时候，霍夫斯塔特曾经告诉她一个美国印第安人家庭的故事，父亲的名字是Tired-After- Four，母亲的名字是How-Much-of-This-Can-I-Take。他周期性过分担心健康而怀疑自己有病，这使得他不能对抗日益增长的不适。同时，他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也在改变；他正在进一步回归，寻求更深入地了解不那么直接的过去（他沉迷于18世纪中叶接近新英格兰海岸的水手可以闻到180海里以外的松林这样的发现） 。霍夫斯塔特现在计划了一个消失的未来——花了十八年时间写下三卷美国历史著作。
他的信中对克诺普夫解释这一概念的段落也对他的历史角色的愿景做了一些阐述： “我希望完成的是一部大规模的历史，这将偏离传统的一般历史，而是将重点放在控制叙事材料的包容性。”这个想法是通过“探索决定性事件”来说明“历史事件的意义”。当然，霍夫施塔特自己将决定“意义”的含义。
获得资金后，工作开始开展。霍夫斯塔特描述，从他最熟悉的开始，用一个雄辩的口吻来描写白色人口奴役和将非洲奴隶强行运走的运动，时而带忧郁的简洁。他撰写了关于宗教觉醒和殖民中产阶级新兴文化的章节——这一切都基于对自由意志和个人幸福常从属于力量、统治和恐惧的描述，他的主要目的是政治。不久，他突然停下来写前言。没有提及白血病，他颇具喜剧性地承认没有制造足够的血小板。他曾工作至1970年初的秋天，偶尔停下来给朋友写信鼓励他们。他于10月24日在纽约去世。
《1750年的美国：社会肖像》发表于1971年，这本书清晰、雄辩地传达了美国的人类成就和人力成本，这是对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认为历史是一种文学艺术信念的最终平反。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曾伴随他一生，并对他的作品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完美无暇地完成了他未完成的作品，以纪念他们没有结束的生活。
出自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之手的新书总被证明是智力世界中的一个大事件。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专业历史学家和大学生。他的影响是实时的；他的影响既微妙又广泛，绝不短暂。毫无疑问，他的许多成就已被超越，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和过去时代的洞察力赋予他的作品一种即时性，让人们阅读时感到兴奋。他暴露了“偏执狂风格”，他为美国人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批评但不具破坏性，具有想象力、理性而又负责任地具有讽刺意味。毫无疑问，他对自己一生的精神贡献可以说是一个持久的成就，并将继续成为后代的灵感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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