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严打”扫过村庄
撰文：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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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晨开始一直大雨如注，临近晌午，才慢慢地停下来。
我走上自家老屋北边的小土路，向西经过四五户人家门口，来到史河沿原来的一片宅基地。有些杂乱无章的植物生机勃勃，颜色暗绿，一下子覆盖了那记忆中白色废墟的印象。宅基已经平整，生长着粗枝大叶的玉米。玉米顶花落去了，花梗变黑，棒子上吐出褐色的须子。过去院子的位置蒿草丛生，有几株高过人头顶。通往河沿的最后一小段路长着杂草，泥泞里混合着腐叶，很难再继续前行。河坎上原有的枫杨和红杨柳早已不见，代之而起的是一棵棵高七八丈、挺拔的白杨。
三十年前，这里坐落着两间草顶的土屋，住着黄开全弟兄四人。1984年初春，开全横死，老二、老三被关进了监狱，屋子闲置了。一次次回乡，我眼见得房屋破损，坍塌，成为废墟。最近的印象是三年前定格的：白色低矮的土台点缀着几株蒿子，野草从四周包抄过来。这是庄子永远无法平复的伤疤，我当时想。历史上许多坚固、华丽的宫阙都堙没在时间中，这两间简陋土屋的命运自不待言，然而它留给一个游子心上的隐痛却难以抹去。
黄开全属牛，1961年生人，大我两岁。虽然同姓同辈分，但我们并非一个宗族。1950年代，他爷爷和另外两个本家兄弟从外乡落户我们村。人生地不熟，为了得到当基层干部的我祖父的庇护，便采用我们家族的辈分。
开全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那时，我家所在的小庄子离大队小学有两里多路，大约在三分之二路程的位置经过他们庄子的边上，有时上学能遇到一起。再往前，又路过一个叫“小圩子”的三面环水的庄子，靠近路边的吴家喂了一条黑色的四眼狗，两眼上面分别有两片像眼珠似的黄毛。这狗个头不大，腿短，喜欢瞅冷子——乘人不备突然袭击。这是我们上学路上的大患。开全我俩商量如何对付这条狗，他说有办法。我按他的要求，从家里偷出一个红薯交给他。第二天早上一起上学，快到吴家时，他把用草包着的刚刚烤熟的红薯在湖水里浸一下，然后我们大摇大摆地走过吴家。四眼狗故伎重演，开全把烤红薯扔了过去，那狗一口把红薯咬住，疼得嗷嗷直叫，急忙摔头，仓皇而逃。从此，四眼狗不再行凶，偶然遇见，便低声狺狺叫两声便躲开。
一次，我从人家竹园树上的斑鸠窝里掏到一只小斑鸠，鱼鳞斑，翅膀上的硬毛都长齐了。家乡人把斑鸠分为“鱼鳞斑”和“火球子”两种，前者个头大，因为身上有鱼鳞状的花纹而得名；后者个头小，身上的羽毛呈火红色。人们用土枪打鸟时，以打到“鱼鳞斑”为上，这种斑鸠肉多味美。我很得意。回想孩提时代掏鸟的经历，这次所得“鱼鳞斑”堪称最大收获。回家后喂食，先把麦粒或大米含在嘴里，再把鸟喙放到自己嘴里喂食，像老鸟对小鸟一样。喂水的时候也如法炮制。看到用粮食喂小鸟，姥爷不乐意了，要求我赶快把小鸟弄走。我找开全帮忙，他把斑鸠收留了下来。可是，没过两天，他告诉我小斑鸠被老鼠吃了。我不信，他拿出了残留着血肉的小斑鸠的骨架。
不知为什么，开全在班上的人缘奇差，是个大受气包，经常遭到班上男同学合伙欺负。班上的孩子王叫赵大发，身体强壮如牛。他常把开全压倒在身下，其他同学跟着起哄，纷纷趴上去“叠罗汉”。有一天，上课前的大预备铃响了，我和开全从厕所出来，往教室里跑。突然，大发从侧面跑来，将开全仰面放倒，把他双手摁在地上，冲着开全的嘴就啐了一口吐沫。小预备铃响了，我们都跑进教室，各就各位。教语文的章老师拿着书本随后进了教室。
有一件事，我对开全耿耿于怀。三年级上学期，新任班主任章老师拟出了第一批入红小兵的名单，在班上宣读，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公布完毕，章老师问大家有没有意见。重复问第二遍时，黄开全站起来，双手放在胸前，说：“我不同意黄开发当红小兵，他偷徐德阔家的蒜吃。”老师问也没问，便在手中的名单上划了一下。后来名单上的同学只有我一人落选。徐德阔家在另一条上学路上，菜园里的青蒜长势良好好，有些同学常把手伸进篱笆抜蒜。可是，我从来就不喜欢生蒜的味道，根本不可能偷蒜吃。那时候年龄小，懵里懵懂，也没有想到申辩。我在小学的后三年表现不佳，一直没被当上红小兵。
小学五年级的暑假里，学校地里的几亩大麻收割了。在水里沤过几天，麻捆被运到学校的院子里晾晒，老师让五年级男生晚上过去，住在教室里看护，以免被偷。第一天晚上我没去，去了的同学夜袭了附近一家的梨树。第二天，参与的同学津津乐道，弄得我们没参与的人好生羡慕。当天晚上，我也拿了一床被单过去。一群猴狲们脱离了老师和家长的管制，尽情撒野。我们把女同学写大字用的墨汁瓶拿出来，往里面尿尿。有两个家伙没控制住，里面的液体满溢出来，弄得屋里臭烘烘的。半夜二三更，行动开始。没有月亮，一队人在大发的带领下，沿着水塘边，进入一家菜园子的菜瓜地。我摸到了一个大瓜。回来的路上，大发要求每人把洗劫来的菜瓜上交，然后分配。我把手中的战利品交给了大发，等手中有了满意的瓜以后，他又说不用交了，每人吃自己的。我很生气，可又不敢吭声。这时，开全走在我身边，说了声：“上狗日的当了吧？”他把自己手中的菜瓜掰了一节给我，我很感激。
1973年初冬，开全他们庄子着了大火。起因是下午的时候，庄子东南头的黄开啟家有小孩点油灯在房屋里找东西，不慎点燃了蚊帐，烧着了房子。当时，东南风疾，火借风势，不到一个时辰，十几户人家的房子全部化为灰烬。接着是移庄，大多数家移到东边的一个小生产队，开全和开啟等三家移到了西边的新庄队。新庄队成立不久，我们家也刚搬过来没两年。
于是，开全我们成了邻居。开全的父亲排行老六，平辈和长辈喊他“老六”，我们姊妹叫他“六老子”。六老子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一张小方脸蜡白，印象中总是不住地咳嗽，有时顺不过气来，脸堂上憋出两抹潮红。开全的母亲我们叫她六婶子。开全姊妹六人，三个弟弟，小名分别叫大结实、小结实、三结实，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70年代中期，六老子过世。不久，六婶子与庄子上一个王姓的光棍结合，带着开全妹妹和四弟，住进了由生产队大猪圈改造成的一排低矮草屋中的两间。开全则带着另外两个弟弟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单独生活。这时候，他大姐已经出阁。
小学毕业后，我升上初中，开全则辍学在家。新庄所在的叶集湾人多地少，社员除了种地外，另靠做小生意、制作竹木家具贴补生活。叶集湾南依大别山，是著名的木竹集散地，木竹制品也远近闻名。开全能做一手漂亮的木匠活，主要制作嫁妆的家具。他中等个头，身体健壮，脸面白皙。然而由于没有父母支持，住着简陋的草屋，年过二十，还没有找到对象。邻廖得虎比他小一岁，早就说好了亲事，有了个俊俏、乖巧的对象。开全在我面前表示了不服气：“有啥了不起的，不过靠的是娘老子！”
1980年前后，正值农村改革之初，农村的社会治安出现了新情况，小偷小摸、打架斗殴、调戏女子的事情明显增多。问题最突出的是贼多，新庄队成了“贼窝”。小偷们基本上能够做到“兔子不吃窝边草”，但有时也会从附近人家拿走些小东西。记得每天晚上上床睡觉前，我母亲都会仔细检查一遍门外，看看是否有值点钱的东西没收进屋。小偷们习惯几个人一起，互相配合，在附近的几个集市上掏腰包，顺手牵羊偷人家的东西。后来，他们把行动范围扩大到金寨和河南固始等邻县。有几次，听到有人在外地偷盗被抓，像我小叔黄朝旺1981年在河南固始县偷盗就被关起来过。偷毕竟没有抢来得快，有些人开始抢劫。这群人还常常去引诱、调戏年轻姑娘，称之为“挂花子”。偶尔在街头、路边，可以看到有人三五成群地玩“三张牌”（又称花的赢）。这是一种赌博骗钱术，庄家用三张纸牌，其中两张点子牌，一张花牌，洗好后放下，由他人押钱猜哪一张是花牌，从而骗钱。
1983年8、9月间，全国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简称“严打”。当时我已在外地上大学。从10月下旬的家信中得知：在新庄生产队，黄开全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死刑，另有三个小青年被分别判处八到十五年不等的徒刑，我小叔朝旺已被拘留。几个人被判刑我并不奇怪，对他们的偷盗行为早有所知，但听说黄开全犯强奸罪，还被判死刑，我很震惊。在认识的人中，还没有人犯强奸罪，更没有人被判死刑。
我忽然想起上一年7月遇到的一件事。
当时我刚参加完高考。一个阴天上午，我从家里走出，来到东边的公路上。见路边一群人围着一个年轻女孩，那女孩个头较高，蓬头垢面，衣服皱皱巴巴。她哭哭啼啼地向周围人诉说着。我问围观的一个邻居是怎么回事。他说，女孩昨晚在电影院看电影，阳伞被人抢了，于是她悄悄地跟踪过来，结果在被跟踪者的屋里挨了打。她说那男的是一根人（单身汉），二十来岁，平头，房子有篱笆门。邻居往西边努了一下下巴。我明白，他指的是黄开全。哦，又是一起偷抢的事，我想。那时候农村用阳伞的人不多，我知道一把阳伞对一个农村女孩的重要性，但为此冒这么大风险，未免过于傻气。看来，被强奸是那个女孩前一天夜晚的遭遇。
时隔三十多年了，我父母清楚记得，开全是1984年农历的正月十九被处死的。他被判刑后，以新庄队社员为主，还有其他生产队的社员参加，他们向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递交联名信，每人都摁了手印。联名信提出，黄开全有罪，但没犯死罪，希望政府宽大处理，给犯罪人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联名信上交后，如石沉大海。死刑原定在史河的河滩公开执行，那天，现场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一些对判黄开全死刑不满的群众故意往中间挤，突破了警戒线，使得行刑人无法开枪。于是，只好把犯人拉到一个叫“破岗口”的偏僻之地。关于黄开全临死前的情况，有不同的版本。有人说，他在中第一枪倒地后，一骨碌站起来，对开枪人说：“我与你何冤何仇？”那人回答：“我是执行任务。”于是再次开枪。有的说，中第一枪后，黄开全质问：“我犯死罪，也只该中一枪，为啥要打两枪？”那人没吭声，又补了一枪。
开全的尸体被抬回家。按照风俗，在外面死的人不能进堂屋，如果进屋，需要在死者身上放一只公鸡，或者由一个男孩骑尸进屋，这样才能驱邪，否则会对死者的弟弟不利。一时找不到公鸡，家里人只好让只有七八岁的三结实骑尸。小男孩被推到尸体边时，被吓跑了。尽管没有公鸡和男孩相随，死者还是进了屋。当晚三结实受惊吓，在公路下面的一个涵洞里过了夜。打那以后，他精神萎靡不振。三年后，因病而死。生产队长韩义才给死者换衣服，三天后莫名其妙地死去，死因不明，传说是死者的血溅在了他身上。以后一段时间里，邻队又相继有两人突然死亡。死者家人找堂子算命，堂子说黄开全命硬，又有冤情，死去的人是被他带走的。
强奸发生后不久，开全找了个对象。用他们的话来说，挂上了“花子”。女方叫张云，固始县黎集公社人。我见过一两次，她脸面黝黑，身材高挑。晚上两人在院子里一起支床露宿，也不避讳。听说开全死后，女孩紧抱着血衣恸哭不已，在场的男女老少无不为之动容。这时，她已身怀六甲。后来，她带着身孕嫁了人，并且把孩子生了下来。遗腹子是个丫头，张云生的第二胎又是个丫头。公婆和丈夫想要个男孩，为了避免计划生育的制裁，提出把那个丫头送还老黄家。张云表示，只要老黄家人愿意接收，她没有意见。消息传过来，六婶不愿接受，并且撂下一句话：“葫芦挂在墙上不好，非要挂在脖子上？”多年后，劳改释放的开全二弟黄开祥（大结实）和廖得龙还去看过那个丫头。算起来，今年她有三十一岁了，如果没有意外，早该结婚生子。
大儿子被枪毙了，小儿子死了，另外两个儿子进了监狱，再嫁的丈夫又是痨病鬼，六婶受到惨重打击。不到六十岁，头发皆白，脸上失去了笑容，而且成了庄子上一条有名的“毒舌”。只要对人稍有不满，便恶言相加。她对人家讲，她嫁的男人命坏，结果把孩子们的命也带坏了。1995年，她因患支气管炎死去，终年五十九岁。一年以后，劳改释放的三儿子晚上醉酒，又在小河沟里溺水身亡。
在1983年被判刑的人员中还有我的小叔黄朝旺，他因为盗窃和参与一次抢劫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服刑之初，与前妻离婚。1985年3月，从劳改农场逃跑，隐瞒身份在外地打工，后又结婚，生有一儿一女。2012年因为一起交通事故，他暴露了身份，被重新收监。在监狱中被查出喉癌晚期，他表示最大的愿望是死的时候身上不穿囚衣。2013年保外就医，回家的时候已经不能说话了。他表达了三个心愿：看到女儿出嫁，看儿子考上大学，能够跟我见上一面。我这两年在国外工作，偶尔回国也是行色匆匆。今年7月，我回国出差并度假，还乡探望生重病的父亲。遗憾的是，小叔已经过世两个月了。他是我的亲叔，只比我大一岁，我们是一起长大的，过去的关系并不算好，不知道他为什么坚持想跟我见一面。我想利用回乡这几天，调查这个三十年前发生在庄子上的事件，了解小叔和开全他们当年被判刑的经过。他们这些被判刑人员大都是我的同龄人，认识他们其实也是认识我生长的村庄和中国社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认识自我。
我打算以开全的事为中心。首先查看当年的判决书和相关档案资料，然后以被控的主要罪行为线索，采访当事人和知情人。我托了两个在司法机关工作的熟人，并且说明了我的意图。他们答应帮忙，然而回复是：事过多年，过去的档案工作也不规范，寻找起来有困难。结果都不了了之。我明白，这件事本身仍有相当的敏感性，不难理解他们的顾虑。这样，我只能走采访的路子了。1983年“严打”时，新庄生产队属于安徽省六安地区霍邱县叶集区柳树人民公社赵郢村。五六天里，我在当年叶集区的范围内走访了近十个人。其中主要有：张宏民，时任霍邱县办案组书记员；何友堂，时任叶集镇派出所所长；李仲才，时任霍邱县柳树人民公社公安员；刘光松，时任柳树公社赵郢大队治安员；黄开啟，时为赵郢大队新庄生产队社员，黄开全未出五服的哥哥和近邻；廖得龙，时为赵郢大队新庄生产队社员，在1983年“严打”中被判刑十二年，服刑五年后被释放；黄开云，黄开全的胞妹。
1983年，赵郢大队被判刑人员有十几人，我家所在的新庄生产队就占了八个。除了一人被判死刑外，其余各判五到十五年有期徒刑不等。当时，赵郢大队人口两千八百多人，新庄生产队共有三十一户，一百〇七人。黄开成被判十二年，小结实未成年，也被判五年，被逮捕时还没有大名。吴纪刚被判十五年，盗窃资产五百七十元。审问时，怕挨打，还供出了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黄朝旺被判十二年。廖得龙被判十二年，盗窃资产二百八十元。另外，还有几人被拘留或罚款。其中，除了黄开全强奸，黄朝旺参与一次抢劫外，别的人一律犯盗窃罪。张宏民说，霍邱县被判死刑的有七八个，但廖得龙说有十五人。其中柳树公社三人，一人强奸，两人抢劫。当时规定如犯有“五大罪”，均可判处死刑，这“五大罪”包括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担任盗窃集团头目。
1983年8、9月间，“严打”风暴在全国掀起。叶集区派出所先调查，摸清打击对象。然后根据上级部署，一天夜里零点，在叶集镇和下辖的四个公社统一收网，县委书记、县政法委书记到叶集现场指挥，抓捕嫌疑犯，统一收审。县公检法联合办公，成立办案小组，办案小组分别配备公检法干部，外加一名书记员。以公安局为主导，快速审理案件。张宏民从部队退伍后，在叶集新华书店工作，被抽调到负责柳树公社案件的办案组任书记员。他说，工作程序是先由派出所收审，然后由嫌疑犯所在的大队根据要求准备材料。判决由办案组作出，主要根据下面所报材料，不大看口供。他说，黄开全一开始是作为盗窃嫌疑犯受审的，后来被举报，才另案处理。他受审时，辩称自己和受害人是恋爱关系。
一连采访了多人，然而他们提供的关于黄开全案件的新信息很少，更没有具体说明案件的经过。我到家后，一连几天下雨。第四天上午，天气终于转了多云。我敲开了邻居廖得龙家小楼的铁门。我没有说明登门的意图，而是与他聊天式地过渡到黄开全的事情。没想到他是那个事件的亲历者，他较为完整地叙述了那个神秘之夜所发生的事情。
那天晚上，他和开全一行人去镇上电影院看电影。同行的还有黄开祥和小结实、吴纪刚以及外地人吴守如等七八个人。吴守如是从阜阳那边过来的小偷，住在黄开全家。电影放映之前，他们在电影院门口转悠，发现一个瓜子摊边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个子较高，面貌清秀，下穿一条鸭蛋壳色的喇叭裤，手拿一把阳伞。开全主动过去搭讪，说了几句挑逗的话，那女子没有言语，冲着他笑。开全把一只手搭在她肩膀上，她也没有反对。开全提出不看电影了，一起去玩，得到了其他人的同意。于是，开全与廖得龙、吴守如、开祥、小结实五人，带那女孩子回了家。开全要留女孩子过夜，便打发小结实去大猪圈那边母亲的屋里住。母亲的屋子本来就拥挤，她便一路骂骂咧咧地过来找开全。女孩见来人，便拿起她的伞，跑走了。开全追了过去，开成、吴姓男子跟随。阴天天黑，女孩跑到公路旁边的一条小路口，路边地里的红麻已经长到半人多高。女孩大概是不认识路，坐在红麻地边。黄开全找到了人，动手剥她的衣服。女孩不从，黄开全用伞击打她的大腿，造成轻伤，最后得逞。廖得龙当时也跟在后边，但到公路边时，正遇到电影散场后归来的吴纪刚等人。吴纪刚劝他不要过去，说过去没什么好事，于是廖停下了。
第二天早晨，就出现了我所看见的那一幕。
受害的女孩姓彭，有些痴呆，是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侄女。事情发生后，女孩家到公社告状。公安员李仲才把黄开全叫去，做了笔录，并摁了手印。廖得龙说，黄开全承认与叶姓女子发生了性关系，但强调是谈恋爱。大概是担心黄开全报复，彭家没有再声张。1983年8月，“严打”开始，黄开全作为偷盗之类的普通嫌犯被拘捕，彭家认为机会来了，再次举报，于是黄开全被以强奸罪另案处理。在再次被审问时，他依然坚称自己与受害人是恋爱关系。后来，村治安员刘光松与别人一起，到六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上报赵郢大队黄开全、赵大发等三人的犯罪材料，受到了有关领导的严厉批评。原因是对黄开全这样的强奸案没有及时上报处理。不久，乡亲们看到了黄开全被判处死刑的布告，罪行是“强奸痴呆少女”。
从1983年7月起，全国开展为期三年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
改革开放以后，治安情况出现了新变化、新问题，然而治理的效果并不明显。1983年上半年，又发生多起重大的恶性事件。根据邓小平的决策，1983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从8月上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打”，抓获大批各类刑事犯罪分子。［参阅刘复之（时任公安部党组书记和部长）：《为期三年的“严打”》，《刘复之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两大运动反映出领导者治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宏大构思：既要坚持改革开放，又要稳定局势，防止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
据时任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尹曙生回忆，1983年8月中旬，安徽省委召开全省政法工作会议，部署“严打”斗争，把8月底前后定为全省集中统一行动时间，首先把浮在面上的犯罪分子统统拘捕起来；9月份集中力量进行预审、起诉、审判，投入劳改、劳教，从重从快惩处。8月2日至27日，“严打”战役在全省快速展开。（参阅尹曙生：《安徽“严打”的回顾与思考》，《炎黄子孙》2004年第1期）
1983年“严打”是依照1979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但在许多案件中，无论在确定犯罪对象、办案程序和量刑都普遍超出了法律适用的范围，偏离了法律的轨道。仅就量刑来看，《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黄开全案件当属一般强奸，判刑应在十年有期徒刑以下，结果却被处以极刑。新庄生产队其他被判刑人员均犯盗窃罪，只有黄朝旺一人参与一起抢劫。《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盗窃、诈骗、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些人所做均为一般盗窃、抢劫，刑期全部超出法律规定的标准。然而，这些也许是“严打”中普遍出现的情况，还有一些特例更令人匪夷所思。一提到当年“严打”，至少有五六个人都向我提起柳树公社东楼大队两个表兄弟的遭遇。他俩在邻县金寨县开顺公社境内的路上，手持木制的假手枪，抢劫了一个小窑厂主二十八块钱，后双双被判死刑。原因是金寨县要完成判死刑的任务，拿这两人充数。当时定死刑任务的情况得到了张宏民的证实。黄朝旺参与了一次抢劫，在审判时把一块手表算在了他的名下。后来他一直纠结于此，在被保外就医后写给我的书信中依然提及，认为因为这块表多给他判了几年，还以此为他越狱辩护。其实，当时抢劫本身就是重罪，盗窃加抢劫被判十二年刑期并不能算重判。从当时的普遍情况来看，新庄队被判刑人员的量刑符合当时在特定环境下的特定标准，没有一例是被特殊对待的。
风暴过后，罪犯被镇压了，死的死，关的关，庄子沉寂了下去。除了一名劳改释放人员许多年后在外地再次被判刑外，没有新的犯罪现象发生。庄子受到沉重的打击，元气大伤，以后一直比周围的村庄贫穷落后。三十年来，赵郢村的房子经过了从草房到瓦房再到楼房的转变，而新庄总是被甩在后面。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1983年“严打”的效果如何呢？ 1983年“严打”以后，1996年、2000—2001年、2010年还进行过多次“严打”。以后多次“严打”说明，1983年“严打”的设计者计划用三年时间实现社会治安状况根本好转的愿景并没有实现。也许长期从事公安领导工作的尹曙生更有发言权。他说，“严打”过后，虽然“社会治安有所好转。但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从1987年开始，刑事犯罪案件快速度地、大幅度地上升，社会治安秩序动荡不定。于是不得不继续开展‘严打’斗争，一直打到上个世纪末。”一直到近年，“社会治安远没有达到根本好转的目的。”对于改革开放之初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有关方面没有从社会、历史等多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找出对策。从1950年代初“镇压反革命”开始，领导者往往有着习惯的打战役式的运动思维，过于相信暴力高压的震慑力，以政策代替法律，结果难免事与愿违。
尹曙生指出，尽管出现了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比较突出等社会治安新情况，然而，“那时的社会治安状况基本上是稳定的，正常的。在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尤其是十年文革动乱的影响，不时发生一些大案、要案，是正常的，不足为奇。”我几乎问过所有采访对象，1980年代初那几年，本地社会治安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严重情况？所有人都说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只是小偷小摸的情况突出而已。尹曙生分析了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突出的原因：在1980年前后，大量上山下乡的青年返城，由于经济正在恢复，失业青年众多，他们对前途失去信心，无所事事，寻找刺激。同时，又受对外开放带来的西方文化影响，性关系混乱，流氓现象增多。类似现象在农村也存在。柳树公社地处霍邱县南部的叶集湾地，人多地少，每人只有三分地，1979年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大量剩余劳动力无处转移。农村生活贫困，物质匮乏。社会处于巨大的转型过程中，年轻人受到了外来文化和城镇青年的影响，人生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愿再重复祖祖辈辈种地、做手艺、做小生意的生活方式，产生贪图享乐、不劳而获的思想。这样，不少人铤而走险。
“严打”过去两年左右，有关方面对其中的案件进行了复查，许多人被减刑。新庄当年被判刑人员大都在服刑五年左右被释放，汇入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民工潮。
那天，从廖得龙家出来后，我携一起回家乡的儿子，与小婶以及她的儿子开远、女儿开慧、女婿小顾一起，去岗上给小叔上坟。车子在一段水泥路的尽头停下，地面潮湿，一行人踏着粘脚的黄泥，走上小山岗。新坟才两个多月，就长满了一尺多深的荒草。烧了纸，放了鞭炮，按规矩我给小叔磕了三个头，又让儿子给小爷磕头。开远磕了很多个，直到小婶提醒，他才停住。小叔生前看到了女儿出嫁，儿子在他死后不久也考上了大学。现在我来到了他跟前，只是咫尺永隔。许多年前我读费尔巴哈，有句话记忆至今记得：“死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大地最终会拥抱她的每一个儿女，无论贫富、贵贱、贤与不肖。安息吧，小叔！
回乡这几天，与开远见过两三次面。他沉默寡言，显得很内向，这些年他一定饱受了心灵的苦难，我有些担心。小叔病危之际，适值高考前夕。开远一度情绪波动很大，他姐姐开慧向我求助，让开导他。最终开远没有考上他理想中的一所名牌大学，而是上了一所省重点。回去的路上，我说：“开远，小叔做过的事，该由他自己负责。不要有仇恨，当年全国被判刑的人很多很多，不仅有社会底层的百姓，也有前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后代。也不要有精神负担。你是这家的儿子，这是命运。走好自己的道路，你和开慧平安地长大成人，过上幸福生活，这是小叔最大的遗愿。”开远点头“嗯”了一声。
今年5月小叔去世，那场风暴在庄子上留下的最后一处创伤愈合了。小叔的坟像是伤疤，又像是句号。从此，“严打”与庄子上的现实生活不再有任何直接的关联，彻底成为了过去。
1990年代后期，叶集与霍邱县分离，成为六安市下辖的县级改革发展试验区，现在正值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赵郢村已经和叶集镇连成了一片，即将与南边的邻村北关村合并，成立叶集区史河街道的一个新社区——胜利社区。赵郢村作为中国农业社会的一个基层单位即将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这里曾经发生的“严打”大概不会再有什么人来关心了。（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2015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叶集成为六安市辖区，完成了城市化的大转身。2017年元月底，我携妻儿回乡过年，史河街道的村庄正处于大规模的拆迁中。2017年2月9日作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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