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刊扫描｜竞争中的身份认同：1920年代中亚的民族划界与民族建构
撰文：龚哲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如果将时光倒退回1921年的希瓦，在街头询问一群人他们的民族身份是什么，这些长着相似面孔、操着同一方言的人可能会给出极为多样的答案：穆斯林、希瓦人、花喇子模人、乌兹别克人、突厥人、察合台人、萨尔特人……十月革命后中亚的民族划界和民族建构，堪称世界历史上关于身份认同问题最经典的案例之一。西方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理论，被应用到内亚这片民族观念依然处于前现代状态下的土地，所引发的化学反应格外耐人寻味。
过去的中亚国家史上从未按民族居住区进行过划界。俄国征服前的三大汗国均是多民族杂居，彼此间信仰相同、风俗习惯相近、语言文字差别不大，且民族观念相当淡薄，缺少真正的近代民族意识。十月革命后，在西方国族观念和苏俄民族自决理论的影响下，中亚开始面临各种身份认同之间的竞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希望超越民族隔阂，建构一个“苏维埃人”身份认同；泛突厥主义者和泛伊斯兰主义者希望形成一个统一的突厥民族和团结的乌玛社会；一些雄心勃勃的地方领导人希望建立“大乌兹别克”、“大鞑靼”；部分知识分子希望恢复“察合台人”、“回鹘人”这些古老的称谓；还有许多部落主义者，希望保留自己原有的部落社群或是绿洲身份认同。经历了多次争论和边界调整，最终有了后来的5个加盟共和国和数十个得到官方认定的民族身份。
今天回首再看，这场民族划界具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它奠定了今日内亚地区的基本政治格局，不但创造了5个斯坦国，也影响了中国新疆等地，这一地区的身份认同问题其实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其次，对于中亚来说，这是一场“千年未有之变”，不但创造了新的国家形式，还提供了一种新的现代性模式。十月革命后中亚的民族建构其实是和穆斯林传统社会的改革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最后，苏联的民族识别和民族理论对后来的中国、南斯拉夫、越南等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没有苏联的民族识别就没有中国的56个民族。
本期外刊扫描选取了三篇文章，分别关于花喇子模共和国的存续问题、苏联维吾尔人问题、妇女解放与乌兹别克民族建构之关系问题，带大家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几个侧面。
1920年的中亚
1924年后的中亚
古代国家与现代民族：花喇子模的消亡
整理自：The Partition of Khorezm and the Positions of Turkestanis on Razmezhevani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0, No. 7 (Sep., 2008), pp. 1247-1260.
作者：Hasan Ali Karasar
在苏联的民族共和国划界中，布哈拉和花喇子模这两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穆斯林国家的消失尤其引人关注。作为中亚最著名的古地名之一，花喇子模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它从希罗多德时代起就被用来称呼咸海东岸和阿姆河下游的这片土地；成吉思汗入侵前的花喇子模汗国曾经威震四方，是黄金时代的中亚穆斯林文明的代表；16-19世纪，继承了花喇子模领土的希瓦汗国是中亚的三大汗国之一。1920年代初，中亚的政治格局与今日完全不同，当时共有突厥斯坦、吉尔吉斯（哈萨克）、布哈拉和花喇子模四个苏维埃国家。其中前两个继承了沙俄时代的突厥斯坦总督区和草原总督区；后两个的前身是曾经的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19世纪下半叶以来先后沦为沙俄和苏俄的保护国。随着1924年的民族划界，布哈拉和花喇子模这两个具有特殊历史底蕴和文明象征意义的国家消失了，整个中亚的国家版图发生剧变，取而代之的是几个完全陌生的“斯坦国”。
这一划分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争议，穆斯林世界对此的反响尤其负面。十月革命爆发后，亚洲的穆斯林一度对这场革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一个将穆斯林世界从西方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契机。沙俄征服以来，中亚穆斯林长期苦于俄罗斯人的民族宗教压迫。十月革命后，一些主张改革的中亚穆斯林政治团体，如青年希瓦党、青年布哈拉党开始主动与布尔什维克合作。1920年3月，红军占领希瓦并且成立了花喇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由青年希瓦党改组成的花喇子模共产党成为新共和国的领导者。这场革命是苏俄政府与当地主张改革的民族知识分子相互合作的结果，对“花喇子模”这一国名的重新采用体现了苏俄政府对古代的穆斯林文明的尊重，在伊斯兰世界的眼中，这具有特殊的意义。
然而，这场合作很快走到了尽头。花喇子模的民族共产主义者们并不愿意做莫斯科的牵线木偶，他们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与商人、教士等地方民族上层保持着密切联系。与此同时苏俄的中央集权也在不断加强。1922年，布哈拉和花喇子模的共产党先后遭到了苏共的清洗。在之后的民族划界中，花喇子模被一分为三，分别划入了土库曼、乌兹别克和哈萨克三个新共和国。在许多国内外穆斯林看来，这是苏维埃政权瓦解分化中亚穆斯林的一种手段，暴露了苏俄政府的反宗教反穆斯林立场。当时的许多苏共领导人也主张采取谨慎措施，保留这两个国家以及他们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对这一划分，冷战时期的西方学者多认为这是苏俄政府对中亚各民族分而治之的策略。本文的作者则指出，当地的民族精英，尤其是土库曼人和乌兹别克人同样是民族划界的推动者。在当时，中亚的知识分子们对民族建构确实有自己的宏大构想，很多人同样希望以民族单位而非古地名来划界，只是他们的雄心与苏共的构想完全不同。雷斯库洛夫等人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民族和统一的突厥国家；霍贾耶夫等人则主张建立一个中亚联邦或是“大乌兹别克斯坦”，这显然是是苏俄政府所不能接受的。比起激进的泛突厥主义者，苏俄政府最终选择了较为折中也较为保守的方案。
成立于1920年的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和花喇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旗，镰刀斧头与星月的结合
此外在希瓦汗国和花喇子模内部，定居的乌兹别克人和游牧的土库曼人之间有着长久的冲突历史。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起初承认了希瓦汗国的存在和希瓦汗的统治。1918年1月，希瓦的一个土库曼部落首领朱耐德汗发动政变，废黜了乌兹别克人出身的老汗王伊斯芬迪亚汗，并且下令镇压以乌兹别克知识分子为主的青年希瓦党。朱耐德汗和他领导的土库曼部落一直是希瓦国内最坚定的反布尔什维克和反俄罗斯力量，这迫使布尔什维克开始同乌兹别克人，尤其是青年希瓦党人合作。1920年3月，红军占领希瓦并驱逐了朱耐德汗，将青年希瓦党人扶正为国家的新领导人。然而在新共和国内，土库曼人和乌兹别克人的矛盾依然持续不断。乌兹别克人希望同其他地区的乌兹别克人统一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而土库曼人则担心自己遭到乌兹别克人的压迫和同化。对于最终的拆分方案，其实土库曼人和乌兹别克人都有推动作用。
在苏共党内，许多非穆斯林出身的党员同样反对这个计划。正统的共产主义者反对进一步的民族划分，认为这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背叛。比起加盟共和国制度，他们更倾向于组建一个中亚联邦。还有部分人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出发，认为在花喇子模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新的共和国划界将会打乱原有经济体系的完整性，不利于中亚各地区后来的发展。总之，在一片争议声中，布哈拉和花喇子模这两个古老国家还是消失了，作者认为这是中亚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以单一民族或语言为基础的国家，是中亚史上的“千年未有之变”。
苏联维吾尔人与“维吾尔族”的身份建构
整理自：Taranchis, Kashgaris, and the 'Uyghur Question' in Soviet Central Asia, Inner Asia, Vol. 7, No. 2 (2005), pp. 163-184.
作者：David Brophy
在1920年代的中亚，苏联维吾尔人的身份建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这些为数不多的境外同胞在近代维吾尔人的历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卫·布洛费这篇文章和他的代表作《维吾尔民族：中俄边境的改革与革命》（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都是试图以跨境民族的视角来审视维吾尔人的近代史。他认为“维吾尔民族”的身份认同在19世纪以前新疆并不存在，是近代民族主义建构的结果。在十月革命后，中亚的维吾尔人以古代回鹘人的历史文化为依托，率先完成了对“维吾尔族”身份认同的建构，并且在后来传入中国，影响了国境线另一边的同胞。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自发性努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近代的俄属中亚和中国新疆之间，一直存在频繁的人员交流互动。在20世纪初，中亚的七河地区和费尔干纳谷底生活着多达20万的维吾尔人，他们大部分是在19世纪以来新疆的历次动乱中迁居过来的，此外还有不下5万的短期务工人员。在中亚，对维吾尔人存在着不同的称呼，有的是用来泛指所有突厥语穆斯林民族的，如“萨尔特人”、“察合台突厥人”、“穆速尔满”；还有用来专指维吾尔人的“塔兰奇人”和“喀什噶尔人”。其中，“塔兰奇人”的称呼源自伊犁地区，用来指那些自17世纪以来从南疆迁居伊犁河谷的突厥语穆斯林。在1861年的新疆回乱中，伊犁发生了塔兰奇人暴动并建立了“塔兰奇苏丹国”，后来却被俄国人趁机占领。1881年《圣彼得堡条约》签订后，俄国归还伊犁，并且强迫大批塔兰奇人迁居中亚（也有观点认为，是伊犁的穆斯林担心遭到清政府的报复，所以主动逃往中亚避难）。“喀什噶尔人”则用来称呼那些来自南疆绿洲的维吾尔移民。与维吾尔人有着类似经历的是中亚的东干人（回族），他们大都是在同治回乱之后逃亡中亚的。这些来自中国的移民在阿拉木图、塔什干、费尔干纳等多地形成聚居点，并在日后卷入苏俄的历史剧变中。
1871年，与俄军作战中的伊犁维吾尔人
俄国革命中，中亚的维吾尔人也被卷入其中，并在是否支持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上发生了分化。他们成立了自发的民族组织，如“塔兰奇-东干委员会”等等。部分维吾尔人和东干人选择与白军结盟，或是选择了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立场，尤其是农民和宗教阶层。1918年5月，在阿拉木图的七河县发生了塔兰奇人的武装暴动，暴动的主因是当地的塔兰奇农民与俄罗斯移民之间在土地和水源等问题上发生了矛盾。结果大批的塔兰奇人遭到了赤卫队和俄罗斯人的屠杀，史称“塔兰奇惨案”。在这之后中亚维吾尔人中的反苏力量基本被镇压了。
与此同时，以塔兰奇共产党员罗兹巴基耶夫为代表的另一批亲苏维吾尔人在革命中开始了对“维吾尔族”身份认同的最早建构。1919年2月，罗兹巴基耶夫在阿拉木图成立了“革命的维吾尔”俱乐部，这是第一个以“维吾尔”为名的政治组织。在中亚历史上，维吾尔（Uyghur）一词本是个已经失传多年的称呼，它最早源于古代回鹘和后来的“畏兀儿斯坦”，在新疆伊斯兰化后，这个称呼就逐渐被人遗忘了。直到19世纪，俄国和西方的东方学家们认为古代回鹘和近代南疆的穆斯林之间存在着族源、文化、语言上的种种联系，“维吾尔”一词才被当地民族的知识分子重新发掘出来，作为一种构建身份认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十月革命前后的中亚，“维吾尔”一次广泛出现在了塔兰奇知识分子的诗歌和报刊杂志中，例如以“维吾尔之子”为笔名的诗人阿卜杜赛玛托夫。他们以古代的回鹘文明为荣，对维吾尔人的历史进行了溯源，并且试图规范出一套统一的维吾尔文字。随着革命后的一系列团体的建立，这一称呼最终从文化概念变成了政治身份。
然而这一时期，“维吾尔人”的概念和范围依然存在巨大争议。起初它是所有来自中国的移民的统称，不仅包括塔兰奇人和喀什噶尔人，还包括东干人甚至汉族人。例如1921年3月成立于塔什干的“维吾尔革命联盟”，其中央委员会的12名成员中，只有5人是真正意义上的维吾尔人，此外还有2名东干人和3名鞑靼人。此外，当时的中亚正处在各种身份认同的激烈竞争中，许多人并不承认作为一个单一民族的“维吾尔人”的存在。部分泛突厥主义这希望建构一个更大的统一“突厥”民族，还有部分地方主义者希望保留原有的“塔兰奇人”和“喀什噶尔人”的民族身份。最终在1923年的民族识别中，苏联当局采纳了罗兹巴基耶夫等人的建议，将“塔兰奇人”和“喀什噶尔人”认定为统一的维吾尔族。东干人等其他来自新疆的移民则被排除在外。
尽管如此，有关“维吾尔民族”的争议并没有结束。一个重要问题是语言的规范。不少知识分子指出，在喀什噶尔人和塔兰奇人的方言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并没有一个可以作为统一标准的“维吾尔语”存在。在知识分子的笔下，“维吾尔斯坦”有时指喀什地区，有时指中亚的塔兰奇人聚居地，还有时指整个新疆。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维吾尔人”是否应该将中国新疆的同胞包括在内？它是一个属于所有维吾尔同胞的身份认同，还是仅限于中亚维吾尔人？毕竟在当时的新疆，很少有人以“维吾尔人”来称呼自己。罗兹巴基耶夫主张将“维吾尔民族”推广到国境线另一边，中亚维吾尔人将以救世主的身份去解放自己的同胞，向新疆输出共产主义革命。还有另一部分人则反对牵涉到中国的政治事务中，认为自己与国际线另一边的人早已分道扬镳，今后互不干涉。
尽管得到了官方民族识别的认可，“维吾尔族”的身份认同在当时只存在于知识分子中。对于大众的民族意识塑造和传播来说，教育和新闻出版行业起到了重要作用。在1920年代中亚的维吾尔人学校中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在这里接受了“维吾尔民族”的身份认同教育，并且将其带回新疆。1934年，盛世才在新疆上台后，以亲苏为名号的他开始模仿苏联的政策，在新疆实行民族识别，“维吾尔”这一民族称呼才被正式引入中国并得到了官方认可。苏联维吾尔人在离开故土几十年后，又重新影响了自己新疆的同胞。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维吾尔人领袖罗兹巴基耶夫，以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在民族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教育朝圣、女性解放与乌兹别克民族身份的想象
整理自：Pilgrimage and Performance: Uzbek Women and the Imagining of Uzbekistan in the 1920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4, No. 2, (May, 2002), pp.263-278.
中亚地区的民族划分，起初是在苏俄政府和少数当地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完成的，伴随着对过去的国家边界的打乱重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继承了突厥斯坦、布哈拉和花喇子模的各自一部分领土，是一个人工合成的新国家。这个国家尽管没有获得独立地位，却给当地人提供了一个培养民族意识的平台。当这个国家产生后，如何将新的国族身份深入到大众的心理意识的和想象中？谁又是“乌兹别克人”身份最坚定的接受者和拥护者？玛丽安妮·坎普将乌兹别克人的民族意识塑造和1920年代的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尤其是女性解放联系起来。正是在一系列属于乌兹别克的政治运动和公民参与中，获得解放的穆斯林妇女完成了对自身“乌兹别克人”身份的想象，她们也成了新的国族身份最坚定的拥护者和支持者。
在中亚的传统社会，女性对社会公共事务没有任何的参与度，公民身份的缺失导致她们民族身份认同意识的淡薄。十月革命后的社会改革中，大量女性摘掉头巾，以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身份的前往远离家乡的大城市接受现代教育。同时她们积极参与各类政治活动，成为民族共和国的新公民甚至社会精英。作者将这些远离家乡的求学活动称为是中亚妇女的“现代教育朝圣”（the pilgrimage of modern education）。这个名词本是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发明的，指近代英属印度的知识分子前往英国本土的学校求学，在那些接受了新式教育和近代思想启蒙，之后返回家乡担任当地政府部门的管理者。这些殖民地知识分子永远无法进入宗主国的统治上层，却可以成为家乡社会的新主人。正是这群人，成了近代殖民地民族主义的主要载体。
作者认为，在乌兹别克的妇女身上也发生着类似的事情。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格外重视对穆斯林女性的动员和教育工作。他们在塔什干、布哈拉、希瓦等地设立了专门的妇女委员会，资助当地的穆斯林妇女走出家乡的传统社会，去莫斯科等大城市参加政治活动。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1921年，当时在莫斯科举办了东方妇女代表大会，为此突厥斯坦共产党妇女部门发动当地的妇女选举代表。不久后，这些选举出来的穆斯林妇女代表历经千辛万苦聚集到塔什干，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在父亲和丈夫的禁止下，从家里偷跑出来的。然而她们却被通知这次大会因为食物短缺问题取消了。这些穆斯林妇女代表并不愿意离开，于是突厥斯坦共产党便资助她们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这是乌兹别克妇女第一次走出传统穆斯林社会，参与到国际政治生活中。
还有许多穆斯林女性走出家乡求学，例如文中提到的阿拉比比·萨法耶娃。她在1924和1927年两次踏上“现代教育朝圣”之旅。第一次她在阿姆河上遭到了巴斯马奇武装力量的袭击，同行的160名学生中只有少数人逃过一劫。1927她成功地进入塔什干的中亚共产主义者大学学习，并在毕业之后成为乌兹别克共产党妇女部门的领导人之一。1931年，她被派往布哈拉推行当地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在那里被人下毒谋杀。通过教育朝圣，这些解放了的女性成为苏维埃国家的新公民。然而她们却无法走出乌兹别克斯坦，进入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上层。她们最后都回到了乌兹别克斯坦，成为当地政府部门的管理者和妇女事务的领导者。与“乌兹别克人”身份紧密相连的社会精英地位的获得，让她们对自己的民族抱有极大的忠诚感和认同感，这是那些传统妇女所不具备的。
此外，在民族识别后的中亚，个人利益是与民族身份紧密的捆绑在了一起。民族共和国建立后，公共活动和新闻媒体开始不断的强调个人的民族属性。例如前往莫斯科参加妇女代表大会的新女性都是以“乌兹别克代表”的身份参会的；再如塔什干的“地区妇女启蒙俱乐部”在后来改成了“乌兹别克妇女启蒙俱乐部”。当地的学校原本并不在意学生的民族身份，后来出台法律，对乌兹别克学生的最低比例进行了规定。各个加盟共和国对政府部门实行“本土化”政策，乌兹别克族出身的公职人员比例得到了强调，成为乌兹别克人意味着自己有更多接受教育和获得公职的机会。许多身份认同模糊的穆斯林为了获得更多的机会，选择了自己所在共和国的民族身份。利益与民族身份的结合使得新的民族身份在大众中得到了很快的强化。
192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的女性罩袍摘除仪式
以摘除女性罩袍为代表的社会改革对塑造乌兹别克人的民族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帝俄时代的中亚，乌兹别克人本是各个民族中最保守、传统文化最根深蒂固的民族，女性所穿戴的名为“布兰吉”的罩袍比其他穆斯林妇女包裹更严。在民族划界之后，地方共和国的领导人需要为新的民族树立核心价值观，以不戴布兰吉为标志的妇女解放运动被视作是现代乌兹别克妇女和乌兹别克民族的标志。在当地，每逢劳动节、十月革命节、妇女节等，政府都会举办大规模集会，进行群众性的当众摘除罩袍活动。这些集会是关于民族建构的公共盛会，会上的种种仪式性的举动对于人们的民族身份想象起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戴罩袍还是不戴罩袍都是乌兹别克人的标志，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人并不参与到这场争端中。在20世纪的亚非拉世界，民族建构与民族的改革和现代化其实是同步进行的，在一系列公民参与的政治活动中，普通民众完成了对自己本民族身份认同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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