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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胡适与溥仪

2017-06-30 林建刚 东方历史评论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林建刚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922年6月5日晚,胡适写了一首诗来纪一件事,名曰《有感》:


咬不开,搥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1]


后来,胡适还在这首诗旁边还特意加了一个注释:“此是我进宫见溥仪废帝之后作的一首小诗,读者定不懂我指的是谁。”[2]


胡适这首诗表达的是去拜访溥仪之后的感受。诗以“核桃”作比,认为过去的传统礼教束缚不住少年溥仪求新求变的愿望。不过,在当时,胡适去拜访溥仪的行为以及后来胡适为溥仪被迫出宫所做的辩护,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的污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以及后世人们对胡适的认知判断。


1


胡适拜访溥仪事件


(一)


1922年5月17日,刚在皇宫安装了电话的溥仪,心血来潮,翻看电话本,到处给人打电话。电话本上恰好有胡适家的电话号码。对于胡适,溥仪并不陌生,他的洋老师庄士敦经常跟他提起白话文运动的领袖胡适,他的家中也有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于是,动了好奇心的溥仪想听听这个胡适“用什么调儿说话”,便拨通了胡适家的电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了当时他们通话的情景:


“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阿!”

“宣统?……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3] 


溥仪


关于这件事,胡适在日记中也有记载:


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宫中逢二休息。)[4] 


那年的阴历五月初二是阳历的5月30日。约时间时,胡适想得很周到,他选择了宫中休息日拜访溥仪。为这次约见,胡适提前做了一些准备。他先去拜访了庄士敦。在庄士敦那里,胡适了解了溥仪的近况。当天日记中,胡适写道: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hnston),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5]


对溥仪独行其是的行为作风,胡适持赞赏的态度。5月30日,胡适赴约,为了这次约见,胡适当天没有上课。见面时,溥仪先起立,胡适行了鞠躬礼,然后就坐在了溥仪为他准备好的大方凳子上。当时,两人聊了如何写白话诗、溥仪如何出洋留学等问题。此外,溥仪还对胡适说:


“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想办一个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这件事很有许多人反对,因为我一独立,有许多人就没有依靠了。”[6] 


对溥仪想独立但又不能独立的矛盾,胡适非常同情。谈话最后,当溥仪抱怨许多新书找不到时,胡适答应帮他找书。聊了二十分钟之后,胡适告辞。


1922年6月5日晚,想起溥仪,胡适不禁写下了《有感》这首诗,表达了对少年溥仪的赞赏之意。


(二)


这虽是一次普通的会面,但由于会面双方,一位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一位则是皇权专制制度下的帝王,双方身份的不同一般使这次会面引起了广泛关注,一时舆论哗然,许多报纸纷纷以“胡适为帝王师”、“胡适要求免跪拜”为标题来报道此事。


当时,有人还以“偶拾”的笔名,在上海的报刊《星期》上写了一篇《溥仪与胡适》的戏谑文字,其中写道:


清溥仪日前在琉璃厂买书。偕行者有庄斯敦等。溥爱读胡适文集。于翌日打电话约胡入宫。胡要求免跪拜。溥自接电话。谓君为新学泰斗。当然不能跪拜。胡遂入谈甚久。溥劝各师傅去辫。袁珏生以民国十一年老资格之辫子。亦已奉旨去掉。胡已赴皖讲演。溥欲延为师。胡允为友。而一般宫中的旧脑袋则大发牢骚。[7] 


为应对舆论,挽回形象,胡适写了《宣统与胡适》一文来澄清事实。文中,在讲述了两人见面的情形之后,胡适辩解说:


一个人去见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希奇。 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自从这事发生以来,只有《晨报》 的记载(我未见),听说大致是不错的;《京津时报》的评论是平允的;此外便都是猜谜的记载,轻薄的评论了。最可笑的是,到了最近半个月之内,还有人把这事当作一件“新闻”看,还捏造出“胡适为帝者师”、“胡适请求免拜跪”种种无根据的话。我没有工夫去一一更正他们,只能把这事的真相写出来,叫人家知道这是一件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的事。[8] 


胡适礼节性的拜访溥仪一事,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值得可说的地方在于:因这次拜访,许多人都对胡适不满,这种不满背后所隐藏的心理动因,是值得探究的。道不同不相为谋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些嘲讽胡适的人心目中,你胡适既然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怎么能够去跟晚清皇帝交朋友呢?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与溥仪划清界限。


在这件事,胡适与嘲讽他的人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胡适的关注更多的是一个叫做溥仪的十七岁的少年的话,那么,嘲讽胡适的人的关注点更侧重于溥仪背后皇权的象征意义。


由此,胡适在《宣统与胡适》一文那句“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的话广受非议,也就不难理解了。嘲讽胡适的人,从胡适这句话中看出了弦外之音:作为皇帝的溥仪称你胡适为“先生”,你这不是有“帝王师”的嫌疑吗?你胡适称他是“皇上”,你也未尝没有“臣子”心态。



公平的说,胡适这话虽是实写,但是汉语的丰富性可以让人产生更多的联想性理解。当然,从胡适这方面来讲,一个权力已经被关进笼子里的君王,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荣誉性的特殊公民而已,本没什么大不了。但在当时废除帝制还没多少年并且还遭遇过复辟的时代里,许多人还是由此断定认为胡适有做“帝王师”的念头。这件由胡适拜访溥仪引发的风波,恰恰反证了时人帝制思想的残留。


(三)


特别需要说的还有鲁迅的态度。对胡适拜访溥仪的行为,鲁迅是很不以为然的。不过,当时的胡适与鲁迅,还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战友,鲁迅当时并没有发作。不过到了后来,鲁迅还是对胡适的这次行为做了有力的讽刺。


1931年10月,上海《申报》登载了“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的新闻。看到这则新闻之后,鲁迅对胡适非常失望,写了《知难行难》一文来讽刺胡适,其中旧事重提,也讲到了当年胡适见溥仪一事: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


当“宣统皇帝”逊位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


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9] 


这里,鲁迅再次引用了胡适的“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的话。不过,此话用在这里,诚如我在前面分析的一样,就有了一语双关的妙用。鲁迅这篇文章,完全以胡适见溥仪时的对话来臆测胡适与蒋介石的对话,背后的讽刺意味不言自明。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申报》的这一则新闻完全是假新闻,蒋介石与胡适在1931年并没有见面,查胡适日记,胡蒋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是1932年11月28日。[10] 


鲁迅建立在假新闻基础上的对胡适的讽刺,更多的是文学性的想象,距离事实甚远。如果通过鲁迅的这段文字来认识胡适,难免失真。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去见溥仪”这件事,还是让鲁迅对胡适颇为不满的。


2


“驱逐溥仪出宫”事件中的胡适形象


胡适探望溥仪,仅仅是茶杯里的风波,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事很快就过去了。不过,两年后,胡适为溥仪出宫事件鸣不平,则明显再次触犯了众怒。而且,许多人再次记起胡适探望溥仪的往事,并将两事联系起来看待,这让胡适的声望再次遭到严重打击。


此事的发生,源于冯玉祥武力驱逐溥仪出宫。 1924年11月5日,发动北京政变取得北京实际控制权的冯玉祥,派鹿钟麟以威胁恐吓的方式强迫驱逐溥仪出宫。据曹汝霖回忆:


当时军人政客都有趁火打劫。是日后门一带,临时戒严,军警林立。鹿张两人进宫,见逊帝已出宫,即开元明清三朝收藏之宝库,劫掠宝物,以军用大卡车,运载而出,万目睽睽,人所共见,无可掩饰。[11] 


此事发生之后,舆论态度不一。当天晚上,知晓了此事的胡适就给当时的外交总长王正廷写了一封抗议信,信中写道:


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日下午外间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 36 42464 36 15288 0 0 1977 0 0:00:21 0:00:07 0:00:14 3169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12] 


此外,在信中,胡适还特别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要求民国政府保证溥仪及其家眷的人身安全;第二,清宫中的文物应妥善保管,不准军人政客趁火打劫;第三,这些清室财产,应该公平估价,分年付款,以此款赡养清室。(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68—269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胡适的这些要求,很多都没有实现。


11月9号,此信在《晨报》中公开发表,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为胡适叫好,也有人公开指责胡适为皇帝说话,做了溥仪的鹰犬等等。


(一)


同意胡适观点的人,主要有溥仪的老师。中文老师有郑孝胥、陈宝琛、王国维等。英文老师有庄士敦。此外,段祺瑞、唐绍仪也赞同胡适的观点。


看到胡适这封公开信后,庄士敦专程给他写信致谢,信中写道:


今天《晨报》登载的那封信如果真是你的手笔,我要为此向你祝贺。你正是说出了这样一件正确的事情,并且用正确的方式说了出来。我相信逊帝看到这封信一定会高兴的。……我不认为冯玉祥已经进入了他用阴谋手段所企图建立的完全和平的统治。我为你不是一个“基督徒”而感到高兴。[13] 


庄士敦认为,胡适用公开信的方式表示抗议,是恰如其分的。在他看来,以公然违背契约的阴谋手段而建立的统治,是不会和平稳定的。最后,庄士敦还用“我为你不是一个基督徒而感到高兴”这句话讥讽了冯玉祥。众所周知,冯玉祥是出了名的基督将军。在庄士敦看来,这位基督将军此次的所作所为,毋宁是对基督徒的讽刺。


此事发生之后,作为溥仪的老师,郑孝胥立即给段祺瑞发电,希望段祺瑞可以制止冯玉祥的这一行为。1924年11月5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发给段祺瑞的电报:


昨午后三点钟,冯军押皇上出宫,送至醇王府,派兵监禁。现在只求自由居住,勿视同罪人,以伤忠义之气。望公(按:指段祺瑞)再致电冯等,许上移居东交民巷,暂避意外危险。实为万幸!孝胥百叩。[14] 


郑孝胥通电段祺瑞,希望他出来为溥仪说话。此后不久,看到胡适公开站出来为溥仪辩护,郑孝胥对胡适也有了好感。不仅如此,公开信发表之后两天,胡适还专门去探望了溥仪。1924年11月11日,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


弢庵来,言今日金息侯,朱聘三、胡适之入见,息侯请辞五十万,并申言自设图书馆,上嘉许之。[15] 


弢庵即陈宝琛,金息侯即金梁,朱聘三即朱汝真。与郑孝胥一样,他们都是晚清遗老。作为新派文人,胡适这时候来探望溥仪,自是来安慰溥仪的。这让溥仪非常感动。事情发生几年后,胡适邀请王国维前往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王国维不愿意去。为此,胡适还通过溥仪来劝说王国维,最后还是在溥仪的旨意下,王国维成为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溥仪此举,明显是向胡适示好,这或许就源于溥仪对胡适当年为他辩护的报答。


这也让郑孝胥等晚清遗老对胡适很有好感。溥仪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写道:


不久之前,我刚在报上看到胡适一封致王正廷的公开信,大骂国民军,表示了对于“以武力胁迫”修改优待条件这种行为的“义愤”。虽然陈宝琛仍然把他视同蛇蝎,但郑孝胥已经和他交上了朋友,有些遗老也认为他究竟比革命党和国民军好。[16] 


驱逐溥仪事件发生后,王国维的反应非常激烈。据《王国维年谱长编》记载:“先生因清废帝溥仪被逐出故宫,自认日在忧患中,常欲自杀,为家人监视得免”。这也埋下了后来王国维沉湖自杀的种子。1927年,王国维沉湖自杀,在留下的遗嘱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这里所说“义无再辱”,即不能接受第二次的侮辱。按王国维的意思,驱逐溥仪出宫,就是他所受的第一次侮辱。


驱逐溥仪事件发生之后,唐绍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如果中国需要改变民国同清帝的关系,我们就应该公正合理和彬彬有礼地去促进它”,“我们之所以同意优待条件是因为满洲人的退位缩短了革命的时间、拯救了人类的生命,并给予了我们一个专心致力于建设的机会。……不管我们个人发表过什么意见,在新的协议未缔结之前我们一定遵守这个协议……但是冯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的政体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17] 


从庄士敦、晚清遗老到唐绍仪,他们的看法都与胡适不谋而合。在驱逐溥仪出宫这件事上,并不像许多学者所说的那样,胡适遭到了围攻,还是有不少人同情与支持胡适的。


(二)


胡适反对此事,最根本的理由乃是源于契约意识与程序正义。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在袁世凯的压力下,满清皇帝退位的前提是建立在《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的基础上的。如今,条约还在,民国政府却公然违背这一条约,这种不遵守承诺的违法行为,在胡适看来,是“民国史上最不名誉的一件事”。退而求其次,即使让溥仪出宫,也要建立在修订条约或者废止条约的基础之上,在条约没有修订或者废止之前,公然用武力的方式强迫溥仪出宫,也违背了基本的程序正义精神。


不过,那些反对胡适的人,也并非都是不讲道理之人。胡适公开信发表之后,周作人即致信胡适,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


周作人首先善意的认为胡适的观点是受到了外国人的谬论所惑。他指出,这些为溥仪说话的外国人都不是民国之友,若接受他们的观点,便是上当受骗了。其次,针对胡适所说的民国违背条约的行为,周作人重点指出,首先违背条约的是清室。他写道:“清室既然复过了辟,已经不能再讲什么优待,只因当局的妇人之仁,当时不即断行,这真是民国的最可惜的愚事之一。”[18]当时,周作人的这一观点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


1924年12月13日,周鲠生在《现代评论》发表《清室优待条件》。文中,周鲠生写道:


实则严格的说来,在张勋拥戴清室复辟的时候,清室已经犯着背叛民国的罪情,已经丧失了继续享受优待条件的权利。优待条件是因为清帝赞成共和逊位之后而给予的。清帝复辟,自己已经破坏优待条件存在的根据,民国在道义上已无再承认这项条件的义务。[19] 


持这种观点的还有章太炎与孙中山。1924年11月8日,章太炎给黄郛(按:时黄郛是代理内阁总理)写信说:


读歌电,知清酉出宫,夷为平庶,此诸君第一功也。……六年溥仪妄行复辟,则优待条件自消。……今诸君但令出宫,贷其余命,仍似过宽,而要不失为优待。[20] 


1925年1月,孙中山北上来京。因清室内务府有人来函让孙中山主持公道。孙中山即认为:清室未践移宫之约,而又有民国6年复辟一事,已自行破坏优待条件,更无责人践约之理。[21] 


周作人、周鲠生、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观点貌似有理,实则偏袒民国。因为实行复辟的不是清室,也不是溥仪,而是张勋。是张勋率领辫子军复辟的,光杆的皇上溥仪也没有力量来制约武人张勋。说白了,清室在当时也只是随着形势走而已。可见,这撕毁契约的罪名不应该是溥仪与清室,而是张勋。他们似乎将张勋所负的责任转嫁给了清室。除此之外,要真正论起理来,首先撕毁契约的还是民国政府。据曹汝霖回忆:“逊帝居宫时,因积欠优待费,以古物向银行抵押借款,余曾亲见,以此内务府遂开监守自盗之门。”[22] 


由此可见,当溥仪退位之后,民国政府并没有按时给逊帝发优待费,害的他只好卖古玩。要知道,发优待费也是明文规定在《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中的,按照这点来讲,又是谁首先违背契约的呢?


在这件事件上的这些分歧,也使当时很多人对胡适很有看法,胡适的形象严重受损。


(三)


据笔者研究,冯玉祥驱逐溥仪,其第一推动力也是源于李石曾的游说,他可算是这一事件幕后的人物。


1924年11月6日,也就是驱逐溥仪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


清室宣统帝于昨日被迫出宫,去帝号,此事系石曾先生向政府建议者。所遗下之物件,拟组织委员会清理保存之。此事手段太辣,予心甚不忍。开会之际,众人称快,予独凄然。但我亦知作事非如此不可,我非作事之材于此益可证明。[23] 


由此可见,李石曾才是驱逐溥仪案的始作俑者。对此,顾颉刚觉得“手段太辣”,“于心不忍”。后来,顾颉刚还在日记中写道:


冯玉祥班师回京,受渠(按:即李石曾)怂恿,驱逐溥仪出宫,改为“故宫博物院”,此亦佳事,乃以易培基为院长,朋比为奸,日卖假古董二百元,由易氏携入院长室,提取宫中古物以出,装运至巴黎出售,以彼在巴黎设有文物肆也。[24] 


与顾颉刚日记相互印证,1959年3月12日,邓之诚在说到陈垣过去的历史时写道:“(陈垣)后与李石曾、马衡合谋说冯玉祥逐宣统出宫,事后惧祸,避居大连半年。”[25] 


由此可见,冯玉祥驱逐溥仪,其幕后策划的人物即李石曾,而李石曾当时的身份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李石曾与李大钊、徐谦关系非常亲密,他们都是北京政坛幕后最活跃的党派领袖。此外,当天驱逐溥仪的人中也有李石曾。据陈纪滢《李石曾传》记载:


十一月五日上午十时,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会同先生(按:即李石曾)往访清廷内务府绍英,偕往溥仪处磋商,溥仪即日废除尊号,交出宫殿及印玺,并改优待为每年五十万元。……先生(即李石曾)仍继续奔走,连日与清室会谈洽商解散清室警卫队、太监、宫娥、雇人等暨接收国玺三十颗及点收封锁宫殿房屋事宜。[26] 


溥仪出宫之后,为了方便接受相关财产,民国政府还组织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其中委员长即李石曾,委员则有陈垣、易培基、马衡等人。当胡适写公开信抗议此事之后,李书华与李宗侗曾给胡适写信,与他辩难。李书华跟李石曾一样,都是留法学生,李书华是李石曾的助手,两人关系非常亲密。李宗侗则是李石曾的亲侄子。这两人给胡适的信,其实就是为李石曾的所作所为做辩护而已。信中,两人认为胡适以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身份为溥仪辩护,殊令人失望。他们认为,民国建立的前提就是皇帝名号的取消,从这点出发,他们对于强迫溥仪出宫,认为绝对正当。[27] 


收到此信后,胡适给他们写了回信,信中胡适认为他们坚持的前提本身就错了。他以英法两国为例论证自己观点。在胡适看来:“英国不废除王室而不害其为民国,法国容忍王党而不害法国为民国。”[28] 


既然英法两国可以如此,中华民国又何尝不能如此呢?信中胡适还批评了舆论不容异己的专制气息。针对胡适此信,李书华与李宗侗再次致信胡适,他们认为英国不是民国,而是君主立宪国家;法国虽然是民国,但是当年法国大革命时路易十六也曾上了断头台,对此,法国历史家也从未说道这是法国革命史上意见最不名誉的事。既然如此,为何非常说民国驱逐溥仪是一件不名誉的事情呢?此外,两人还指出,胡适的这封抗议信,很容易被用来对中华民国拨弄是非,成为别人攻击民国的口实。应该说,李书华、李宗侗与胡适的争辩,基本还是维护了学者的风度。不过,此后李石曾与易培基的所作所为,就未免有些下作了。


(四)


1961年12月23日,他跟他的秘书胡颂平回忆说:


“冯玉祥逼宫之后,易培基他们组织‘故宫博物院’。他们一班人都是反对我的,要在故宫里找寻我的劣迹,说我私通宣统。他们搜查的结果,发现我给宣统的一张片子,上面写了‘我今天上午有课,不能进宫,乞恕’几个字,他们配起一个镜框,挂在故宫里作为展览品。我曾到故宫博物院去看过。我问可以照相吗?他们说不可以;因此就没有这张片子的照相。到了此地之后,李宗侗对我表示不赞同他的叔父,而对我表示很好。”[29] 


李宗侗的叔父即李石曾,虽然李宗侗不同意他的做法,但李石曾与易培基在接收了故宫的财产之后,刻意找出了溥仪与胡适来往的相关东西,然后提供给媒体,抹黑胡适。除了展出胡适写给宣统的片子,他们还找到了金梁写给宣统的信,作为证据。1922年,胡适探望溥仪之后,作为晚清遗老的金梁,觉得可以笼络胡适,于是他给溥仪写了谏书,建议溥仪笼络胡适,以为所用。李石曾、易培基等人看到此信后,如获至宝,立即在媒体上披露了此事,意图抹黑胡适。     


关于此事,1962年1月1日,胡适曾跟胡颂平回忆说: 


金梁是清室的内务府大臣,他密谋复辟的文件中,有举贤才的奏折。在这个奏折中劝溥仪应该罗致的人才,其中有我的名字。这些奏折,溥仪存在养心斋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被故宫委员会发现。这时有些人要找寻我的“劣迹”,说我的名字在金梁的奏折中,还有我复宣统无暇进宫去看他的一个名片。[30]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李石曾与易培基此举,完全是针对胡适的。因为金梁所举荐的贤才并非胡适一人,而是有30人之多。金梁奏折中,凡涉及胡适的有两处。


第一,他在《奏为列举贤才事》一折中重点推荐了梁启超与蔡元培,其中写道:


梁启超:著书立说文采动人后生学子靡然从之实能左右舆论。……蔡元培:异说警人似有魔力实则化之以德未尝不可援墨归儒胡适即其例也。[31] 


第二,金梁在向宣统推荐江亢虎的奏折中写道:


皇上以德服人,昔胡适既见后,为皇上所化。今江亢虎未见前即为所化,皇上圣德感人古今未有。[32] 


李石曾等人在媒体曝光的罪证,即第二条资料。他为什么不用第一条资料呢?如果用第一条资料,那就不仅证明胡适与宣统有勾结,而且还证明蔡元培也有宣统有勾结了。李石曾与蔡元培一样,都属于国民党,他并不想得罪蔡元培。他通过这条奏折,重点打击胡适,无非是胡适反对他用武力驱逐溥仪,他怀恨在心,以此泄愤,来抹黑胡适形象而已。


可以说,驱逐溥仪案背后的思想论战,周作人除外,本质上其实是胡适与以李石曾、易培基等国民党左派因政见不同发生的思想斗争。此时,因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正处于蜜月期,他们在驱逐溥仪的观点上,基本一致。因此,胡适这次的抗议信,也导致了他在革命青年心目中形象的直线下降。毛壮侯对胡适态度的180度转变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


(五)


在驱逐溥仪事件之前,毛壮侯与胡适就认识并有往来。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毛壮侯是一个诗人。他写了一些诗,打算出一本诗集,为此他写信给胡适,希望胡适可以给他写个序。信中毛壮侯写道:


先生是文学界革命中的大将,尤其是一颗闪灼照耀的巨星,用不着我来恭维。不过我因为见着替平民叫苦的文艺太少,努力做了一册血花,拟付印宣传,想在“无病呻吟”的文艺里面,下一服兴奋剂。唉!谈何容易,不是我微弱的力量做得到的呵!我只有诚意的请求先生给我做一篇序,不致令我失望吗?血花呈上,敬请铎安。[33] 


通观此信,可以看出毛壮侯对胡适的推崇与尊敬。收到信之后,胡适仔细看了他写的诗,给他回了一封信。原信如下:


壮侯先生:


我实在不能写序,只好写了几句话,请你不要见怪。


内中第9首“丘八”“丘九”的话是不应该用在诗里的。“丘八”已不通,“丘九”更不成话。偶然诙谐是可以用的,但不值的入诗。此首可删。适 [34] 


两人就诗歌问题磋商,毛壮侯虚心请教,胡适坦诚相对,很是和谐。然而,1924年,当得知胡适为溥仪辩护之后,毛壮侯对胡适的态度大变,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溥仪出宫与胡适》,痛骂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毛壮侯写道:


“这回溥仪搬家,胡适大博士的抱不平,更引人啼笑不得,但切身利害的溥仪孺子,反有努力为人,愿解放木偶式的旧束缚。旧思想漩涡中的小儿,还想做人,新思潮中的巨子,却不想做人,这真是时代思潮中的不幸呵!卑怯……可耻……”[35] 


说胡适悲怯、可耻,还算是好的了。后面还有更进一步的语言暴力,他还写道:


但是溥仪人格增辉之日,却是胡适人格降下之时;……溥仪因受新思潮的影响,知道胡适是现代新思潮中一条得意的精虫,造成了他们相见的机会,这位精虫化的灰色酸秀才,得意忘形,给了我们一个可耻的暗示,就是他自己说:“他称我称先生,我称他称皇上。”[36] 


以前,毛壮侯在信中称胡适为新文化运动的巨星,万人敬仰。如今,毛壮侯则以“精虫”来比喻胡适,其话语之粗鄙,恶语之伤人,令人吃惊。


毛壮侯的这些话语暴力,在当时文坛上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看到毛壮侯的这篇文章后,丁西林在《现代评论》发表《批评与骂人》对此反唇相讥:


“你看见了本月7日《政治生活》上毛壮侯骂胡适的那篇文章没有?什么‘新思潮中的巨子,却不想做人’,什么‘胡适人格降下’,什么‘这位精虫化的灰色酸秀才,得意忘形’,这真是什么话?我说,别忙,别忙,我赞成的是一个批评家骂‘人’,甚而至于丢‘人’的脸,我决不赞成一个人乱骂人,因而丢了自己的脸。”[37]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发表毛壮侯这篇文章的《政治生活》,是中共中央北方区党委的机关刊物,中共早期革命领导人高君宇即是《政治生活》的编辑。也正是他,将毛壮侯的文章发表的。此文发表时,高君宇还加了一个编者按,从这段话中也可以看出中共革命青年对胡适此举的看法,高君宇写道:


这篇投稿寄来快有一个月了。起初我们以为像胡先生那样比十三世纪还落后的言论,真不值得深刻的去批评,所以没将毛君的来稿发表。可是这半月来,中国腐败官僚、臭架子名士、外国大流氓,都在那里大叫特叫,反对清室优待条件之修改;且听说执政府已暗中决定恢复优待了。可见如毛君所说不想做人的正多着呢!所以我们感到毛君此文价值尚在,故特登载于此。[38] 


由此可见,在反对冯玉祥用暴力驱逐溥仪出宫这件事上,胡适得罪了很多人。除了李石曾、易培基等国民党左派之外,还有毛壮侯、高君宇这些激进的革命青年。胡适形象在这一问题上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当时思想文化界日益激进化的思想潮流。


参考文献        

[1][4][5][6][8] 胡适:《胡适日记全集》第三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613,577,585页,585,678页。

[2]胡适:《胡适全集》第1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71页。

[3][16]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中华书局,第140,179页。

[7]《溥仪与胡适》,偶拾,《星期(上海1922)》,1922年第21期, 第8页。)

[9]鲁迅:《二心集·知难行难》,《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7页。

[10]见《胡适日记全集》第6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632页

[11][22]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4月,第258页。

[12][13][18][27][28]《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268,269,270,276,278页。

[14] [15]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第2026,2027页。

[17]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页。

[19]周鲠生:《清室优待条件》,《现代评论》第1卷第1期。

[20]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843页。

[21]朱文华著:《胡适评传》,青岛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158页。

[23]《顾颉刚日记》第一卷,台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5月,第550页。

[24]《顾颉刚日记》第六卷,台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5月,第50页。

[25]邓之诚:《邓之诚文史札记》下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4月,第 1145页。

[26] 陈纪滢:《一代振奇人——李石曾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8月初版,1984年4月再版,第179页。

[29][30]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39,246页。

[31][32]佚名辑:《隆裕太后大事记·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文证》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88—189,193页。

[33] 耿云志主编:《胡适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620页。

[34] 耿云志主编:《胡适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9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23页。

[35][36]毛壮侯:《溥仪出宫与胡适》,见《溥仪想做人——胡适不想做人(读了〈溥仪出宫与胡适〉之后)》的附录,《高君宇文集》,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00页。)

[37]西林:《批评与骂人》,《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期)

[38]高君宇:《溥仪想做人——胡适不想做人(读了〈溥仪出宫与胡适〉之后)》,《高君文集》,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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