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子孙的文学因缘
撰文：沈卫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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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每当看到有关“张家姐妹”的书，过眼之后，总会想起“原来姹紫嫣红开遍”这一诗句，说不清是得天时地利，多次观赏昆曲《牡丹亭》的缘故，还是因为“张家姐妹”诗词曲书画皆引人注目的原因。能说清的则是与研读沈从文有关。
这个时代，我们不缺明星，甚至应接不暇的所谓“事件”和各类“表演”，都不得不被动接受。但有关“张家姐妹”的书事，却是另类人文景观。在虚假、浮躁的当下，面对一位诗词曲书画皆可拿得出手的老人，立刻引发我每次进图书馆或书店的同样感受：谦卑。
过去的两年间，两位百岁老人张充和（1913-2015）、周有光（1906-2017）相继离世。“张家姐妹”的旧事，又被增添了新的内容。所有的人和事，一旦成为被讲述的“故事”，就不属于自己。历史的“雪球”就是在这种被讲述中滚大的。2016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张充和诗文集》，显示了张家小妹更丰富的一面，特别是其中所收录的张充和与张天臞往来唱和诗词，让我有了讲故事的冲动，是张充和堂姐张天臞的浮出，让我这个讲述文学故事的人眼前一亮，原来不仅仅是姹紫嫣红开遍，“淮军”后人，特别是女性，多是有故事的人。
合肥李、张、段、龚四大姓，与晚清民国军政都有密切的关联。姓氏冠合肥的前有肥东李鸿章（“李合肥”），后有出生在六安后迁居肥西的段祺瑞（“段合肥”）。合肥大杨镇的龚镇洲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时，与蒋介石同学，因追随孙中山反袁而闻名。肥西张树声，是淮军的二号人物，“树”字大营的儒将，后为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是李鸿章之后“淮军”将领政声皆佳、先达一品的官员。从肥西“张家圩”走出的张树声、张树珊、张树槐、张树屏兄弟均为晚清重臣或封疆大吏。打仗父子兵，上阵兄弟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是中国家族文化的精髓，也是传统中国守土保家的家族伦理。“湘军”起，“淮军”兴，危急时刻，中华民族文化的原动力爆发了。
晚清内忧外患，“淮军”政声动朝野，以至于延及民国军政，有所谓“皖系”、“安福部”之说。
在“淮军”的后人中，文学成为关联家族文化的重要桥段。肥东李鸿章的女儿，嫁给了中法“马江之战”的败军之将张佩纶，在张家孙子辈中成就了一位文学之星张爱玲。李鸿章四弟李蕴章的女儿“识修”，嫁给了张树声的儿子，即后来张充和的养祖母，大宅门里养育了诗词曲书画皆精通的张充和，成为现代社会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标示。“张家圩”的“树”字营后人“张家姐妹”，一直都是有故事的人，她们与文学的关联，从民国时期张兆和沈从文；到2000年，张天臞与王气钟的女婿高行健闪耀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奖坛；更远处有张充和与傅汉思的跨国姻缘，将昆曲远播美利坚；最近处是张允和与寿星周有光的佳话。20世纪中国文坛，因为有沈从文、张爱玲、高行健而星光熠熠。
张天臞与张充和是堂姐妹，一起在合肥“张家圩”长大。张天臞生于1912年，长张充和1岁。1914年，不满1岁的张充和自上海被带到合肥，给养祖母当孙女。1930年张充和17岁回到苏州生父家中之前，与张天臞有多年朝夕相处的姐妹亲情，可谓“情亲同乳”。张充和在文章中称张天臞“能诗词”，与自己为“总角交”。张天臞的母亲与龚镇洲家有亲缘关系，曾以家中财产资助龚镇洲组织“革命军”，并亲自提篮为龚镇洲过关口传送炸弹。抗战期间龚镇洲的两个女儿龚普生、龚澎在重庆随周恩来从事抗战外交。1949年后，龚普生、龚澎均在外交部任职。龚普生的丈夫章汉夫曾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龚澎的丈夫乔冠华曾为外交部长。张天臞从小受舅舅梁石言的影响，擅长诗词书画，且终生坚持。王气钟入职“蒙藏委员会”，任吴忠信秘书后，张天臞随丈夫王气钟到重庆生活。吴忠信曾在龚家私塾读书，此时王气钟因张天臞，与龚、张两家建立了联系。张天臞称呼龚普生、龚澎为“姨妈”。此时，张充和在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下属的“礼乐馆”就职，生活在同沈尹默洗砚行书，与汪东、卢前唱和诗词之中，同时又常出入于张天臞家中，随张天臞“呼母”，“同听嘉陵雨”。
1949年，张充和随丈夫傅汉思去美国定居。《张充和诗文集》中有1973年1月9日所作的《金镂曲 忆天臞》：
消息无零羽。
廿年来、离魂常到，险燹难阻。
相见一番无多语，互道昨宵梦汝。
又月照空梁情苦。
若问昔年藏迷地，赌栗梨、事事皆尘土。
冬与夏、吴与楚。
五年同听嘉陵雨。
记飘零朝朝来去，随君呼母。
重读深藏祝寿句，怕不情亲同乳。
我尚健，君能知否？
今君纵在非容易，尽艰辛家国诚何取。
欲暂忘，终难去。
后附有张天臞的《金镂曲 和充和》：
鸿雁传佳句。
似相逢、离衷倾诉，寒灯旧雨。
层峦叠翠愁千里，劳汝梦魂来去。
君怀豁达工书艺，昆曲词章事事宜。
深院静，夜凉曾对语，
记教唱、《乌夜啼》。
卅载分携无觅处。
空惆怅晓烟斜月，暮云春树。
白发稀松两鬓枯，蹉跎岁月如梭。
俗务冗，韵律久疏。
荷君高谊酬新谱，盼归舟棹江南路。
杯共举，人共舞。
近三十年，大洋阻隔，两姐妹魂来梦去。
1978年10月中旬，终于等到了“舟棹江南路。杯共举，人共舞”。张天臞与张充和姐妹在南京相聚。已从中学语文教师岗位退休的张天臞，看到妹妹“工书艺”、“昆曲词章事事宜”，自然是欣喜万分。自8月回中国探亲访友的张充和，行走大江南北，与张天臞南京相聚后的书信外往来，诗词唱和也随之增多。张充和在南京还看望了自己的中学老师，此时的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并一同观赏昆曲。匡亚明曾在张充和父亲张武龄独资创办的苏州乐益女中执教。
张充和致张天臞信
在美国一直与张充和诗词唱和的历史学家余英时，更是以乡友身份成为中美间“张家姐妹”的知音。1978年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以余英时为团长、傅汉思为副团长的美国汉学代表团访问大陆。原计划访问南京，因飞机晚点而取消。1983年10月，傅汉思借来华讲学的机会，陪同张充和再访南京。张家姐妹，南京再聚。赋诗作词看昆曲，良辰美景忘岁年。“张家姐妹”及其所关联的人物，也因此成为世人瞩目的人文艺术的亮点。
张天臞所关联的是张家的两代女婿：王气钟，高行健。
我对现代人物传记情有独钟，也特别关注原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系史”。我发现中文系的教师中有三位著名的女婿：周法高（王伯沆之婿）、潘重规（黄侃之婿）、高行健（王气钟之婿），且都是文人。金陵史上有败王之气，属苦难之都。这其中的苍凉、悲情和离乱，反倒成全了诗人，成全了文学家，以至于民国以来，成败兴亡的家国情怀，沧桑之变的离散感伤，时空穿越的乡愁怀旧等文学主题，被台港及海外华人作家反复书写。也就是清人赵翼所说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题遗山诗》）。他们都是下半生远离南京，离长江日远。周法高、潘重规随国民党政府，东海扬尘，到台湾的大学任教，高行健被巴黎那自由的艺术之都接纳。
当然，你也可以说南京是中国的佛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这正深深地影响到了高行健和他家人的生活。鸡鸣寺的那副对联“风恬浪静中见人生之真境，味淡声稀处识心体之本然”，正好印证高行健所追求的文学状态和人生境界。
“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特别喜欢杜甫《八哀诗》中《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的后四句“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这便是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在鸡鸣寺的一角为门人杨锐修建“豁蒙楼”的由来。
南京是江山社稷与文人墨客一色，苦难忧患与豁蒙超然同在。
2004年春天，我曾拜访过周法高的夫人王绵，老人家无限深情地对我说，她和她父辈经历了辛亥革命、南京大屠杀，她和法高先生数十年战乱、两岸隔离的聚散往事，就是一部苦难中国的现代史，也是一部最真实的文学史。
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南京大学两校比邻。我说这里是中国最有文学灵气的文学之都，一处艺术的高地。“六朝松”阅尽千年人世沧桑，更见证了古都的风流与苦难，同时也成为文人的精神图腾。两校方圆一公里之内，还有金陵中学（高行健读书时易名为南京市第十中学）。周法高、潘重规、高行健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长期在南京执教的胡小石有专门的《南京与文学》一文。他指出：“南京在文学史上可谓诗国。尤其在六朝以后建都之数百年中，国势虽属偏安，而其人士之文学思想，多倾向自由方面，能打破传统桎梏，而又富于创造能力，足称黄金时代，其影响后世至巨。”胡小石特别列出南京对文学的真正创造性贡献有四个方面：
山水文学。
文学教育，即文学之得列入大学分科。
文学批评之独立。
声律及宫体文学。
我要说的文学灵气是有特指的，因为这里走出了两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赛珍珠和高行健。这自然是刘勰、李煜、曹雪芹、吴敬梓以下金陵文脉的延续和传承。
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是在美国出生三个月后即被带到中国镇江的传教士的女儿，日后在镇江、南京成长、工作。她丈夫勃克是金陵大学的农学教授，她本人也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兼职教书。她的住家小楼，1949年以后长时间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办公楼。她关于中国的故事，许多是在这里写成的。1952年，美国教会创办的金陵大学名称消逝后，1949年8月8日得名的南京大学便在这个校区上建制。
金陵中学是金陵大学的附属中学，金陵大学的前身是汇文书院（1888年创立，首任院长褔开森）。高行健在这里读了六年的中学。传教士来南京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三事共兴，互为支撑。于是金陵大学、金陵中学、基督医院（鼓楼医院），三家相邻，原本是一家。1983年春天，高行健遭遇那场“肺癌”的来去，那个赋有政治隐喻的否极泰来的身体叙事的场景，就发生在鼓楼医院。
王气钟先生是高行健的岳父，也是我导师叶子铭先生大学毕业论文（成名作《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的指导老师。高行健在《一个人的圣经》中写到自己岳父“文革”时遭受迫害，都是事实。
一位1964届的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许植基在《枯木逢春》（《常州晚报》2008年11月1日）一文中写到王气钟“文革”的悲惨遭遇：1967年，张君写信给我，说，“这是我最后用笔写字了；上星期我回南大看大字报，其乱状就不提了；我看到最惨的一幕，我们敬爱的陈瘦竹先生和王气中（沈按：王气钟）先生被红卫兵用鞭子抽打着，被迫对跪着抽打对方的耳光；斯文遭此浩劫，国家还要读书人吗？我的心枯掉了，决定离职回家乡种田，过几天就把笔砸掉，从此不再用笔了。”
1968年8月12日南京大学“清队”时，南大召开全校“斗争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份子大会”，宣称揪出的“国民党特务、反动教授”中，中文系的就是王气钟先生。
王气钟原名王正旺，又名王气中，1926年9月—1930年7月就读于中央大学国文系，1928年5月，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时加入国民党。毕业后，曾任安徽省立第六女子中学教导主任、安徽省立图书馆总务主任。自1937年2月出任北平“蒙藏学校”教务长始，之后的12年间，断断续续，在重庆、南京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任职或兼职，也曾在河南大学、重庆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任教。他先后在“蒙藏委员会”任“编译员”、“专员”、“秘书兼代调查室主任”。这主要是得益于他的合肥同乡、国民党元老、“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后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总统府秘书长）的提携和赏识。王气钟1944年曾被选为国民党重庆市第55分区部监察委员。1946年6月，作为“蒙藏委员会”秘书，他随“蒙藏委员会”迁回南京，同时出任南京“边疆学校”教授。吴忠信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长期致力于蒙藏事务的领导和协调工作。特别是1940年，吴忠信代表国民党中央政府，到西藏布达拉宫日光殿，主持十四世达赖的坐床仪式，影响最大。
1937年抗战前夕，王气钟在上海与自己任教安徽省立第六女子中学的学生、安徽省立图书馆任职时的同事、肥西“张家圩”张氏后人张天臞结婚。
前排左起：张天臞、张充和、王气钟与张天臞的外孙高杭（前排的小孩）
文学的故事往往不仅只有浪漫的开始，悲情的结局可能使故事更有文学性。
党争的你死我活，互指为匪，骨肉相残，胜王败寇的事实，成为政治的阴云，笼罩两岸。留下来没有被作为一个王朝陪葬而杀掉的，自然在劫难逃。
也正是“蒙藏委员会”的这份差事以及与国民党的这重关系，王气钟在1949年以后，有近三十年被审查、被打压的劫难。高行健和 45 37703 45 17287 0 0 5623 0 0:00:06 0:00:03 0:00:03 5645气钟小女儿王学昀的婚姻也有十几年笼罩在这种政治阴影之下。可以说，一对小夫妻的爱情，从一开始就遭受历史魔兽的摧残。
1967年夏，王学昀自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因受父亲王气钟“历史问题”的牵连，在待业（待分配）一年之后（1968年7月），被分配到山西省介休县洪山东风陶瓷厂，当检验员。在“公检法”被砸烂之时，1967年10月1日，王学昀与高行健在北京形成事实婚姻。而在被监管状态下的王气钟，还必须向中文系“革委会”（“革命委员会”）汇报子女的动向。好在，“造反派”把持的中文系“革委会”，鞭长莫及，没能阻止王气钟小女儿王学昀与高行健的这场无法办理结婚法律手续的事实婚姻，更无法阻挡王学昀十年爱情长跑状态下的坚持。
此时，高行健的父亲高运同也因历史问题，被整得两次自杀未成。1957年3月，高运同主动向医院的党组织交代：1940年在赣州中国银行工作时，代同事钟天石保管左轮手枪一支，子弹四十粒。1946年将此手枪卖给江西省政府保安处熊光裕。同时主动向组织交代1942年在江西泰和认识王萍（国民党特务，王萍倾慕于他），与南昌中国银行经理周友瑞（国民党党员）关系较密切。1958年5月，高运同又主动交代1942年王萍，欲将他介绍给江西省国民党党部官员冯琦，但他拒绝，从此与王萍断绝来往。9月，南京市卫生局在审干时将高运同定为“特嫌”（国民党特务嫌疑分子），“作长期考察”（即长期监控）。也正因此事，1959年6月，弟弟高行素高中毕业，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因受父亲“特嫌”的牵连，未能录取，改读南京机械制造专科学校。这段往事，被高行健写进了《一个人的圣经》。2010年9月我在东京与高行健相聚，他还特意讲起了此事。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了他的创伤记忆。
1975年，高行健从下放的安徽省宁国县（现在改为市）港口中学调回北京。港口中学教师中传说，高行健能够调回北京，是得到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关照（此时乔的妻子龚澎已经去世）。但据王学昀回忆确认，实际是通过南楚珍、龚普生的关系。她说：“一九七五年，高以我父亲女婿的身份找我父亲的学生南楚珍推荐，从安徽农村调到北京的中国旅行社，之后又经过我母亲的亲戚龚普生（乔冠华太太龚澎的大姐）推荐担任了《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和高行健结婚离婚》，香港《苹果日报》2013年9月1日）
高行健与王学昀的独子高杭回忆说：“1975年，已经回到北京工作的高行健跟外婆提出想从国家旅游局调到外文局，认为这样更能发挥其外语特长，请外婆出面找亲戚龚普生帮忙引荐，于是外婆、外公带着我一起前往北京，外婆冒雨拜访了龚普生，龚普生当时刚刚结束农场劳改生活，尚未恢复名誉，了解了高的情况后，立即向外文局的领导推荐他，高行健得以调到外文局所属的《中国建设》杂志社，直接担任法文组组长。”2013年10月，我向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子承父业，已经从外交部副部长位置上退休），还曾谈及过他并不知情的这段往事。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正在欧洲出任公使。他说自己并不知道长辈间还有这样的关联。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局限性。个人抗争显得无力，也无法摆脱。个体的脆弱体验，真是无处不在。以至于，长期分居的夫妻，想通过调动然后在北京团聚的希望，也被王气钟“历史问题”的这一“魔兽”所阻挡。北京、南京，千里姻缘，两京赋闲，琴瑟难鸣，生活出现盲区，爱情发生变数，婚姻自然陷入危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1979年，春回大地，王气钟、高运同的所谓“历史问题”都得到公正的解决。
我对王气钟先生的了解，来自我读硕士研究生课程时的导师之一任访秋先生（另两位导师是赵明先生、刘增杰先生）。因抗日战争时期王气钟先生在河南大学文史系任教（1940年2月—1941年2月，河南省嵩县潭头），与任访秋先生是要好的同事、好友。王气钟先生的堂兄当时是河南省的财政厅长。1980年4月28日至5月1日，任访秋先生带研究生江南访学时，专门到南京大学还拜会过王气钟先生。在南京期间的活动也都是王先生安排的。王先生还专门安排叶子铭先生与任访秋先生的学生进行了座谈。所以任访秋先生在他的日记中特记下对王先生这样的感激：“老友盛情，令人深为感动。”1982年5月8日，两位老友南京再次相聚。
1988年，我到南京读书时，任访秋先生特意写了一封给王气钟先生的信，让我带到南京。读书期间，因王先生专长在古典文学，我研读现代文学，向王先生问学的机会不多，但我们时常会在校园碰面。
1993年，王气钟先生去世时，我已经回河南大学工作，南京大学中文系和王先生家属给任访秋先生寄去了讣告。这份寄到河南大学中文系办公室的讣告，是我送给任访秋先生的。这时任访秋先生年事已高，无法赴宁参加王先生的追悼会，为老友送行。他看过讣告后，又给我讲了一番他与王气钟先生的往事。
晚年的张天臞，诗词书画成为生活的重要内容，她说张家以武立足，以文传家，兄弟姐妹众多，多有成就，她只是守望者，是星星点灯。
张天臞手书
（作者授权刊发。原刊《明报月刊》2017年第9期，题名为《原来姹紫嫣红开遍》，略有文字改动）
9月24日（周日）晚，东方历史沙龙第137期将在北京举行，主题为“东方，哪一个东方？世界视野里的中东”，嘉宾为周轶君、刘瑜。详情请见东方历史评论今天推送的第二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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