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之后的魏斐德

原创 2017-09-28 向珂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向珂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今年年初，我收到从美国西岸发来的一封邮件。发件人正是魏斐德先生的夫人梁禾。邮件里，她同时传来好几张她先生魏斐德不曾公开的照片。其中一张是魏斐德和马内阿的合影。照片里的魏斐德坐在轮椅上，戴着遮阳帽的马内阿站立在他的身边。他们都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马内阿比魏斐德年长一岁。二人的出生地虽有不同，但在他们方向一致的眼神中，仿佛还是能让人读到二战的炮火、冷战的阴霾。否则，一生从事中国史研究的魏斐德在人生末尾不会急着向中国的读者推荐马内阿的大作。

魏斐德与马内阿

如果马内阿没有选择在1986年离开了他的祖国罗马尼亚，从此自我流放，这次合影不知可否实现。流放几年以后，当“末代皇帝”齐奥赛斯库被子弹命中倒地的那瞬间，马内阿已在美国定居有时，依然用他的母语来叙述他的想象与现实。马内阿在《流氓的归来》末尾处说道，美国就如同一家酒店。在这酒店里，人人公平入住，而来历各不相同的人在熙熙攘攘中也能为自己找到一点空间。就在马内阿流亡十年之后，他盼着短暂地离开，回到他的祖国。然而，索尔·贝娄却劝他别离开这家酒店。

将美国比喻成酒店，也可见作为文学大师的马内阿对于修辞有着怎样的分寸感。这里，充斥着陌生人，说着南腔北调语，人性的普遍特征依旧能在此呈现。将近两千年前，普鲁塔克（Plutarch）描绘古希腊繁盛的旅店业时，曾说过这样朴素的话：“当下万事俱备，尽在眼前。”因此，远离故土的行吟客能在此歇脚，甚或寻欢。他们大多来去匆匆，在酒店走道里，陌生人习惯性地点头微笑，没有必要对谁聊表忠心。

马内阿逃离了城堡，选择了自由入住的“酒店”，一住就三十多年。尽管他仍坚持用自己的母语来创作，但如果没有住进这里，如果没有在巴德大学任教，他的文学生涯又能走多远呢？

尽管罗马尼亚成为了他不可停歇的素材之源，但也就在美国，他让这些故事置换到了世界主义的维度之中。魏斐德曾说，他年轻时也是十足的爱国主义者，但立场渐变，一生基本站在民主党一边。尔后，当他在谈到中国史研究的时候，却又坚持“地方的世界主义”（local cosmopolitanism)，可见美国蕴含的普世精神对他有至深的影响——当然，这种精神在今日美国正遭受久违的冲击。由此也可以说，无论是马内阿，还是魏斐德，都熏染了托克维尔流传下来的气韵。

距今约两百年前，即1832年，托克维尔和博蒙特来到美国，确有几分朝圣的味道。他们此行旨在考察美国的监狱制度，但没想到的是，内向、不善言语的托尔维尔发生的兴趣远远不止于此，他似乎发现已找到“未来”。他于1835年和1840年分别出版《美国的民主》上下二卷。虽然早在19世纪40年代该书便已有了英译本，但直到了上世纪30年代，它仿佛才在美国获得新生。年轻的美国学者乔治·威廉·培生（George William Pearson）于1938年出版《托克维尔和博蒙特在美国》——收录了这两位法国人的游记、日记和书信等。两年之后，英国政治学者J. P. 梅耶（J. P. Mayer）在伦敦出版小书《托克维尔》，声称托克维尔是“大众时代的先知”。值得注意的是，梅耶还曾编辑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可以说，这两本书的出版引爆生发的潮流至今未绝。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魏斐德也正遇到托克维尔“崛起”的势头。

在冷战时代的美国，托克维尔屹立在美国人心中，若马克思之于苏联。《美国的民主》犹如美国人的当代圣经，而托克维尔勾勒出的美国图景既可说是现实，也更属于理念。现实与理念也未必不会各行一端，否则，今天不会有人说特朗普不识托克维尔。托克维尔被称为美国的“公共哲学家”，但他终究不像马克思那样散发出弥赛亚的气息。他是历史学家，他似更在乎现实的复杂性。这就不难理解，除了历届总统爱引用他的文字之外，左右阵营人士都能成为他的拥护者，他们好像都能在托克维尔海量的文字中找到自己的灵魂之根。

魏斐德也如此。1996年，魏斐德接受《历史杂志》的采访。采访者提到他的宏伟著作《洪业：清朝开国史》时，说道：“《洪业》非常值得一读，尤其对于非专业的读者。而同我所读到的关于近代早期的著作相比较，它更表现出了17世纪中国的复杂性。作为托克维尔的崇拜者，我注意到你在全书前言开篇便引用了他的文字……你的最后一章又再一次引用了托克维尔……因为托克维尔是一位研究法国旧制度的伟大历史学家，我认为，他会敬佩您对于中国旧时代的历史著作。”魏斐德闻此欣喜，如遇知音。这本讲述中国历史的巨著，其中却有大量直接引述托克维尔的文字，这难道不值得推敲？

托克维尔（奥诺雷·杜米埃绘）

1987年，整整三十年前，列文森图书奖在美国创设，表彰在汉学研究领域中的精品力作。《洪业》成为首届获奖作品。

1988年，魏斐德的前辈费正清在《纽约书评》发表文章《中国巨兽》（The Chinese Behemoth），一并评述《洪业》与法国汉学家的历史小说《中国皇帝》。费正清在文章中如此写道：

20世纪的近代革命之前，在中国记述最为详尽的政治变革便是17世纪的满族入侵。新近从长城以北崛起的满族政府于1644年占领北京，此事件常常被描述为，刚刚团结起来的半游牧的非汉族，出于军事扩张的目的，对中国实施了成功入侵。得胜的满洲人从1644年到1912年维持了大清政权，巧妙地宣传他们的成功故事，以致于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的扩张之中也急切地盼望以同样的方式来夺取中国。1644年满族政权的巩固经历了大量混乱的斗争和政治运动，类似于欧洲同期的三十年战争；但是，中国已成为团结的国家，而欧洲却没有。当欧洲为宗教与原初的民族主义而战，在此过程中现实了从封建主义到民族国家的转变，而此时的中国人关注的不过是从明王朝（1368—1644）到满清王朝的变更。

让·莱维（Jean Lévi）《中国皇帝》原是一本讲述秦始皇统一大业的法文历史小说，1987年由著名翻译家芭芭拉·布雷（Barbara Bray）译成英文出版。这书涉及的时代与明清变革相差近两千年，费正清却能合而观之，如见一根暗线贯穿在历史当中，不曾变异，不曾消退，帝国的命脉在长时间的隧道中循环往复地展露一出出类似的剧情。这样的往复，为突变设置障碍，帝国便又无缘转化为民族国家。直到近代，帝国的阴影与历史记忆依然未见消褪。在魏斐德笔下，“间谍王”戴笠并不类似于同时代的纳粹人物希姆莱，这位饱受本土文化熏染的一代枭雄倒是布满了《三国》、《水浒》中英雄好汉们的影子。

原来，《洪业》一书的写作便出自费正清的建议。上世纪60年代末，魏斐德曾在香港收集了大量关于17世纪中国农民战争的资料。费正清对此工作也予以支持。1977年，魏斐德刚好四十岁，在英国剑桥某学院任教，便决定开启这项研究写作的“洪业”。一个大问题已在他的头脑中盘旋已久。帝制之下的中国浸润在儒家伦理之中，“忠”被认为是个人的重要道德品质。在大统一的和平年代，清晰的等级谱系不会让人产生什么疑虑：臣子对皇帝要保持忠心；妻子对丈夫，学生对老师，也得顺从于更高的指示。但是，平和单一的局面出现破绽，煌煌帝国甚至已出现并列的好几位最高统治者，过去的最高权威被分化为若干势力，当初效忠于天朝的儒士文臣转眼之间又能在“异族”的朝廷上表尽忠心。忠心的转换就正为《洪业》的问题意识之所在。

清朝国旗

“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这里的忠属于“排他的品质”（particularistic virtue）, 而非“普遍的品质”（universal virtue）。“人”有各色，独立的诉求也都不同；当对此人表尽忠心的时刻，往往意味着与此人的竞争者当保持足够的敌意。作为“普遍的品质”的忠，其忠诚对象在所有人之上都有着不可挑战的权威，且具有抽象的性质。比如，一神教意义的上“神”，儒家所谓的“天理”，启蒙运动后流行开来的“理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帝王仿佛是众人之上的天神，但临到关头，天朝分崩，作为人的帝王终于露出孱弱的表情。种种以“忠心”为名且颇有张力的剧情也纷纷上演。1644年4月，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侵入北京，崇祯帝上吊身亡。昔日的明朝忠臣一时无路可寻，有不少拜倒在新皇帝的宝座之下，以示忠心。不久，流落到南京的明朝残余势力即便气息微弱，也有人急着惩处那些一时背离于我而又从北归来的叛徒们。史可法就察觉到这事的讽刺性：当初，那些身在南方的高官多因犯过才被贬至此，他们现在却可以毫无忌惮地炫耀天赐的道德优越。

忠既然是特定共同体的凝聚力量，也就能成为在其中谋求个人地位的无形资本。帝国无疑为一大共同体，无数臣民对帝国和皇帝的忠诚必然属于帝国稳定的基石。武力的压制，知识信息的封闭，经济的严密控制，使得无数人对帝国之精忠不二构成了客观的条件。但当帝国被外来武力所干扰甚或侵夺的时候，赤诚忠心也成为各方争夺的阵地。丹心已去，旧帝国的命数将尽；恐吓也罢，利诱也罢，换来旧国臣民的忠心，将注定是一番持续较长时间的“洪业” 42 35105 42 14747 0 0 5900 0 0:00:05 0:00:02 0:00:03 5898“清朝开国史”，这不光是武力挺进的历史，更为收获忠心的历史。“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清代统治者用这些的标识来强化天下人的归顺，而不计其成本。

史景迁在对此书的书评文章中，开篇即写道：“明王朝在1644年的陨落，其后来者清王朝在此后二十年中的凝合，是人类史最具戏剧性的事件之一。”魏斐德抓取这17世纪中二三十年的历史光影，来说明忠君的思想在旧帝国与新帝国的间隙中遇到的种种困境与变异。儒家经典只是空洞地告诉我们，对于君王要保持忠诚。而且，其中也会讲到天下的命数、天运：当一个王朝不能谨守天理的时候，就当被新的王朝取而代之，正所谓“汤武革命”。1644年，清军入关，昭告天下：“明季骄淫坏法，人心瓦解，以致流寇乘机肆虐。我朝深用悯恻，爰兴仁义之师，灭尔仇仇，出尔水火，绥安都城，兆姓归心。”

刚刚夺得天下的清王朝尽管宣称天命在己，但仍面临各种对抗势力的隐患。这种对抗的势力中，除了明王朝的效忠者外，还有若干妄想独立的帝国背叛者。对于叛乱，这个新兴帝国绝不会姑息。更有一些新的忠臣在平叛之中的英勇表现最终得到了帝国的褒奖。有趣的是，在马氏一家中，马熊镇在抗击三藩之乱中献身，而他的祖父是明代忠臣，父亲最终降清。他们具有道德楷模意义的故事被编成戏剧《桂林霜》，在乾隆年间广为传播。魏斐德说：“通过马氏家族，历史终于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而清朝如今已同明朝完全相称了，它不仅取代了明代的统治，而且能够胜任。”

经过三十多年的步步跃进，无数人头落地，当下对清王朝的忠诚和昔日对明王朝的忠诚，二者已可并视，而不再冲突，这就似乎意味着清王朝的江山已是固若金汤。全书末尾处，魏斐德写道：“权力仍然高度集中，但行政管理网络的末端已开始同官僚系统的指挥中心脱节。甚至更糟糕的是，整个系统已放弃了它在清朝初年曾经有过的弹性。而可悲的是，正是17世纪清朝重建统治秩序的成功，使之在19世纪强大的外来干涉再次出现之时，难以作出制度上的选择。在清朝灭亡的最后时刻，整个政治结构也随之崩溃了。”对于此奔溃的讨论便详见于他的上一本书《大门口的陌生人》。

而就在这最末章节之首，魏斐德还引用了托克维尔的一段话：“中央集权易于将规则性因素强加于日常事务……使社会处于一种行政官员习于称为秩序井然和社会安宁的困倦的管理状态。一句话，这种体制长于防范，而非有所作为。”

托克维尔在完成了《美国的民主》一书之后，又于1856年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他在前者记录下在美国的考察与希望，后者则为他对自己祖国现实的反思，尤其是而以大革命之后的帝国十年（1804—1814）为核心，追问帝国在法国产生的由来、影响与未来。大革命虽然在法国的历史上打开了洪流，但是，托克维尔认为，过往历史中形成的传统便如暗河一般，不经意间又会冒出头来。帝国形态的再次出现便如此。托克维尔也要戳穿那些欧洲思想家们对于中华帝国的天真想象。以伏尔泰为首，他们把这东方的大帝国设想为社会改良的理想模型，认为那里等级分明而致社会稳定，没有一神教带来的禁锢而有儒家道德的温润教化。而在此前的《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已随手留下了不少他对中华帝国的思考。在他眼里，那是停滞的帝国，人类近代知识无法在此生根，革命也无从起步。

假如说，托克维尔以《美国的民主》为参照基础，完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那么，魏斐德何尝不从中受益，以此反观中国的历史与当下。抑或可以说，这部美国“圣经”为魏斐德提供了不可忽视的问题意识，他以此来观照中国那段复杂多面的历史，而不失去考察的焦点、重心。而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当代启示时，难道就该这样舍此逐彼，忘却思考捆绑于明清帝国的思想又会有怎样的转化可能？

反向激励，在加速这个社会的黑化

官媒发声：反对调休的声音不能装聋作哑！这不是放假，是“假放”（五一假期）

券商大佬卸任，曾任多家券商及公募基金一把手！

有些秘密注定只被少数人知道.....2024我们不再错过

豪放女乘客扯掉裤子当场“硬要”，的哥乖乖“束手就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