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荐书|父亲的失乐园
撰文:阿里埃勒·萨巴尔
翻译:徐丽松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父亲的失乐园》(新星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是一个库尔德犹太家族四代历经六十年,横跨伊拉克、以色列、美国三地的真实传奇。作者阿里埃勒•萨巴尔(Ariel Sabar)是典型的加州男孩,他与古板的犹太父亲之间的冲突,是一种缩小版的文明冲突,是古代库尔德斯坦与20世纪80年代洛杉矶的冲突。
带着“我是谁”的疑问,萨巴尔踏上了寻找原乡之旅,回到孕育古代文明的神秘摇篮、当下备受关注的敏感地带——历史上的库尔德斯坦,即现今位于伊拉克北部的札胡。在这里,一群库尔德犹太人在偏僻的山麓地带生存了近三千年,与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在伊拉克北部的崇山峻岭间毗邻而居,和谐共处。群山环绕、与世隔绝的环境让他们一直保有“离上帝最近的语言”——亚拉姆语。
在荒漠与群山之间,作者寻访家族的起源,寻求父子和解的良方。在层层追寻之中,他回溯了库尔德犹太人的千年荣光,探寻了不同族群及信仰间和睦共容的可能,也记录了少数族群为保有本有文化所经受的磨难。
以下文字摘自该书第11章《失落在亚述的大地上》。
失落在亚述的大地上
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一支大号角将吹出声响,所有迷失的人将从亚述人的土地前来,所有在埃及土地上被摒弃的人也会前来,他们都将齐聚耶路撒冷的圣山上赞美天主。
——《以赛亚书》,27:13
我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当时不可能知道自己将成为末代伊拉克犹太人。但你绝对不能怪他们无知;当一个民族在一个地方生存了两千七百年,四周的高山屏障让他们与外界长久隔绝,没有人有理由认为任何事物会改变。
早在公元前八世纪,将这群人的先祖送到库尔德斯坦的那位亚述王原本对犹太人并没有特别的仇恨。在亚述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Tiglath-Pileser Ⅲ)建立东达里海、西至尼罗河谷地的中东大帝国的构想中,由十个部族组成的小小以色列王国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麻烦。天赋异禀、足智多谋,而且不择手段的亚述王为战争学增添了一项独特的伟大发明:人口替换。他让成千上万被征服的人民徒步迁移到帝国彼端,借此达成两个目标:其一,他将各个族群从他们熟悉的环境中剥离,让他们失去汲取认同感和权力的根源;其二,他让新人口定居在原本渺无人烟的边境地区,让帝国边界更加坚实难破。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通过大规模的人口遣送政策,将数以万计被他征服的亚述人、波斯人及南美索不达米亚人移往他乡。公元前734年,以色列国王比加(Pekah)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闹不合,为了报复,亚述军队攻击以色列的加利利地区,并强迫当地居民徒步迁徙数百公里到亚述帝国核心地区,也就是今日的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一带。大约十年后,另一位以色列王何西阿(Hoshea)造反,不但停止每年向亚述帝国进贡,还图谋与埃及结盟,于是亚述军队又大举攻进古巴勒斯坦。后来,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的继任者撒缦以色(Shalmanaser)和萨尔贡二世(Sargon Ⅱ),对以色列北部王国首都撒玛利亚(Samaria)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围城行动,最后在公元前721年攻下该城。
尚存于以色列境内的部族于是被赶出这片神圣土地,往东北方跨越辽阔无边的沙漠。如果你熟悉希伯来圣经,那么就知道这些人最后到了哪里。《列王纪下17:6》记载道,“何西阿九年,亚述王夺取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遣往亚述。他将他们安置在哈拉(Halah)、哈伯尔(Habor)河畔的戈赞(Gozan)和米底斯(Medes)地区的城镇。”简言之,他们被遣送到库尔德斯坦。
学界一般认为,圣经中的哈伯尔河无疑就是在札胡一带蜿蜒后流向叙利亚的哈布尔河。戈赞是现今地处叙利亚的泰勒-哈拉夫(Tell-Halaf),这个位于札胡西方两百多公里处的城市自史前时代起就是制陶重镇。至于哈拉,有些学者相信就是尼尼微,也就是米里亚姆曾在先知约拿墓前祈祷天主赐子给她的那座古城。
虽然这群遭到放逐的犹太人放弃了希伯来语,改说亚述帝国通用的亚拉姆语,但他们还是在新环境中看到圣经里描绘的景象。他们抬头望向高耸在土耳其边界一带的亚拉腊山(Mount Ararat)时,看到的是传说中诺亚方舟搁浅着陆的嶙峋山峦。他们可以将亚伯拉罕视为当地子民,因为不远处的东土耳其城市乌尔法(Urfa)——亦即古代罗马人建立的埃泽萨(Edessa)——很可能就是他的诞生之地“迦勒底的乌尔”(Ur of the Chaldees)。他们前往一系列圣地朝拜,那些地方似乎让他们新立足的大地充满挥之不去的神圣气息:尼尼微的先知约拿神殿;阿尔阔什(Alqosh)的先知那鸿(Nahum)神殿;基尔库克(Kirkuk)的先知但以里(Daniel)神殿;哈玛丹(Hamadan)的以斯帖(Esther)女王神殿及莫迪凯(Mordechai)神殿等。他们在早晨虔敬地食用树汁在朝露中凝成的甘露蜜——犹太人相信那就是《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行经漫天黄沙的荒野,又饥又渴时喜获天赐的珍馐“吗哪”(manna)。
在我父亲的年代,这个流落到美索不达米亚北端内陆山区的以色列族群有一个精神上的首都,那就是札胡。在十九世纪中叶及后期,为数不少的犹太人为了逃离附近阿玛迪亚和阿尔毕勒一带的穆斯林族群动乱,纷纷聚集到札胡,让这里成为整个地区犹太人的活动中枢。住在遥远村落的犹太人开始前来札胡申请洁食屠夫专业认证或参加犹太拉比讲授的课程。1888年到1906年之间,札胡的犹太人口从一千五百人增加到两千四百人。1930年时,犹太人虽然只占札胡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但他们相信自己居住在“库尔德斯坦的耶路撒冷”。
学界习惯把伊拉克犹太人描述为单一民族。但历史的发展却让来自古巴勒斯坦北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与来自古巴勒斯坦南部的犹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在以色列人被强迫放逐到现今伊拉克北部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犹太人被遣送到现今的伊拉克中部地区,包括位于巴格达南方八十公里处的繁华大城巴比伦,以及位于巴格达东南方一百六十公里的尼普尔(Nippur)。圣经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描述犹太人被放逐的情形:“在巴比伦诸河畔,我们缓缓坐下;泪水悄悄滴落,我们忆起锡安(Zion),”《诗篇137》如此写道,“我们将琴高挂杨柳树梢……在陌生的国度,我们如何以歌声赞美天主?”
不过这些人不久后就找到传承道统的办法。身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文明十字路口,这群被抛弃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将建立起庞大的信仰体系,流传后世。他们撰写犹太法典《塔木德经》,打造拉比宣教活动的世界枢纽,并且兴建许多重要的犹太会堂及高校(yeshiva)。后来他们逐渐放弃了亚拉姆语,改说周围穆斯林的阿拉伯话,并成功打进伊拉克政商界最高层。
古以色列人的后代则不曾离开过北部的蛮荒之地。他们居住在散落于偏远山区的村庄,罕有机会互动,与外界各个文明之间的交会和纠结也几乎完全无涉。圣经对这群犹太子民的流放命运没有诗歌般的赞美,只在《以赛亚书27:13》中简单提到以色列人“失落”在亚述的大地上。在某些译本中,“失落”一词甚至被写成“衰亡”之类的晦暗字眼。在数百公里外的南方写成的巴比伦《塔木德经》鲜少对库尔德地区的犹太人有所着墨,仿佛他们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在少数犹太人陆续回归的巴勒斯坦,几乎完全听不到有关这群人的消息。而在当时犹太文明的核心——巴比伦,他们被称为“失落的部族”,关于他们的传说遂成为无法考证的稗官野史。有些拉比将他们的消失归因于征服与同化,有些人则归咎神话中波涛汹涌的桑巴提雍(Sambatyon)河将他们与其他犹太人永远隔绝。但无论采取哪种说法,“失落的部族”都象征了一个无法挽回的过去。
在后来的岁月里,在遥远的中国、印度、委内瑞拉及衣索匹亚等地形成的犹太群落纷纷将自己的根源追溯到那些“失落的部族”,但最能直接宣称这点的,非库尔德斯坦犹太人莫属。无论如何,他们世世代代都待在古代先祖被亚述人放逐之处。他们没有“衰亡”,甚至不曾失落。他们不过是存在于文明纽带的遥远边陲,因而被其他人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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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库尔德斯坦犹太人撰写完整的历史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他们从来不曾记录自己的历史,而且因为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在穆斯林史书中顶多也只是被顺道提及。库尔德犹太人如果出现在历史记录中,都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与某个比较重要的历史潮流有了短暂的交集。少数流传下来的断简残篇虽然引人无比遐思,但相互矛盾的叙述不免也让人摸不着头绪。到底这些记载具有真正的代表性,还是谣传杜撰的成分居多?我们很难判别。不过,我们基本上能从中看出这群人所拥抱的,是一种坚韧顽强的弥赛亚派犹太主义;他们谨守自己的典仪,从不屈就他人的规制。
在圣经宣告古以色列人“失落”以后,关于这些人的历史讯号在数百年后才首度开始闪烁。巴比伦《塔木德经》以谜样的语汇概略提及一道拉比命令:“我们可以接受科第恩尼(Cordyenian)族人改信犹太教。”犹太拉比确实曾经积极劝诱“科第恩尼人”——也就是库尔德人,信奉犹太教;而在公元一世纪时,他们的宣教工作在札胡东南方的库尔德王国阿迪亚波纳(Adiabene)顺利得有如神助。这个王国的核心是现今距离札胡约一百六十公里的阿尔毕勒,其王后海伦(Helen)和王储以萨特斯(Izates)原本是异教徒,但在几个犹太商人的游说下,立刻拥抱犹太教,成为忠贞信徒。根据第一世纪罗马犹太史学家弗拉维奥·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的叙述,当以萨特斯告诉幕僚,他已经偷偷行了割礼,宫廷里立刻人心惶惶,认为“他的子民可能无法接受统治者如此热切地追随外族的奇怪宗教”。但事情很快就平息下来,而且就像在他们之前与之后皈依他族宗教的许多人一样,王后和她的爱子努力让自己变得比犹太人更犹太。他们在耶路撒冷兴建王宫和陵墓。圣城发生饥荒时,他们忙着运送谷物和无花果干到灾区,并提供各种人道协助。公元前66年,当巴勒斯坦犹太人向罗马统治者发起史上知名的叛变行动时,阿迪亚波纳王室是唯一支持他们的外国势力,并曾积极派军支持,运送补给品。这个联盟关系在当时显得既诡异又不切实际。无论是巴比伦犹太人或其他离散在外的犹太社群都没有向巴勒斯坦犹太人伸出援手,而罗马人很快就会以恐怖的血洗行动大举镇压他们。
在此之后,关于库尔德犹太人的记载沉寂了一千多年。但他们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等到他们在十二世纪再度短暂浮现于历史扉页中时,他们的故事依然那么荡气回肠。1160年前后,一名出生于摩苏尔北方库尔德城镇阿米迪亚(Amidiya)的大卫·阿尔罗伊(David Alroy)负笈巴格达就读犹太高校,而后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衣锦还乡。他学会了七十种语言,不但精研犹太律法和《塔木德经》,对“穆罕默德人的智慧”和“方术之士撰写的文献”也了如指掌。
凭借着惊人的学术造诣和非凡的领袖魅力,他回到故土后声称自己是弥赛亚。根据来自西班牙、当时造访该地的犹太裔旅行家——图德拉的本杰明(Benjamin of Tudela)描述,阿尔罗伊向库尔德犹太人宣布,他将领导他们“协力对抗所有国家”,而且“阿尔罗伊透过假造的神迹,向犹太民众揭示天主的信息,并告诉他们‘唯一的圣者——愿他被称颂——是他派我夺下耶路撒冷,将你们从异教徒的奴役中解救出来’。”
阿尔罗伊在整个地区赢得无数人的狂热追随。但他谋划的世界大战和末日救赎却让波斯王极为不悦,波斯王于是威胁将杀害帝国境内所有的犹太人,除非巴格达犹太高校校长说服他那野心勃勃的弟子停止他的愚蠢行动。可惜校长的训诲派不上用场,于是波斯王想出一个更简单的解决方法:他给了阿尔罗伊的岳父一万枚金币,请他趁阿尔罗伊熟睡时杀了他。事情就这样大功告成了。
这个故事带给英国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犹太裔首相班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极大的灵感,促使他写下小说《阿尔罗伊,受奴役者之王》(Alroy or The Prince of the Captivity)。“1831年,当我造访耶路撒冷参观历代以色列王陵墓时,”身为塞法迪(Sephardic)犹太信徒的迪斯雷利在小说前言中写道,“我的心思不禁回到一位传奇人物身上。早在童年时期,我就对此人深感着迷,在他的丰功伟业中蕴藏了无数可供撰写小说与诗篇的素材。”
在阿尔罗伊之后的五百年间,关于库尔德犹太人的史料又是一片空白。
十七世纪时,库尔德斯坦最杰出的拉比塞缪尔·巴尔札尼(Samuel Barzani)成为极具影响力的改革者,并致力兴建犹太高校。但他没有儿子,因此无法透过一般方式延续家族命脉。于是他让美丽的女儿阿塞纳丝(Asenath)学习希伯来文、《妥拉》和犹太密宗卡巴拉。他把女儿许配给自己的侄子兼得意门生雅各布(Jacob)拉比,并要他发誓永远不会叫她做家事。在父亲和丈夫先后逝去后,阿塞纳丝成为家族中唯一具备足够学养的人物,能够接管叔侄两人生前在摩苏尔经营的犹太高校。已知的世上第一位女性拉比于焉产生,她不负众望,成为极其杰出的领导者、知识分子和资金筹募者,同时也以卡巴拉神迹行使者及贤明诗人的身份声名远播,赢得地方犹太人士的拥戴。她的蹿升让其他男性拉比觉得不可思议,不得不打造新的希伯来文字汇称呼她:“tanna’it——塔木德女学者”。
接着,历史记载再度空白了许久。
库尔德犹太人的成就无法以任何约定俗成的尺度衡量。他们基本上不识字,留下的文字记载少之又少,而且完全没有印刷机器。库尔德说书人将引人入胜的口传文学一代传给一代,但事实、民间传说和幻想之间的界线几乎毫无分辨的可能。他们太过穷困,没有能力让小孩受教育。他们从事辛苦的劳力工作,没有在社会及政治上爬升的实质机会。他们受好战的地方部族首领牵制,但由于人数从来就不够多,无法挑战统治者的专权。他们以极弱势族群的形态生活在大约两百个散布于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交界处库尔德地区里的穆斯林城镇及村庄。历史中从不见他们团结起来向统治者要求改善生活条件,或积极主张民族权利的纪录。
库尔德犹太人最辉煌的成就不是建造巴比伦空中花园,或是起义对抗罗马帝国统治,而是某种看似远比这个更简单、却又无比诗意的东西:也就是他们跨越时代兴衰,成功生存下来的事实。在他们“失落在亚述的大地上”两千七百年以后,我们如今依然能看到库尔德犹太人的身影。在伊拉克地区的其他犹太人改用阿拉伯语十二个世纪之后,这群库尔德犹太人依然说着古代犹太离散社群的母语——亚拉姆语。
但这一切可能不若乍听之下那么让人难以置信。正如阿迪亚波纳王国、阿尔罗伊和阿塞纳丝的传奇故事所揭示的,在库尔德犹太人跨越的历史长河中,小小的奇迹总有办法在那些遥远的山头,如雨滴般点点飘落,浇灌族群的生存命脉。
与天使说话
在卢旺迪兹(Ruwandiz)以北以及摩苏尔旗(liwa)境内大部分地区,裤子采用宽松的直筒型垂坠式设计,有时底部略呈喇叭状。霍格(choghe)和拉尼克(rhanik)几乎毫无例外是以当地出产的布祖午(buzuw)面料制作,过去质量最高的布祖午都是由札胡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编织而成,无论设计、色泽或纹路都变化多端,引人入胜。
— C. J. 埃德蒙兹(C. J. Edmonds),
《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伊拉克东北部的政治、旅行与研究,1919—1925》(Kurds, Turks and Arabs: Politics, Travel and Research in North-Eastern Iraq, 1919-1925)
某些早上,当约拿的祖父埃弗拉伊姆看着散置在店铺中的染缸、水桶、磅秤和染料瓶时,他不禁心想,这是不是上帝在试炼他?他是全札胡唯一的“萨巴嘎”——染布师傅,而上帝似乎不愿意让他休息。店门一开,妇女们就抱着一卷卷纱线来报到。穿着夏禄沙皮克萨的男人接二连三走进店里,抱怨阳光、雨水、汗水什么的,没两下就把他保证永不褪色的衣服弄得颜色黯淡。裁缝师则是拉着一大车的棉料和毛料来找他染色,而且毫不留情地讨价还价。
这些已经够让他头痛了,但接下来的工作更是麻烦。他必须为原色布料秤重,在装了肥皂水的大缸里洗掉油脂,接着用从河里挑来的清水洗净肥皂泡沫,再将布料静置于鞣酸溶液中进行热水浴。鞣酸是从漆树叶或五倍子萃取而得,布料经过一夜浸泡后,纤维就会与染料形成非常紧密的连接。
大部分的来客是小生意人或农民,他们需要的是色泽鲜明的靛青色或黑色外套,前者是为了在假日或婚礼时盛装穿着,后者则是日常生活所穿。这些日子以来,一些比较有钱的客人开始要求他染出颜色亮丽、富于变化且不会褪色的衣物。过去染布师傅需要的材料只是桑葚、洋葱皮、山胡桃壳、石榴皮、桃叶、姜黄根那么几样;只要以精确比例用心调配,就能创造出从土耳其红到提尔紫等种类繁多的纯植物性染彩,让布料展现变化多端的细致色泽。札胡的商人到巴格达做生意时看到当地人穿着更加鲜艳亮丽的衣服,只可惜那些颜色不是在上帝创造的大自然中能找到的。于是埃弗拉伊姆向他在摩苏尔的生意伙伴讨教,他们告诉他德国的大染料工厂有办法制造各种彩度最饱满、最不容易褪色的染料。他们让他看了一些样品,瓶身上标示的苯胺、联苯胺、茜素等一大堆名词让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耸耸肩,当下决定砸重金先订一大箱再说。“客人就要这种东西,我还能说什么!”回到札胡的铺子后他双手一扬,跟在隔壁开理发店的穆斯林朋友这么说道。
不管用的是什么材料,他总能点石成金。客人把一堆油腻腻的毛料或脏兮兮的棉料丢进他店里,埃弗拉伊姆就是有办法让它们漂漂亮亮地回到客人手中。
约拿即使只有八岁大,也已经很清楚别人怎么谈论他的祖父。女性顾客说埃弗拉伊姆为人正直,因为他坚持请她们把工钱放在他座椅旁的小边桌上;他的理由是,如果直接从女人手中拿钱,不免会产生肢体接触,这样是不恰当的。学校老师们发现他是萨巴嘎的孙子,都会对他更加尊重。
还有一次, 43 47719 43 20666 0 0 11118 0 0:00:04 0:00:01 0:00:03 11116埃弗拉伊姆巴爸在一个下雪的夜里迷了路,回家时已经冻得浑身发抖,差点儿没昏过去。札胡最富有的犹太人摩西·嘉贝透过关系从附近军营召来一位医官。这位医官的祖父是巴格达有名的拉比,写过好几本犹太学术著作。医官给埃弗拉伊姆注射了几剂药,但不收任何费用。
埃利亚胡叔叔觉得受到侮辱,他没办法接受竟有人把萨巴嘎家当成需要救济的对象。医官的说法是,“摩西·嘉贝告诉我,埃弗拉伊姆是整个城里唯一一个会读我祖父书的人。这就抵过所有医药费了!”
约拿在一旁听得一头雾水。一群大人争论不休,就只是因为他爷爷读过几本书?亚拉姆语表达“深入研读”的概念时用的词语是“lyapa blibba”,大约是等于“牢记在心”的意思。知识是典藏在记忆中、并透过口述流传,而不是书写下来或印成白纸黑字后,据以研究思辨。大多数犹太人生活中只需要用亚拉姆语与同族人交谈,加上一些简单的库尔曼吉(Kurmanji,一种库尔德语言)字词,让他们可以和札胡的穆斯林多数族群做生意就行了。如果一个人从不离开库尔德斯坦,是不需要懂阿拉伯语的,而多数人确实终其一生都不曾离开库尔德斯坦。希伯来语也几乎不必懂,只要能在上教堂时说出几个常用的字词就绰绰有余。
就算是当地的拉比,他们读的书也只够主持最基本的祈祷仪式。札胡许多伟大的说书人或贤明之士其实并不识字,他们的脑袋里装满从父辈和祖父辈听来的民族史诗,有些人甚至好几百首都能朗朗上口,但他们可能一个字都看不懂。约拿小时候对世界的认知大约也是这样,他认为读书是件麻烦事,只有在老师拿教鞭威胁时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读一点儿。库尔德人甚至有一句谚语:“小时爱读书,长大当乞丐。”可是,约拿的祖父每天晚上读书却是他有意识的选择,他是为读书而读书。更让约拿百思莫解的是,埃弗拉伊姆为了读书居然可以放弃半个晚上的睡眠时间。在约拿眼见的世界中,睡眠不是老人调解身心的最佳药方吗?读书?他祖父到底是怎么了?
然而,随着时光流转,埃弗拉伊姆仿佛开始能对孙子施展法术。“Si hzi pasid shakhina——去看上帝的面容。”母亲清晨时会边说这句话,边将约拿摇醒,催促他在上学前到会堂里跟祖父一起祈祷。她所谓“上帝的面容”是指她相信会从《妥拉》书卷中如神迹显现般散发出来的神灵光辉。可是对约拿而言,这句话只会让他想到祖父那双笑盈盈的眼睛。
约拿来到会堂参加早晨六点的祈祷时,祖父总是盘腿坐在约柜旁的老地方,身上披着厚重的长袍。他的身边堆满了书:祈祷册、《圣经》、各种卡巴拉和犹太律法相关论述,以及一本阐释真善美犹太生活的道德指南。他含糊地念着书页上的字句,有些却是书页上没有的;他有时还会抬头望向天花板,激越地喊出狂喜之情。陆续来到会堂的信众们看到埃弗拉伊姆脚边摆的灯笼和炭火篮,就知道他们那生性单纯的染布师傅又在圣堂里待了一整晚了。
每天早上,约拿就这样悄悄走近祖父,跪在他的祈祷毯一角,手上拿着祈祷册,盼望爷爷会转头对他说点儿什么,甚至给他一个微笑。但埃弗拉伊姆这时正处于某种极度狂喜的状态,要他从书页中抬起头来点个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约拿连续一年几乎天天准时到会堂报到之后,在家里向来亲切友善、但在会堂却仿佛变了个样的埃弗拉伊姆终于在祈祷场合开口对他说话。
“Akha sabri kese——”他看了一眼会堂墙壁,接着这么对他说,“这里是我的灵魂唯一能得到安宁之处。”
“那些书里都写些什么,埃弗拉伊姆巴爸?”
“都是一些贤者的话,一些远比我更贤明的人,”埃弗拉伊姆回答,“可是你现在不必烦恼这些。最重要的是要信赖上帝,每天虔诚祈祷。只要你能做到,你就能比你的朋友们更长寿。”
约拿心里浮现祖父读着那些书时脸上荡漾着微笑的情景。
“知道了,埃弗拉伊姆巴爸,可是你要告诉我书上说些什么。”
“不行。你必须学着自己读。你必须自己判断你要相信的是什么,还有哪些事比较重要。”
他想了一下他上的犹太学校,想到老师要求他们不断重复《圣经》里的字句,直到那些字句完全失去意义,只剩下一些声音。
“我觉得我不会读书。”约拿说。
“来。”埃弗拉伊姆从书堆中拿出一本,封面上写着“诗篇”。“约拿,你想知道贤者说了些什么是吧?他们说,如果你每天把这本书从头读到尾,上帝就会为你在伊甸园里保留一个位置。”
在这种时候,约拿总忍不住心想祖父的脑筋是不是有点儿不正常。埃弗拉伊姆说过一些镇上没人敢说的话。他曾经宣称自己参加过天使主持的午夜祈祷式,而且那些天使口中不断吐出一些札胡实际居民的形体。他还宣称一个长得跟夏玛许(shamash,犹太会堂管理者)一模一样的鬼魂曾在黎明前进到圣堂里拍他的后脑袋,他转身回了一拳,把鬼魂打得飞天撞地。他为自己塑造出某种密宗信徒的形象,把许多札胡居民唬得一愣一愣的,但约拿知道有些小朋友另有不同的观感。他亲眼看过几个同班同学在黎明时分从会堂窗口朝里面窥探,每次看到老埃弗拉伊姆又开始和天使拉斐尔(Raphael)、先知以利亚(Elijah)或某个其他神灵说话,他们就会一阵窃笑。
尽管如此,埃弗拉伊姆那种怪异的行径某方面还是让约拿这个小孙子非常着迷。在一个受传统禁锢的封闭社会中,这个天性单纯、自己学会读书的人辟出了一条蹊径。他是个学者型劳动者,一个密宗染布师傅,一个无名小卒兼大人物。埃弗拉伊姆·贝赫·萨巴嘎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地位,他受尊敬的原因不在于拥有多大的土地、收入多高,而在知识有多深刻,信仰有多坚实。
那天晚上,约拿偷偷打开祖父做了许多折角记号的《诗篇书》,一手拿着书,另一手提着小灯笼走到睡毯上。线条工整的希伯来文字看起来奇异而晦涩,但他慢慢念了起来,发出一些字的声音,猜测它们的意义。好不容易读到第四个诗篇——“哦,人类的子民啊,你们还要坚持将我的荣耀化为羞耻,还要坚持爱慕虚荣吗?”一阵浓浓的睡意袭来。那晚,约拿在他的梦里站在守护着札胡的高耸山峦中,看到缩小版的自己正在开满金黄色向日葵的原野中奔驰。那就是伊甸园。
忽然间,场景开始变了样。花朵枯萎了,他和祖父独自站在会堂里。灿烂的阳光透过高窗照了进来,埃弗拉伊姆维持着双腿交叉的姿势,朝光芒飘了过去。
“等等我!”约拿叫道,但是他的祖父已经无影无踪了。
犹太人原本就是阿拉伯人
对库尔德人而言,山毫无疑问象征着神性。山是他的母亲,他的庇护所,他的保护者,他的家园,他的农场,他的市集,他的伴侣,以及他唯一的朋友。
——梅尔达德·R.伊札迪(Mehrdad R. Izady),《库尔德人的故事》(The Kurds: A Concise Handbook),1992年
札胡的犹太人在群山环抱的家园中过着桃花源般的生活,几乎完全不知道在五百公里外的南方,巴格达正经历巨大的转变风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联军分食奥斯曼帝国的大饼,将伊拉克领土划归英国管辖。英国托管维持了十二年,直到1932年伊拉克独立。那年,伊拉克向它所加入的国际联盟提出“关于少数族群的宣言”。这份文件誓言“完整、全面保护伊拉克所有居民的生命和自由,不分出身、国籍、语言、种族或宗教”。
来年,伊拉克军队屠杀了三千名亚述人。伊拉克的亚述人是说亚拉姆语的基督徒,从遥远的古代就世居在伊拉克北部。亚述人要求得到更多政治权力,并组成八百人的民兵。伊拉克对此进行了大规模的血腥镇压,数十个亚述村落遭到夷平,死难者中包括许多平民和儿童。这种惨无人道的响应方式令各界严重质疑伊拉克在前一年关于确保少数族群权利的宣示。
这次攻击的消息像一阵凄风苦雨般地扫过巴格达的犹太人小区。伊拉克中部的犹太人世居当地将近三千年了,与穆斯林共存共荣。犹太人形成昌盛的商人阶级,贸易商、银行家、金融家辈出,他们有效运用巴比伦长久以来身为多条重要国际贸易路线汇聚处的枢纽地位,成功地发达致富。他们在苏拉(Sura)和尼哈迪亚(Nehardea)建立两座大型犹太高校,培育优秀的拉比,让犹太教能在这个流散各处的族群中代代相传。公元499年,伊拉克的犹太学者已经完成划时代的《巴比伦塔木德经》,这部典籍是以亚拉姆文撰写而成,无论是当时或现在,都被视为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犹太律法指南。
虽然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在公元前538年击溃巴比伦军队,并允许远离圣土的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兴建圣殿,但大多数犹太人还是决定留在巴比伦。即使一千一百年后伊斯兰军队征服整个中东地区,多数人依然留了下来。只要犹太人乖乖缴纳税赋,并且好好地恭维伊斯兰统治者,他们就持续享有高度的经商和信仰自由。尽管帝国兴衰、时代更迭,族群包容的气氛一直存在,1908年时,奥斯曼统治者甚至在新宪法中以白纸黑字赋予非穆斯林民众同等的权利。
当英国军队在1917年开进巴格达时,犹太人已经是这座城市的最大族群,二十万居民中有八万人是犹太裔。根据史学家尼希姆·雷吉旺(Nissim Rejwan)的研究显示,富裕的犹太父母此时开始根据伦敦的最新时尚打扮自己的小孩,并为他们取爱德华、乔治、黛西、克莱儿等饶富不列颠风情的名字。
长期以来,犹太人也在政府部门中担任低阶和中阶职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犹太人在英国托管下的伊拉克开始爬升到更高的政治阶层。沙逊·赫斯克尔(Sassoon Heskel)在独立的新伊拉克当上首任财政部长,其他犹太人也获选为国会议员,或是在最高法院中任职。但独立也为伊拉克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与此同时,中东各地出现越来越多要求建立泛阿拉伯联盟、并在伊斯兰世界中终结西方殖民势力的声浪。伊拉克成为阿拉伯狂热分子和意识形态煽动者的天堂,在一九三○年代发生过不下五次政变。
其中快速窜起的一个人物是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阿敏·阿尔—胡赛尼(Haj Amin al-Husseini),英国当局以他在巴勒斯坦煽动阿拉伯人叛乱为由,对他发出通缉令。另一个人物是纳粹驻巴格达特使弗利茨·格罗巴(Fritz Grobba)博士,这个人文质彬彬,喜欢将自己视为德国版的阿拉伯劳伦斯。格罗巴买下《阿拉伯暨世界报》(al-Alam al-Arabi),以连载形式在该报中刊登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阿拉伯文译本。他经常举办华丽的宴会,吸引伊拉克政治、媒体、军事等各界精英参加。有些伊拉克人张大眼睛看着纳粹在欧洲各地节节胜利,被认为纳粹的第三帝国是泛阿拉伯主义运动可以仿效的模式。
伊拉克首席拉比——智者沙逊·卡杜里(Sassoon Kadoorie)以及其他犹太社群领袖设法让自己与欧洲和巴勒斯坦锡安运动保持距离。即便某些伊拉克犹太人在知识层面上认同建立犹太祖国的救世主降临论理念,他们并不特别想抛弃在伊拉克安稳舒适的日子,而去追寻某种不确定的未来。他们也完全不希望激起穆斯林朋友、邻居和生意伙伴的憎恨。
早在1922年,巴格达犹太领袖梅纳赫姆·沙立·但以理(Menahem Salih Daniel)就告诉过伦敦锡安组织书记,最好要放慢行动脚步。在尼希姆·雷吉旺撰写的伊拉克犹太裔历史中,他引述但以理在一封信中写下的话:“我无法不思考,倘若锡安组织在巴格达正式建立办事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犹太人与其他族群之间向来良好的关系将会遭受多大的负面冲击。”
犹太学者埃兹拉·哈达德(Ezra Haddad)在一篇刊登于巴格达第一大日报《新闻报》(Al-Akhbar)的文章中写下伊拉克犹太裔民众普遍的心声:“当一名阿拉伯犹太人谈到阿拉伯大地,他指的是这些亘古迄今环绕着他、慷慨赐予他无比丰饶的家园;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他都会将这片土地视为绿洲,在充满压迫与不公的沙漠中为其提供源源不绝的滋养……”再早些时候,哈达德还写过一篇文章,以简洁有力的标题阐释他抱持的观点:“在变成犹太人之前,我们原本就是阿拉伯人。”
犹太裔领袖、巴格达大学法学院知名教授约瑟夫·艾尔卡毕尔(Yosef El Kabir)直截了当地抨击英国在1917年表态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民族祖国的重要宣言——《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他于1938年在《伊拉克时报》(Iraqi Times)中撰文表示,“《贝尔福宣言》企图解决的问题无论现在或未来都只是一个欧洲的问题。”
伊拉克犹太人的乐观想法无法持续太久。
1941年4月,四名自称“金色方块”的反英派陆军上校又发动政变。亲英派摄政者——阿卜杜勒·伊拉(Abdul Ilah)王储在美国外交人员的协助下逃往约旦河西岸。“金色方块”四人组指名前总理拉希德·阿里·阿尔-吉拉尼(Rashid Ali al-Gilani)担任新的伊拉克最高领袖。这名政治人物是个摇旗呐喊的民族主义者,而且非常欣赏纳粹。什叶派神职人员和逊尼派的耶路撒冷穆夫提都倡议对英国发动圣战。拉希德·阿里组成他所谓的“民族防卫政府”,并切断伊拉克通往地中海的输油管。纳粹意识形态此时在学校中生根发芽,犹太人开始被贴上英国同谋者的标签。提倡种族纯粹理论的德意志纳粹对阿拉伯人其实并无好感,对阿拉伯人的独立野心也只是虚情假意地附和。但屡次成功进军欧洲各国的德国此时气焰高涨,并在阿拉伯人对英国统治的反叛中看到进一步羞辱盟军的天赐良机。当拉希德·阿里和英国人在英国继续使用伊拉克军事基地的议题上爆发冲突,希特勒接受伊拉克的请求,运送枪炮给巴格达,并派出一个空军中队及一组军事顾问前往支持。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得知这个消息后暴跳如雷,立即宣布战争已经扩散到更广大的层面。他下令军队夺回伊拉克,并发电报给驻伊军区司令,要他“以空前魄力击溃拉希德·阿里的势力”。
1941年4月17日,英国皇家空军在未受抵抗的情况下降落在巴士拉(Basra),随后发动一系列猛烈的轰炸攻击。伊拉克部队的军力完全无法与英军相比,短短一个多月后的5月底,伊拉克就投降了。拉希德·阿里与德意两国使节及一批支持者跨越国界,潜逃到伊朗,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则逃到德国,受到希特勒亲自接见。
6月1日,阿卜杜勒·伊拉王储返回伊拉克,重新坐上王位。此时正值犹太逾越节的第二天,犹太裔民众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在街头穿梭,一群人甚至亲自前往机场迎接摄政王归国。但犹太人在拉希德·阿里溃败后那么快就明显地欢欣庆祝,无疑就像在油料库中点燃火柴。当天下午,当犹太欢迎队伍从机场回到市区,一群退役士兵向他们发动攻击。杀害一名犹太人,击伤十六人,军警则在一旁坐视不管。巴格达迅速陷入混乱。暴民在贫民区聚集,高中生纷纷以棍棒、刀子及斧头武装自己,因为被英军击败而愤恨不平的军人不断涌进市区。日落时分,巴格达已经全面进入法胡德(Farhud,阿拉伯语“种族迫害、屠杀”之意)状态。犹太人的住宅和公司行号遭到无情的攻击,暴民屠杀幼儿,强暴妇女,他们的家人只能无助地看着这一切在眼前发生。在阿巴斯艾芬迪(Abbas Effendi)一带,六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惨不忍睹的尸体被钉在墙壁上。巴格达市警袖手旁观,有些甚至还主动指引新来到的暴徒前往犹太人的住宅和商号。犹太店铺被洗劫一空,接着还被放火焚毁,犹太会堂遭受亵渎,《妥拉》典籍被丢到街上。
第二天下午,王储终于命令军队向暴民开火,但巴格达此时早已成为一片血海。据估计有一百五十到一百八十名犹太人以及许多前来护卫他们的穆斯林惨遭杀害,八百九十六间住宅和五百八十三间商店被洗劫,将近两千四百个家庭无家可归。
那些曾经试图对未来抱持乐观态度的巴格达犹太人再也无法自我蒙骗。这场“法胡德”像是一把利剑,刺进了他们的心脏。
然而,如果那时你去札胡问当地的犹太人他们对这场屠杀有何看法,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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