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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荐书|这就是奥斯维辛

2017-12-02 普里莫·莱维 东方历史评论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

翻译:沈萼梅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这就是奥斯维辛:1945—1986年的证据》(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10月出版)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的证词合集,由身为化学家的莱维及其奥斯维辛狱友、外科医生德·贝内代蒂共同整理撰写。这些1945—1986年间的证词来源各异,既有莱维和德·贝内代蒂自己所叙之事实,也有其他被囚禁、迫害者乃至施暴者家属的现身说法,它们都真实有力地反映了集中营里囚犯们的非人生活。诚如莱维所言,“执着地修正自己可能出的差错,常常会赋予搜寻真相的人一种身份,而它胜过单纯的证人身份。”这些证词是必不可少的记忆,成为我们反思历史和人之价值的依据。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



1


这就是奥斯维辛


我们的人数从来不是很多:30年前,当我们带着刺在左前臂上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浅蓝色的囚犯编号(有人当时仍然留着它)回到意大利,并把它呈现在我们亲人惊愕的目光下时,在千万名被放逐的人之中,我们仅仅就几百个人。所以,当初伦敦广播电台讲述的消息全是真的,当初阿拉贡在信中用法语所写的那些话也是真的:“像牲畜一样被打上烙印,像牲畜一样被运往屠宰场。”


现在我们已减少成几十个人。也许我们人数太少,以至于没有人聆听我们说话了;另外,我们经常觉得,自己是令人厌烦的讲述者。有时甚至在眼前出现一种象征性的梦,好奇怪,那是在我们被囚禁期间夜里经常做的梦:对话者不再听我们在说什么,他听不懂,心不在焉的,然后就走掉了,留下我们自己孤零零的。不过,我们仍然得讲述出来:这是对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囚友们的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使命,它赋予我们的幸存以某种意义。我们有了一种人生的基本经历(不是由于我们的原因),懂得了某些关于“人”的含义,那是我们觉得有必要传播的含义。


普里莫·莱维


我们意识到了“人”是征服者:尽管有几千年的法典和法庭,“人”始终是这样的征服者。许多社会制度提出要抑制这种滋长不平等和滥用权力的趋势,可另一些社会制度却赞美这种趋势,并使其合法化,把它指定为最终的政治目的。人们可以把这些制度定义为法西斯的,无须用任何牵强附会的措辞:我们知道法西斯主义的其他一些定义,但我们觉得更符合我们经历过的特殊事件的定义就是,那些在理论和实践中否定所有人之间平等的基本权利的一切制度,全都是法西斯主义。如今,个人或阶级因其权利遭到了否认,很少能够适应法西斯制度,所以暴力或欺诈变得必不可少。为了消灭反对者,他们就不能不采用暴力。为了向忠于职守的人证实滥用权力是值得赞许和合法的,为了说服被征服者(在人们可以相信的广泛的范围内)他们的牺牲并非是一种牺牲,或者为了实现某种不确定的超凡目的他们的牺牲是必不可少的,就得采取欺诈手段。


在施行欺诈或相应的暴力上,不同的法西斯制度之间所展示的优势各不相同。意大利法西斯在欧洲是长子,在许多方面都是开拓者,其在一种并非太过血腥的镇压的原始基石上,树立了一座蒙骗和愚弄的巨大丰碑(在法西斯年代里学习过的人,对其还保存着一种令人悲催的回忆),其效果一直持续到现今。富有意大利经验的纳粹社会主义,在遥远年代的蛮族人骚动的孕育下,又受到阿道夫·希特勒狂暴人格的催化,从一开始就崇尚暴力,在集中营里重新发现了旧时的奴隶体制,一种具有当时人们所崇尚的恐怖威慑潜能的“王国工具”(instrumentun regni),而且令人难以置信地在这条道路上快速又执着地奋进。


事实是(或者应该是)人所皆知的。从1933年3月开始,希特勒登上总理职位3个月之后,第一批集中营立刻就由党卫军仓促地装备就绪;在大战前夕,集中营就完成了“正规化”,而且倍增至一百多个;集中营从数量和规模上可怕的增长,与德国对波兰和苏联西部版图的侵犯是同步进行的,那里容纳着“犹太主义的生物源泉”。


从这几个月开始,集中营就改变了性质:从作为恐惧和政治威慑的工具变成了“人体骨骼的磨坊”,成为具有屠杀几百万人的规模(光是在奥斯维辛就是400万)的毁灭人的工具,而且还组织起企业化的营地,具备致人集体中毒死亡的设备,以及像大教堂那么庞大的焚尸炉(光是在集中营帝国首府的奥斯维辛,每天焚烧的尸体就多达2.4万具);后来,随着德国军力受到初步的挫折,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力的缺乏,集中营就发生了第二次改变,与灭绝政治上的敌对分子的最终目的(这是从未被否认的)并驾齐驱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建立一支庞大的奴隶队伍,让他们从事不给予任何报酬的强制劳动,直至死亡。


到了这一步,眼前呈现出的是一幅令人头晕目眩的被占领的欧洲的版图:光是在德国,上面谈及的集中营,也就是那些一般无法从那里活 35 36270 35 12892 0 0 6790 0 0:00:05 0:00:01 0:00:04 6788出来的集中营,已经有好几百个了,还得加上几千个其他类型的集中营。只要想想,光是被关入集中营里的意大利军人就有60万,根据夏伊勒的估计,1944年在德国强迫劳动的劳工至少有900万。


因此,集中营并不是一种无足轻重的现象。当初的德国企业就建立在集中营的基础上,它们是法西斯化的欧洲的一种基本的体制。从纳粹主义方面来说,如果轴心国获得胜利,这种制度将得以维持,进而得到延伸和完善,这并非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到时法西斯主义将得到充分的实现:特权的合法化,不平等和不自由的合法化。


甚至在集中营内部也建立并特意开创了一种典型的法西斯的权威体制:囚犯中间建立的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其中权力最大的人就工作得最少;所有的授职,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职务(清扫工、洗碗工、夜间值班看守),都由上面授予;平民百姓,就是完全没有头衔的囚犯,则完全没有任何权利;集中营里甚至有个恐怖的秘密警察的分支,由无数告密者和特务构成。总之,集中营的微观世界逼真地反映了极权国家的社会结构,在那里(至少从理论上)“秩序”是至高无上的,没有比集中营更井然有序的地方了。当然,我并不是说,要以我们那样的过去引导我们憎恨秩序本身,我们要憎恨的是那样的秩序,因为那是一种没有人权的秩序。


背负着过去这一切,如今听到谈论新的秩序、黑色的秩序,对于我们来说很奇怪:以往发生过的事件,似乎从未曾发生过,似乎并不意味着什么,而且似乎毫无用处。可是魏玛共和国的气氛与我们目前的气氛好像并没有太多区别;而且从当初德国纳粹分子突击队(SA)建立的早期的集中营起,到德国的毁灭,到欧洲的解体,以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了6000万人,仅仅才过去12年。法西斯主义是一个繁殖得很快的毒瘤,我们正面临着其卷土重来的危险——呼吁人们在其一开始抬头就起来反对它,这难道过分吗?


2


政治放逐犯


帝国每一块划分的领土,都建有自己的死亡集中营:奥地利的毛特豪森(Mauthausen),巴维耶拉的达豪(Dachau),图林吉亚的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汉诺威的贝尔森(Belsen),塞尔瓦-波耶马的弗洛森比格(Flossenbürg),以及斯雷西亚的奥斯维辛。它们之中有些集中营——格罗斯罗森(Grossrosen)、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和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几乎专门是为女囚犯设立的。每个集中营都有一个重要的核心,以及分布在周围整个地区的无数从属机构(Arbeit Kommando,即劳动指挥部)。


每个营地的政治放逐犯的注册登记方式是渐进的。中心营地与各个不同的劳动指挥部之间的运输往来十分频繁,而集中营与集中营之间的往来却不太频繁,随之而来的注册登记的方式也有所变化,有些集中营里就施行文身制度。


希特勒的疯狂在于,他不仅把特定的个人或一群人看作须与之搏斗的敌人,还把整个种族都看作敌人,而集中营就变成犹太人的公墓,尤为突出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很快与犹太人站在一起的,有在内战期间被德国人逮捕的反对佛朗哥的西班牙人,还有从领土被分别兼并后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爱国志士们。


普里莫·莱维


从1939年开始,纳粹主义就把被占领的各个民族的爱国志士看作政治上的敌人,那些民族把对侵略者的抵抗视作对国家尽责的表现,而从那时起,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里就挤满了整个欧洲的抵抗分子、自由人士、真正的国际精英。最早是波兰人,然后是法国人、比利时人、卢森堡人、希腊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苏联人、南斯拉夫人,最后自1943年9月8日之后,就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最后来到集中营,这并不减轻我们的同胞在集中营囚禁期间所遭受的磨难程度。死去的意大利人的百分比大约是93%左右,确实并不低于其他国籍死去的人的比例。 


在每个中心集中营里,以及大部分劳动营里,都有一座焚尸炉在运作,没有建焚尸炉的营地也往那儿运尸体。尽管如此,尸体火化的速度要比人死的速度慢得多,因此大量的尸体都堆积在不同部门隔了一道墙的院落里,而后来尸体也都被埋在乱葬岗里了。


从意大利放逐的囚犯约有5万,这个数字包括被放逐至奥斯维辛集中营的2.5万名犹太人(男人、女人和孩子),其中约只有上千人返回了意大利。


其余从意大利放逐的大部分人都前往毛特豪森集中营,在那里几乎有1万名爱国者死去了,只有730名幸存者,他们之中也有很多人在回国后,因疾病和生活困苦而去世。


第一批50名被放逐者,于1943年12月从都灵被遣送到毛特豪森。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报纸《亚历山德里亚的人民》以异常兴奋的语气宣布消息说:其中有两个人幸存下来。


1944年2月,从曾多次放逐过政治犯的圣维托雷监狱出来的工人们被遣送,他们是在米兰的塞斯托·圣约翰进行过反抗的志士;3月从都灵启程的一趟列车上载有700多名爱国志士,除了有一大批在兰佐山谷的战斗中被抓的游击队员外,大部分是菲亚特的工人,以及3月上旬劳工大罢工的发起者,他们鼓动被迫为德国人干活的企业罢工并导致企业瘫痪。


后来,放逐的节奏逐月可怕地加快。甚至在被抓捕后没过几天不经审判就予以放逐,审讯却往往是以德国人的方式进行,不是在“民族大饭店”里,就是在前往都灵的阿斯蒂大街的“王后饭店”,抑或前往米兰的特利斯特别墅:在乘坐运货的闷罐车越过边境之前,爱国志士们都在摩德纳(1944年7月,在那里足有69名爱国志士遭机枪扫射当场被击毙,其中就有已故的参议员加斯帕洛托的儿子)附近的佛索利收容营,或者在贝尔加莫的监狱里,或者在博尔扎诺的集中营里滞留数日。鉴于他们所面临的物质匮乏,被褥、衣服和食品倒是能不断地汇聚至营地,那是德国人建议囚犯们向家属们要来的。囚犯们一到营地就被脱光衣服,被全身搜查、剃光毛发,穿上劳改犯的囚服。囚犯各自的国籍,则是用缝在囚号旁的红三角上的缩写来区别,而政治犯的红三角则是与囚服上缝着一个绿色三角标志的普通罪犯区别开来。被指派负责监视营地各部门内部动向的囚犯多半是德国人的普通罪犯,或者是从最凶残的杀人犯当中选拔出来的,他们随身备有内藏刀剑的手杖和橡皮棍。


党卫军负责从外部监视营地,每天两次清点囚犯人数。


清晨4点起床,6点开始干活,工作多半是挖土和搬运石块;中间停歇三刻钟分发菜汤,下午6点收工。那些被指派去中心集中营的附属营地从事机械劳动的囚犯,其作息时间和待遇也相同,不过,那里的工作分成日夜两个班轮流,12个小时轮一班,而夜班的工作特别辛苦。


通常在将近晚上8点钟分发完面包,这时营地里一片寂静;不过,囚犯在夜里很快会不断地惊醒过来,有时是举行一次紧急集合,更经常的是对草褥垫和人进行一次搜查,或者仅仅就是为预防寄生虫而进行周期性检查。于是,在耀眼的探照灯光照射下,囚犯们赤身裸体地在营地的院子内列好队,任何真正的或者仅被推测为违纪的行为,都得挨棍棒揍打予以处罚,揍5到25下不等;谁身上或床褥上发现有一只虫子,也得挨揍,这是我们的狱吏们用来对抗寄生虫的唯一办法。


在今天这种场合,集中营里生活的种种细节可以忽略不谈,因为关于这个论题,各国的幸存者都写过许多书,那都是被无可辩驳的证据和资料所证实的。


第一个被解放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由苏联军队解放的。最后被解放的是毛特豪森集中营,是美苏军队联合采取的解放行动。


对于毛特豪森集中营来说,它最后一个被解放其实是一种幸运,因为面对苏联军队和英美联军要解放集中营的压力,德国人尽其所能地撤空其他所有集中营。那种撤空的行动,是名副其实的群体大屠杀!只要看看这幅情景就足矣!当苏联军队正要解放奥斯维辛时,囚犯们排着纵队,像自动的尸体,沿着斯雷西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大路上行进,队伍一直延伸至毛特豪森,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好几千人中不到100人),在天寒地冻的冬夜,活着抵达毛特豪森营地后,却只能站在淋浴室的院子里一直待到天亮,因为按照卫生准则,他们在进入棚屋之前都得洗淋浴。


我们还想说的是,按照记事年表,毛特豪森集中营主要是在1945年4月开始用毒气室屠杀囚犯的,而在不到三天时间内,就约有1万名囚犯被毒死。在别的时期内,毒气室的运行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是有限制的。然而,奥斯维辛每天都在采用这种迅速绝杀的形式,有关这方面的数字是触目惊心的:大约在5年之内,超过500万人被毒气毒死!


在1944年那些最悲催的岁月里,精神和肉体上备受折磨的被放逐的囚犯们,当时抱有任何逃生的希望简直是痴心妄想,而当死亡不断出现时——深夜里,就在每个人躺着的那个像棺材似的杉木铺位的一旁,不断出现实实在在的尸体——随着注定要面对的死亡,令人不由得对生命的亲切感都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对于死亡的一种奇怪而又无奈的司空见惯,死亡业已在预料之中,显得那么熟悉,于是一种淡定而又庄严的告诫油然而生:要为生存下去而斗争,因为在那么多的人之中,至少有一个人必须活下来;要在必将到来的胜利之日去迎接解放,把最后剩下的力气花在有待完成的一种使命上,那就是要向世人诠释其他人的牺牲。让世界认识到法西斯主义这种思想观念的可怖,它否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以及权利的相等,让人们认识到世上有一种可怕的方式,它蔑视基督教文明的最原始的诉求,它泯灭人的尊严,威胁人类,要把死亡营的奴役制度推广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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