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少年英雄
撰文：李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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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鲁迅将郭沫若一语定为“才子+流氓”——其实，并不专指郭沫若，而是整个创造社都一网在内的。那篇《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原说的是：“新才子派的创造社……”不过，郭沫若和张资平被特别地点了一下名：“这就是说，郭沫若和张资平两位先生的稿件……我想，也是有些才子+流氓式的。”彼时，郭沫若因了大革命失败，躲在日本避风头，他所见的鲁迅文章，是经日人译成日文的,与原文自稍有出入，于是到郭那里，“才子+流氓”变成“才子+痞棍”，意虽相近，却益发恶劣些，郭大忿：“这一段文章做得真是煞费苦心，直言之，便是‘郭沫若辈乃下等之流氓痞棍也’。”就为此不忿，他专门作了一部自传体的《创造十年》来表白和洗刷自己。
鲁迅+号之后的部分，只能说历来见仁见智，前头两个字则鲜闻异议。虽然民国初年以盛产才子著称，若论到才情的广博、辞藻的天纵，在郭氏面前却都不免落些下风。但我们眼下要讲的主角却并不是他，只是借重他，来引出一位古人。早年，我之注意起这位古人，即因郭沫若而起。那时我的惊讶在于，居然有这样一个人，让我们公认的郭大才子五体投地，不吝笔墨、连篇累牍，写了好些诗文外加一部五幕大型剧作，那便是《南冠草》。须知郭泰斗的剧作，岂泛泛之辈可厕其间而居一席之地？更不必说还是舞台中央众星拱月的主角。
此人是谁呢？他姓夏名完淳，表字存古，明末华亭人氏。
这姓名，想来如今很多人闻所未闻，全不知其何方神圣。也罢，且看郭大才子如何谈论他：
夏完淳无疑地是一位“神童”。五岁知“五经”，九岁善词赋古文，十五从军，十七殉国。不仅文辞出众，而且行事亦可惊人。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值得特别表彰的人物。
“神童”这个名称，近来不见使用了，间或在文字上称人为“天才”或“才子”，差不多等于是骂人的词令。但有这种幼慧早熟的人存在，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原来，也是一位“神童”、“才子”，难怪郭氏惺惺相惜，于心若戚戚然焉。当年他挨鲁迅讥骂时，曾一边委屈，一边替古往今来的“天才”辩护说：“无论在怎样的社会里，天才是不能否认的，不同的只是天才的解释罢了。”眼下相隔了十多年（《夏完淳》一文发表于1943年），仍不能放下，又说：“我不愿意摹仿一般轻薄的时髦谈客，一动笔便要嘲笑‘神童’，奚落‘才子’——这样的名称我们假使不高兴就改称为‘怪物’或其它的恶名都可以，但总不能否认人间世中是有这种现象的存在。”这“轻薄的时髦谈客”，其指鲁迅无疑。由此看来，夏完淳所以引郭氏一再吮毫挥墨，竟是拜鲁迅骂“才子”之所赐，隐然地成为郭氏藉以浇自家块垒的酒杯了。
以上略微讲些题外话，博君一灿。其实，郭沫若写《南冠草》，态度是认真的，即便有一番慕惜其才的私衷，主要和直接的原因还是为其事迹所感奋。
说到夏完淳，确实是我们史上少有的大才子，郭沫若再才高八斗，跟他一比，也只好矮掉半截。诸君如若不信，现成有一本厚至七八百页的《夏完淳集笺校》，不妨找来翻翻，看看有谁可以想象那是一位享年不过十七岁的少年取得的成就。笔者回首自己十七岁之时，尚满脑子语录和社论，以为美国人民的日子比我们远愧弗如，除了这一点点知识，便“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如今的十七之龄一代，自然远胜我辈，至少会做习题、会玩电脑、晓得美国人民日子并不太惨，然而，倘若也写一部《夏完淳集》，恐怕搜遍全国也找不出半个这样的十七龄童。还有一条，顶顶重要，夏完淳夏才子的大名后头，从来无人附以“流氓”二字，一定“+”上两个字，只能是“英雄”。他是一位传奇的英雄，任何人提起，只能竖大拇指。
我们从他祖父这一辈讲起。
夏家“世为华亭人”，是地道的华亭人。而华亭又是哪儿？便是如今上海松江。明代的时候，有松江府，下辖华亭等数县，府治便在华亭。民国初，华亭县改名松江县，华亭古名从此消失。松江另有一个古称，叫“云间”，那时诗文中常出现“云间”的地名，所以也先一并交待。在今日上海，松江已算郊县，可倒退二百年刚好得颠倒过来，松江才是这一带的中心、文䌽人物的渊薮，特别是明末，松江文气之盛，海内闻名。
从前，夏家在当地并不突出。完淳的祖父讳时正，字行之，别号方余，后辈都尊他“方余先生”。幼年夏时正很聪慧，学业出类拔萃，童子试名列第一，但不知怎的，后来功名一直不顺。陈子龙所写传记说：“久困省试，则刻意为古文词、诗歌，其才浩漫，纵横变合，不局局于绳墨。”省试，即考取举人之乡试，夏时正一再败北，止步于生员。久之，便死了心。所谓“刻意为古文词、诗歌”，就是不再钻研应时的八股制艺，转而听凭所好，写作古文和诗歌。这其实是科场失意的表现。
方余先生自己功名不顺，教子却大获成功。他有二子，长子之旭没能超过他，也到诸生为止，次子允彝却不但考取举人，还终于登了进士。他的教子，颇有“魔鬼”的况味：
先生严责课之。夕不奏文，即弗授餐，或不当意，稿必三四易，常中夜父子枵然相对，卒弗去也。
布置的文章不完成，就不给饭吃；就算完成，倘不满意，也得来来回回改。更绝的是，不光不让儿子吃饭，自己也陪着饿肚子，父子们经常大半夜相向而坐，饥肠辘辘，纹丝不动。
夏时正活了六十八岁，不算高寿，却是从他算起祖孙三代男性家庭成员唯一善终的人。
老二夏允彝，亦即完淳的父亲，是明末士林极具影响的人物。陈子龙说：“余自为童子时，长乐君以举于乡，有盛誉。”夏允彝曾在福建长乐做知县，所以称他“长乐君”。夏允彝中举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而陈子龙生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是时年方十岁，故云自己还是“童子”。夏的中举轰动闾里，他留有很深印象。可是，足足过了十九年，到崇祯十年（1637），夏允彝才成为进士。会试、殿试在乡试的翌年举行，每三年一次，据此可推算出，他足足考了六轮。陈子龙也是这年举的进士，竟然做了同年兄弟。当时，夏四十一岁，陈二十九岁。
然后，夏允彝就去做了长乐县的知县，政绩很好，年终吏部考核中被定为全国优秀县长。张岱述其事：
摘伏如神，旁邑有疑狱不能决，上官多下长乐令决之。冢宰建德郑公，荐天下廉能吏七人，以公为首。召见，将特擢，以丁内艰归，未及用。
侯玄涵《吏部夏瑷公传》亦同：
五年，邑大治。癸未，冢宰上计，举天下廉卓第一，上每朝群臣，咨天下廉吏，大学士方岳贡首以公名进，上颔焉若素知者，书公名御屏，将膺殊命，会丁母丧归。
都说他考评第一，引起崇祯皇帝注意，将委重用，事因丧母服制而寝。
不光官声这么好，他在文化界的地位，更被推重，这是因为他和陈子龙一道，创办了明末重要的思想团体“几社”：
是时东林方讲学苏州，高才生张溥、杨廷枢等慕之，结文会名曰复社，允彝与同邑陈子龙、何刚、徐孚远、王光承辈，亦结几社相应和，名重海内。
按以上所述，几社创建是受复社影响且是对它的响应，源起大概如此。但后人常把它们视为各自两个社团，而不知崇祯二年（1629）经尹山大会已统一为一个组织。眉史氏(沈眉史)《复社纪略》：
是时江北匡社、中洲端社、松江几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各分坛坫，天如（张溥）乃合诸社为一，而为之立规条，定课程……因名曰“复社”……又于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
据此来看，“复社”名称的意思，就取自“合并各社”。照沈眉史后面开列的名单，松江府社员共九人，而夏允彝列其首，可能他就是“于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而产生的松江府复社之长。
吴伟业也说：
初，先生（指张溥，吴受业于他）起里中，诸老生颇共非笑其业以为怪。一时同志：苏州曰杨维斗廷枢，曰徐九一汧，松江曰夏彝仲允彝，曰陈卧子子龙；而同里最亲善曰张受先采，读书先生七录斋……乃与燕赵卫之贤者为文言志，申要约而后去。
与沈眉史所述乃同一事，即各地思想社团达成统一组织的“尹山大会”，而夏允彝和陈子龙作为几社代表参与了这一合并过程。
人们一向以为，在中国，政党政治一则是近代以降始有，二来为西方输入之舶来品。这两个知识，并为错误。中国自万历末期起已有政党政治，此毋待置疑。东林与奄党的惨烈斗争，有很突出的党派色彩，双方虽各不承认党派之名——“黨”这个字，从黑，古时候不是好字眼——但又各视对方为“黨”，而在自己阵营内部都以明确的意识抱为同志。整个明末，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弘光五朝，政治已完全党派化，除了党派政治再无其他形式。其中，万历末为党派政治形成期，泰昌至天启初东林党主政，天启四年汪文言案标志着魏党上位，崇祯元年魏党垮台、东林重新上台，甲申国变后朱由崧即位、魏党残余在南京夺回大权。而政党政治在形态上的发展，也很明显。初，东林有政党之实，但尚无明确组织形态，而十几年下来，党派政治的事实却已然培育出了自觉的党派意识，从而有崇、弘间风起云涌的民间结社运动。这些社团虽往往以思想、学术为标榜，真正指向却无疑都在政治，目的是凭藉思想认同，结成统一诉求的政治力量，最终干预社会和现实。这是以往东林的斗争所指明的方向，但比东林更进一步的是，后起的年轻一代开始谋求组织化，懂得组织形态的重要。复社所谓“立规条，定课程”，所谓“为文言志，申要约”，其实就是今天之“党章”，而“于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则于具体组织层面求内部秩序、领导系统的严密建设。故尔，复社完全可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意义的政党；其作为政党组织，已不惟有其实，亦略具其形。它于崇祯二年、三年、五年，连续举行三次“大会”（尹山大会、金陵大会、虎丘大会），相当于后世党代会；并在南京领导、实施了统一的政治行动——“防乱揭帖”倒阮事件；又在崇祯死国之后，就新君选定拥戴事宜，与东林大佬合谋运作……凡此种种，非政党则不足以言之。
作为复社骨干，夏允彝自可视为我国较早的政党活动家。“北都变闻，恸哭累日……扁舟渡江，走谒尚书史可法，与谋兴复，闻福王立，乃还。”此行，无疑是含着党务色彩的。嗣后，也因此被马、阮揪住不放，兴师问罪：
其年五月，擢吏部考功司主事，疏请终制，不赴。及马士英、阮大铖乱政……劾允彝及其同官文德翼居丧授职为非制。
尽管夏允彝不曾到任，但对他的新任命明显是基于党派原因做出的安排——弘光即位前，南京政局尚握于东林之手——且为着党派利益，将礼法置于不顾了。从礼法角度，官员居丧不能出来做事。这条小辫子，马、阮可谓逮个正着。马、阮当然并非对捍卫礼法感兴趣，他们目的也在党争，礼法不过是打击政敌的武器，就像如今不同政党间经常拿道德做文章、攻击对方，却把自己打扮得很高尚一样。
对政党政治，平时我们易于或更多看到它的倾轧和不择手段，这固然是不错的。然而三四百年前，这情形亦适足表现一种政治竞争的开展，它实际是君权萎缩、政治的重心向职业政治家集团转移所致。在明代，这变化明显以嘉靖为分水岭，嘉靖是最后一个把大臣玩得团团转的皇帝，之后则颠倒过来了。而且，这还不能都用君主黯弱来解释，万历、泰昌、天启几位，固然昏碌得不理朝政，崇祯皇帝可并不那样。崇祯皇帝很积极、很勤奋，甚至到了待己苛苦的地步，很愿意让乾纲独奋的有为君主形象在自己身上重现，可他根本玩不转了，政治已经变成朝中党派游戏，没皇帝什么事，他临死前说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一部分就是在抱怨这种过去所不曾有的现实。
马、阮其势汹汹，咄咄逼人，亏得弘光朝转瞬即逝，不能拿夏允彝怎样。乙酉之变消息传来，他“徬徨山泽间，欲有所为。闻友人徐石麒、侯峒曾、黄淳耀、徐汧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赋《绝命词》，自投深渊以死。”具体过程，与他有亲戚关系的侯玄涵所知更详。侯家是嘉定名门，满清制造“嘉定三屠”惨案，即由玄涵的伯父侯峒曾所领导的抗清而起，玄涵的兄长玄洵娶了夏允彝之女、夏完淳的异母姊夏淑吉为妻。他所写《吏部夏瑗公传》记述：
乙酉夏，王师南下，士大夫相率奉手板入谒，公独不可。时江南总兵吴志癸顿兵海上，同郡给事中陈子龙、孝廉徐孚远，阴与陈湖亡命起兵湖中，志葵故公门生，子龙说公以尺书招之。志葵与参将鲁之璵率舟师三千，自吴淞口入澱、泖，窥苏州。
行动以失败告终，败军逃往海上。有人劝说夏允彝也“入海趋闽”。入海，是随败军一起逃走；趋闽，指投奔福建。当时唐王朱聿键由郑鸿逵、郑芝龙（郑成功父）和黄道周拥戴，在福州即了皇帝位，而夏允彝自己曾在福建为官，有很好的官声。他拒绝逃走，说：“举事一不当，而行遁求生，何以示万世”，“吾将从虞求、广成游”。虞求为徐石麒，广成为侯峒曾。他于《绝命词》中写道：
少受父训，长荷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南都继没，犹望中兴；中兴望杳，安忍长存！
这时，完淳年方十五。
完淳一直以父亲为榜样，而父亲也对他特别钟爱——那或因是独子的原因——把他随时带在身边，包括当年在长乐任知县。夏允彝弟子蔡嗣襄说：“彝仲每见余辈，必令存古陪。”有意识地给以熏陶，让他长见识：
存古时年十二岁，秀目竖眉，举止如一老成人。出所为诗赋相示，已成帙，席间，抵掌谈烽警及九边情形，娓娓可听，其伯父止之曰：“有客在座，小子可啧啧焉？”
伯父止之，父亲却没说什么，他心里其实是暗中鼓励和赞赏的。
（清）徐璋绘《夏允彝父子像》
古人都有名、字、号；当然，得是有身份的人家，穷人一般不专门起名，只以排行为名，吴晗就曾考证朱元璋本名重八，元璋是后起的。名、字、号中间，名和字由父亲或更高的长辈起，号由自己起。字之于名，有解释或引申的作用，故又称“表字”。夏允彝给儿子起名完淳；淳，是质朴、纯粹的意思，完淳，便是质朴、纯粹的极致，而儒者眼中，这种极致只有古时候才见得着，所以又将他的表字定为“存古”，希望他能够留存古代的精神。
中国人对于起名，有很神秘的看法，认为足可决定一生。此虽无妄，但有时候以其名揆其人，确有种种吻合之处。或许名字中的含义，自动形成和散发长久的心理暗示，到头来，反以此方式影响了人的一生亦未可知。
完淳便与其名和字很是投缘。有关他的早慧文才，那是众所公认、交口称赞的，如说：“操笔立就，奇丽可观”，“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幼以神童名，有隽才”，“弱冠才藻横逸，江左罕俪”等等。不过，这些只是一般地表彰他的不凡，还不能具见他的性情。说到这一点，得佩服一下郭沫若。他虽为身名所累，但慧悟确有过人之处，对夏完淳，他的眼光就很敏锐，不单称其文采，更注意到他“六朝以后的史事人物便很少提及，诗不提李、杜、元、白，文不提韩、柳、欧、苏，词不提周、柳、苏、辛，曲不提关、白、郑、马，甚至如行迹相似之文天祥、陆秀夫之类的宋人亦绝未提及。”这就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知人之论。
慕古，似乎是他与生俱来的天性。前面蔡嗣襄讲，看到十二岁的完淳，留下了“举止如一老成人”的印象。这其实也是他文章的格调。一般这种年龄的孩子，不论才情多么卓颖，我们所能想象的总是不越于“青春文学”之上的写作，总是逗留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情状。盖因才华归才华，年少者的情怀却一定与其人生经验相埒。但在完淳这儿，我却遭遇了极大的意外。若他仅是“弱冠才藻横逸”，在我们，也无非视为三百年前“80后”，虽然是更可叹绝的“80后”。可他根本不是这样。他诗文所透出的眼界、胸次，那种历史厚度、那种忧患沧桑，以及心灵所触摸、感应、萦绕的东西，全非那年纪所能有。他最早引世人惊诧的，是一篇拟庾信的《大哀赋》，后人陈去病盛誉“几疑开府复生”。我们都知道杜甫名句：“庾信文章老更成”，那是历来中国文学臻于“老境”的象征，而这十来岁的少年，一出手便追摹着这种境界。似乎我们应该注意一下他感兴趣的文体，那时，他完全沉浸在兴于汉代而自隋唐后基本死掉、连成年人都鲜有问津抑或不能驾驭的大赋，连续写下《大哀赋》、《寒泛赋》、《江妃赋》、《秋郊赋》等十余篇，仿佛非此恢宏铺排、一唱三叹的文体，就不足承载他浩广恣洋的情感。汉赋以外，他还喜欢庄子之文、屈宋骚体和乐府歌行，都是开阔而古远的样式。实际去读他作品，所得感受将比别人所不吝赞赏于他的，还令人称奇，因为大家一般只是指出他身怀异秉，其实，更所罕见的是他的襟抱；关于后者，呆会儿我们结合他的事迹，再具体举一些诗文为例。
此刻，横在这十五岁少年跟前的，是天塌地陷的一幕：他敬爱的父亲，撇下家人，惨烈殉国：“投松塘死。水浅自伏而绝，背衣犹未湿也。”怎么“自伏而绝”的呢？据说，由于水非常浅，夏允彝“怀石沉嵩塘以死”——死死抱住一块石头，生生溺毙了自己，那该是何等无悔与决绝！
我很想知道完淳目睹父亲这般姿态的尸首后，内心是何感受。不料，长于文墨的他竟不曾写过祭文来悼念父亲，翻遍《夏完淳集笺校》和民国二十八年商务印书馆版《夏内史集》，只见到《六哀诗》中一首《先考功》，将父亲与徐石麒、侯峒曾、黄蜚等一道推重，并不是从父子角度吐诉私衷。倒是大姊淑吉在父亲就义周年之际，写过一首诗：
轻生一诀答君恩，伯道无几总莫论。不忍回肠思昨岁，楞严朗诵一招魂。翻疑爱重摘人天，子女缘微各可怜。拜慰九京无一语，花香解脱已经年。望系安危一代尊，天涯多士昔盈门。丘山零落无人过，夜月乌啼自断魂。
父亲死后，淑吉入了空门，故云“楞严朗诵一招魂”。“子女缘微各可怜”一句，最见心声，因为父亲死得太早，做子女的难免生出“缘微”之感，所以“轻生”二字略露怨艾。不过，对父亲所抱之志还是理解和尊重的，认为那选择于他是“花香解脱”。而从“望系安危一代尊，天涯多士昔盈门。丘山零落无人过，夜月乌啼自断魂”两句看，夏允彝身后是有些寂寞的，从前宾客盈门，现在却“无人”来坟上看望。
不知完淳是否也和大姊一样，叹息“子女缘微各可怜”？他的无所表示，是真的不做表示吗？我曾找到一个迹象，说明他自父死后，一直在设法不去面对这件事。那是他写《续幸存录》时，叙其原委，讲到父亲临终前如何嘱托他代为完成那未竟之作，可他却足足一年不敢看父亲遗作一眼：
呜呼！手泽存焉！父书犹不忍读，可况续其遗书耶！然先志不可违也。自草土以来，恒思纂述，而哀瘠之余，形神俱涸，一经置笔，念及先忠惠风雨一编，便凄然自废。景光如逝，忽焉小祥矣。
辞世周年曰“小祥”，所以他确实经过了一年，才强逼着自己从回避中走出来。
恐怕不光是极度悲伤，我更觉着还有一种可能，即他或许感到父亲的死对于自己，已根本超出了文字所能表达的限度。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自夏允彝赴水那天起，完淳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对父亲做出回应——只是从来不用文字罢了。一直到牺牲为止，他的笔是从来没有停下的，诗、文、传记，以及给亲人们的遗书等等，写了很多很多，却就是不曾专为父亲写点什么。我想来想去，对此只有一个解释，即：凡涉及父亲的，都无法形诸笔墨，而只能化为行动。
完淳从此成为“无家”之人。他把妻女（当时他已有一女）送回外家，自己就像孤魂野鬼，在旷野里四处奔走，不断地投身到不同的起义队伍。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之《吴江起义传》，概括了他后两年的生命：
从其师陈子龙起兵太湖，遵父遗命尽以家财饷军鲁监国，遥授编修。子龙战败，完淳走吴昜军，为参谋。昜败，复与吴圣兆连谋反正，被执，至留者。
吴圣兆即吴胜兆，原系明军李成栋部将，时已降清，为松江提督；他于1647年起兵反正，时称“丁亥之变”。
以上过程，《东山国语》有较细的讲述——
父亲死后，完淳“作表潜通海上达鲁王，为奸者所觉。北镇吴胜兆得其表，寝匿不出。吴本旧将，就降于北，颇怀旧，纵完淳去。”他先是悄悄上书给在浙东称监国的鲁王，被截获，但吴胜兆瞒下这事，放过了他。之后完淳“私入太湖受盟而还”，找到在太湖中打游击的义师，秘密加入他们，之后返回，想必是替义师做侦探。而满清防范甚严，四处耳目，或对完淳有所注意，“时多窥伺，避祸，以舟为家”，为甩掉盯梢，完淳一度只能漂泊湖上。
年底，他躲到浙江嘉善岳父钱栴的家。
钱栴，表字彦林，是个举人，其父钱士晋做过云南巡抚。说起他们翁婿，还有一个小故事。完淳十三岁时，随父赴长乐之任，路过嘉善，可能也是为与钱家小姐钱秦篆订婚，专门拜见钱栴：
时四方多故，兵食交困，完淳启谢曰：“处今日时势，大人所阅何书？何重何事？”彦林方以童子视之，欲致答，仓猝中未能持一论，但曰：“吾与君家阿翁所学略同。”
钱栴措手不及，仓猝答道：我和你爸爸观点差不多吧。估计这一见一问，未来的老丈人便再也不“以童子视之”了。
钱栴也是抗清义士。南京陷落后，与堂兄钱棅起兵，钱棅在嘉善守城，他则率儿子钱熙、钱默援协嘉兴。两城次第告破，钱棅入太湖打游击，“遇大兵大战，身被四创而死” ；钱栴则逃往浙东投奔鲁王，之后回到故里，图谋再起。一年后，“丁亥，栴预吴胜兆密谋”。
“丁亥之变”是这样发生的：
丙戌（1646），云间北镇吴胜兆志不忘旧，欲以兵起，恐失援，知陈卧子（陈子龙）与半村（钱栴人称“半村先生”）密，隐通于完淳。完淳喜，往合卧子，约海上舟山黄斌卿以海师进吴淞。吴淞守者系胜兆腹心，乐内应。完淳日往来其间，故常在舟中。斌卿业与陈、夏订期，将至淞，忽飓风大作，覆十余舟，斌卿几不免，退归。胜兆至期，置酒高会，宴诸文武优戏。酒半，起穿优服语众曰：“此我明制服也。”首戴进贤，令众皆易服。复曰：“用夏变夷，在此一刻。”同谋者已预备明制，易服拜见。中有府属明职降北者，反以为不可。胜兆怒，立杀二人。众惧，听约束。于是城中缙绅士庶皆踊跃因卧子、存古输情于胜兆。逾日是，海师不至，闻斌卿覆舟之变。武弁中有北籍者，是夕不得已易服，原非本志，惧祸，诳言请事。胜兆已中战，问：“何事？”曰：“请密语。”入密室，猝起杀胜兆，举其首号于众曰：“苏州土督有密谕，令斩叛者。苏州大军即至矣。众震骇，皆从满服。往索卧子，已逸去。
这是太湖流域最后一次较大的起义。“苏州土督”，即清江宁巡抚土国宝。文中可知，完淳所起作用，是在“叛军”与民间抗清义师之间充当“交通”，传递信息、串通联络。起义本身，不啻飞蛾扑火，实际上也只在脱掉满服、重换汉装的意义上发生，但仅仅几天又换回了满服，此外则实际未发生别的事。然而，历史不得以成败论英雄，飞蛾扑火之中，自有一腔热血，适为民族精神不死之证。
对于飞蛾扑火，完淳早就了然于胸，毋如说，他根本是抱了这种态度走完人生最后的两年。他有五言诗《精卫》：
北风荡天地，有鸟鸣空林。志长羽翼短，衔石堕浮流。崇山日以高，沧海日以深。愧非补天匹，延颈振哀音。辛苦徒自力，慷慨谁为心！惜哉志不申，道远固难任。滔滔东逝波，劳劳成古今。
笺者曰：“当是乙酉国难后作，藉精卫以明心志。”精卫，是徒劳而不屈的象征。诗中以“北风”喻满清，而以鸣于空林的小鸟自比。他知道自己有志力薄、有心无力，相反，满清统治却一天天强大、稳固起来（崇山日以高，沧海日以深），他知道自己补不了天，所能做的无非是于世上发出一点悲伤的哀鸣罢了，但他只想尽这样一点点的力量，不辞徒劳，也不怕徒劳，他愿意这样汇入历史河流，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又有咏刺秦义士荆轲的《易水歌》：
白日苍茫落易水，悲风动地萧条起。荆卿入秦功不成，遗恨骊山暮烟紫。昔年此地别燕丹，哀歌变征风雨阑。白虹翕翕贯燕市，黄金台下阴云寒。袖中宝刀霜华重，此事千秋竟成梦。十三杀人徒尔为，百二河山𢥴不动。呜呼，荆卿磊落殊不伦，渐离慷慨得其真。长安无限屠刀肆，犹有吹箫击筑人！
古人视秦为反文明的黑暗时代，在完淳眼中，满清便是“当代的秦”。和《精卫》一样，诗中同样明示，虽然反抗难逃“功不成”、“徒尔为”的下场，反抗者却仍是伟大无伦的英雄。这种伟大无伦在于，“长安无限屠刀肆，犹有吹箫击筑人”，中国需要这种证明。
《六君咏》，为缅怀乙酉年六大死国名臣而作，分别是史可法、黄道周、刘宗周、徐汧、金声和祁彪佳，他们或毅然自裁，或战至最后一刻。完淳此作，歌美忠义的寓意无遑多言，关键是他在诗中表现的精神高度，与所写对象略无差异，而难以置信作者仅为十六七岁的孩子。他评史可法：“忠清卓犖姿，夙昔事戎马。隆望震华夷，嘉名泽风雅。”叹之“出师计不成，战死维扬野”，以“西风五丈原，冥冥云能驾”称赞史可法的精神可与诸葛亮比肩。评黄道周“漳浦介以廉”，一生正直、清白，也指出“戎马非所长”，但认为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破胡虽不成，报国心已毕。”说刘宗周“刘公执法臣，威仪世所则”，刘宗周司职监察工作，官左都御史，认为他对职守之忠，堪为天下之表，次而说“弟子三千人，绍兴邹鲁迹”，孟子邹人，孔子鲁人，意谓刘宗周对儒学的贡献，可比作当世孔孟。徐汧在清兵下苏州、发布薙发令后，不是简单一死了之，而是在虎丘以郑重仪式公开自裁，围观者达数千人，以此向世人昭示气节，完淳盛赞他“始知风雅儒，大勇甘沟壑”。金声是清军南下后，皖南抗清的领袖，兵败被执，拒降，临刑“谓刑者曰：‘但绝我气，无断我头。’于是，撚须仰面，饮刃而没。”完淳恸之曰：“轻生贵任侠，英爽殊逼人。功名尽一剑，壮志苦不伸。”祁彪佳是刘宗周得意弟子，世代书香，绍兴祁氏旷园淡生堂，是明末最大私家藏书家，他的死，也和出身、家门一样，在六人中最恬淡宁静，当时他收到清军“檄诸生投谒”的命令，对妻子说“此非辞命所能却，若身至杭州，辞以疾，或得归耳。”“阳为治装将行者，家人信之不为意。至夜分，潜出寓园外放生碣下，投水死。先书于几云：‘某月日已治棺，寄蕺山戒珠寺，可即殓我。’其从容就义如此。”所以完淳提到他，笔下也浮动着一种唯美的光彩：“中丞多风姿，简贵出尘表。修饰好羽翼，凌云独矫矫。”我们看他这些评隲，丝毫没有因对象均为名高望重的前辈而仰视的目光，俨然是平起平坐的朋友，而其从容沉静、不温不火、娓娓道来的语气，以及恰如其份、约言抉要的见地，实在不是年方十六七岁的少年所能至。这当中，除远超常人的纵览饱读，更难得的是言谈背后的高卓眼界。
他最后同时亦为其生平最杰出之创作，乃诗集《南冠草》。郭沫若的剧名即取于此。那是他从被捕起，沿途以及狱中吟得，可以说是这非凡少年向人间辞行而留下的心路历程。“草”字易解，未定之稿也，所谓“文之蒿草”，尚不足以称文，故为草。“南冠”却有典故，出《左传·成公九年》：“南冠而絷者”，当时，晋景公援郑伐楚，捉到楚臣为俘，而有此语；完淳在此藉以自指——对满清来说，他也是“南冠而絷者”。
其第一首《五律·别云间》说：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
首句可谓是对父亲死后自己生命历程的总结：父死三载，他也流浪了三年，而终以囚徒结束。“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何时读来，此句都令人泪不能禁！这位脸上一定还未脱稚气的少年，那犹在发育中的胸膛，却装着祖国大好山河，为她悲恸和不忍。他已知此去绝无生还理，在心里暗暗地和乡亲、祖辈世代生息之地告别了，再回故乡时，他将作为“毅魂”，骄傲地看着自己的灵旗在空中飘扬。
第二、三、四首，分别写给嫡母盛氏、妻子钱秦篆、大姊淑吉以及他的外甥侯檠。对嫡母，他说：“古道麻衣客，空堂白发亲”，黑发人从此不能孝奉白发人，白发之人倒要面对黑发人之丧（麻衣，丧服也），他不禁叹道：“负米竟谁人？”日后，谁又来为年迈老母负米回家呢？对妻子，他满怀疚意：“忆昔结褵时，正当擐甲时。门楣齐阀阅，花烛夹旌旗”，结婚之日起，自己就被迫拿起刀枪，夫妻并无一日恩爱厮守，眼下又将永诀……末句“珍重腹中儿”，尤令人痛，此时钱氏又有身孕，而完淳却再也看不到这新的生命了，只及留下这样一句嘱托！大姊淑吉嫁与侯玄洵为妻，关于嘉定侯家的高洁，我们先前已曾介绍，所以完淳开头写道：“门阀推江左，孤忠两姓全。”夏、侯两家，都是好样的！第三句写：“愧负文姬孝，深为宅相怜”，以大姊比蔡文姬，因为淑吉也是出名的才女。他们姐弟感情很深，临别，完淳还要为着日后尽孝的重任都压在姐姐身上，而不安和抱愧。最后一句“大仇俱未报，伏尔后生贤”，是写给外甥侯檠的，他俩年纪相仿，且都富文才，平时相得甚欢，每与唱和，此时完淳留给侯檠的心愿是，牢记两家共同的大仇，未竟之事就全靠你了！
全部《南冠草》，计五律十首，七律三首，七古二首。我们这里不及逐一拜览，概而言之，格调无不高古，感情无不真挚，襟怀则无不深沉。它们不但应在中国诗歌和文学史上占一特殊地位，也理当是中国爱国传统教育的必选教材——如果我们的这种教育真正建立在悠久历史基础上，真正秉承从这历史中自然生发出来的至正至大精神，像夏完淳这样的少年英雄是绝不该忘却的。
但我还是忍不住再提一提《南冠草》里头两首七古《细林野哭》和《吴江野哭》，那是他解往南京途中，分别哭两位父辈的同志陈子龙和吴昜的。两诗都写得英气勃发、荡气回肠，尤其《细林野哭》，辞气和笔力很有太白遗风：
细林山上夜鸟啼，细林山下秋草齐。有客扁舟不系缆，乘风直下松江西。却忆当年细林客，孟公四海文章伯。昔日曾来访白云，落叶满山寻不得……
余如“黄鹄欲举六翮折，茫茫四海将安归”、“天地跼蹐日月促，气如长虹葬鱼腹”、“抚膺一声江云开，身在罗网且莫哀”等句，也纵逸骏发、气象阔大。
骚赋之外，完淳另有一重要著作《续幸存录》。那是对《幸存录》的续写。《幸存录》写于崇祯死国之后，当时夏允彝居丧在家，痛定思痛，感到必须一探国家走到如此不可收拾一步的根源，遂有此作。但“述至先帝死社稷，遂绝笔不复纪”，从万历写起，及写到崇祯之死，自己也殉了国难，独独缺了弘光这一段。他留下遗命，要完淳续完全部，可见他对儿子的才学多么信任，毫不怀疑他足以去做这样一件严肃而重要的事情。而完淳的杰出，我们都已亲眼看见，他以十六龄童，不仅承担和完成了这相当于断代国史的撰述，而且做得极为出色，高屋建瓴，器局宽宏，持言正平，议论精当，如“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士英虽有用小人之意，而无杀君子之心”，“史道邻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马瑶草守已狼藉，不脱豪迈之风。用兵将略，非道邻所长，瑶草亦非令仆之才。内史外马，两得其长”等，皆非人云亦云而能独出己见，尤其是很好地承接了父亲《幸存录》欲跳出党派立场之外、实事求是总结亡国经验的立意。虽然后来黄宗羲对夏氏父子的表述很不高兴，认为“是非倒置”，我们作为后世旁观者，却更倾向于赞同李清的观点，夏氏父子“存公又存平”，是真正的良史之风。后世称完淳“夏内史”，就是因为书中发议论的段落以“内史”自名，而大家也一致公认他配得上这称呼，可见《续幸存录》作为史著的成功，以及人们对完淳作为史家的认可。历来说“文史不分家”，实际文与史断乎不同，善治史者固然未必有顶尖的文才，但顶尖的文才更未必可以成为一流的史家，因为一流史家所应备的胸襟、识学，实在是很难达到的。完淳竟以犹未弱冠的少年，将二者集于一身，对此，我每每觉得是超乎想象的事。
完淳被捕的时间，郭沫若认为是丁亥年（1647）六七月之交，地点为华亭。因是要犯，被捕后，清政府很快将其解往南京。上述时间，正好途中有熟人目击，故可以确定：
顺治丁亥七月既望，夏子存古以奉表唐王谢恩，为海上逻卒所获。洪经略密行土抚军，索存古甚急。时余读书虎丘石佛寺，不知也。一日，乘凉散步将到憨憨泉，见一小沙弥同青衣数人汲水而饮，遥望沙弥有似存古，趋视之，则竟是也。问之，则曰：“我已就缚上道，无资斧，其为我谋之。”余急索囊中倾付之，送其登舟。有经略差官王姓者，虑有他谋，诘询姓名，词气甚厉。余以世谊交情详告之。且曰：“吾为行者冶装，于尔亦未尝无益，何怒之有？”于是沽酒脯为别。
旧历每月十五日为望日，既望，是十五刚过；这里便是七月十六日。从杜登春目击的情形看，完淳上路时一身萧然，而满清却不对犯人提供任何帮助，时当盛夏，连饮水都只能路旁急就。沙弥，就是小和尚；这两年完淳大概一直做此装束，一来作为对薙发的抗拒，二来利于在斗争中掩护身份。完淳自己也在《南冠草》“虎丘遇九高”（九高是杜登春的表字）中记了这次巧遇：“竹马交情十七年，飘流湖海竟谁怜”，并说“楚囚一去草如烟”，好像“南冠草”的题目便是在这首诗中酝酿的。
洪经略即洪承畴，清军下江南后，委他做“招抚南方总督军备大学士”，眼下，是他催令土国宝急解完淳到南京。他的出场，将为完淳的英雄谢幕做最好的陪衬。屈大均记曰：
被执至留都，叛臣洪承畴欲宽释之，谬曰：“童子何知，岂能称兵？叛逆误堕军中耳。归顺当不失官。”完淳厉声曰：“吾尝闻洪亨九先生本朝人杰，嵩山杏山之战，血溅章渠，先皇帝震悼褒卹，感动群夷。吾尝慕其忠烈，年虽少，杀身报国岂可以让之。”左右曰：“上坐者，即洪经略也。”完淳叱之曰：“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闻知，曾经御祭七坛，天子亲临，泪满龙颜，群臣呜咽。汝何等逆贼，敢伪托其名以汙忠魄！”因跃起，奋骂不已。承畴无以应，惟色沮而已。
完淳为洪承畴所杀是事实，但上述具体情节，虚构和演义的可能性大。因为同一情节，也曾出现在别人身上，例如左懋第被扣北京期间，洪承畴出来见他：
懋第叱曰：“此鬼也！承畴统制三边，松、杏沦亡，身殉兵革。先帝赐祭，加醮九坛，优以恤荫。承畴死久矣！若何得复存？来者鬼也！”
几无差别，其中必有张冠李戴者。
完淳在狱中大概关押了一个多月，其间确切可信的事迹，还是以《南冠草》和两封遗书为准。由《南冠草》我们得知，他是被监禁于从前某位明朝太监的宅第中；《被羁待鞫在皇城故内珰宅》：“重来中贵宅，空挂侍臣冠。”又从《御用监被鞫拜瞻孝陵恭记》知，审讯地点为前御用监，但也变更过别的地点，例如西华门（《西华门与同难诸公待鞫》）。
被害日期，为当年九月十九日。陈去病《五石脂》：
存古就义之日，向仅附见《苏州府志·刘曙传》，去系九月十九日，殊未敢信。顷读吴下逸民所撰《刘公旦死义事略》，亦谓九月十九日赴市，同刑者三十余人。
据洪承畴当时呈自南京的报告，内言：
玖月拾捌日，臣准刑部咨，该臣题前事：“奉圣旨：‘刑部核拟速奏，钦此。’钦遵。抄部送司，核拟呈堂，该部看得：叛犯顾咸正等三十三名，通海寇为外援，结湖泖为内应，秘具条陈奏疏，列荐文武官衔，其中逆党姓名，历历可据。不轨之谋既确，俱应依谋叛律，不分首从皆斩……”臣查玖月拾捌日部文到日，提督臣张大猷已于拾柒日先督兵赴淮安剿贼，臣随会礼部侍郎臣陈泰、操江院臣陈锦，将顾咸正等叁拾肆名取齐。内有沈台壹名，先据按察司事马政道、卢世杨报称，已于玖月拾柒日在监病故，臣委听用都司黄鼎铉等相验戮尸讫。见在叛犯顾咸正、钦浩、吴鸿、夏完淳、谢尧文、孙龙等共叁拾叁名，钦尊圣旨，即于玖月拾玖日会官枭斩正法讫。
此件为清廷内阁大库档案。民国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将内库档案陆续整理出甲至丁编，该所迁台后，又从运台的一百箱余档，整理出戊至癸各编。洪承畴这份报告，便收在己编第一本。当年陈去病自不可能看到，不过，它最终证实了陈的看法：完淳被害于丁亥年九月十九日。
从洪承畴报告知，先是刑部于审讯结束后奉圣旨“核拟速奏”，迅速复核并拟定量刑，之后刑部上报：罪行确凿，所有涉案三十三人，一律处死。刑部的判决于九月十八日到达南京，次日，洪承畴就将它予以执行。
据以上推断，完淳的绝笔——留给嫡母和发妻的两件遗书——应写于九月十八至十九日之间，即被告知死刑判决后。其间，遗恨、愧负、心痛之种种，是不必说了。比较重要的是，我们藉此得知两点：一、父亲一死，“淳已自分必死”，明确自己也不久于人世；“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贵得死所耳”，多活了这两年，只是为了死得正确。二、特别嘱咐有孕在身的妻子：“淳死之后，新妇遗腹得雄，便以为家门之幸”，盼望这遗腹乃是男胎，将来好继承他的遗志。
同日被害三十三人中，还有他的岳父钱栴。有人说事到临头，钱栴发生动摇：“半村、完淳皆被执，赴南都，同锢一室。半村未免乞哀，且重行贿以祈脱。完淳怫然以为不可，赋诗规之”。但也有说他“不屈死”。未知究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翁婿双双遇难。这时，我们当然会想到那年仅十八的钱家小姐秦篆，她在同一天，既失去丈夫，又失去了父亲。
到此为止，华亭夏家的男性成员已无孑余。方余先生的两个儿子都是自杀身亡：继夏允彝之后，他的兄长夏之旭也因藏匿陈子龙被清廷追究，于丁亥五月二十五日，自缢于文庙颜子牌位旁。眼下，孙辈完淳也捐躯了，这很可能是方余先生一支的绝嗣。夏之旭膝下似乎无子，如有，从完淳很乐于与亲属中同辈人唱和的习惯看，我们应能发现他或他们的存在。前面说，完淳自己有个遗腹，但生下来是男是女，以及下落，异说难定，很不明朗，只知道钱秦篆自己后来也削发为尼了。因此我们认为，夏家的下场多半是满门都为国尽忠而亡。
不单如此，夏家两边的姻亲也丧之殆尽。大姊所嫁嘉定侯家，出了抗清著名领袖侯峒曾、岐曾兄弟（侯岐曾便是淑吉的公公）。兄弟二人所生诸子，又有数人自尽或被满清杀害。嘉善钱家，钱栴和堂兄弟钱棅同样死于国难，钱栴的两个儿子亦即完淳的内兄钱熙、钱默都随父起兵，后来钱熙“参总督吴昜军事，昜未败而熙先以病卒”，钱默则削发为僧。
还有他的老师陈子龙，在至友夏允彝死后，坚持抗清两年，终被捕，“系舟中，泊跨塘桥下，子龙伺守者懈，猝起投水死。”
短短几年，夏家亲朋故旧，如风摧林，飘零满地。
清廷刑部尚书吴达海在上呈顺治皇帝的报告中写道：
问得一名顾咸正，年五十七岁，系苏州府昆山县籍，由前朝癸酉科举人，历任陕西延安府推官。状招咸正遭崇祯国变，回家潜藏不出，有已正法子顾天逵，系官兵擒获已斩侯岐曾女婿，又顺治二年曾以谋逆被大兵杀死侯峒曾，有脱逃未获子侯玄瀞，系前年大兵杀死夏允彝在官子夏完淳姐夫。彼此俱系姻亲，常在侯家相会，谈及时事，各畜异谋。
“彼此俱系姻亲”，让我们看到了明末东南士夫气节之烈。这口宝贵的正气，经满清一个世纪的努力，通过杀夏完淳、杀金圣叹、杀戴名世、戮吕留良尸……终于斫伤一空。愈从事后看，我们愈明白完淳“长安无限屠刀肆，犹有吹箫击筑人”这股热血的由来。他对现实的感受，以及对历史的了解和饱读，使他不难预见到中国将面临一段虎狼之秦式的黑暗和倒退。这也是明清鼎革之际每位有文明之忧之士，共同的悲戚。而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对西方的落后，连知识分子也把罪责归到中国文化身上，归到自己身上。逮至当代，知识分子更因了这番“原罪”横遭唾骂与羞辱，称“臭老九”，从品质到人格皆被蔑视，谁都嘲笑为“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无用之辈。其实人们忘了甚或已根本不知，直到明代末年，中国文化及其知识分子并未失去创造力与激情，更未堕其品格；落后西方的那二百年，对中国来说，亡国犹属其次，更主要在于被一种落后文化死死拖了后腿，原已浮现的晨光熹微因而遮蔽和驱散了。面对夏完淳们的故事和存在，我们应该知道，在中国，知识分子并非生就委琐之相，也绝不是天然的摇尾系统。（文中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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