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清阁与被统战归国的老舍
撰文：商昌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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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为何不愿意回国？
面对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以往历史叙事多将滞留美国的老舍说成忧心国事，恨不得马上回到祖国的怀抱，热切期盼解放军的胜利消息和新中国的到来。戏剧家曹禺还一厢情愿、不无夸大地说，老舍收到自己的邀请信后迅速整装返回祖国。直到2009 年，以史料考据擅长的著名学者解志熙仍撰文《“风雨八年晦，贞邪一念明”――老舍抗战及 40 年代佚文校读札记》认为：“老舍自己后来在政治上由无党无派到逐渐倾向延安、直至听到新中国的消息毅然回国”，“满怀热情地参与了一个百废待兴的新国家的建设”。
考察历史可以发现，老舍在 1949 年新政权成立后回国，并非如研究者们所描述的那样积极主动，而是经过一番痛苦抉择后才最终勉强成行的。那么，为什么老舍最初不愿回国呢？有这样几个原因不能忽视：
其一，国内战乱，国外淘金
1948 年注定是一个大历史选择的关口，身在异域的老舍也面临着“回”或“留”的问题。不过，他的目标指向很清楚：留在美国。关于这一点，他在 2 月 27 日写给友人何容的书信中做了非常清晰的记述：
……今年 3 月应回国（护照的关系），可是……问题之大，如寻自尽时之不易决定。美国不高兴留外国人在这里（新颁法令，限制极严），我不肯去强求允许延期回国，但是回去吧，又怎样呢？
英国又约我去回“母校”教书，也不易决定去否。英国生活极苦，我怕身体吃不消。但社会秩序也许比国内好。一切都不易决定，茫茫如丧家之犬！
……
看吧，假若移民局不肯留我，也许一咬牙上英国。国内虽乱，但在国外的总是想回去，好像国乱也好似的，故须“咬牙”也。
显然，老舍这时的选择很明确：其一，积极争取继续留在美国，他也确实为此而努力。其二，如果客观上得不到允许，那只好做下一步选择：去英国。总之不想回中国。老舍的这种境遇在赛珍珠 3月 29 日致劳埃得的信中得到确证。信中说到老舍与伊文·金（老舍在美国的最初合作人——本文注）陷于版税、版权纠纷中，所以想请劳埃得先生作经纪人，以帮助老舍继续《四世同堂》的翻译和长篇小说《鼓书艺人》的创作，并说：“为了让他完成这一工作，我还帮助舒先生延长了他的签证”。这样，老舍得以继续留在美国，并开始了与劳埃得先生的合作，直至 1949 年。
老舍这个时候不愿回国，不仅因为国内战乱，而且在美国也能获得颇为丰厚的收入。例如《骆驼祥子》被翻译（即《人力车夫》）后成为畅销书。据 1948 年 3 月 1 日出版的《世界》月刊第 2 卷第 9 期上的《二月艺文坛》报道：“名作家舒舍予（老舍）近在美国将其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之电影摄制权，以两万五千美金售与好莱坞名摄影师黄宗霑。”既然在国外淘金的行情如此之好，国内又是战火纷飞，一直都难以摆脱穷人身份的老舍，岂有不乘机积蓄钱财、规避战乱的意愿呢？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其二，“历史不够清白”，担心因文罹祸
老舍不愿回国，还有一个隐情。在 1930 年代写作的《猫城记》中，老舍讥讽马祖大仙、普洛普洛普拉普、大家夫斯基、哄等，批判了当时中共在南方暴动中杀人无度。例如小说中随处都有这样的议论：“末后，来了大家夫司基——是由人民做起，是由经济的问题上做起。革命了若干年，皇上始终没倒，什么哄上来，皇上便宣言他完全相信这一哄的主张，而且愿作这一哄的领袖；暗中递过点钱去，也就真做了这一哄的领袖，所以有位诗人曾赞扬我们的皇上为‘万哄之主’。只有大家夫司基来到，居然杀了一位皇上。皇上被杀，政权真的由哄——大家夫司基哄——操持了；杀人不少，因为这一哄是要根本铲除了别人，只留下真正农民与工人。”“我们的大家夫司基哄的哄员根本不懂经济问题，更不知道怎么创设一种新教育。人是杀了，大家白瞪了眼。他们打算由农民与工人作起，可是他们一点不懂什么是农，哪叫作工。给地亩平均分了一次，大家拿过去种了点迷树；在迷树长成之前，大家只好饿着。工人呢，甘心愿意工作，可是没有工可作。还得杀人，大家以为杀剩了少数的人，事情就好办了；这就好像是说，皮肤上发痒，把皮剥了去便好了。”美国汉学史家史景迁为此评论过：“对于一个曾著书辛辣嘲讽‘大家夫斯基主义’，并明确认为激进革命者善耍手腕的人来说，决定回国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关于这一“历史污点”，老舍回国后在开明版《老舍选集》中主动批评自己未“下功夫有系统的研读革命理论的书籍，也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方法”，最糟糕的是“因为对当时政治的黑暗而失望，写了《猫城记》。在其中，……也讽刺了前进的人物，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这是因为我未能参加革命，所以只觉得某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而不明白他们的热诚与理想。我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并决定不再重印那本书”。但是白纸黑字，仅仅一纸检讨岂能轻易过关了事呢？ 1950 年代初王瑶、丁易、刘绶松等主流文学史家以及之后的复旦大学学生、“文革”中的革命小将，都先后批评老舍这部小说是“失败之作”、“有错误的作品”、“不分敌我将反动势力和革命人物给予同样的讽刺和打击”、“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反动作品”。对此老舍心知肚明，所以 1959 年冬，面对老朋友赵家璧的追问，老舍这样答复道：“老巴（指巴金——引者注）的旧作，还算是革命的，尚且遭到这帮人的批判；我的旧作，例如《猫城记》之类，如果编入文集，我还过得了安稳日子吗？”
其实，老舍那时写《猫城记》讥讽无产阶级革命，是本着爱国心来写的，他希望国家安定和谐，所以不能容忍江西反政府武装杀人、抢夺财产的暴力行径。或者如他的妻子胡絜青所说：“正因为老舍是个爱国的作家，在当时的情况下，忧国之至，而又找不到出路，才会有《猫城记》。”但是时过境迁，老舍当年爱国，却不看所爱的是哪一国，不分辨“国”是否应当“爱”，所以当 1949 年鼎革换代后，遭遇秋后算账的尴尬结果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三，在反内战的问题上，老舍“不合时宜”的表态也是一个软肋
1946 年元旦，老舍在《我说》一文曾尖锐地指出：“武力可以征服别人，也可以毁灭自己，拉我们去打仗的，不管是谁，都是只看见征服，而没看见毁灭。……我们不想占谁的便宜，也没有替谁先毁灭自己的义务。我们纳税完粮，是为国家保护我们，不是为放炮打枪用的。”他还说：“谁想用武力争取政权，谁便是中国的祸害。”“我们不受别人支使去打内战，我们才是真正的主人，而不甘心做炮灰的奴隶。”这里的“拉我们去打仗的”、“不管是谁”，显然意指拥有武装的两大党派。
还有，抵达美国后的老舍在美国国务院的一个讨论原子能的会议上明确反对将原子秘密向苏联公开。据叶圣陶日记载：消息传到上海后，郭沫若、田汉、茅盾等纷纷谴责老舍“反苏”。郭沫若在《皮杜尔与比基尼》一文对其作了批驳：“我们中国人的神经是粗大的，向来不怕什么原子弹。”针对美国报载老舍反苏的问题，郭沫若还说：“这有点儿不像聪明的老舍所说的话。但也有的朋友说，这正是老舍所会说的话。”田汉在《原子弹及其他》中不无尖锐地指出：读了老舍在“美国原子弹会议席上的演说我不免感到甚大的失望。……充满着本身矛盾的美帝国主义者要组织国际反苏战线而捧出原子弹来是可以原谅的。但中国进步文化人的代表居然劝美国保持原子弹以便和苏联讲斤头，却不可原谅”。茅盾也在《从原子弹演习说起》中含沙射影地提出批评。老舍得知此情后，曾一度非常伤心和气闷，不久后便给叶圣陶、郑振铎、梅林等写信请辞文协理事，而且退还了此前文协资助他的医药费。因为这种芥蒂，所以1948 年初秋老舍以著述未完为托辞，婉拒了在美国暂时避难的秘密党员王昆仑约他一同回国的邀请，之后也是迟迟犹豫不决。
秘密党员赵清阁
除此之外，最为重要也是此前所忽视的，就是老舍想重温与赵清阁的爱恋。
1937 年中日全面开战后，老舍一个人借机逃家，到了武汉，后与女文艺青年赵清阁相识、相爱，转移到重庆后公开租住在一起。直到1943 年，老舍的妻子胡絜青领着三个孩子追到重庆，发起婚姻保卫战。这时，置身重庆的老舍听说胡絜青来到重庆，很是惊讶、无奈，不得不面对发妻。这一点，单从老舍与妻子相见的时间上来看，就可以说明问题，因为胡絜青到重庆的确切时间是 10 月 28 日，而直到 11 月17 日，也就是整整二十天后，老舍才与妻子会面，实在有违常情。也由此可以看出，老舍与胡絜青的夫妻关系并不那么融洽，他的因抗战而离家也就不能单纯解释为民族大义了。对此，韩秀曾回忆说过：她与老舍、沈从文“都长时间近距离接触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随时准备逃家的男人”，“抗战是一个多么堂皇的理由，他拋妻別子，跑了，去为抗敌协会奔走……”
赵清阁
对于这一段争取自由恋爱与婚姻保卫战的经历，赵清阁在自传体小说《落叶无限愁》中写道：教授的妻子起初同意和教授离婚，条件是天价的离婚费用，不然就大闹。教授后来抛下全部家产，净身出户追至上海，二人刚重逢并憧憬未来生活时，教授的妻子跟到上海。教授慌乱中买了两张机票，准备携女画家飞走，但是女画家选择了冷静避开，迫使教授终于不得不暂时放下这段感情。尽管这是小说，但与作者本人的经历高度相似。作为赵清阁近亲且关系密切的韩秀，曾在致傅光明的信中这样写道：“现在，先提醒你一件事，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月出版了清阁先生编的《皇家饭店》，里面收了她自己的小说《落叶无限愁》。这篇小说写的便是这段凄婉的爱情。”
既然存在这样一个的逃家与“红杏出墙”的背景，1946 年出国后获得自由身的老舍，在时机到来之际，岂有不旧情复发之理呢，因此，在内战激烈进行之时，老舍接连写信给朋友赵家壁探讨接赵清阁赴美或“私奔”南洋的事，也曾直接给赵清阁写信说：“我在马尼拉买好房子，为了重逢，我们到那定居吧。”但赵清阁终于因为某种无法言说的原因予以拒绝了。
不但如此，面对 1949 年中共已经获得政权的事实，老舍一开始并未热切想回国，即便是在第一届文代会前后收到在周恩来的授意下郭沫若、周扬、茅盾等三十余人联名邀请信后，老舍仍然不为所动。甚至在收到周恩来亲笔写给司徒惠敏的信后，已获得政治担保的他还是犹犹豫豫，还是拿不定主意。最终，在昔日情人赵清阁转达周恩来的盛情邀请信的催迫下，再续前缘无望的老舍才不得不做出回国的决定。傅光明在《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中说：“在促成老舍回国的诸多因素中，清阁先生的信是十分‘给力’的。”事实确实如此，已经不需要再征引更多材料。
一个问题接踵而至，赵清阁为何一定要在大局玄黄之际劝老舍回国呢？陈思和教授在给傅光明《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所作的“序”中也曾提出疑问：老舍主动提出了移居海外的方案，“为什么赵清阁不能接受，反要督促老舍回国呢”？韩秀在给傅光明的通信中也写道：“我早就知道，清阁姨是为了舒先生才留在大陆的，否则，就她与林语堂等人的友谊，就她与国民政府的良好关系，她没有任何理由一定要留下。”
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了解一下赵清阁这个似乎带有神秘色彩的女性了。
首先，赵清阁一直是一个左翼女青年。
回顾赵清阁的成长经历可知，早在1930年代上海美专半工半读期间，她就深受洪深、田汉等左翼戏剧家影响，还曾因共产党嫌疑人身份的问题有过在河南开封被捕入狱半年的经历。在武汉和重庆期间，她与阳翰笙、郭沫若、茅盾等左翼人士过从甚密，尤其是与曾被老舍誉为“文艺界的周总理”的统战领导阳翰笙曾密切合作过。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也就很好理解赵清阁在重庆时期同时与国民政府文化界、政界要人何以过从甚密，也就可以理解她一边与老舍保持着恋爱关系，一边又如传闻所说的那样近似疯狂地给国民党要人陈立夫写了大量求爱信（有学术同仁看过其中的一些信件）了。这种行径，完全有悖于一个常人的基本常情。
其次，赵清阁与周恩来非同一般的关系。
赵清阁本人后来在《暖风篇》、《如沐春风》文章，以及张昌华在《赵清阁流芳》中都谈到1949年后她与周恩来的密切交往。这其中有几件特别重要的事例值得说。比如1957年4月末，周恩来在上海举行的一次电影工作者座谈会上忽然向组织者发问：“赵清阁怎么没有来？”主事者忙解释：“今天是星期日来不及通知。”当时，赵清阁不过是上影厂的一个普通编剧，一个大国的总理如此惦念，恐怕仅仅从武汉和重庆时建立的所谓工作友谊角度来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而且，周恩来1958年再次莅临上海召开文艺界座谈会，一见到赵清阁就热情握手问：“近来身体好吗？”赵清阁答：“还是不好。”周恩来关切地叮嘱：“要多多注意健康，努力创作，有什么问题，写信给我。”不仅如此，1979年邓颖超曾盛情邀约赴京参会的赵清阁到住所长谈，还告诉她周恩来在病中非常挂念着她。“文革”后，邓颖超亲自指示上海市委关心三位老人：贺子珍、沈粹缜和赵清阁。前两位享受特殊待遇很好理解，一位是领袖的前妻，一位是红顶书商邹韬奋的夫人，而本已退休又于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什么明显功绩的赵清阁，凭什么要享受政府的特权照顾呢？而且，赵清阁晚年生日时常收到邓颖超赠送的花篮，1989年癌症手术后，邓颖超寄去录音带慰问说：“你手术经过的每个关键我都知道，当时恨不能在手术室外等着你。”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享有的政治待遇。
第三就是赵清阁1984年12月入党一事。
关于赵清阁1984年加入共产党一事，她本人曾对洪钤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过去（他们）一直不信任我，现在我成了他们中一员，也算是给自己‘正’了名。”这番话中的“一直不信任”、“也”和“正了名”等字句，很值得玩味和揣摩。何谓“信任”，何谓“正名”？作为一个心思和文笔均细腻的女作家，应该不是随意而说的。
对于赵清阁入党一事，韩秀在致傅光明的信中就曾表达过这样的困惑：赵清阁1949年后遭受了那么多委屈，怎么会入党呢？
是的，赵清阁在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获得什么体制内的既得利益，也没有顺风顺水过太平日子，甚至在全权主义之下厄运连连，例如，1950年上海市召开第一届文代会前，文化系统领导指定要赵清阁作为“白专典型”在“洗澡”大会上公开进行“自我批判”。在被拒绝后，有关领导派了戏剧家熊佛西等人一起去到她家进行说服工作。洪钤在文章说：两位受命而来的朋友向赵清阁表示，不完成任务就不离开她家。熊佛西甚至说：“我要‘求’你了！你不肯，我不好交帐。”赵清阁无奈接受了，第二天，满腔委屈地上了台，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做着“检查”——台下听的不少人，还以为她是因为检查“深刻”而哭。不仅如此，195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要挟她写作歌颂三面红旗的剧本，不写就要停工资。“文革”中赵清阁被抄家，她的70多岁的姑姑被红卫兵吊起来打。
按常情和常理来说，历经这样的遭遇，经历过民国的赵清阁不应该这么快急着入党，更不应该说出“正名”之类的寓意颇深的话来。这一切都太意外，太不符合长青。而如果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在档案不能公开和当事人守口如瓶的情况下，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即赵清阁1930、1940年代在武汉和重庆时已被发展成秘密党员或特别党员。因为这一特殊身份不能公开，所以赵清阁在1949年后常被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作家误解为“偏右”，不得不委屈地生活三十多年，屡遭劫难，甚至苦闷到酗酒的程度，但是矢志不渝的她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后，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光明正大地正式加入党内，所谓“正名”是也。不如此，除了不好解释赵清阁此前的一系列行为外，也不好解释邓颖超在1985年7月26日写给已入党赵清阁的信中何以说：“我应该用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喜悦、快慰的心情欢迎你一个久经考验的女作家成为我们党的队伍中的一员。”结合邓颖超这段话，再来看作家林斤澜在回忆录中写过的一段话，也许就能对应上了。他说：“1938年在武汉，要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老舍当年是中间派，国共都能接受，所以他当了常务理事，兼总务组组长，也就是协会的总负责。周恩来便想法让24岁的女作家赵清阁做了老舍的秘书……到了重庆。他们一段时间是同居关系。……梁实秋、郑君里是知道的。”
关于特别党员、秘密党员的事例，在那个充满革命激情和浪漫的年代，案例实在很多，如邵飘萍、杨度、郭沫若、张学良、郭汝瑰、冀朝鼎、熊向晖、韩练成、高清、赵英、阎宝航、胡愈之、关露、陈链等，都是后来随着档案、材料和当事人披露，其政治身份才广为社会所知，并引起轰动。尽管现有的证据尚不足以表明赵清阁也有类似经历，但是这样的推测也并非毫无道理可言，毕竟在革命战争时期，仅周恩来就曾凭借个人魅力发展了很多秘密党员、特别党员，而这些名单因为一些原因未能公开，所以迄今还是一个个待解的谜团。
顺便说，不仅林斤澜，曾经拜访并亲眼看过赵清阁保存的与老舍书信的诗人牛汉，在2009年1月15日《文学报》上撰文说：赵清阁在重庆时期和老舍在北碚期间，二人均是公开同居，一起从事创作，共同署名。对于林斤澜和牛汉两人所言的赵清阁与老舍同居一事，作为赵清阁的好友洪深的女儿洪钤在《梧桐细雨清风去——怀念女作家赵清阁》一文反对说：“研究者愿意的话，应该是可以从赵清阁阿姨那段时间的生活情况——她住在什么地方，是和别人合租住，还是自己单独租住，什么时间是合租住，什么时间是单独租住，她居住处有哪些作家邻居或朋友，那段时间有哪些朋友到过她的住处，他们交往情况是怎样的，……，——得到接近真相的结果。如果搞清楚了这些问题，一些事情便容易清楚。”赵清阁的近亲兼好友韩秀后来也在致傅光明的信中，严厉斥责了这种“同居流言”。
赵清阁与老舍同居与否，亲人和朋友因为名誉问题可以尽力维护、澄清事实，毕竟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道德家们的吐沫可以杀死人。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无法也不必去断定双方的是非，因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赵清阁和老舍是否恋爱过？如果承认赵清阁和老舍确实发生过一段恋情，至于是否同居过，其实没那么重要，也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是，赵清阁愿意与有妇之夫的老舍保持一段爱恋关系，是出自真情，还是如林斤澜所说的那样，是功利性的政治任务？
如果是功利性的政治任务，也即赵清阁以秘密党员的身份与老舍保持恋爱关系，借机统战老舍，那么也就好解释1949年后赵清阁不但自己不走，还力邀老舍回国，并且心甘情愿地加入社会主义建设的颂歌一族，哪怕不时地遭受党内不明真相的同志们所施予的训诫和折磨；如是，也就可以理解，赵清阁初始与老舍恋爱，后又写情书追求陈立夫，不完全是发乎情，同时也是统战和打入敌人内部的工作需要，尽管这期间不排除她与老舍都动了真情，并几乎结下秦晋之好。或者如韩秀所发现和总结的：1949年后赵清阁的“歌功颂德不完全是出于不得已”。
如果上述推断能够成立，就可以这样解读：赵清阁无论1949年前为无产阶级革命奉献青春，还是1949年后以党外人士的公开身份默默为新政权奉献热血，都是在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的主导下展开的，她是一位真正为理想和信仰而牺牲个人幸福——终身未嫁——的殉道者。
老舍艰难归来
在情人赵清阁的盛邀下，犹豫不决的老舍最终做出了回国的决定。不过，老舍不但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急迫的回到北京的愿望，反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据在美亲自陪同老舍的《中国杂志》编辑乔志高 1977 年撰文讲，在返国前逗留旧金山期间，也就是 1949 年 10 月里，老舍常常表现得“闷闷不乐，不声不响”，“心绪不宁，内心似乎有很大的矛盾”。“那一时期我们先后也看见朋友经过金山返回大陆。他们在离美前夕常常情绪不宁，内心似乎有很大的矛盾，而表现出来的却是对美国――美国的生活方式、凡百事物――愈来愈讨厌、鄙夷，甚至憎恶。我想不如此恐怕不容易坚强他们回大陆的决心吧。显然老舍此时的心境已到了这个程度。”
还要说的是，老舍就是到达香港后，仍然没有急着回北京，而是滞留了 24 天之多。对此，他自己回国后给出的理由是买不到船票，而传记作者们则别出心裁地同声地说老舍因为腿病恶化走不了路。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老舍停留如此长的时间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确实生病不能走，或没买到票，即老舍与传记作家们所说的是实情。但另一种可能更具有说服力，即他在观望大陆的政治情形，或者继续等待赵清阁的最后答复。台湾的陈纪滢曾在《记老舍》一文中揣测说：“老舍从美国搭船……抵达香港，当时以不知是回到大陆好呢，还是来台湾？徘徊在这决定命运的歧路上。”“假使那个时候，有人对他的生活能做一个保证的话，他也许会来台湾吧？”事实和真相究竟如何？只能期待学者们进一步的考证了。
几经辗转，老舍于1949年12月12日回到北京。随即享受公款接待住进北京饭店，第二天得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并亲切交谈，然后开始享受专车待遇。阳翰笙在《我所认识的老舍》中曾说过：“这件事，对老舍后来的生活是很重要的。老舍的世界观，在党和人民的影响下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1950年元旦后，中国文联在北京饭店举行贺新年暨欢迎老舍归国的大型联欢茶会，茅盾、周扬等七十余人到会，老舍发表演讲。而后在文联第四次扩大常委会上他被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随后受命筹建北京市文联，还被内定为文联主席；接着，他又应邀列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随后，他先后被任命为北京市政府委员、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纵观老舍回国后的历程，可以说，“革命不分先后”、“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的说法在他身上得以应验。老舍或许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一步就跨到体制内，成为“公家”干部，而且身居不低的位置。为此他曾在1954年8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撰写文章《毛主席，我选举了您！》中颇有感触地说：“一个平凡的文艺工作者，自幼年到中年一直是委委屈屈地活着，不敢得罪任何人，总是逆来顺受。直到解放后，我才明白一些革命的真理，见到了光明，而且得到了政治地位。”之后又在《生活，学习，工作》中说：“在精神上我得到尊重与鼓舞，在物质上我也得到照顾与报酬。写稿有稿费，出书有版税，我不但不像解放前那样愁吃愁喝，而且有余钱去珍藏几张大画师齐白石先生的小画，或买一两件残破而色彩仍然鲜丽可爱的康熙或乾隆时代的小瓶或小碗。”这番话虽有特定的政治背景，但所述却是基本事实。
这样，因“擎现成的”而心虚的老舍在主观上就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以回报领导党和新政府的厚爱。
既然成为体制的一员，自然要根据集体的需要履行自身的职责。作为“人民代表”，老舍忘我地投入工作。据作家林斤澜追忆，“老舍当年作为市文联主席是积极参加解放初几项政治运动的，天天来机关上班，连编辑部发稿时间都管，还在机关吃顿午饭。”为了亲身感受控诉所谓恶霸的大会，老舍拖着病躯的腿很早就到了天坛，也情不自禁地跟着“群众”喊“该打！该打！”为了响应全国文联关于捐献“鲁迅号”飞机的号召，他带头捐献了《龙须沟》、《方珍珠》的上演税800万（旧币）。在批判胡风运动中，他积极表态，“都来参加战斗吧”，先是“看穿了胡风的心”，然后要求“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进而呼呼大家“都来参加战斗吧”，并提醒说：“别光说‘真没想到’啊”。1957年夏，他率先嗅出“反右”的味道，接连撰写了《三邪》、《心中有了底》、《个人与集体》、《为了团结》、《树立新风气》、《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旁观、温情、斗争》、《勖青年作家》、《首先作一个社会主义的人》等批判文章。
老舍的家境决定了他的仔细、老成持重和世俗气，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有没有诗的天才？绝不出于谦虚客气的，我回答：没有。……我缺乏着诗人的明敏犀利。”但是，1949年后老舍却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满含激情的颂歌诗人。他歌颂他所热爱的北京，因为他“看见北京人与北京城在解放后的进步和发展”，“不能不狂喜，不能不歌颂”。为此，他满怀憧憬地写道：“这人民的古城多么清爽可喜呀！我可以想象到，在十年八年以后，北京的全城会成为一座大的公园，处处美丽，处处清洁，处处有古迹，处处也有最新的卫生设备。”他歌颂伟大领袖，因为“北京城是毛主席的，北京人与北京城都在毛主席的恩惠中得到翻身与进步，我怎能不写出我的与北京人的对毛主席的感谢呢！”在第一届人大会投票仪式后，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发自内心地说：“毛主席……我们投您的票不是一种什么形式或手续，我们是向您表示拥护您的决心！我们将永远跟随着您，听您的话，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当被毛泽东接见时，他兴奋地写道：“最使大家欢喜的是毛主席非常的健康，精神非常的好。这是大事：他老人家健康就是全国人民的幸福！”他还说：“我要告诉我的儿女并嘱咐他们将来告诉他们的儿女：我选举了毛主席，并且和毛主席握了手！”
老舍的感情是充沛的，也是永不知疲倦的，所歌颂的内容也尤其丰富：“中苏同盟”、“中苏伟大友谊”、“英雄的平壤”、“和平会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抗美援朝”、宪法诞生、“五年计划”，以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都是他歌颂的对象。可以说，在1949年后的颂歌中，老舍的声音最洪亮，音质也最动听。至于与赵清阁亲近的韩秀在给傅光明的通信中说“他对政治运动自然是能回避就回避”，实在是为亲者讳的一种辩护。
在紧张、忙碌地唱和了三年后，老舍意识到，合唱队伍虽然庞大，但是真正有分量的声音并不多。一些“老”作家早已经放下笔墨，连短小的诗文也写得很少，这让他很着急。他以为，“老”作家们因为会务多、工作忙，才扔掉了笔，因此，他现身说法道：“我的职务不比别人少，连政府的带群众团体的，我有二十个‘头衔’”，但是我仍能“手不离笔”。因此他希望：“上自全国‘文协’，下至各地方的文联‘文协’，都从现在起，有一种学习与创作的空气，把老的少的新的旧的作家全动员起来，一边学，一边写。”
老舍的确是热心的，他为文艺的不繁荣而担忧，不理解作家们为什么不投入“战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之际，他倡言说：“作家们必须参加这个斗争，好好地打几个漂亮仗！我们深信胜利必属于我们的，好，就写吧，教全国人民都深信胜利必是我们的！”时隔一周，他再次撰文倡议：“同志们，忙起来吧！写吧，画吧，唱吧，表演吧！我们越忙，就越快乐，就越光荣……我们要抢到前边去！我们要以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去配合、鼓舞前无古人的国家建设计划的完成与超额完成！”当然，老舍在这里不能明说的是，写作的稿费收入也是天价的。
这之后，老舍又先后撰写了《文艺工作者都忘我地劳动起来吧》、《文艺界要马上全体动员起来》、《“将军”》、《前进，前进，再前进》等文章。从这些极尽夸张的号召中，分明可以感受到老舍的一片拳拳之心。
当然，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老舍如此声嘶力竭、忘我地工作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抗战时期，他就曾为号召文艺家抗战而奔走呼号，《写家们联合起来》、《事情要大家作》、《我们携起手来》、《联合起来》、《工作起来吧》、《努力，努力，再努力！》……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抗战。如果作以比较，可以看出二者的不同点：前一次他扮演的是一个文化战士的角色，更多地带有悲壮意味；后一次他扮演的角色，更多地带有滑稽意味。当年就有人写匿名信骂他：“我希你今后弄笔墨时，还是不溜尻子不捧颂好，应说些实话。”
老舍1949年后回国后的倾情表演，并非是他一个人的专利，而是包括巴金、曹禺、萧乾等人在内很多作家的共同现象，本也不应该格外予以苛责，但是每每想到他在1949年回国前跟朋友宣称：“回国后要实行‘三不主义’，就是一，不谈政治；二，不开会；三，不演讲”。
文人无行到了这地步，真是不知让人说什么好。不过有一点可以说，那就是赵清阁通过恋爱而展开的统战工作，是成功的，她让老舍归国成为体制内人，让老舍放声歌唱新政权，她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目的实现了。只是，1966年8月24日的历史颇让人尴尬。那一夜，坐在太平湖边的老舍，有没有想到自己即将撒手人寰的宿命，不仅仅是因为红卫兵的鞭打，也不仅仅是因为挨打回家后妻、子的冷漠，还有被情人统战后回国的懊悔。
（作者授权刊发，编发时有删节，原文部分内容曾刊于《秦岭》2017年春卷、《争鸣》（香港）2017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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