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非常十年”
撰文：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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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富创造力的思想家，其影响力持续时间也最长。
他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右翼，在新文化运动巅峰时期，以重评孔子、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反对新文化运动主流全盘反传统而暴得大名，以此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跻身高级知识分子朋友圈。
稍后，梁漱溟离开北大，从事乡村建设，继而抗战爆发，梁漱溟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致力于抗战建国，用最大力量调解国共冲突，然而结果却是两边不讨好。
1949年江山易主时，梁漱溟留在了大陆，原本应该像大多数“民国遗民”那样，安度晚年。
而梁漱溟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几度成为政治的焦点，直至耄耋之年、望九之龄，依然大胆发声，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极言直谏”之士。
目睹坑焚
就政治关系而言，梁漱溟之所以在1949年留在大陆，主要是因为他是毛泽东几十年的朋友。
不论在北大的日子，还是在延安窑洞，梁漱溟与毛泽东有过争论，但就其总体而言，相互还能接纳、包容。
他们之间的这种相互感觉，在梁漱溟与蒋介石之间完全不存在。这是梁漱溟没有像其他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那样退守台湾的根本原因。
当然，梁漱溟的估计太乐观了。1953年，梁漱溟就与他这位老朋友翻脸。梁漱溟赢得“极言直谏”的美誉，也因此不得不沉默了很多年。
当然，也像毛泽东“盛怒”时所表示的，梁漱溟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书照读，文照写。
只是一如其他知识人一样，发表比较困难，甚至基本没有指望。梁漱溟或许应该在这样的心情、环境中读书、写作，了其残生。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无法预测。毛泽东随着国际形势变化，随着国内形势变化，几乎每一个年份都有重大政治运动发生。
那时的中国知识人，已经习惯于“政治运动员”的生活，熟悉检讨、自我批评、相互批评的套路。
当然，他们没有一个人预见到“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更不曾想象自己会亲历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坑焚”暴虐。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8月12日结束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
几天后，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宣布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第二天，8月18日，这是注定要记入历史的一个特殊日子。
这一天，毛泽东身穿解放军的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以表达他对几个月来各地红卫兵“破四旧”造反精神、实践的支持。
一时间，各地红卫兵用时髦政治词汇给街道、工厂、商店、学校改名。
散在民间的字画、藏书，以及一切有点年头的收藏品，均被视为“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四旧”而予以清除、毁掉。
那一年，我十二岁，在安徽北部一个落后集镇，有机会目睹红卫兵小将大义凛然的“破四旧”行动，也曾为之叫好。
我相信那时不会有多少日怀疑“破四旧”的正当性，即便思想通达，年过古稀的梁漱溟也不过如此。
8月24日，居住在西城区德胜门积水潭小铜井胡同一号一个单独的小四合院的梁漱溟，忽闻一阵噪杂声、敲门声。问是谁，只敲不答，来势汹汹。
梁漱溟只得赶紧去开门，一大群十多岁的“红卫兵小将”蜂拥而入，原来是不远处北京第123中学，即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就近造反。
梁漱溟见状立即说，你们是来检查“四旧”的，请吧。领头的红卫兵闻言一脸大怒，大声训斥：什么检查，我们是来造反的。
梁漱溟便在院中站住，答曰，既然造反，那就各自为之吧，翻抄什么都行。
接着，便是翻箱倒柜，搜遍了每一个角落。红卫兵把所有的书籍，除了几本马列经典著作、毛泽东的书籍，其他的书则撕的撕，烧的烧。由于太多，来不及翻看，便又查抄运走。
梁漱溟后来回忆说，红卫兵是一群无知的孩子，同他们是有理也说不清的。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边撕，一边大骂“封建主义玩艺儿”。
“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组、祖父和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从戊戌维新到东西方文化论战的各家手札以及其他书籍，统统堆到院子里付之一炬。
在当时，我心里是不同意这些做法的。但我却自嘲自解：许多珍本古籍，本来用处不大，至于名人字画，我本来反对附庸风雅，不感兴趣，多年来都不曾挂出。
因此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我都没有吭声。我甚至想到，如真的是这场不可理解的‘革命’的需要，把这些古董玩意烧掉也不是不可以的。
但是，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
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
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用不着这些封建老古董。
因为这两部书是布面精装，又很厚，一时烧不着，便挑出来一页页撕着烧……
我站在旁边，心中十分难过，心想造我的反，造我祖宗三代的反，我都忍受下来了，为什么这两部普通的工具书也不放过，是我无法物归原主，铸成终生的遗憾呢？”（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25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对于红卫兵小将的跋扈，梁漱溟没有更多的抗争，但他太太陈树棻眼见着那些珍贵的收藏迅即化为灰烬，极为痛苦，略有怨言，立即招来红卫兵的严惩，罚其跪在地上吃生丝瓜。
梁漱溟见状说了一句：“她这么大年纪了（约七十岁），不要折磨她了。”于是，红卫兵喝令梁漱溟也跪下。（李渊庭、阎秉华：《梁漱溟先生年谱》28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但据梁漱溟次子梁培恕回忆，挨斗的那天，继母陈树棻还被人打出血了，“可能她与邻居有些纠纷，有人乘机报复揭发了她。但我父亲没有挨打。”（《梁漱溟的“文革”生活：用儒家功夫应付红卫兵》，《东方早报》2014年8月16日）
据梁漱溟当天日记，“约八时红卫兵来抄家。两儿曾应其电话来家一次即去。政协来人两批，对我夫妇有斗争，书籍文稿及衣物均被拉去，用具多被打碎。”（《梁漱溟全集》卷八，724页）
更具体的细节，梁漱溟没有记录。仍据其子梁培恕多年后回忆：
“第一次红卫兵到我家破四旧，父亲被斗，我在场。那天，我正在机关开会，正好有电话过来说：我们是123中学的红卫兵，我们在斗梁漱溟，你回来一下。
我就告诉我们那的文革小组领导人，然后骑车回家，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到家时是下午两点，批斗我父亲是从上午九十点开始的。
我到的时候，政协的十几个造反派也来了，他们开着卡车来，是来拉东西的。”
院子很乱，没有下脚的地方，被褥、衣服、书籍、报纸、家具、碎瓶子撒满了院子，根本没有地方走路。
“这是红卫兵最放肆的时候，好好一个家具、收音机跟‘四旧’有什么关系，要以砸碎为快。那时几十个红卫兵正在斗他（梁漱溟），向他喊‘你知道你有什么样的错误吗？’
我父亲（梁漱溟）的态度就是几乎不回答。我觉得他有聪明应付的地方。比如红卫兵不许他戴眼镜，把他眼镜没收了。后来红卫兵找个东西要他念，他就说我看不清。
其实他还不至于看不见。这样就把眼镜还给他了。总之，他对付红卫兵的办法就是少说话，不采取对抗的态度。”（《东方早报》2014年8月16日）
梁漱溟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权利意识早在年轻时代就深植于其意识中。记得1919年五四大游行时，梁漱溟并不反对学生的爱国举动。
但对青年学生游行时火烧赵家楼、痛打曹汝霖、章宗祥等行为则公开提出反对意见，建议这些触犯法律的学生主动接受司法审判，遵判服罪。
因为不如此，学生的爱国行动不仅没有带给中国积极的进步，反而是对司法体制的破坏，是对人权的侵害。
“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
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
绝不能说我们所做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全集卷四，271页）
几十年过去了，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法制意识反而不如北洋时期？为什么梁漱溟反而不敢像当年那样说一句硬话呢？
亲历了“焚书”，也目睹了“坑儒”。历史已经记录，这个“红八月”，恐怖、滴血。梁家的遭遇，只是无数家庭遭遇的一个缩影，而且并不是最严重的。
那一个，像老舍那样投湖、悬梁，用各种方式自杀的，像师大附中校长卞仲云那样被活活打死的，至今都没有确切统计。
年逾古稀的梁漱溟遭遇红色风暴，他所能做处的反应，除了逃避，还能怎样呢？
补划右派
中国知识人没有自由表达的传统，先秦百家争鸣，清末民初那个短暂时期百花齐放，均属于中国历史的特例，并不具有普遍性。
中国知识人呼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实是说中国知识人在很多时候，在面对政治高压时，所能做出的选择，就是尊重本能，尊重生命。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身之不存，如何兼济天下？
因此，中国知识人两千年专制主义体制下的生存原则，就是委屈地活着，屈辱地活着，苟且地活着，活着成为唯一的目的，活着或许能等来一个短暂的清明。
梁漱溟在遭遇了“红八月”受辱之后，所能做的反应就是屈辱地活着。由于梁家的许多用品被打碎，许多书籍文稿文物被拉走。
因而当天晚上，梁漱溟老两口开始住在“南屋中间一间，因光线太强，睡不好，然心境尚平。”梁漱溟表现出超强的涵养，不怒，不气，不争。
第二天（25日），抄家、批斗的事情并没有结束。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多年前去世，梁家在积水潭南岸为之立了一块纪念碑。
23日，红卫兵大字报通知梁家将纪念碑拆除，并限定二十四小时。
24日早晨，梁漱溟乖乖照办，将家中悬挂的父母照片摘了下来，并由其亲戚梁培昭请了几位工人去积水潭南岸将纪念碑拆除。但在拆碑后“撕去大字报犯巨大错误”。
25日，“经群众斗争，抄家封门，决定送回广东原籍。”梁漱溟的太太陈树棻“陪斗，受殴打，但仍将定期斗争。”
26日起，七十多岁的老人梁漱溟“早起监督劳动，扫街道厕所。”被打伤的陈树棻稍后也一起扫街。
读梁漱溟日记，每天记录“早起扫街”，“早起未扫街”，直至11月28日之后方才从日记中消失。（全集卷八，739页）
不论从一个老人的视角，还是从梁漱溟在历史上的地位看，让梁漱溟夫妇扫街，真的是斯文扫地。
据梁漱溟追述，“先曾祖、先祖、先父三代书画轴册两大皮箱尽被焚毁，内人被捶打以致脊背血透内衣，被拉去开斗争大会，我未被打而亦罚跪一次。……然我胸次只小小不快而已。
床铺没有了，席地而睡。半个月不能出门买菜，只就所存米粮度日。红卫兵且占据北屋近二十天之久。然出事在8月24日，9月6日我便操笔为文，写出《儒佛异同论》一二三短篇。心情不失常度。”（全集卷八，184页）
梁漱溟涵养太好了，他并没有沉溺于仇恨中。
梁漱溟内心清楚，他们家的遭遇只是当时中国一个混乱情形的一个缩影，这样的局面究竟如何发生，为什么发生，只能来自权力、威望至高无上的毛泽东。
他那时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用意是好的，但他们家受到打击却不应该，因而他不是反对文革，而是希望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让他获得解脱。
9月7日，“夜来忽悟我的问题必须上书主席才得解决，思之不寐。”（全集卷八，727页）梁漱溟对毛泽东毫无抱怨，而且他总是按照儒家自省精神，总是想从自身寻找原因：
“国庆节。早起扫街，活动身体于院内。写语录一则张之于壁，取其针对我之病根而言也。我病在不谦虚，不谨慎，为一切问题之所由生，而主席语录册中其以此为训诫者凡十二见焉，可谓谆谆矣。”（全集卷八，731页）
梁漱溟发自内心检讨自己跟不上形势，并没有抱怨毛泽东，或执政党的丝毫情绪。今天读来会觉得很奇怪，但在当年，又一切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
10月13日，梁漱溟“清抄上毛主席等件备用”；17日，“取回自我分析及上主席书”；（全集卷八，733页）
梁漱溟这样的反应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孤立的个案，许多自杀者如翦伯赞等最后留言依然对毛泽东充满感激、期待，充满感情祝愿“毛主席万岁”。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很难理解那一代人的选择，再过很多年，人们对这一现象会给予怎样的解释，言不由衷？不明真相？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经“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转呈毛泽东信中，梁漱溟在第一段陈述了写信的理由：
“主席此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向上精神，鄙视资产阶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阶级的共产社会之所必要。漱溟于此，何能无所认识。
当红卫兵之来临，我以拥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以故拙妻被殴伤，而我幸未挨打，此可告慰于主席者。今后或该斗，或该批，方在静候中，当一切听从群众，不烦主席垂注。”
梁漱溟的这段陈情，大致反映了那一代大知识人经过1952年思想改造，1957年反右派斗争洗礼之后大一般状况，他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对待文革这样重大事件的本能反应，只是自己为什么跟不上，而不是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的所有诉求只是自己如何继续活下去：
“却有一个问题——我此后余年如何度过问题，愿为主席一陈其情。回忆1952年曾因我请求去苏联从事研究工作，承召在颐年堂谈话甚久。
尔时我自陈幼年既未读四书五经，所受近世教育亦甚少。一生数十年唯在一个中国问题一个人生问题所刺激所驱使之下，求其有所解决（前者求其实际的解决，后者求其在思想上的解决）而竭尽其思想气力。
中国问题现在由于共产党领导既有一条大道可循，我将集中心力于人生问题之研究，写出《人心与人生》一书，偿其夙愿于余年。此1952年8月7日事也。对于我去苏一层，主席当时未予许可，第未知对于我之自述其生平心愿事今犹留有印象否乎？
近年来，我正在撰写此书尚未完成。此番抄家，一切文稿（已完成的，未完的）全部收去（似有被毁的）。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能续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
盖人生一日，必工作一日；工作必是从其向上心认为最有意义的工作。人的生命是与其向上心不可分离的；失去意义的生活，虽生犹死，生不如死。以故家中书籍几于全数被收或被毁；钱财百分之百被收去（发还十二元）；衣物等等被毁被收者百分之九十八；在我举不足惜。
唯求发还我的那些书稿，准许其续写成书。书之出版与否，非所计，甚且限于自己的寿命，是否得完成其书亦复难定。
但我生活一日，必致力于此工作一日耳。此其心情，主席其必能亮察之乎！倘得文稿发还，准许写作，则有生之年皆领导党之所赐。披沥心肝，冒昧以陈，敬唯主席裁之！”（全集卷八，80页）
现有文献档案还不清楚毛泽东是否收到了这封信，但可以相信这封信还是起到了关键作用：
10月24日，“九时前程伟来，手中有我前寄红卫兵之各件，史玉兰及一钟姓男红卫军来，又约同街道上孙、于等各位，一同把南屋启封，以钱币、银行存单存折、布票、工业劵等归还给我（现钱缺短八九百元）。又还给一些衣物，皆不重要者。《人心与人生》稿及其他一些文稿亦发还，惜无我为伍先生所撰写各稿及《东方学术概论》稿。”（全集卷八，735页）
这是梁漱溟的幸运，那个时代其他被抄家的牛鬼蛇神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梁漱溟对自己等幸运极为珍惜，毕竟已经七十多岁了，能够写作等时间不可能很多了，因此他在红卫兵抄家后，“局促斗室中写作未尝稍懈”，“向朋友借来书籍或往图书馆看书，仍得进行研究写作，如是者一年又八个月。”（全集卷八，82页）
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1968年4月24日中午，居委会孙健等二人来到梁家，通知说梁漱溟“被划为右派，嘱多劳动少出门；远出必先请假等语。午睡为之受阻”，情绪受到极大影响。（全集卷八，789页）
尤有甚者。5月4日，下午二时，梁漱溟夫妇接通知参加群众大会，“抵会场乃知我亦在被斗之列，思想上颇有斗争，最后决定服从。会后尚被押游街，甚苦。”（全集卷八，790页）
更有甚者。7月8日，街道居委会突然通知梁漱溟全家随同住之邻人两家另迁新址。梁漱溟“曾到新革会请求缓移”。
两天后，还是在亲友帮助下迁居鼓楼铸钟厂四十一号一个大杂院中，而指定给梁漱溟的是两间小东屋，“夏日夕阳太强，又狭窄不透气，蒸热欲死，深夜凌晨犹不少松解。
因之，连日来眠食俱废。我以七八十岁之衰年而不得眠不得食，其何能支？”当此困难之际，梁漱溟能想到的，还是向毛泽东、周恩来求救。
7月13日，梁漱溟起草了一封致周恩来并转呈毛泽东的信，介绍自己正在研究的问题：
“我一向深有味乎老中国文化之特殊。今者，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发自无产阶级夙有根基之欧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一度在俄国以列宁领导，虽有十月革命之胜利，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不意现在出现修正主义，已全然背叛革命；唯独我中国在主席领导下四十几年来走出一条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道路，建立起世界革命的旗帜，俨然世界革命的领导力量。此中因果关系能说与老中国文化无关乎？近年来我正从事于此问题之研究，写出有150页（每页五百字）之成稿。”
接着，梁漱溟在信中详细介绍了最近的遭遇、苦闷，希望在两个问题上给予解决：
第一，研究工作的基本条件。“我的研究工作有无可取之处，有已成之一部分可供审查。如其不无可资参考者即望给我一研究写作之环境条件。——此环境条件及简单平常之至。……现在之迫不得已写此信者，亦正为此耳。”
第二，关于右派。“我之被划右派，是何时决定的？缘何由此决定？出于何方面的讨论决定？一切不得而知。此事只有街道通知我，故非街道群众对我的判断。今者计无所出，我想我之为人，主席、总理早有了解，早有印象。近年之事，今日之事亦可加以调查而了解之。我愿听主席、总理的处理。”
梁漱溟还极严肃地表示：“除以实情上闻之外，不作任何乞求。乞求便落于私情，主席、总理亦岂可以私情于乎？”（全集卷八，82页）
这封信发出后，并没有得到回复，或者处理，他的居住条件并没有随之改善，他的右派问题更没有下文，但梁漱溟的政治待遇确实有了极大不一样，1969年的五一节、国庆节，梁漱溟都被邀请到天安门观礼。（全集卷八，83页）
再作狮子吼
与其他老知识人相比，梁漱溟的磨难主要在文革初期，1969年开始，渐渐恢复了过去的情形。梁漱溟抓住生命的最后岁月勤于笔耕，文革十年，许多人几乎完全荒废，而梁漱溟却在这个特殊时期写了不少东西。
1966年9月24日，梁漱溟动笔开写《儒佛异同论》，“得其大概，尚待修辞”。（全集卷八，730页）此后数日，梁漱溟差不多都集中于此事，至11月10日，《儒佛论》之二稿写完。
第二天（11日），梁漱溟又马不停蹄开始整理《人心与人生》书稿。（全集卷八，737页）
即便被迫迁居鼓楼铸钟厂四十一号大杂院后，梁漱溟度过最初的愤懑，在致信毛泽东、周恩来并没有获得解决后，也就随遇而安，“复阅成稿思索续写”。（全集卷八，798页）
梁漱溟的写作太勤奋了，在如此困境中， 1970年4月，梁漱溟写完了一部长达十七万字的新著《中国——理性之国》。
这部书主要研究“老中国的特殊性”，这原本是梁漱溟在1949年之前一直思考的题目，可惜的是，1953年之后，梁漱溟不断反省，他渐渐失去了原来的思想锋芒。
书中“固有不少真知灼见，但在当时——正是毛主席犯极大错误，失掉理性，发起并领导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国性大动乱、大破坏，大多数中国人民、中共老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受到冲击、迫害，包括先生本人在内，备尝被侮辱迫害之苦，先生却在文中对毛主席和一些社会状况（如农业学大寨）予以赞扬肯定，使人费解。”（《梁漱溟先生年谱》，295页）
对于梁漱溟这一写作项目，追随他多年的老学生李渊庭读过文稿后表示没有意思，不该写。但梁漱溟不仅没有听从学生的建议，反而在毛泽东八十诞辰日郑重其事作为寿礼，至中南海，“敬送于最高。”（全集卷八，926页）
梁漱溟此时亦已八十，说他有什么特别的期待、邀宠，肯定不致于。这与其毕生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铮铮铁骨极不吻合。他的学生对此有一善良解读：
“或许是先生（梁漱溟）用自己的幻想——‘理性之国’——来启发毛的理性？！在当时那种高压政治形势下，不敢明言，而采取明褒实贬的寓贬于褒的手法，呼吁毛主席应走理性治党、治国之道。”
这是从梁漱溟“平生为人处世高风亮节，从不吹牛拍马而想到的。”（《梁漱溟先生年谱》，295页）
这是一种解释，也合乎梁漱溟的性格，毕竟在稍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又一次拍案而起，再作狮子吼。
批林批孔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部署，但是现在看来，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理由并不充分，至少，林彪并没有在思想深处将自己与孔子联系起来。
林彪没有那么多的知识，他更没有孙中山、蒋介石那样的思想自觉，将自己视为孔子道通的继承者。林彪还达不到这样的思想境界。
林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也不精通，像那个时代许多好读书的军事将领一样，马克思主义可能是其观察问题的一个思想资源，但对马克思、恩格斯那些并太容易阅读的著作，不可能理解很多。
但是，毛泽东出于自己对中国传统的厌恶，他到了晚年确实对儒家，对孔子，对传统，表现相当决绝。
据北京大学郝斌《截屏再瞥周一良》一文提供的线索，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殒命温都尔汗后，有关部门在北京林彪居所毛家湾想必早就被查抄过不止一次了。
两年过去了，突然有人想起林彪的书籍字画。于是，1973年末，有关部门派“梁效”一干人马又去翻检一过。上万册图书，只要是在尊孔文字上面用笔勾了道道、画了圈圈的地方，都摘出来。十几个人，连查了三次，凑到一块，没有几条。
“刘项原来不读书，嗟尔众人，胡为乎来哉！此一时节，只凭匠心巧运，编排出一份《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算是完成上面的旨意，用这个材料指说林彪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
至于清算林彪，何以要把文章做到孔夫子头上？林彪的事是十足的政治问题，何以要跟古代思想意识挂起钩来？此时的玄妙，郝斌先生表示很难理解，但知在此前半年左右，曾有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传达：
“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此外，此时还有一首毛泽东的五言绝句：“郭老从韩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郝斌先生认为，这两首诗才是“批林批孔”的真正源头。至于“梁效”奉命编排出来的那份材料，于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作为当年一号中央文件发向全国。
“这无疑是一道金牌，一场‘批林批孔’正剧由此开罗登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公众号2016年9月14日）
那时的中国，政治运动频繁。但凡政治运动发生，从上到下，一片忙碌，不管懂还是不懂，学习，成为中国政治场上一个恒久的任务。
梁漱溟那时仍然是全国政协委员，在刚刚恢复不久的政协学习会上，委员们对批林批孔争相表态，痛批林彪，痛批孔老二。
梁漱溟是那个时代真正懂孔子的专家，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就长时期致力于为孔子说法。但是这一次，梁漱溟却沉默不语，因为他确实不知道林彪，不知道林彪与孔子有什么瓜葛。
梁漱溟的沉默引起了江青的不满。据说，江青在一次大会上批林批孔，顺带着批评了梁漱溟，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
江青的讲话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在政协学习会上，有委员针对性地表示，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面有感情问题、立场问题。
正如胡适多年前所说，真正的思想自由不仅要有说话的自由，更要有不说话的自由。这时，不说话，也是不行的。
1973年11月7日，同组委员杜聿明认为梁漱溟是研究儒学的专家，在学习会上公开向梁漱溟挑战，希望梁漱溟能够在会上谈谈自己的看法。
梁漱溟很明白表示坚守不应战原则，以沉默表达自己的意见。在9日会议上，梁漱溟收到杨荣国关于批林批孔的报告，他阅读后同样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
14日，梁漱溟出席学习组会议，听取北师大教授白寿彝的批孔报告，梁漱溟依然静默不语。16日，又有人在学习会上点名要求梁漱溟发言，不得已，梁漱溟回应说：
“此时此地我没有多少话说。这里是政协学习会，“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政治为重，要顾到政治上的需要；“协”是协商、协调、协和，必须把一切不尽相同的思想意见求得其协调若一。
因我们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原非单纯的一回事，所以需要协调、协和。怎样求得协和呢？那就是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小异。像毛泽东主席早曾说过的：如有不同意见，允许保留。
新党章内尚有此规定，何况我们党外人。我有不同意见，我愿意保留。否则，我在这里放言高论，那便不对，是不合适的。”（全集卷七，241页）
梁漱溟要求保留意见只是他个人一厢情愿的想法，事实上在那时的中国，但凡由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无论何人都难以逃脱,不容抗拒。
12月5日，政协学习会宣读北大教授冯友兰批孔论文两篇：《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大约正是这两篇文章让梁漱溟由沉默转向愤怒。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读冯芝生批孔论文两篇，可叹。”
冯友兰的论文引起了梁漱溟的思索，他认为，“孔子评价问题，当从理智、理性二分法入手。”（全集卷八，955页）他不可能赞成杨荣国、冯友兰、白寿彝等人对孔子的评价，因为他们的评价在梁漱溟看来立足点实在太过浅薄。
很显然，梁漱溟不是不愿意介入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而是不能同意那些“御用文人”的浅薄看法，他以为自己的看法要比流行的看法深刻的多、合理的多。梁漱溟这种学术化思考，显然与当时的政治需求风马牛不相及。
纯学术思考不合乎现实需要，不过梁漱溟既然开始思索孔子评价问题，那么也就会其参与讨论提供了契机。随后，又有某些“高级人士”对其暗示，希望能转变立场参与批孔，梁漱溟也就不好继续装聋作哑。
12月14日，梁漱溟在政协学习会上表示他对于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能同意，但他不愿意公开表示，以免妨碍当前运动。如果诸位执意要求他谈谈不同看法，梁漱溟表示可以写一篇有关孔子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19日晨，梁漱溟复以此意写了《书面答王克俊同志》一文。上午，先是在政协学习会听王克俊自述思想史后，梁漱溟发言自述思想变迁，并将晨间所写一纸当面交给学习小组召集人之一王克俊，请王克俊转学习领导小组。
这是因为梁漱溟所在学习组三位召集人在参加领导小组会上，曾将梁漱溟11月16日保留意见的说法提出来过。虽然所说与梁漱溟的愿意差不多，但究竟不如梁漱溟自己用书面写出来简单明确。
在这份书面意见中，梁漱溟还多说了一句话，表示假如统战部领导方面想知道我梁漱溟的不同意见是什么，我梁漱溟可以写出评价孔子一文，送请各位领导阅看。
经过几天思索，1974年1月3日，梁漱溟终于下决心开笔写《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系统阐释自己与杨荣国、白寿彝、冯友兰等人的不同观点。
梁漱溟的“异端”姿态引起家人友朋的担心，皆虑其发言贾祸，甚至“吵闹多时”，劝说梁漱溟不要乱说，不要引火烧身。然梁漱溟决心已定，一切不顾，对这些建议、劝说乃至哭闹根本不予考虑：
“吾自信此一生是负着沟通东西古今学术思想之使命的。一生遭际都非偶然幸致。年来胸怀只有尽我责任之一念，相信一切皆在天命中。
假如有什么祸福、荣辱、得失到来，完全接受，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同时亦好像使命是历史赋予的，必然没有问题发生也。”（全集卷八，145页）
1974年2月4日，梁漱溟早五时改订发言稿，然后赴政协参加学习会，宣读《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梁漱溟说：
内容这里不谈。但从文章标题上，也可以看出内容大概意思。标题明白规定“今天我们应当如何……”，那就是站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中国人立场，从建国二十多年的今天来说话之意。
说“……应当如何评价孔子”，那就是回顾过去历史上孔子起了什么作用、什么影响，是大是小，是好是坏，要加以评量。既然说评价就是要一分为二，绝对否定，绝对肯定都是不对的。——这是毛主席说的话。
孔子本人早已过去不在了，他不会说话，他不会申诉。如何评量，大权在我们手中。而在我写此文时，文中一切就是我的判断。我下判断，我要负责，应当多加考虑，不要考虑的不够，考虑的太少。
如果轻率从事，抬高了他或贬低了他，于他无所增损，只是自己的荒唐失败。那是我自己不允许我自己的。再则，我于批林必须批孔还不大明白，不晓得我所写的此文，是否有当于当前运动，不敢轻率出手，公之于世。
假若领导上看了认为无碍，可以供群众批评或参考，由领导上付印发表，我没有什么不同意的。——现在尚待续写后大半，尚谈不到此。（全集卷七，242页）
当天下午，梁漱溟在家将发言稿补充修改抄清，准备交给政协学习办公室，大概是担心口耳相传走形。政协委员赵君迈、弟子黄艮庸等也在当天到梁家探望，“其意殷殷”。（全集卷八，960页）
2月8日，梁漱溟在学习会上对赵朴初、宋希濂等人提出的一些质疑给予答复，各说话不少。
11日的学习会上，王芸生、王克俊、朱洁夫等发问，梁漱溟分别答之，费时甚久。
12日的学习会上“进攻者三人”，梁漱溟稍感厌烦，无意回答。14日的学习会上，程思远、杨公庶、赵朴初等发言，梁漱溟依然不答。
15日学习会，赵朴初说话甚多，梁漱溟“略答谢之”。赵朴初、杨公庶出于对梁漱溟的关心爱护，劝说他对各位同仁在会上所提的意见给予善意回应，息事宁人。
各方质疑使梁漱溟感到一一回答实在难以招架，于是他将各方意见综合考虑，于2月17日开始写作《敬答一切爱护我的朋友，我将这样地参加批孔运动》一文予以回应。文章写道：
“从批孔运动发动以来，好多朋友因我自称保留不同意见，而没有积极参加，为我担心，怕我犯重大错误，忠言劝勉，十分感人。今写此文，敬答厚爱。”
文章先陈述自己八十年奋斗史，强调自己一生行事总是自己主动，不是被动，一生中许多事情是独自创发，不是步人后尘：
“正为我从来个性如此，所以批孔运动起来，我不理解，我不同意，但我想这是一政治运动，必然有其必要，我尊重领导，绝不能作妨碍的事。我不说话好了。”
这是梁漱溟没有参加批孔运动的原因。接着，他又解释他将怎样参加这一运动：
“由于好多朋友劝勉的殷切和细细想《红旗》二期短评中‘这不是个学术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的指点，我决定在原计划写《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之作，另写一文来参加批孔运动。
前后两文写法不同。其不同如下：前篇是站在今天立场评价孔子，一分为二，亦涵有批判在内；后一篇则从当前政治上的需要，专批儒书流传在过去二千多年历史上起的不良影响，特别是在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有碍作用；说话偏于一面。”（全集卷七，321页）
梁漱溟不愿苟同时论，不愿曲学以阿世，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不过，对于那些曲学以阿世的时论、高论，梁漱溟也非常的反感。
他之所以著文“参加批孔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那些所谓主流思想不仅曲解了孔子、儒家的意思，而且不符合毛泽东的看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而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要纠正这些所谓时论、高论的歪曲、曲解。
很显然，梁漱溟并不是反对批林批孔运动本身，而是反对运动中的主流意识。
2月21日，程思远发言极长，要求梁漱溟就先前发言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说清楚，因为实在关系运动根本原则。梁漱溟对程思远的要求不予理睬，其傲慢态度激怒了宋希濂。
宋在发言中对梁漱溟进行“厉声的、粗野的辱骂”，而负责维持会场秩序的王克俊、于树德、王芸生三组长不知何故亦没有对宋希濂的发言进行制止或适当的表示。
这使梁漱溟深感愤怒，他在第二天致信三组长，表示他们三人如果不对宋希濂委员的言辞作适当表示，他梁漱溟将拒绝出席这个小组的学习，以事抗议。（全集卷八，89页）
这当然也是梁漱溟的一个姿态。事实上，22日会上，梁漱溟就程思远的质疑进行答辩。会议开到中午，梁漱溟“发言顺畅”，但没有讲完。25日上午继续进行，“发言完畅，有自然应有之事”。（全集卷八，962页）
两次讲了大约五个小时，其主要内容是谈中国社会发展史问题，为纯学术分析，既远离了当时批林批孔运动现实，也不是一般民众能够看得懂的东西，后经改写成《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一文。
然而正是这篇一般民众看不懂的东西，在梁漱溟发言阐释后，立即在学习组引起“爆炸”式的反响，群指梁漱溟猖狂向党进攻，在全国政协机关张贴出大字报多纸于壁间。于此，梁漱溟憬然有悟，深悔不该放弃先前保留意见，不做有碍当前运动的誓言。
梁漱溟既自悟发言不当，即向众承认错误，凡同仁对他的批判斗争，他皆在座上洗耳恭听，决不缺席。
2月26日，赵朴初、杜聿明、杨公庶发言；28日，王芸生、宋希濂、申伯纯等发言；3月1日，批判会继续；3月4日，杨公庶有长篇发言，于树德继之；5日，批判会继续；7日，陆殿栋、朱洁夫等发言；8日，梁漱溟“开始致答词，反响非所料”。
当日“夜来思索有得，（9日）早起写声明一文”。10日早起改写声明一文。11日晨早起继续改写这篇声明，并在当天上午的会议上首先作声明，承认自己不注意时间、场合讲了自己的观点，但对于同仁对他批判斗争的话差不多都不能接受。
只是碍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梁漱溟既不愿意辩解，一一置答，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学术立场，转尊孔为批孔。他只好开会即到，随各位去说，在座静听以资反省，“听之而已”。（全集卷八，973页）
从3月而4月，5月、6月、7月，全国的政治运动大抵均在学习批孔，而全国政协学习组的学习会实际上是对梁漱溟进行批判斗争。
先则是每周四次会，后减为三次。8月份因天气热起来又减为一次。在此时期，直属组学习小组而外，政协各学习小组均对梁漱溟进行批判。预先宣布9月将召开五个小组联席批林批孔大会。
9月19日、20日、21日，政协五个小组联席大会在民族文化宫连续举行三个上午，赵朴初、孙晓村、刘斐、罗涵先、孙承佩及李、林等十四人先后发言，均从批林批孔入手而集中批判梁漱溟。
主席此会者皆各组召集人，结束时无人征求梁漱溟的意见，而宣布月内各组可再就此次大会的发言自行座谈两次。
23日上午，梁漱溟所在的学习组举行座谈，召集人征询梁漱溟对连续三天大会的感想，梁漱溟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答之。（全集卷八，978页）
语毕，举座哗然，震惊联席会各组，主持人“勒令”梁漱溟对此作出解释，梁漱溟对曰：
“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是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
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在得势的人说的话。
‘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梁漱溟的这段解释更使在座同仁哑然、木然。不过，由于中国政治发生急剧变化，不仅没有人继续追究梁漱溟的责任，反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越来越敬佩梁漱溟的风骨。
批林批孔是一场闹剧，然而却成全了梁漱溟，让他在这场闹剧中扮演了一个悲壮的角色，演绎出人生最后阶段一个最华丽、最耀眼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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