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马歇尔计划缘何失败？
撰文：丹尼尔·柯兹-菲兰
翻译：陶小路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943年马歇尔抵达中国后与蒋介石会面。图片：奥托·贝特曼/Getty Images
“我们曾经是赢家，但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了。”特朗普在竞选时就这么讲，当上总统以后也一直这么说。
尽管他的这句话经常会引发众怒，但这其实是特朗普和美国外交界中他的批评者之间所有的不多的共识之一。两边都怀念那个失落的黄金时代，那个无论在国内还是在世界舞台上，美国都取得伟大成就的时代。特朗普经常讲的这句话是一个早已被广泛接受的叙事的粗糙版本；他的话之所以能够有影响，乃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民众早已深陷诸种美国神话之中不可自拔。
人们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而非美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时期，看作美国在外交上的黄金时代。这个时间段标志着美国时代的开始，一个领导力勇猛的时期，我们今天常常挂在嘴边的各种外交原则和成就都是从那个时候来的。马歇尔计划让欧洲脱离贫困和绝望；美国的全球联盟建立；德国和日本进行了民主制度的革新；“遏制”战略让苏联的威胁不复存在；“最伟大的一代”（Greatest Generation）的勇气和“智者们”（Wise Men）的视野【“Greatest Generation”和“Wise Men”这两个表达分别因汤姆·布罗考的《美国最伟大的一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和沃尔特·艾萨克森与埃文·托马斯合著的《智者：六个朋友与他们建构的世界秩序》（Wise Men: 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的出版而流行——译者注】……这些都十分妥帖地融入了这样一个叙述之中：战后的美国有着重塑世界的力量和目的，而这最终让美国在冷战中获得了胜利。
乔治·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比这种叙述中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体现了美国实力这个概念。作为陆军将领的马歇尔带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胜利；之后他又作为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打造了一个全球领导力的典范，将力量和雄心与慷慨和智慧融为一体。“最伟大的一代”向他的伟大成就看齐，“智者们”想要获得他的智慧。马歇尔之后的每一代官员和政策制定者都声称自己是在继承他的遗产，这些说法是否有说服力则是另一回事。当面对从中东到中美洲的一系列挑战时，人们依然会呼吁，应当设计并实施另一个马歇尔计划。
但这个“胜利叙事”存在一个问题：对于马歇尔的职业生涯，同时也对于美国外交政策而言，那个黄金时代的核心事件之一被遗漏了。
马歇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勇地履行作为军人的职责，在冷战初期他是富有远见的政治家，而在这两个时期之间，他承担了自己生命中最困难的使命。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的13个月里，他是美国驻中国特使，努力在国共之间斡旋，促成中国的和平，为作为美国同盟国的未来民主中国奠定基础。而他的努力失败了，其后果和教训对他之后的职业生涯带来了很大影响，也直接影响了之后几十年里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
“谁丢掉了中国？”美国人在之后的很多年里都会问这个问题。一些人认为马歇尔应该承担相当大的责任。
因为马歇尔在中国遭遇的失败与通常对他以及那个时代的描述冲突，所以这个核心事件往往被完全排除在“胜利叙事”之外。然而，完整的叙事不仅应该关注成功以及权力的可能性，还应该关注挫折和权力的限度。多年来，马歇尔的成就极大地激励了美国人。然而，他的失败可能会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他的遗产，也能让人们了解美国今天的位置是怎样的。
马歇尔是不想去中国的。从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那天开始，他便出任陆军参谋长，经过艰苦的六年战争，他很想退休。但是，随着中国内战爆发，中共可能会获得胜利，而这样的结果可能会摧毁美国设想中的战后世界秩序。因此，杜鲁门总统要求马歇尔（杜鲁门称马歇尔是“这个国家或者其他任何国家所可能培养出的最伟大的军人”）完成最后的任务，承担起这个使命。马歇尔的责任感不允许他拒绝杜鲁门的要求。
在到达中国之后的仅仅几个星期里，马歇尔就取得了很大成绩，连那些对他持怀疑态度的人都称其为奇迹。杜鲁门写道：“多亏了你，计划的进展看起来似乎完全符合预期。”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双方同意停火，这场内战距离此时已经打打停停持续了二十多年。他们商定了民主联合政府的基本原则，听马歇尔解释《权利法案》，也听他大声朗读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演讲。他们还签署了《双十协定》，计划将双方的部队整编为一支军队。
马歇尔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对他宣称：“我们国家的全体人民应当心存感激，并大声呼喊， ‘中美长期合作万岁’。”毛之前已经在党内做出指示，中共正在进入“和平与民主的新阶段”，还谈到如果自己能访问美国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其他如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猜想，自己能在蒋介石领导的新政府得到什么职位。
但我们现在知道了，马歇尔为实现和平并且让中国成为美国盟国所做的努力失败了。当国共双方的讨论从高层之间达成的书面协议转到实施协议的种种细节时，共识破裂了，双方在有关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随着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斯大林从起初对马歇尔的调停表示支持，转为鼓励毛泽东加快开展游击战。
马歇尔又艰难尝试了10个月，他试图避免国共谈判崩盘，同时也是避免随着中共的胜利而增加的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华盛顿的官员将他与西西弗斯相提并论，一次又一次地在努力推动和谈的进展。直到1946年底，他终于放弃了。 “现在需要中国人自己去做我努力引导他们做的事情了，”他总结道。
三人小组：国民政府代表张群，马歇尔，中共代表周恩来
但在他职业生涯的下一阶段（看到他在中国的表现之后，杜鲁门决定让他做国务卿），马歇尔面临着痛苦的选择：随着中国内战的蔓延，中共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是否应该采取措施。然而，因为有在中国的经历，他对美国的援助能否产生决定性变化这一点完全不抱希望，同时他也确信，对中共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将会带来巨大风险，而且当时其他地方迫切需要美国的资源。
最后，马歇尔警告说，如果武力干预中国内战，美国将“必须准备接管中国政府，管理其经济、军事和政府事务。”而这将“导致美国政府持续不断地投入各种资源，而且几乎没有叫停的可能，另外还“会导致大量资源的消耗，正中苏联人下怀”。对马歇尔而言，挑战将不仅仅是资源上的问题。如果进行全面军事干预，那将意味着美国政府需要承担起“各种义务和责任……我确信，在知情的情况下，美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这些义务和责任。我们无法逃避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卷入中国内战可能造成许多严重后果，其中包括巨大的经济成本；然而，虽然经济成本将会很沉重，但如果与其他责任相比，却还只会是微不足道的代价。”
就在马歇尔和毛泽东举杯庆祝和平和中美友谊几年之后，中共在全中国范围取得胜利，蒋介石逃到了台湾。马歇尔在中国的工作进展最顺利的时候，他曾被美国各派政治人物称赞为中国的“拯救者”，如今因为“丢失”了中国而遭到围攻。
攻击他的人暗示，中国之所以“落入共产主义之手”，是因为美国决策者怯懦导致他们消极无为，另外再加上这些人背信弃义；而正是这样一种暗示催生了“麦卡锡主义”，美国公民生活由此迎来了最黑暗的时刻之一。麦卡锡曾发表长达三个小时的长篇大论，批判马歇尔以及“马歇尔的中国使命造成的灾难性的、愚蠢的罪行”，他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罪恶深重，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冒险行动与之相比都会相形见绌。”【麦卡锡将自己的讲话出成了一本书，书名是《美国从胜利中撤退：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的故事》（America’s Retreat from Victory: The Story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在麦卡锡主义处于鼎盛之时，即使是马歇尔的门徒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总统时也没有出来为马歇尔辩护。
对于几代冷战时期的决策者和战略家而言，这个教训是很清楚的：他们不能让自己被指责为，某个国家“落入共产主义之手”是因为他们的不作为。林登·约翰逊怀疑美国出兵越南不会带来成功，他为此感到痛苦，“全能的上帝啊，当年我们离开中国时，他们就把我们骂成那样，想想看，如果我们从越南撤军，他们会说些什么啊！之前的那些话比起来只能算客气话了吧。”约翰逊的一些同时代人更进一步，认为对越南的干预正是十几年前应当在中国采取的行动，这是一次补偿的机会。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依然会拿40年代“丢失中国”作为当时对其他地方进行干预的论据。
但马歇尔从失败中汲取了不同的教训，特别是当他出任国务卿之后，当时全球冷战刚刚拉开序幕，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与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运动形成对垒之势。“世界上那些后进、弱小的民族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多么悲惨，多么不公平，”他说。 “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者们便是以全球此起彼伏的反抗运动作为自己发展、扩张的基础，将此大势为自己所用。然而多年来，我们基本上忽略了这些后进、弱小民族的处境，与此同时，对待我们自己的国民则充满善意和慷慨。我们目前的许多麻烦都源于这种疏忽。”然而，虽然他认识到，要应对这一挑战，美国的领导必不可少，但他也认识到如果只靠美国的力量，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正如他强调的那样，“中国的问题主要要靠中国人自己来找解决方案。”
冷战初始，欧洲处于即将崩溃的局面，马歇尔把自己汲取的教训用上了。他认为，首先需要解决“饥饿、贫困、绝望和混乱”，这样才可以避免苏联进一步的扩张；另外，他指出，美国的盟友需要首先采取一些必要的举措，在那之后美国的援助才能奏效。他向美国国务院新组建的政策计划室（Policy Planning Staff）强调了这些基本原则，他责成政策计划室找到方法，防止西欧出现动荡，因为一旦西欧爆发危机，苏联便会趁虚而入。政策计划室后来提出的解决方案便是我们所知的马歇尔计划，它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外援活动，也是美国外交政策史上最伟大成就。
六十多年后，等到我加入政策计划室时，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刚开始，政府高官和许多知名的民间评论家依然会提及马歇尔的榜样，呼吁实施我们这个时代的马歇尔计划：针对东南亚的马歇尔计划，针对中美洲的马歇尔计划，针对突尼斯或埃及或整个穆斯林世界的马歇尔计划，甚至针对发展水平不断衰落的美国内陆的马歇尔计划。人们没有考虑到，他们在呼吁实施这种或者那种马歇尔计划的时候，美国正处于严重的金融危机中，政府预算水平出现了缺口；而从马歇尔计划在当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来算，整个计划投入的总资金相当于今天的大约1万亿美元。
与此同时，马歇尔在中国使命在很大程度不被人们所知，尽管他的那段经历可能是更有价值的研究对象。人们可以从中看到，美国与中国关系一直在巨大期望到痛苦失望之间循环。人们会对那些艰难的问题有更多了解：何时以及是否对某个国家进行干预；对于那些可能不会以我们希望的方式治理国家或者打仗的盟友，又该如何提供援助。人们会理解到，在制定某种外交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许多棘手的问题，并且要在外交政策失败之后处理各种后果。
马歇尔的中国使命在今天能够给我们的启迪不限于特定的外交政策问题。美国人现在对自己国家衰落的恐惧感到痛苦，人们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着许多争论，在这个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马歇尔在中国的经历能够让我们冷静下来：即使在美国实力最强大的时候，当美国刚刚领导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且其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近一半时，它也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这段历史也应该让人们感到宽慰。即使在美国在世界上拥有着卓越领导力的时刻，它也不必解决所有问题来表明自己是强大的。
丹尼尔·柯兹-菲兰（Daniel Kurtz-Phelan）是《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执行主编。他之前曾在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任职。他的报道和评论文章见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客》。
本文选自《大西洋月刊》，改编自丹尼尔·柯兹-菲兰的新书《中国使命：马歇尔未竟的战争，1945-1947》（The China Mission: George Marshall’s Unfinished War, 1945-1947）。《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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