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复国主义是如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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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复国主义是如何产生的？

原创：曹茗然、曲思翰东方历史评论 2018-09-21

撰文：曹茗然、曲思翰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永远的外邦人与流浪汉”

公元66年，住在今日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因对罗马帝国统治下宗教、税收政策的不满，发起了反抗罗马统治的起义。随之而来的，是罗马对参与民变犹太人的残酷镇压。在镇压中，罗马帝国不仅处决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更是摧毁了犹太教的第二圣殿。

第二圣殿

当时，这座圣殿被视为犹太教的象征，是犹太人群体与上帝连结的纽带，是犹太人集体认同的核心。在这个“纽带”被摧毁之后，犹太人大举从他们的“精神家园”出走，离散至欧洲各地，成为“一群失去了集体认同的孤儿”。在他们眼中，自公元1世纪开始的流亡生活是他们受到上帝惩罚的象征。

在中古欧洲，因宗教因素而与主流社会分离的犹太民族，政治地位长期受到限制。为王公贵族从事商业活动成为犹太群体的一个共性之一。当时，欧洲的王公贵族们正是看重了犹太人身上的“原罪性”，才放心地让他们成为自身统治的白手套。一旦国库空虚，便可以名正言顺地从犹太商人身上挤出牛奶来。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可以说很好地刻画了在这一时期里主流欧洲对犹太人的印象。在剧中，犹太富商夏洛克被视为外邦人、异教徒、房贷者，剧中的基督徒们对夏洛克怀着深深的憎恨。中古欧洲的犹太人即使有着较高的经济地位，却为主流社会所不耻，政治上也被视为没有公民权的客民。

成为“欧洲人”

随着启蒙运动在欧洲的扩散传播，近世欧洲史上的两件重要事件大大影响了犹太人。

一是俄普奥三次瓜分波兰。波兰曾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社区，而犹太人在波兰贵族共和体制下享有一定程度上的宗教宽容和社群自治。到了1795年，波兰亡国，大批犹太人不得不成为了日渐反犹的沙皇俄国的臣民。

二是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等近代启蒙理念为口号的大革命让许多西欧犹太人看到，似乎只要认同这些理念，他们就可以成为和基督徒一样的，享有平等公民权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公民。

不过，主权在民意识的扩大，也在犹太人中埋下了民族主义的种子，只是这种情绪尚未成为犹太族群的集体意识。随着启蒙思想逐渐向中欧传播，自由主义浪潮不断冲击着中欧君主国的专制统治，普鲁士、奥地利等国相继对犹太人公民权予以承认，这给了犹太人成为平等公民的希望。

就连在统治最为反动的沙皇俄国，自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后，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对犹太民族的管制环境也变得日趋宽松。许多欧洲犹太人，尤其是那些在各国成为资本家、教授、律师、医生的犹太市民阶层，一度乐观地认为，似乎只要淡化自己的犹太认同，积极融入民族国家，就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成为“公民”。

这种情绪在各国犹太人中是广泛存在的。比如对德意志祖国有着深入骨髓认同的海涅，比起提起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更多地关切着“德意志的自由与解放”。就如同茨威格笔下的描写一样，中上层的犹太人在一种潜意识的驱动下，想要“让自己挣脱或开始挣脱犹太人聚居区强加给他们的各种缺陷、逼仄和小家子气”，然后“成为普遍人类中的一员。”

罗马与耶路撒冷

1862年，德国犹太人、早期社会主义者摩西·赫斯(Moses Hess)在其《罗马与耶路撒冷》中对这种乐观主义情绪泼了冷水。他认为，犹太人注定无法融入欧洲民族国家，因为反犹主义已经不仅仅是针对犹太人的“犹太性”——犹太宗教或者犹太文化的厌恶。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中，种族主义已经成为了反犹主义的基础，只要一个人有一滴犹太血液，欧洲社会便不愿意接纳他成为“公民”。

摩西·赫斯

于是，赫斯呼吁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国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犹太先民曾经居住、耕作过的巴勒斯坦更适合未来的犹太人国家。他认为，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将会“通过土地赎罪（Redemption of the soil）”，建立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

因为犹太人对自身同化融入欧洲怀有强烈的希望，所以他们对该著作反应冷淡。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无政府主义者暗杀，而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三世作为反犹主义者，任内默许了针对犹太人的“骚乱（pogrom）”常态化，俄国犹太人的“好日子”从此一去不再复返。

同年，俄罗斯犹太人彼列斯·斯莫棱斯金（Peretz Smolenskin）指出，因为犹太人之间没有“和平与团结”，也没有民族荣誉感。在未来，如果犹太人想要主宰自己族群的命运，就必须回到以色列。他给出了如下六点理由：

1. 那些对祖先有着强烈记忆的犹太人会很乐意前往以色列（巴勒斯坦）定居。

2. 以色列（巴勒斯坦）离犹太定居者现在在欧洲的住处并不远。

3. 所有移民可以在这片土地上按其传统生活。

4. 那些已经在以色列土地上的人（阿拉伯人）可以被注入一种“新精神”，他们便可以从懒惰散漫中获得解救。

5. 并不是每个犹太人都会从事农业，巴勒斯坦三洲通衢的便利交通可以让他们继续从事跨国贸易。

6. 犹太移民者可以利用当地的沙质建设玻璃厂。

上面的六点中，一方面很清楚地体现出了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对回到“祖先的土地”的心心念念；另一方面，字里行句之间却透露出一种来自文明社会的欧洲人的自我优越感，在他们眼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住民文化落后所以导致经济发展不彰，而犹太人“带着上帝的使命和眷顾”，是可以建设繁荣的巴勒斯坦的。

在接下来的五十年中，许多犹太人选择离开反犹主义日趋高起的俄罗斯，其中将近200万犹太人前往美洲，24万人前往欧洲。而前往巴勒斯坦的4万5千名犹太人成为了第一批身体力行的锡安主义者。

锡安主义思潮的扩大

在犹太人社会政治地位较高的法国，1894年的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 Dreyfus）彻底刺激了欧洲的犹太人。让犹太人逐渐认识到，即使自身一门心思同化融入于欧洲的主流文化，自己还是被视作欧洲民族的他者。

在普法战争战败之后的法国，法国犹太人往往被与和德国侵略者勾结的叛徒画上等号，整个法国社会陷入了反犹狂潮之中。这个时候，蓬勃发展的报纸成为了反犹主义散播的重要媒介。法国发生的反犹浪潮引起了全欧犹太人的关注，因为法国作为对犹太人最宽容的国家之一，是欧洲犹太人生活环境的晴雨表。

德雷福斯上尉是一名有着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在总参谋部任职的他被毫无理由地指控为德国间谍（讽刺的是德雷福斯出生在被迫割让给德国的阿尔萨斯）。在证据不足的前提下，德雷福斯依然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一现实大大刺激了犹太人，催化了犹太人锡安主义情绪的发展。

德雷福斯上尉

作为奥地利维也纳《新自由报》的作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列席了对德雷福斯的审判。当他目睹了人们对德雷福斯的公开羞辱之时，他觉得整个人都被刺痛了。他意识到犹太民族即使再努力地力图融入欧洲，欧洲人也不会视他们为欧洲人。他的民族永远会遭受到苦难、仇恨与屈辱。既然隔离不可避免，那还不如同欧洲隔离开来，如果犹太人没有家乡，那就干脆建设一个犹太人的家乡！

受此刺激之下，赫茨尔两年之后出版了一本叫《犹太国》的小册子，在小册子中他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犹太建国方案。

在《犹太国》中，他指出，鉴于所有国家都被反犹主义控制，犹太人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这种想法“既不是不可能，也不可笑（neither ridiculous nor impossible）”。具体的步骤需要由犹太协会（the Society of Jews）和犹太公司（Jewish Company）执行。

“最穷的人将最早前往并耕作土地。他们也要建设道路、桥梁、铁路和电报站，治水，并建设自己的社区。他们的劳力将创造贸易、贸易创造市场、而市场将会吸引更多的定居者。届时，所有人都会自愿地前往。”

赫茨尔与《犹太国》

与之前两个著名的锡安主义者不同的是，他的计划还提出了说服奥斯曼苏丹的办法——犹太人，利用自己高超的商业技巧，可以帮土耳其管理经济。而之后，犹太人将在亚洲树立“一座保护欧洲的墙（a wall of defense for Europe in Asia）”，“文明面对野蛮人的前哨站（an outpost of civilization against barbarism）”。而圣城耶路撒冷，因为对基督教的重要性，将会成为国际共管区域（international extraterritoriality）。

在赫茨尔的方案里，他一样没有提到伊斯兰教或者当地的阿拉伯居民。在他眼里，犹太人是先进的“欧洲人”，而东方的阿拉伯居民们都是落后的野蛮人。所以他们的平等公民权在他的著作中也是缺席的，被忽视的。

在很多年后，茨威格回忆起当时维也纳犹太群体的反应，“当时维也纳的市民－犹太人阶层普遍有着怎样的吃惊和愤怒。他们满不高兴地说：这位平时那么聪明，风趣，有教养的作家哪根筋不对劲了？他在干什么，写什么蠢事？为什么我们要去巴勒斯坦？我们的语言是德语，不是希伯来语，我们的家园是美丽的奥地利。在仁慈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治下，我们过得不是好极了吗？我们不是获得体面的提升，有可靠的职位吗？难道我们不是有平等权利的国家公民，不是这座我们深深热爱的维也纳城土生土长、忠贞不贰的市民吗？难道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进步的时代，所有的宗教偏见在几十年以内就会踪迹全灭吗？为什么这个自己也是犹太人，想要帮助犹太人的人，就在我们每一天都与德意志世界更接近、更内在地联结在一起的时候，却要替我们最恶意的敌人提供论据，要把我们分化出去？”不无讽刺的是，在四十年后，奥地利的犹太人就会因为“德意志世界”而大祸临头。

在奥地利犹太市民阶层对赫茨尔的《犹太国》冷嘲热讽之时，他的小册子却在那些生活在俄国、波兰和加里西亚的贫苦犹太无产者中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千年的弥赛亚梦想，在这数百万受到资本家和封建贵族阶级压迫剥削的犹太无产者中点燃了。

未来的隐患

一年后，在第一届锡安主义大会（First Zionist Congress）上，赫茨尔作为主席，制定出了一个锡安主义式的方案。欧洲犹太人中的一部分精英们，开始认认真真地考虑犹太民族返回“精神家园”的计划了。

可以说，在欧洲各国构建民族国家、发展国族身份之时，一开始使犹太人燃起了成为“欧洲公民”的希望。但是，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一少部分犹太精英们意识到：融入并不能彻底解决犹太人在欧洲的处境。当欧洲人始终视犹太人为“异邦人”之时，犹太人的现代国族身份就慢慢确立起来。

犹太国族身份的确立，一方面建立在对千年弥赛亚理想的重构与解释之上，另一方面也是对欧洲近世以来国族身份发展的一种借鉴。更多的，还是和犹太人长期以来被视为欧洲语境中的他者分不开的。当一个族群长期被视作国家主流文化中的他者，难免滋生出富有领土诉求的民族主义情绪。

不过，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以赫茨尔为代表的犹太锡安主义精英们，始终是以“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看待问题的。带着这样的思维，锡安主义者们并没有考虑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感受与处境。

当几十年后，犹太人终于在两千年后再一次在自己的“精神家园”拥有自己的祖国之时，他们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视作他者。只不过，这次受苦受难的不是犹太人，而是阿拉伯人。锡安主义者们的傲慢最终导致了巴以冲突，直到今天都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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