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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18年11月10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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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思想转变

陈占彪 东方历史评论 昨天

撰文:陈占彪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杰弗里·C·戈德法布称:“党派知识分子往往以思想理论家的身份,以‘优越的’理论为名来为党的观点辩解。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以卓越客观的洞察力为名承诺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来解决政治冲突。专家承诺用科学来代替政治冲突和思维方式。” 郭沫若本人对知识分子的定位就是要做这样的“党派知识分子”,他曾对林林说,“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 除过“党喇叭”的说法外,1947年11月,针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第三条道路主张,他还对知识分子提出了类似的“尾巴主义”的要求。



1


作为舆论巨子,郭沫若深知言论不自由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是争取言论·zi由的铁杆人物之一。


1924春夏之交,通过翻译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使得郭沫若懵懂的愤世意识转变为清晰的阶级思想,“它对于我有很大的帮助,使我的思想分了质,而且定型化了。我自此以后便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47年,他在《<盲肠炎>题记》中说,“在一九二四年,我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在这儿使我的思想生出一个转机。” 对统治当局来说,“向左转”的他的思想和言论是激进的、危险的、必须禁止的。然而,当时中国未能一统天下,各派势力都觊觎国器,无暇也没意识到思想言论的威胁。相对一个大一统国度中对思想的压制和言论的禁锢来说,当时舆论的环境还是颇为宽松的,这对郭沫若等人留下了一定的言论空间,他说到当年在创造社时的情景时说:“当时的中国虽然是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但那些封建地主式的统治者却还没有十分高明到统治到文化上来,创作出版一切都还是相当自由的。出版家只要你不是鼓睛暴眼的谈革命流血也比较容易商量出版。” 但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中国尘埃落定后,郭沫若便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压制的对象,他的·zi由·言论便难以为继了。


1933年8月26日,他在为乐华图书公司出版的《沫若自选集》写的序中愤愤地说:


认真严格地说时,凡是我转换了方向以前的作品,确实地没有一篇是可以适意的。我目前很抱歉,没有适当的环境来写我所想写的东西,而我所已经写出的东西也没有地方可以发表。在闸门严锁着的期间,溪流是停顿着的。 


凑巧的是,他的“老对头”,蒋介石的“诤臣”胡适之也曾私下引用杨万里的《桂源铺》,以水为喻抗议国民党对言论的压制,诗云:“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言论是水,可疏竣不可塞堵,传说禹的老爹爹鲧之死便在于不懂此理,古训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民政府正是禹的老爹爹的继承者,用郭沫若的话来说,他是用闸门来围堵知识分子的堂堂溪水,其江山社稷又焉能长治久安呢?


1941年的郭沫若


1943年,郭沫若写作他的学术思想文章《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里面有秦相李斯关于禁锢言论的材料,李斯在奏请秦王采取“闸门严锁”政策时,这样说,“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儒?)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乃)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即)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1935年,郭沫若在历史小说《秦始皇将死》叫秦始皇在临终前对焚坑事件进行了反思和忏悔,借以发抒自己的谴责。秦始皇这样想着:


唉,最该死的要算是我的焚书坑儒,我烧毁了百家的书,一次活埋了四百六十几个人,我想来统一思想,想使天下的人都对我心悦诚服,其实我真是一位大傻瓜。思想那里是用暴力可以统一得起来的呢?天下的人都在向我侧目,连我左右的人几时要谋害我都是难以保定的。天下的人不是都在咒我死吗?不是都在咒我死了之后便国破家亡吗?我的统制的效果是在那里呢?……妈的,我真是蠢啦,我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条大黄瓜啦!……


我知道天下的人都在骂我,我一死,天下便会动乱起来,千秋万岁后的人也都会骂我。我相信千秋万岁后决不会再有我这样的一个傻瓜,来干统制思想的这种蠢事。妈的,天下的书你那里烧得完,天下的思想家你那里活埋得完呢?就算烧完了,活埋完了,你又有什么?你乐得做一群鬼方士们的傀儡! 


秦王将民间除过博士官所职和医药卜筮种树诸书之外的书籍收缴焚烧后,楚人将秦宫里中央图书馆也付之一炬,“这无论怎么样说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郭沫若说,“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他为独夫民贼对知识分子的打压和对·zi由思想的禁锢感动痛惜。而当时的国民政府正是压迫舆论的刽子手,1941年4月7日,他赋诗一首,描述了蒋介石政府对学术界的压迫情形。


趋步墨希大有人,

集中囹圄正频频。

每当午夜闻悲哭,

直达天阍诉惨辛。

党锢重翻东汉史,

长城自坏宋家春。

青青学子千余泪,

洒向江头似钓纶。 


大凡一个zf越是惧怕言论之时,也是一个政权愈近灭亡之日,到四十年代以后,明杀、暗杀、明禁、暗禁,zf压制言论的手段层出不穷、无所不用。1944年4月21日,郭沫若在复费正清的信中抱怨他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在《中央日报》上遭到国民党的攻击,他说:


我所写的本是研究性质的史学上的文字,而且是经过检查通过了的,然而竟成了那么严重的问题。这样的言论··zi由真真是世界上所没有的啊。但我并不萎缩,我只感觉着论客们太可怜了,竟已经到了歇斯迭里的地步。 


他高度赞扬了那些在严酷的舆论环境下仍能发出高亢的抗议之声的知识分子,在纪念关汉卿时,他说,“在那黑暗的时代,法律明文规定,妄撰词曲,犯上恶言,是要被判杀头或流放的。但是,为了同情被压迫人民,关汉卿却保持了艺术家的高贵的良心,毫无畏惧地把笔锋插入了封建统治者的胸膛中去。” 1923郭沫若写的《<孤竹君之二子>幕前序话》中借“作家”之口说,“我不能做万人喜悦的乡愿!……我要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他们不能禁止我,他们也没有那种权力来禁止我。”


1945年2月,知识分子向当局要民主,要自由,一个健康社会应当给人以民主和·zi由,这本是正当的,然而我们却是处于前现代社会,“空言民主固属画饼充饥,预约民主也仅望梅止渴。”郭沫若这话说得好,他们要实际的民主,而不是纸上的民主和梦中的民主,他列出有碍民主实现的六条内容,其中有这么两条:


审查检阅制度,除有关军政机密者外不应再行存在,凡一切限制人民活动之法令均应废除,使人民应享有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之·zi由及早恢复。


取消一切dang化教育之设施,使学术研究与文化运动之·zi由得到充分的保障。 


“一dang专*政的作风不能再用了。……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应该是某一党的中国。” 他抨击国民党对知识分子无情镇压的顽劣和残暴。他说,“兵管秀才是北洋军阀袁世凯所遗留下来的恶政,只要有枪杆子便一切事情都可以管。一直到今天,军人万能可以说是到了顶点。‘学生有开会的自由,我便有开枪的自由’,小小一个关麟徵,这口气倒比法国皇帝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还要大。生杀由我,好不威风!” 


可见,郭沫若那时还是一个言论·zi由、思想·zi由的鼓吹者和捍卫者。为了争取知识分子自由的言说,他激烈而勇敢、坚决而无畏。



2


潘光旦曾说到一种“政治宗教化”的现象,他说,“马列主义下的苏俄政治是宗教化了的,最初只是意识上的宗教化,及列宁之死,形式上也成为宗教化。三民主义下的中国政治也是宗教化了的,最初也只是意识上的宗教化,及中山先生作古,形式上也就宗教化起来。” 不是常有人不无得意地自称是“总理信徒”吗?成为总理的信徒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总理”的“子民”,这正是政治宗教化的一种表现。


在胡适看来,主义是一种思考和总结,同时它又是一个陷阱和镣铐,因为迷信某种主义往往会堕入教条主义的泥沼中,胡适看到了“主义”的不可靠性和危险性,他是这样分析“主义”的:“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 胡适是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而不是死抱着主义的“尚方宝剑”乱舞一气。


其实毛·ze东也不是一个“主义”的迷信者,他通过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等原则和实践,从而打破了同时代其他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然而,待到毛·ze东思想成为一种新的主义时,便也形成了新的教条,任何人都不能再对这一新的主义产生任何怀疑。胡适曾批评那种党的纪律对于知识分子·zi由表达的一种钳制,他说,“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至少有两点是和民国六七八年的新运动不同的:一是苏俄输入的党纪律,一是那几年的极端民族主义。苏俄输入的党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 1947年2月4日,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我们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势,自玄学至人生观,自理想至现实,无一同者。他们得势,中国必亡于苏联。” 将党的主义、理论、政策灌输到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去,正是政治宗教化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当然只能是党的喇叭。


郭沫若之所以主张做一种党派知识分子,并不是他不坚持真理,要指鹿为马,而是他认为,党便是真理,党的领袖便是真理的化身,并且毫不置疑。这是党派知识分子与非党派知识分子的区别所在,他们都在坚持真理,只不过前者认为党、甚至党的领袖就是真理的化身,知识分子只有山呼万岁、学习紧跟的份,而后者认为真理在天下,是要通过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才能得到的。


且看郭沫若的表白:


我要坦白地说,我是敬仰毛·ze东同志的。我这不是盲目的个人崇拜,我是同样反对盲目崇拜的人。所谓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所崇拜的对象并不是真正代表真理的个人。如果是真正代表真理的领袖,如马克思、列宁、毛·ze东,我们为什么不拜为老师? 


他甚至都不认为自己是在盲目崇拜,可见他对毛·ze东的信任达到何种程度了。在他心中,毛·ze东高瞻远瞩、金口玉言。更要命的是毛·ze东也这么认为,他也越来越认为他就是真理的“代言人”,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到个人崇拜时说,“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 他将个人崇拜等同于真理崇拜,于是真理崇拜就为个人崇拜的“通行证”和“护身符”了,当时将毛·ze东视为真理的化身的人也不只是郭沫若,他们甚至比郭沫若还要夸张,还要权重,当时林彪便说,毛·ze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柯庆施也曾说过一句空前绝后的“荒唐言”,“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包括毛逝世后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郭沫若与之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了,也由此可见当时对毛·ze东的崇拜和信任达到何种程度。问题是毛·ze东似乎越来越认为个人崇拜是正当的,有道理的,必需的。斯诺曾问他,“在俄国有人说中国有个人迷信”时,毛回答说,“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 因此,他也乐于接受个人崇拜。


当然,和许多人一样,郭沫若对毛·ze东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由衷的崇拜和佩服,1956年9月17日,他写了一首叫《骆驼》一诗,他自称这首诗“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诗”, 诗曰:


骆驼,你沙漠的船,

你,有生命的山!

在黑暗中,

你昂头天外,

导引着旅行者

走向黎明的地平线。


暴风雨来时,

旅行者

紧紧依靠着你,

渡过了艰难。

高贵的赠品呵,

生命和信念,

忘不了的温暖。 


领袖是那普照众生的太阳,领袖是那引导前行的骆驼。1963年郭沫若看了电影《槐树庄》后写了《公社的前途光芒万丈》一诗,诗云:


人拉犁变成拖拉机,

乡姑娘变成红旗手。

这儿的秘诀是什么?朋友,

大娘以身作则说得很深透。

那就是:听毛主席的话,

坚定地跟着党走。 


对毛·ze东的依赖和崇拜贯穿了郭沫若后半生,就在郭沫若病情恶化时,他还给孩子们谆谆交代说:“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 可见,他对毛·ze东的信仰是至死不渝的。


3


然而,怎样成为一个党派知识分子呢?答曰:思想改造。


1944年,郭沫若在写《韩非子的批判》时说:“在韩非子所谓‘法治’的思想中,一切·zi由都是禁绝了的,不仅行动的·zi由当禁(‘禁其行’),集会结社的·zi由当禁(‘破其群以散其党’),言论出版的·zi由当禁(‘灭其迹,息其说’),就连思想的·zi由也当禁(‘禁其欲’)。韩非子自己有几句很扼要的话:‘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说疑》),这真是把一切禁制都包括尽致了。” 洗面容易革心难,所以要灵魂深处闹革命。要成为党派知识分子,就要使得知识分子从内心深处认同党的种种纲领、政策,这也许并非难事,然而,要知识分子认同容易,要知识分子不胡思乱想难,“即使对专政对象,‘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也并没有说不许‘乱想’。如果说有什么不让‘乱想’的办法,大概也就是思想改造了。” 思想改造,是禁止“乱想”的一种成功而又失败的尝试,说它成功,是它确实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丧失了自主思考的能力,真心忏悔、认真认罪,说它失败,是那种成功只是暂时的,而且必定是暂时的。


早在1942年时,毛·ze东便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 毛·ze东的思想改造目的是要使得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入党,将自己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反省、并清理掉,抛弃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贴近工农、了解工农、并服务工农。这时,知识分子才发现,原来自己的脑子都是有“问题”的。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针对开展胡适思想批判时,郭沫若现身说法,说到了思想改造之困难和必要。


我感觉着我们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脑子实在是有问题。我们的大脑皮质,就象一个世界旅行家的手提箧一样,全面都巴满了各个码头上的旅馆商标。这样的人,那真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很少有接受新鲜事物的余地了。 


类似的话,他在私下的信件中也说过。“我们老年人的脑袋,真象是一个世界旅行者的行李,贴满了各国各口岸的商标,早已到了该洗刷干净的时候了!我生在十九世纪末,受过‘富国强兵’的所谓启蒙教育,主张过‘个性解放’,看了一些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投入了大革命,走了好多年路,才找到了共产主义的真理……我是在努力创造条件争取入党。” 在反右中,他在报上这样说,“在知识分子中,包含我自己在内很多都是从旧社会来的,脑子里还有很多旧思想,认真说,必须‘脱胎换骨’。能够做到,那是多么好啊!” 


其实,早在1934年,他已开始了思想改造运动,他用马列主义思想的“清洗剂”将他头脑里“乱七八糟”的思想都清洗过了一次,他在《创造十年》中这样回忆,“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缘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尤其是1924年列宁死的时候,郭说他着实地感到悲哀,“就好像失掉了太阳的一样。” 


他们这代人,社会动荡,思想复杂,但当江山平定之时,也正是思想一统之日,所有的旧的思想的痕迹都要为“共产主义的真理”刷新。郭沫若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下定决心,准备迎接大风大雨,将浑身的污泥冲刷干净,进而脱胎换骨成一个新人,他说,“一个人如果真正下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使大风大雨,只要能把身上的污泥洗得干净,不是更痛快的吗?” 只不过,要脱胎换骨成为新人,是要经过艰苦的磨砺的。毛·ze东提到了这其中可能的痛苦和冲突,“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郭沫若在《百花齐放·茉莉花》中,谈到了那种“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改造的必要。


有那肮脏的文人却称我们为“狎品”,

足见他们的头脑是荒天下之大唐!

这样的思想如果不加以彻底改造,

打算过社会主义革命关,休要妄想! 


他在《百花齐放·石楠花》中,号召知识分子“向党交心肝”。


同志,为什么不敢栽培我们?

我们是多么愿意:向党交心肝! 


而“百合花”则成了完成了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的象征,他的立场番变,面貌一新。


但我们对老百姓却不妄自尊大,

是他们把我们栽培,使我们抽芽。

我们要体会他们的献身精神,

用花、用梗、用鳞茎向他们报答。 


由“茉莉花”到“石楠花”到“百合花”,一个知识分子完成了他的思想改造。


然而,思想改造不是纸上谈兵,要真枪实弹,思想改造不是走马观花,要“下马看花”。 知识分子往往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意味着两重含义:一则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感情没有融通,没有打成一片;二则从实用主义角度来看,知识分子的知识多是花拳绣腿、百无一用。于是,劳动改造成为思想改造的必然途径。


1963年2月2日,郭沫若填词《满江红·下乡去》,响应毛·ze东的知识分子下乡接受思想锻炼和劳动锻炼的号召,其词曰:


天下农村,

本来是

国家基础。

吃穿用,

人民所赖,

耕植为主。

四海山林余虎豹,

千年城社藏狐鼠。

廓清之

雷厉以风行,

无容恕。


贫农组,

下中户;

阶级性,

擎天柱。

成核心,

严整斗争队伍。

灭资兴无施教育,

防修反特凭部署。

好青年

争做接班人,

下乡去! 


苏联曾培育出一种耐寒品种的“三色堇”,郭沫若在诗中这样写道:


可见花草都有办法加以改变,

金鱼的变种很多也理所当然。

难道人就不能够改变自己吗?

能够的,关键就在乎劳动锻炼。 


通过劳动锻炼来达到思想改造,这是当时一种趋向,在另一处,郭沫若说得更为明白:


在我的想法,一个人倒应天天自愿自觉的劳改,适当进行体力劳动,对于知识分子不仅可以使身体健康,而且可以使思想健康。 


“劳动最光荣”,在乌托邦的设计者看来,未来社会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将合为一体,知识分子将同时是普通劳动者,不再是“饭来伸手,食来张口”的“寄生虫”,同样,普通劳动者将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知识也不再是为知识分子所单独垄断。


1951年3月1日,郭沫若发表《学文化》一诗:


学文化,学文化,

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不分家。

知识分子进工厂,

工人阶级学文化。

你拉我一把,我拉你一把,

你推我挽往上爬,

不是拔河往左右拉。 


1953年7月12日,郭沫若在给陈明远小朋友的信中说,“在未来的新社会中,将不再有专门以诗为职业的所谓‘诗人’,而只有写诗的劳动者。” 而在1958年的一次讲话中,毛·ze东也说了类似的话,“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知识分子的劳动化正是知识分子解除自我负罪感的一条有效途径。


可见,在郭沫若看来,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党派知识分子,就要通过实际的劳动改造达到灵魂深处的思想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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