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予录取：高考政审的诞生
撰文：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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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气熏腾着肃穆的考场，一名19岁的考生小心地将手绢垫在腕下，以免汗水弄湿了考卷。但比起考场上的奋笔疾书，郑州师专附中高中三年的苦读更让赵园难忘。她还记得冬天“半露天的厕所里一地厚雪”，她与留在学校的同学，“将课桌围了火炉坐着，各自复习功课”。临近高考，“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宿舍熄灯后，还有同学在走廊上甚至厕所里准备功课”——这些饾饤零散的备考细节，即使以今天的视角来看，都不过是任何一名普通的高三考生都可能会有的经历。
但这是在1964年，压在赵园肩头的不仅有课业的负担，现实环境也不断提醒她还背负着另一个沉重的包袱。她的母亲在六年前的政治运动中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正在上小学的赵园也因此牵连遭受了一系列的打击，“同学们古怪的目光、背后切切察察的私语”，她的少先队大队长职务被罢免，被迫公开表态与自己的右派母亲划清界限。在初中的农村劳动中，这个瘦小的女孩表现出比大学生还大的干劲，作为“右派”的女儿，”唯有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获得同学的谅解。母亲的“罪行”也成为了她身上的“原罪”。家庭背景带给赵园的，是一个“被用了火烙上的，再也不能刮去”的“贱民印记”。
这种“印记”，在当时的正规说法叫做“出身”。这是1949年后井喷般涌现的众多政治术语之一，但比起那些宣传口号中的流于唇舌之间套话，“出身”这个词则深深地楔进每个人的身上，它是一个巨大的口袋，不仅盛着这个人自己过往的历史经历，还包括他的家庭背景和亲友关系，而家人亲友各自的出身同样也囊括其中——这是一个无比沉重同时又不断扩大的包袱，每个人的出身包袱里装着所有与自己相关人的出身，其他人也亦复如是，这些错综复杂的出身关系就像铁链上的链扣，任何一个链扣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出身的沉重包袱砸在自己身上，招致严重的后果——对高中学生来说，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高考。
赵园的一名仝姓同学就是个典型例证，这名表面看起来非常沉静的男生，吹得一口好铜笛，“每有联欢一类的活动，照例被邀来献艺”。在毕业离校前的告别晚会上，这名男生最后一次在同学面前展示自己的才艺，但对他的同学们来说，铜笛这项唯一能引人注意的薄技不过是让人欢笑一时的陪衬而已。赵园心知不论这名同学考得如何，“结果总不会理想”。他的父亲背负的罪名比赵园母亲的右派帽子更加可怖：“历史反革命”。
考试：政治即是一切
诚如赵园所认识到的那样，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学生来说，考试的目的已经不再像1949年之前，只是简单地测试人的知识积累和学习能力，知识是排在第二位的，重要的是“政治”。对普通民众来说，1949年后的“政治”定义与人们惯常理解的“政治”有很大不同，它指的不是一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具有参与国家政事管理的能力，而是在政权无所不包的支配体系中，认清自己被安排的身份和地位，以便在国家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正确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在“政治”当先的时代，高考自然概莫能外。但在刚开始时，高考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仍然是润物无声的，高考语文试题是个绝佳例证，展现了如何将正确的政治思想，通过预先设定好的标准答案的考题灌输到考生的头脑中。1952年首次全国统考的阅读题是《一个走上正规的合作社》，就是一次考场上的政治文宣，让考生在概括文章主题时接受了一次国家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教育。1955年的阅读选用了毛泽东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则是让考生亲笔写下自己对这个刚刚成立六年的新政权的自豪感。
唯一能发挥考生个人意志的作文题，也同样不能偏离政治的绳墨。1953年作文题目《记我所认识的一位革命干部》毫无疑问是对上一年“三反五反”中干群关系调整的一个回应，而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双百运动”高涨的1956年，作文题目是《生活在幸福的年代》。而在赵园参加高考的1964年，作文的题目是《读报有感——关于〈干菜的故事〉》，作文材料讲述了“支援灾区物资征集部门的同志，在汇集、清理各地捐献物资时，发现了一袋干菜里居然藏着牛肉。他们深受感动，然而又无法查明干菜的主人，故只好借助报纸来表彰这种克己助人的行为”。这篇报道看似只是单纯表彰一种“克己助人”的行为。但只有从关心“政治”的角度理解背后深意，才能拿到高分。
一篇被评为优秀的范文就成功参透其中妙义，“当年轻的新中国刚跨进六十年代时，国内外敌人和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就给我们带来了特大的困难。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党把人民组织成一支坚强的队伍，他们同心同德、自力更生、休戚与共、相互支援，去战胜那亘古未有的灾难”。藏在干菜里的干肉，也就成为了匮乏年代克己忍耐、毫不抱怨和奉献国家的象征。在文章的最末，作者由赞美个人的品质，升华到赞美能出现这种美德的政治制度：
“回想起这一切，我们怎能不由衷地唱出‘社会主义好’的赞歌呢？又怎能不为这样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所深深激动呢？我以生在这充满团结友爱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而自豪！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忘我无私的人民而骄傲！”
不过，对那些“出身”有问题的考生来说，即使写出如此政治正确的作文，在考官那里拿到高分，也很难进入他们心仪的大学。政治气息浓重的考试只是第一道关卡，而守在大学门前的最后一关才是决定一切的：对出身的“政治审查”。
政审：从苏联到中国
“政治审查”并不是新政权的发明，而是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中心苏联，在1920年代提供给共产国际支部中共的一项强有力的政治武器，通过对个人出身和政治思想动向的调查，用来筛选出在政治上可靠的同志，同时清洗掉那些潜在的危险分子。从1922年中共二大中的入党审查，到瑞金时代的苏区，再到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这套制度已经相当完备。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只是把这套从苏联借鉴已经成熟的制度推广到全国而已。
尽管政审制度严密完备，但却很少有人能将其表述无遗。个人填写的履历只是其中之一，同事和领导的看法意见，家人朋友的谈话聊天，甚至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可能被身边的人记录下来，上报有关部门，成为日后政治审查的依据。升学、入职、转岗、升迁，每一个决定人生未来的重大变动背后，都跟着一张甚至是一叠政治审查表。而审查表上最后一项上“政审意见”将决定这个人的最终命运。
高校招生的政治审查起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这所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创建的高等院校，是中共培养干部的基地，因此，它需要从报名者中筛选出符合干部特征的候选人。苏联人对以往中国高校学生充斥着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这些“黑色出身”这一点相当不满，因此政治审查的重点就是出身，要选拔出符合新政权意旨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红色出身”的子弟来修正中国高等教育中的这个“严重错误”。
在新政权眼中，“红色出身”具有天然的向心力，是新政权使他们从一无所有变成了国家的主人，因此他们对政权的忠诚不容置疑。但此时新政权正忙于清理前政权的遗存，既无暇将自己的理念灌注到高校之中，也不能表现出对那些被定性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疏远之意，后者此时与党的关系仍然是盟友而非需要改造的对象。在1949年8月颁布的《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决定》中，对大学生的选拔标准只有一句话：“具有高中毕业程度，经入学考试合格者”，1950年5月26日，新成立的教育部颁布的招生规定中，也只加上了“凡志愿为人民服务，身体健康”这样宽泛的条件。
但到1952年，随着私立高校的公立化以及“院系调整”的最终完成，新政权已经掌握了全部的高等教育资源。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显示了新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教育资源的绝对支配力。朝鲜战争爆发掀起的反美运动，也使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得以遂行。充足的条件使1953年高考政审制度正式出台变得顺理成章。在这一年的招考规定中，工矿农场中工龄在三年以上的工人、本人是工农家庭出身或本人是工农成分且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上的干部都可优先录取，但对那些非工农家庭出身的干部，优先录取的条件则提高到“参加革命工作五年者”。而至于那些不被允许参加高考的人，则被刊载在另外一份政审文件上。
在最初的审查标准中，只有四类人被排除在高考之外：“现被管制分子；反革命分子和现行破坏活动分子，确因反革命及品质极端恶劣而被国家企业、机关、部队或高等学校清洗或开除的分子”以及“历史上有重大政治嫌疑者”。对最后一类，政审人员被要求在考生登记表上签具“不宜录取”的意见。
此时，出身不好但自己尚未过失的考生尚可侥幸入学，不会受到家人的累及。但1955年7月14日，高等教育部呈送的该年招生工作的简报，却指出让这些考生通过政审，是工作的严重问题：
“政治审查工作方面，西南地区原来存在着严重问题。由于专区对四部联合通知贯彻不够，在介绍社会知识青年报考时很不认真，高中毕业生的评语，一般只反映学生在校的一般表现，未涉及学生本人的政治面貌、家庭情况与主要社会关系。就四川省中学情况来看，一般学生的家庭情况与主要社会关系较复杂个别中学的毕业生中，有半数以上的人，其家庭成员被我杀、关、管者”。
政审标准即刻加以修订，在不宜录取的名单上又加入了“直系亲属被我处死而本人坚持反动立场者”。出身成为了政审标准之一。不过仍然有一些考生成为漏网之鱼。参加1956年常州考生邱学华。尽管父母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但他同样参加了高考，并且被华东师范大学录取。但他未来的妻子，在反右运动如火如荼的1957年参加高考的葛蕴春，却因为家庭出身是“历史反革命”而被内定为“不予录取”。
到1958年，不予录取的政审名单变得更长。除了直系亲属被处死外，直系亲属有“因政治问题被判处徒刑、管制或在资本主义国家、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从事反革命活动”、“有反革命分子、或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等情形都不予录取，除了直系亲属外，“亲密社会关系”出现上述问题的考生，也不在录取之列。
亲属和友人或许还可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侥幸兔脱，但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一个人永远无法摆脱的是他的家庭出身。在政审标准开列的不予录取的最后一项，就是“地主、富农和反动官吏等剥削家庭出身，没有划清思想界限，表现落后的”。
“不予录取”
“不予录取”四个字越来越多的出现在那些自己并无过失但家人亲友犯罪，出身不好的考生政审表上。尽管问题考生可以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可能是政审未过的名单上的一员，但政审人员是如何评定的却是个谜。迄今为止，尚未有一名昔日的高考政审人员现身说法，回忆自己是如何在考生的政审表上写下那四个令人绝望的大字的。一些有自知之明的问题考生，会特意在志愿书中填报一个高校序列中位于末端的冷门院校，试图用卑微来博得政审员的同情，让他对自己的大学梦放过一马。
但大多数人却没有这种先知先觉，他们往往是在最终结果公布的那一刻，才知道自己是“不予录取”或“降格录取”名单上的一员。1958年的开封考生吕延梅就接到了一封诡奇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这名成绩一向优秀的考生报考了北京大学数学系，她的高考成绩也让北大发出了那封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但当通知书送到她手里时，“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但被蓝水钢笔划掉，改写成了‘开封师范学院’，又被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可以想见政审人员为了粉碎她的北大梦如何殚精竭虑，而唯一的原因只是她的出身是富农。
吕延梅的遭遇尽管看来荒诞，但也透露出政审员承受的巨大压力。他们的工作就是在不予录取率的分母上增加分子。就在赵园参加高考的1964年，高教部在上报的招生工作简报中，以一种刻板但却不失赞赏的口吻写道：“全国不予录取的考生比例，由1963年的3.6%上升至1964年7.07%”，这显然是高考政审工作日趋严格的一大进步。简报中也批评了判卷人，认为他们在评分时没有足够的政治敏感性：“作文评分标准中提到，对于立场观点有严重错误、思想感情极不健康的文章，要扣分或给予不及格分数，而没有指明这种作文不应该给分，这种学生根本不能录取”。
这种情势下，赵园仝姓同学的结果可想而知。唯一让自己孩子不受家庭出身牵连的办法，就是双方划清界限。仝的“历史反革命”的父亲就选择离婚来保全自己的儿子，但即使如此，“人们仍以其为某种子弟，并非就能如期待那样脱清干系”。
赵园的“右派”母亲也险些遭受同样的下场。在熬过了劳改、孤寂和疾病后，这个瘦弱但坚忍的女人还是被她可能带给家庭不幸催垮了。1962年的一个星期六，当着孩子和丈夫的面，她的眼泪像决堤一样痛哭起来，最终凝结为一句话：“我和爸爸离婚吧，离了婚，彻底划清界限，就不会连累你们了”。赵园和他的父亲姊妹围了过来，伸手为母亲拭去眼泪。
赵园的幸运在于，不久之后，她的母亲被摘去了右派的帽子。“摘帽右派”比起“反革命分子”是轻得多的罪名。她在高中里的优异表现也让老师青眼相加，甚至为了保障升学，动员她入了团。
许多的偶然，为这个19岁“自信而任性的孩子”，在苛刻的出身政审荆棘中找到了一条通往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幽微小径。而更多像她一样成绩优异的人，却被这些拦路的荆棘刺得鲜血淋漓。当赵园进入北大后，很快发现“同班同学中，多半有着‘工人’‘贫下中农’‘革干’‘革军’一类‘响当当’的好出身。对于自己竟然混迹其间不免暗自惊异。”她也发现这些同学在上课时“格外起劲地记笔记”，并不是因为求知若渴，而是为了备足台上老师的批判材料——暗流汹涌激起的微澜。已经预示着暴风的来临。两年后，在运动中已经学会政治敏感的赵园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在临睡前将小手绢衔在口中，以防自己不自觉梦呓引来那些偷听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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