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我家？“在日韩国‧朝鲜人”的形成和 “共生”

撰文：蔡钰淩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在日本有一个颇为巨大的“在日韩国‧朝鲜人”群体，而这一群人对于自身的国籍选择，不管是舍弃韩国籍、归化日本，作一个“新日本人”，或是在大韩民国或北朝鲜中择一，都显示出这一族群的复杂性，以及处在日本社会中的尴尬。2001年由行定勋执导的电影《GO》，和2005年由在日朝鲜人李凤宇监制、井筒和幸执导的《冲破！》这两部探讨“在日”问题的电影为分析文本，讨论了上述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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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世的眼泪

201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除了足球强队峰回路转的比赛过程，和知名球星的高超竞技之外，有支参赛队伍特别吸引大众的目光，那就是已经四十四年未打入世界杯的北朝鲜队。整个赛程中，新闻媒体不断报导这支特殊的球队，其中也有不少耸动的新闻，比如若是输球，球员们回北朝鲜之后，会被发配去当矿工等等。也因此，在网路上出现了许多嘲讽北朝鲜的言论。然而，在6月15日这天，北朝鲜与巴西两队开赛之前，当北朝鲜的国旗飘扬于赛场，现场奏起北朝鲜的国歌之际，一名北朝鲜球员热泪盈眶的画面被拍摄了下来， 这个球员名叫郑大世。相较之下，其他北朝鲜球员就显得冷静许多。

热泪盈眶的郑大世

郑大世热泪盈眶的画面，不仅让世界记住了北朝鲜队，并且，郑大世原本为在日韩国人一事，也引发了媒体的关注，网路上亦出现了广泛的讨论。当时，不少报导都从民族意识的角度出发，解读郑大世的眼泪。对此，郑大世在接受中国媒体“体坛网”的访问时，做出了如下说明：

不知不觉地流出来的，很难对眼泪进行什么说明。但是，这不是第一次在(正式比赛场上) 流泪了。在2008年东亚杯赛时，我终于成为了朝鲜国家队的代表，在同日本比赛的现场演奏国歌时我也是泪流满面。目标达成眼看要实现的想法溢满我的内心。同巴西的比赛中流泪正是这件事情的延续。作为足球选手能在世界杯中同世界最强的队伍一较高下，那是多么伟大的成就。原来眼泪能更多地表现我的心境。 

郑大世将眼泪归结于足球员对足球最高殿堂的兴奋与崇敬，可说是纠正了之前媒体对此的民族性解读。然而，同篇报导中，当采访者询问他：“祖国是韩国还是朝鲜？祖国又意味着什么？”时，他的回答却非常耐人寻味。他表示：

我认为祖国如同我的母亲。我知道朝鲜在世界上的形象并不是很好，有这样那样的政治问题。但是无论讨厌也好、喜欢也罢，母亲都是无法取代的。因为从我小时候开始就念朝鲜学校，所以我一次也没有怀疑过自己的祖国是其他的国家。在日本政府的文件中我随着爸爸的国籍成为了韩国国籍，但那不是我的选择。 

郑大世的回答不只显示出他个人较为特殊的国族／民族意识，更显示出在日韩国‧朝鲜人的特殊处境和身份认同问题。

除了郑大世，2007年2月正式归化日籍的足球选手李忠成这一个案，则可说明在日韩国‧朝鲜人／在日新世代归化之后的结果。李忠成于1985年在东京出生，是在日韩国人四世。与郑大世不同，他原本在小学时曾就读东京朝鲜第九初级学校，但很快地转学到日本一般小学。因此，李忠成可说是接受日本教育长大的在日韩国人，并且，几乎不会说韩语。当他在2003年入选韩国U19青年队时，就因为语言不通，遭到同队队友的排挤，队友们甚至把他视为“半日本人”。 最终，失望地回到日本的李忠成，不顾家人的反对，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足球预选赛前六天，完成归化手续，正式加入日本足球国家代表队。

当李忠成入选日本国家队后，韩国媒体也像当年没能拢络住郑大世一样，对此进行了反思。其中，《韩国体育网》尖锐地提出一个关于“忠诚”的问题，那就是“如果在决赛韩国和日本相遇的话，身穿‘三足鸟’日本足协徽章球衣的李忠成攻破韩国的球门的话，韩国的舆论将会做何反应呢？这将是亚洲杯上日本和韩国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 至于日本方面，虽然多数人以日本能够吸引人才自豪，但右翼人士对此事抱持严厉批评的态度，质疑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叛徒的也大有人在。

然而，在2011年1月底亚洲杯的决赛中，苦坐冷板凳的李忠成终有机会替补上场，并踢进致胜的一球，让日本队第四度拿下亚洲杯的冠军后，两国的舆论哗然。不少韩国球迷批评他是“韩奸”，甚至连日本球迷也不太领情地表示，日本不需要“外国人”的帮忙。针对这些质疑，李忠成在亚洲杯接受韩国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不是韩国人也不是日本人，希望大家叫我做足球人。” 同时，他在博客上亦写道：“对我来说，祖国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一个是韩国。而今日选择了日本国籍，并获选日本国家代表队，我将会以亚洲的顶点为目标，努力成为球队的力量。” 针对与韩国对战的问题，他于同则发文中表示，将会作为一个尊重韩国的足球选手与韩国队较量。 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时，他更表示：“我是带着在日同胞的自豪感进行比赛的。现在隐藏在日同胞事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并且，李忠成称自己是“新日本人”。 

李忠成

值得关注的是，曾经因为生活不便，而使用过日本名字“大山忠成”的李忠成，归化时却出人意表地以本名李忠成（り‧ただなり,Lee Tadanari）入籍，姓氏“李”的发音从韩文的Ri改成日文的Lee，保留了“李”这个姓氏，而名字“忠成”则采用日语发音，读作Tadanari。对此，他表示这除了是因为爷爷即使在歧视中也一直坚持韩国国籍，因此他曾在爷爷坟前承诺会坚守李姓这一理由之外， 他亦提出了身为“在日”的矛盾：

入籍时还很苦恼到底用不用李氏姓。100名韩国人中有100名韩国人都不理解我入籍日本。不过这样的矛盾正是在日韩国人所要面对的问题。郑大世也是在日同胞，他选择了朝鲜国家队，而我选择了日本国家队。在日的事实是无法回避的，希望原本的自我可以被认可。我认为这是作为在日足球球员的我所应该走的路。 

针对这个问题，李忠成的父亲李哲泰也语重心长地表示：

忠成的爷爷是朝鲜国籍，我是韩国国籍，而忠成是日本国籍。我觉得三代人有三个国籍，能够真实地体现我们家是在日同胞的真实情况。 

同一采访中，李哲泰亦提到：“虽然上一辈人来到了韩国，但我们是made in Japan的韩国人，虽然怀着感恩祖辈的心情和充满对故国的思念，但是我们最后要回的地方是日本。” 根据上述，不管是李忠成或是李哲泰的发言，都可让我们感受到迥异于郑大世的思考，亦可让我们重新思索在日韩国‧朝鲜人的民族／个人认同危机，以及两面都不讨好的窘境。

除了上述提及的两个个案之外，近期因为在Twitter上针对竹岛问题（韩国称为独岛）发言，而引起日韩两国媒体关注的前柔道选手秋成勋（日本名字：秋山成勋） ，亦是一个例子。在日本接受了完整日本教育的秋成勋，于大学毕业后返回韩国，希望能以韩国代表队的名义，参加奥运。然而，在训练的过程中，却因“侨胞”这一身份，备受同队队员的歧视。最终，他只好放弃代表韩国出赛这一愿望，于2001年9月归化日籍，并在隔年于釜山的亚洲大赛上，击败韩国选手，获得该组别的冠军。赛后，秋成勋在接受韩国媒体的采访时表示：“为了柔道事业加入日本国籍，不过，我永远是韩国人，对支持我的同胞们表示感谢。”然而，秋成勋这一段热情拥抱韩国的言论，却反而让他成为韩国媒体批判的对象。在此次的竹岛事件中，秋成勋以“竹岛是大家的”一说，回复网友在其Twitter上的提问，同样引起日韩两国媒体和网友们的挞伐。  

秋成勋

若把郑大世、李忠成、秋成勋三个人的特殊经历，当成一个思考的起点，我们不免会产生出许多的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郑大世放弃原本在日韩国人的身份，变更国籍为在日朝鲜人？ 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从小在名古屋出生长大的郑大世认同的祖国是北朝鲜？反之，对舍弃韩国籍、归化日籍的李忠成和秋成勋而言，对于作为民族／国族符码的韩国，以及成长养成所在的日本，究竟抱持着什么样的情感？而李忠成“新日本人”一说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民族／国族认同的纠葛？若我们进一步扩大视角，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在日韩国‧朝鲜人这一群体，处于如此尴尬的处境、混乱的认同，并拥有复数的名字？同时，对这一群体来说，“名字／国籍／民族”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日韩合并条约》签订一百周年的2010年，郑大世的眼泪似乎不只是一个偶然。而由他们三个人所延伸出来的，关于日本、韩国和北朝鲜三国之间错综复杂的问题，似乎也在提醒我们应该要重新思考和检讨此一问题，以便迎接一个东亚新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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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是我家？“在日韩国‧朝鲜人”的形成  

根据2009年日本法务部的调查统计显示，在日韩国‧朝鲜人的人口大约占日本外国人口总数的26.6%。 若再加上已经归化日籍者，和祖父母、父母一方为朝鲜人的人数，许多研究者初估在日韩国‧朝鲜人可能已经高达百万人之谱， 俨然已在日本形成一个巨大的在日韩国‧朝鲜人群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日本会出现这么一个庞大的在日韩国‧朝鲜人群体呢？要说明这个问题，就得涉及到日朝两国之间错综复杂的殖民历史，和矛盾的经济共生关系。

在日朝鲜人为了餬口渡日，始于1890年后半。1897年，日本佐贺县的“长者碳矿”，为了应付因工资飞涨而导致矿工不足的情况，开始雇用朝鲜人，这是目前日本雇用朝鲜人的最早纪录。 在当时人力极度缺乏的日本，雇用工资比日本人低上许多的朝鲜工人，无疑是最一本万利的解决方式。 不过，由于日本人蔑视朝鲜工人，除了以“ヨボ（Yobo）”这种歧视性的字眼，嘲笑朝鲜工人外，还时不时出现日本老板虐待朝鲜工人的新闻报导，并且产生了不少劳资问题。 

1910年8月，由于《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朝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此后，日本政府透过土地调查事业（1910-1918）、产米增值计画（1920-1934）等殖民政策，大规模掠夺朝鲜的土地和农业经济，致使许多朝鲜农民生活困难，这更促进了破产的农民开始往中国东北、苏联和日本迁徙，以谋求生路。 这些人到日本之后，由于工时长、工资低，又愿意承担重度劳力，因此，急速地取代了日本工人的位置，在日本社会形成了一个朝鲜人劳动阶层和众多的朝鲜人聚集区。 据此，我们可说从第一世界大战开始，在日朝鲜人为日本提供了近代化所需的劳动资源，甚至到战后依然如此。 然而即便如此，这些人在日本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备受歧视和虐待， 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甚至发生了导致四千多名朝鲜人死亡的集体虐杀事件。  

虐杀朝鲜人事件的起因，除了日本人对朝鲜人的歧视之外，朝鲜的廉价劳工取代了日本劳工更是重要的导火线。 但讽刺的是，关东大地震之后，由于重建京滨地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虽然虐杀事件让朝鲜人胆战心惊，但为了生存，却反而出现了新一波朝鲜人渡日的高潮。 而另一波高潮，则是因为日本需要更多的劳力来应对战时体制，因此从1931年起，在日朝鲜人赴日的人口，每年皆以六七万人之数增加。到了1939年，日本进入更严峻的战争期，由于太平洋战争战线的扩大和拉长，日本的青壮年男性多数被强制征兵，这更使得日本企业的劳动力严重不足。因此，该年在日朝鲜人赴日的人口更是爆增，此后三年，平均每年增加二十三万人左右。 而这种惊人的人口增长率一直到1944年才停止，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日本的战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时，滞留在日本的朝鲜人总数，已经高达两百万人之谱。到了1950年6月韩战爆发前，由日本政府和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简称：GHQ）遣返或自行归国的朝鲜人，约有一百七十多万人。直至1950年日本停止遣返工作时，滞留在日本的朝鲜人尚有六十万人左右。 而这批滞留者，就是现今日本社会中，在日韩国‧朝鲜人群体的基盘。

这六十万人到底为何选择留在日本呢？理由有两个。首先，在战争刚结束时，GHQ规定准备回朝鲜半岛的朝鲜人在回去时，限带货币一千日圆和两百五十磅行李， 这个严厉的规定，让一些在朝鲜已无恒产和生活基础的朝鲜人，只能选择留在日本。其次，由于世界性冷战体制导致朝鲜于1948年分裂，同年大韩民国（简称：韩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简称：北朝鲜）分别成立。南北分断体制让在日朝鲜人陷入极度尴尬的处境，不管是在现实层面的国籍问题，或是在精神层面的民族认同上，“究竟该选择韩国还是北朝鲜？”这一疑惑，深深困扰着这批人。 

1948年的南北分断是朝鲜半岛人永远的痛。但是，对在日朝鲜人来说，杀伤力可能更大，特别是在国籍的问题上。根据1910年签订的《日韩合并条约》，日本剥夺了朝鲜人的国籍，迫使他们冠上了日本国籍。尔后以此为由，以强制移民、征兵征用等方式，将大批的朝鲜人送到日本本土，成为日本近代化、殖民扩张的劳动力。然而，日本战败后，日本政府却于1952年4月19日发布了《法务省民事局局长通报》，表示从《旧金山合约》生效之日开始，在日朝鲜人将失去日本国籍。 据此，在日朝鲜人被取消了日本国籍，瞬间变成外国人。同时，根据1947年5月公布的《外国人登录法》，他们不仅须向当地政府机关登记，还被要求须随身携带登录证， 而1952年4月28日公布的《新外国人登录法》，更增添了按压指纹的规定。 由此可知，1948年的南北分断，不仅让这群在日朝鲜人得面对重新选择国籍的窘迫，还得承受日本的歧视待遇。

在朝鲜半岛方面，韩国和北朝鲜于1948年和1963年相继制定了国籍法。由于双方皆采用血统主义原则，因此双方都将在日朝鲜人认定为自己的国民，这导致在日朝鲜人被赋予了双重国籍。而这个双重国籍的问题，直到1965年《韩日关系基本条约》缔结之后，才获得初步的解决。简单来说，日本政府接受韩国的主张，把在“在日大韩民国民团”（简称：民团） 成员的国籍，订为大韩民国，把“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朝总联） 成员的国籍，订为“朝鲜”。然而，在此必须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朝鲜”不是与大韩民国对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当时日本与北朝鲜并无建交，因此不承认北朝鲜的合法性。 就此，在日朝鲜人内部产生了“在日韩国人”、“在日朝鲜人”的分别和差异，而民团和朝总联的成立和对立，也意味着在日朝鲜人于日本内部，亦划出了一条三十八度线。而在1965年6月，日本和韩国结为邦交国后，日本赋予了在日韩国人协定永住权。此协定生效之后，不少在日朝鲜人为了得到永住资格，将国籍更改为韩国籍。

国籍问题之外，教育分面也反映了在日朝鲜人的困境。六十年代，在日朝鲜人为了将来的归国，和重振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被压制的民族文化，朝总联和民团分别制定了各自的民族文化教育系统。 朝总联创办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制，而民团亦拥有自己的教育体制，但民团系统的学校只有四所。必须要注意的是，不管是朝鲜学校或是韩国学校，除了民团的白头学院和金刚学园之外，全部都属于《日本学校教育法》第八十三条 范畴的学校，这表示办学的经费需要自筹。也就是说，一般日本公立学校免收学费，而韩国学校和朝鲜学校则需要收取学费以筹得办学资金。这一规定，造成了儿女就学于此两系统的学生之家长沉重的经济负担，进而导致了两校学生的严重流失。 

不过，民团系统学校和朝总联系统学校的学生严重流失的原因，除了学费问题之外，更核心的原因其实是升学问题。由于民族文化教育体系的学校只有一所大学，因此高中毕业后若想要继续升学，只能进入日本国公私立大学的体制。然而到1994年底为止，同意招收朝鲜学校高中毕业生的，却只有十七所公立大学、一百六十二所私立大学，国立大学则一所都没有。到了1995年5月，同意招收朝鲜大学毕业生的研究所，只有九所公私立学校，国立大学依然一所都没有。 此外，民族学校的教学内容亦是一个问题。由于过于强调民族教育，内容完全无法应付日本的大学考试，这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升学和未来的就业，也因此更加剧了生员的流失。这些对原本在就业问题上，就已经比一般日本人更为艰辛的在日韩国‧朝鲜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在权利与义务方面，由于国籍的规定，使得在日韩国‧朝鲜人是“外国人”，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无法与日本公民享有同样的权益，却得和日本公民尽同样的义务。比如，他们得和日本公民一样纳税，却无法享受与日本公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在住宅、地方自治团体公务员录用、公立学校教员国籍条款、地方自治团体参政权、民族教育等方面，也都受到差别待遇。然而，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在日韩国‧朝鲜人发起的一连串废除差异、争取权益的抗争运动之催促下，日本政府不得不修改相关法律政策，除了给予在日韩国‧朝鲜人永久居住权之外，亦废止了按压指纹制度，并且，对他们开放了公务员和教员的录用资格。 

在在日韩国‧朝鲜人的努力抗争之下，虽然已经矫正了一些不平等的政策，但对部份在日韩国‧朝鲜人而言，为了让下一代能站在一个更好的起跑点上，“归化日籍”成为一种不得已、甚至是不得不的选择。然而，在归化这一艰难的选择背后，却乘载着更多的烦恼和痛苦。尽管归化的手续繁琐，还需要“创氏改名” ，并得背负背叛民族的谴责和自责，但即便如此，每年还是平均有五千人选择归化日籍。直到2008年为止，归化日籍的总人数已有296168人。 而伴随着归化所产生的问题，则是在日韩国‧朝鲜人的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危机。当归化成为一种权宜性质的选择，而非民族／国族身份时，“我是哪国人？”、“我是谁？”就成了在日韩国‧朝鲜人始终无法停止追问自身的困惑，特别是在日本土生土长的在日新世代 。同时，如何与日本／日本人“共生” ，亦成为此一世代无法回避的生存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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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的幻象

在为数不多的“在日”题材电影中，《冲破！》可说是极具代表性的电影，虽然该片没有大范围公映，只在特殊的戏院上映，却影响深远。该片的导演是日本人井筒和幸 ，编剧是井筒和幸和羽原大介，监制则是原为在日韩国人，后变更国籍为在日朝鲜人的李凤宇。电影改编自松山猛的自传性小说《少年M的临津河》 。松山猛小时候住在京都朝鲜人聚落附近，因此，从小即结识了不少在日韩国‧朝鲜人。当时，日本高中和朝鲜中级学校的学生彼此仇视，发生了很多暴力冲突。为此，两校决定举办一个亲善足球比赛，消弭不断滋生的打架事件。身为联系人的松山猛就在这时与《临津河》 这首歌相遇。此后，在已结为朋友的朝鲜中学的学生之帮助下，松山猛学会了这首歌，并将歌词译翻成日语。 小说的故事情节，即来自于其年经时期的这一段经验。电影日语片名“パッチギ（Pacchigi）”，原是韩文“박치기”，本来是指一种头撞头的动作，后被引申成具有“突破”、“超越”之意。而故事的核心，就是在讨论两个民族如何突破、超越现状，走向共生的可能性。

《冲破！》

电影的背景设定在1968年的京都。当时，东高的学生在毕业旅行时，与朝高的学生发生了严重的肢体冲突，最后更演变成重大的暴力事件，因此登上了新闻版面。而东高的布川老师希望两边的年经人们和解，因此引用了其偶像毛泽东的一段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作为引子，提议两校合办亲善足球比赛，以化解两校／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为此，布川老师派松山康介和吉田纪男两人前往朝高，与朝高的学生商讨此事。就在此时，康介听到了《临津河》这首歌，并与朝高的学生领袖李安成的妹妹李庆子一见钟情。由此，观众将透过康介的眼睛，观看当时在日朝鲜人的生活和世界。 

康介为了接近、了解庆子，不仅买了日韩字典，打算好好学习韩语，并对庆子演奏的《临津河》非常感兴趣。就在康介前往吉他店询问时，恰巧遇见在店里试弹吉他的日本人坂崎，坂崎不仅解答了康介的提问，还让康介了解了朝鲜半岛南北分断的历史。同时，在坂崎的鼓励下，康介决定与纪男合组一个民谣乐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民谣所象征的意义，可不仅仅只是唱歌如此而已。在六十年代，民谣隐含着追求“爱与和平”的嬉皮、反战文化，以及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因此，我们不难理解电影欲透过康介的木吉他，以《临津河》这一首歌传达“爱与和平”的用意。然而，就当时的日本人和日本社会来说，对在日韩国‧朝鲜人的歧视和抗拒，不是以康介一个人的力量或一把木吉他就可以抹灭的。若我们回想一下电影一开始的情节，也就是东高和朝高两校爆发肢体冲突的原因──东高学生故意把钢笔墨水喷在庆子的韩服式制服 上，并嘲笑朝高是“高级烤肉学校”，由此引发了两派人马的暴力冲突──我们就可以知道，要消弭两个民族之间的歧视、抗拒，甚至仇恨，并非如此简单的事情。

在此，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日”题材电影中，随处可见的“暴力”到底意味着什么？ 以“暴力”作为一种推进剧情发展的情节，以及特殊的视觉表现和影像叙事时，安成等人的“暴力”究竟具有何种寓意？对安成等在日韩国‧朝鲜人而言，“暴力”不只是青春期的血气方刚或单纯的发泄愤怒而已，其中还包含着一种卑微的自我保护意识。也就是说，安成等人企图用自己的拳头，保护自己和民族的尊严。因此，电影中出现的“暴力”，更大的寓意在表现在日韩国‧朝鲜人冲破现状的方式，以及突围的可能，而这就是所谓的“パッチギ（Pacchigi）”。然而，在双方的暴力与复仇的恶性循环下，最终导致安成的好友Chedoki（チェドキ）的死亡。

Chedoki的死是本片最大的高潮，这不仅让分别隐喻着日本／日本人和朝鲜／在日韩国‧朝鲜人的东高和朝高间的最终对决，已经无法避免，也让康介／观众了解日本殖民朝鲜的历史，以及在日韩国‧朝鲜人在日本生活的辛酸，同时更质疑了两个民族之间“爱与和平”的可能。为Chedoki守夜时，原本因康介在安成回北朝鲜的送别聚会上，与庆子合奏《临津河》而接受他的长辈们，却在这时不客气地赶走他。电影透过这些长辈们之口，悲切愤慨地向康介／观众诉说着朝鲜半岛被日本殖民的悲惨过往，以及他们在日本生活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藉此提醒康介／观众：“你们／日本人和我们／在日韩国‧朝鲜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对立的。”就此，我们可以得知在日韩国‧朝鲜人一世在日本生活时，挥之不去的无奈和尴尬万分的处境。对他们而言，我们／在日韩国‧朝鲜人和他们／日本人是不一样的，两方连居住的区域都隔着一条河，河的一边是日本人的居住区，河的另一边则是在日韩国‧朝鲜人的居住区。由此，我们清楚地发现，康介演唱的《临津河》除了暗示在日韩国‧朝鲜人盼望祖国统一的悲愿之外，更多暗示在日韩国‧朝鲜人与日本人之间，亦横跨着一条难以跨越的“临津河”，一条把两个民族一分为二的河，一条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河。

然而，在这条隐形的“临津河”中，安成和桃子、康介和庆子这两对异民族情侣，是电影中唯一有可能瓦解这层障碍的能量。一心想向“祖国”北朝鲜贡献自己的力量的安成，打算搭下一梯次的遣返船回北朝鲜。此时，桃子虽然已经怀孕，为了安成的梦想却隐瞒了此事，打算自己扶养小孩长大。就在朝高和东高因Chedoki的死，在日本人居住区和在日韩国‧朝鲜人居住区临界的那条河上大打出手时，桃子因临产而被送到医院。收到通知的安成紧急地离开了那块火热的战场，匆匆忙忙地赶赴医院。而当安成抱着自己和桃子所生的儿子时，他喜极而泣地对桃子说：“我不回去了。”这一安排，显示了原本具有“祖国志向”的安成，由于儿子／混血三世的出生，放弃了原先回“祖国”北朝鲜的热望。也就在此时，原本在河边展开日朝大战的同伴们也纷纷赶到医院，告知两边已不分胜负解散。

相较于安成与桃子诞下两人彼此的结晶这一圆满结局，康介和庆子这一对显然阻碍较多。康介决定向庆子告白时，两个人站在那条边界河的两岸，康介虽然义无反顾地横渡了那条河，朝庆子走去，并向她提出交往的要求。但是，当庆子反问他：“如果我们一直交往，到要结婚的时后，你能变成朝鲜人吗？”，康介却没能马上回答这个问题。此外，在为Chedoki守夜那晚，康介被赶离Chedoki家后，在分隔日本人和在日韩国‧朝鲜人居住地的桥上，把象征“爱与和平”的木吉他打断，随即跑到广播电台参加歌唱比赛，并在现场泪流满面地演唱《临津河》。显然，单单两人之间的合奏对唱，已经不足以承载两个民族之间的问题，必须扩展到更大的层面，必须得到更大的支持，而广播电台给予了康介这个平台。庆子听到广播后，带着收音机跑到Chedoki家，守夜的众人收听后，都因过于惭愧而默默无语。最终，庆子跑到广播电台楼下等待康介，两个人终于确认了彼此的心意。

在这部电影中，不管是安成和桃子，或是康介和庆子，两段异民族恋情都以圆满的结局告终，这似乎在告诉我们，日本人和在日韩国‧朝鲜人在日本这块土地上和平共生是可能的。但真是如此吗？首先，若我们参看在日二世或三世的口述历史，就可清楚地知道在1968年那个时代，双方家族都没有人反对他们来往，本身就是一件相当值得怀疑的事。 并且，不管是安成和桃子，或是康介和庆子，我们都无法得知他们对“民族”、“国籍”的看法，以及确认彼此身份的过程，这让这一切更显得暧昧未明。也许“愛”能够战胜一切，但单单用“爱”来处理两个民族的问题，是否是过于天真的想象？其次，那场替Chedoki复仇的打斗，最后却在安成的儿子／混血三世出生后，不分胜负地草草收场，这些都明显地指出，电影企图以日朝混血世代的诞生，来化解两个民族之间长久以来的对立和紧张。然而，若我们去查阅混血在日二世或三世的访谈纪录和口述历史， 就不禁怀疑电影中的安排与期待，是否只不过是一种过于乐观的揣想？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不管是康介义无反顾地走入在日朝鲜人的生活圈，或是桃子为了支持安成的梦想，甚至愿意与其一同前往北朝鲜（虽然最后没回去），或是广播电台的节目制作人以“没有不能唱的歌”这种趋近于人道主义的理由，支持康介公开演唱禁歌《临津河》等等，这些显然都是建立在日本人／日本的容许和理解上。同时，康介的启蒙者坂崎引用美国黑人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1968）的知名演说《我有一个梦》中的一段话 ：“我梦想有一天，在乔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 这更意味着电影企图用嘻皮式的人道主义光环，消解两个民族之间的殖民伤痕和民族鸿沟，提示出两造共生的可能性。对此，在日本与亚洲各国没有正式对殖民地时期和战后历史作出诚恳的清算时，仅透过坂崎这个角色带出的两个民族愉快共生的远景，是否只是一种忽视现实的迷幻想像，一种不切实际的自我满足呢？而这种想象，除了表现出松山猛作为日本人的视野和想象的局限性之外，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作为在日朝鲜人的李凤宇在某个程度上，已不自觉得将日本／殖民主的目光内在化。如此一来，《冲破！》中以在日朝鲜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大爱，以及在日混血三世的诞生所建构出来的共生之可能，只能视为是一种暧昧的、随时可能会崩盘的暂时性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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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中没有国界：《GO》中 “在日新世代” 

相较于《冲破！》，2001年行定勋执导的电影《GO》，可说是“冲破世代”的子辈世代之最新思考。虽然《GO》不管是金城一纪同名小说的出版（2000），或是电影的问世（2001），都比《冲破！》早，但就内容、角色设定和背景时代上，后者欲讨论的世代则比前者早一辈，也因此我拟以“冲破世代”一词来代称杉原的父祖世代，用以呈现出两个文本在取材上的连续性和世代价值。电影《GO》改编自同样具有更改国籍经验的在日韩国人作家金城一纪，在2000年出版的同名半自传性小说。编剧则是宫藤官九郎。本片试图透过“在日” 高中生杉原所面临的家庭、爱情、同侪以及国族认同问题，深入探讨“在日新世代”在日本所受到的差别待遇和困境，藉此重新检讨国籍、国族、国家和血统之于个人的当代价值。

《GO》

电影一开始，出现的就是主人公杉原一双愤怒、杰傲不逊的双眼，他穿着球衣，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篮球场上，周围不管是同队或敌队的球员，都没有人愿意将球传给他，此时，杉原内心的独白是 ：“民族、祖国、国家、单一、爱国、投降、同胞、亲善……啊……很恶心……支配、侵略、差别、偏见……这是什么？……排斥、排他、纯洁、团结……”就在这时，他突然拿到球了，但所有人却都叫他放手，还有几个人过来恶狠狠地揍了他，伴随着此一画面的旁白是：“我在日本出生，我在日本长大，就是所谓的Korea Japanese，我自己觉得自己和日本人没什么两样，但是他们叫我……”此时，突然之间所有球员手上都拿着一颗球，往杉原身上砸过去，并大喊：“在日！！”。因此，杉原暴怒了，他如同猛虎出闸般地把在场的所有球员和裁判暴打一顿。电影这一具象化的呈现，清晰完整地说明了在日韩国‧朝鲜人在日本社会的尴尬处境，特别又安排在具有严格上下尊卑关系的社团活动里，更显得贴切。 

不同于《冲破！》以1968年的日本为背景，《GO》要说的是《冲破！》中安成的子辈／“在日新世代”的故事。 杉原的父母为了取得护照，以便去“资本主义腐败的象征”的夏威夷旅行，欲将原本的朝鲜籍改成韩国籍。然而，杉原的父亲不相信如此简单就可以更改国籍，还故意把所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带去户籍处，威胁承办人员说：“我可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若出国会让人以为是间谍耶。”但更改国籍就只是一个行政手续，无关乎实际的思想和信仰。就这样，杉原的父母从朝鲜籍改成了韩国籍。在更改国籍后回家的路上，杉原的父亲跟他说：“你看，国籍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先去见识一下广阔的世界，然后自己决定吧。”由此，杉原第一次觉得自己被尊重，甚至还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因此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国籍问题。直至某次的军训课出操时，他突然偏离出操的路线，走出朝鲜学校，到他父亲工作的地方，向他报告自己要变更为韩国籍这一决定，并且，他亦决定要转学去日本学校。尔后，这两个决定让杉原被朝鲜学校的师生们视为叛徒。

然而，出走并没有让原本觉得自己被困住的杉原得到自由，“在日”的身份始终还是一层冲不破的网。杉原虽然成功地转入日本学校，但在日本学校却备受歧视，这也就是电影一开始的那一段篮球场的情节。因此，与《冲破！》中的安成等人一样，他也需要以“暴力”打出自己的血路。不过幸运的是，杉原的父亲原是日本排行第七的拳击手，杉原从小就跟父亲学拳击，因此全校几乎没有人可以打败他。然而，拳击对于杉原的意义是什么呢？杉原的父亲在第一次教他拳击时，便告诉他：“左手伸直转一圈，这是你自己的大小。在这个圈圈内，你伸手能及的东西你才去碰的话，你便能过一个平稳的人生。而拳击是什么？拳击就是用自己的拳打出自己的圈圈，夺取外界的东西。但外面也有很多勇猛的对手，他们要打入你的圈圈，抢夺你的东西。”透过杉原的父亲之口，我们了解了拳击以及由此引发的“暴力”，对于杉原／在日韩国‧朝鲜人的意义，而这也就是杉原所言：“为了自卫的暴力不应该称为暴力，应称为理智。”。

若比较《冲破！》和《GO》这两部电影中“暴力”所隐藏的意涵，我们可以发现，《GO》中的“暴力”出现了一种正面的能量，相较于《冲破！》中的自我保护跟愤怒，《GO》则更强调“争取”这一积极的向度。因此，当杉原的父亲在第一次教他拳击，对他进行事先说明时，就已经说道：“被打当然痛，但打人的其实也痛。就算是这样，你也还要打下去吗？留在圈圈里是最安全的喔。”杉原却毫不犹豫的回答：“我要打下去！”。由此足见，杉原的世代已经不再是父辈那般悲情、忍辱的世代，他们是一个全新的世代，他们试图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和争取自己该有的东西。因为，对于在日本土生土长的“在日新世代”来说，日本是他们唯一的家。

而支持杉原向外争取的另外一个力量来源，是他的好友正一，正一是杉原朝鲜学校时期的同班同学。原本两个人没有交集，但在杉原的班导师金老师听说杉原要转学去日本学校后，愤怒地欲将杉原抓起来痛打一顿时，正一却用日语对金老师说：“我们根本没有国家”， 这让金老师转而去修理正一，解救了杉原。因此，两人结为莫逆。如同《冲破！》中安成和桃子的儿子一般，正一的父亲是在日韩国人、母亲是日本人。虽然如此，正一却选择就读朝鲜学校，他甚至希望未来自己能够成为朝鲜学校的老师，以扭转目前这种过于极端的民族教育方式。有意思的是，他和杉原共同的嗜好，竟是日本传统的民间技艺“落语” 。电影欲藉此暗示我们，对在日本出生长大的 “在日新世代”来说，“日本”亦是他们的根。然而，现实环境却无法回应他们这一点。即便他们比一般的日本人更像日本人、更有了解日本传统的欲望，外界仍是对他们投以怀疑的目光，也因此正一想以自己的力量，教育并改变更年轻的在日世代。正因为如此，对正一来说，杉原的行为中，包含着自己的理想，因此他无条件地支持着杉原，成为了杉原向外争取的精神力量之一。然而，正一却在一次意外中，为了救一个“在日”女学生而被日本学生刺伤，不治死亡。

正如同前述的《冲破！》中Chedoki的死一样，正一的死亦是全片的高潮。因为正一的死，朝鲜学校的同学元秀召集同学去日本高中复仇，并希望杉原一同前往。然而，与正一最亲近的杉原，却拒绝了这种单纯的情绪、暴力发泄。因此，发狂的元秀对杉原怒吼道：“你去了日本学校就出卖了灵魂吗？”，这时，杉原却反吼回去：“如果我有北朝鲜人的灵魂的话，我用二十元卖给你，你买吗？”《冲破！》中最后那场日朝对战，最终在《GO》中并没有出现，并且透过元秀和杉原这一对话，将问题转到“名字／国籍”的问题上。丧礼之后，杉原去剧场听落语，用自己的方式与正一告别。此时杉原手上拿着的书，正是正一借给他的《莎士比亚全集》，正一在书中用笔圈起来的一段话则是《罗密欧与茱丽叶》中的名言：“名字究竟是什么？玫瑰即使改了名字，依然芳香如故。”。

至此，杉原已经不得不面对“名字／国籍”的问题了，而引爆这个关键点的，正是他与日本少女樱井罗密欧与茱丽叶式的爱情。杉原和樱井刚开始交往时，一直没有向樱井表明自己是日韩国人，但当他们的关系要更进一步时，杉原就必须跟樱井坦白了。然而，当樱井得知杉原是在日韩国人后，她却退缩了，因为从小父母就跟她说，不能和中国与韩国的男性交往，因为他们的血液不干净。就这样，“名字／国籍”和“民族／国族”的问题，血淋淋地横亘在杉原眼前，然而这次却不是用暴力就可解决。此时，一直不愿意告诉杉原全名的樱井突然如此坦白道：“我的名字是樱井椿，因为是太传统的日本名字，所以一直不敢告诉你。听完，杉原对她说：“我的名字是李晋浩，Bruce Li（笔者注──李小龙）的李，因为是太像外国人的名字，所以一直不敢告诉你。”这一场暗含复杂深意的对话，直接了当地揭穿了《冲破！》中营造出来的日朝共生的和平幻象。也是在此时，杉原终于领悟了父母更改国籍的真正用意，他们不只是为了要去夏威夷跳草裙舞而已，而是想帮下一代解开“名字／国籍”、“民族／国族”这一紧紧捆绑着他们的枷锁。

与此同时，从北朝鲜传来了叔叔铁雄过世的消息。从小与父亲一起长大的铁雄，在五十年代的归国运动时，回去了北朝鲜，但自从杉原的父亲更改成韩国籍之后，就未再来信，因此，当杉原的父亲接到铁雄的死讯后，难过地喝到酩酊大醉。在杉原接他回家的车上，杉原的父亲在哀戚的音乐中，回忆与铁雄过往的种种，就在父亲抽抽噎噎地说着：“铁雄很爱吃螃蟹，不知道在北方有没有螃蟹吃？”时，电影的节奏突然一转，变成激昂的电子音乐，这时，杉原对着父亲大喊：

老土！别扮可怜了！如果想要吃螃蟹干嘛不起来革命？现在没有人再为这种事情感动了。你们的时代早结束了。說起來還不是你們那代人不振作，禍及我們。

在此，《GO》明示了世代的差异，并传递出一个与《冲破！》完全不同的讯息，那就是“拒绝悲情”。也因此，父子两个人就在出租车师傅的见证下，展开了一场充满象征性意义的父子拳击赛。这场拳击赛象征着在日韩国‧朝鲜人的应战对象，不再只有日本人，还有自己的父祖辈与自己。

相对于善于防守的父亲，杉原始终采取攻击姿态，也因此最后是由父亲取得胜利。但是，取得胜利的父亲却对杉原说：“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时代了。不管是在日或是日本人，这些正如你所说的都老土了。你们应该将眼光放远。”而杉原则以“我的心中没有国界”回应之。杉原与父亲的这一段对话，正说明了杉原欲摆脱父祖辈的“我不是韩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我只是无根草”的悲情话语，展开属于自己的“无国界”新论述。同时，这场父子拳赛亦可说是“冲破世代”的父亲与“GO世代”的杉原这两个不同世代的大和解。由此我们可知，对新世代的在日韩国‧朝鲜人来说，真正需要和解的对象，不仅仅只是日本人，还包括了自身。并且，不需要执着于自身的民族和血统，应该将焦点放在摆脱各种“名字”的自我。就此，杉原确认了自身的存在和身份认同（identity），并以此迎向“无国界”的新视角。

至于日本一方，会如何看待这个“在日新世代”的强韧新主体呢？这个问题将由樱井椿来回答。半年后的圣诞夜，樱井椿主动打电话给杉原，约他去两人第一次一起看流星的小学见面。杉原去了。当他在小学大门的铁栏杆外，看到樱井的那一剎那，他大声地问樱井：“我是什么人？回答我啊，我是什么人？我是谁？”樱井椿回答道：“在日韩国人”。之后，杉原才跳过铁栏杆，进入学校。接着，杉原走向樱井椿对着她吼叫说：

为什么妳毫无怀疑的用“在日”这个字？“在日”的意思是把我当成迟早有一天要离开的外来者，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也会想杀了你们这些日本人，你们害怕我吧，所以你们不替我取个名字很不安吧，那我是狮子，但狮子并不认为自己是狮子，这不是只是你们一厢情愿替它取的名字吗？你以为很好玩走向前来，叫着牠的名字接近牠看看，牠不扑向你，把你的颈动脉咬断才怪。名字叫什么都不重要，毒蛇也好，蝎子也好，外星人也好，但我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外星人。我是“在日”也好，外星人也好，我只是我。不对，我应该连“我”这个概念都舍弃，我是问号，我是不明生物。怎么样，很可怕吧，你为什么不出声？说话啊。

此时，樱井椿却说：“我喜欢你现在的眼神。……只要被你的眼神触及，我感到不寒而栗。……我也许在第一次看到你时，就喜欢上你了。”杉原静默片刻之后，如同打拳击一般地伸直左手，略带哽咽地对樱井说：“在圆圈外面有很多强劲的对手，要把他们逐一击败才行。”语毕，杉原将樱井椿拥入怀里。

这是一个欢喜的结尾。不过，我们不能忽视这个欢喜的结尾，是建构在樱井椿／日本也确认并接受杉原的在日韩国人这一身份之后，这段“爱情”才得以成立。这并非是“爱可超越一切”式的浪漫想象，而是经过杉原的自我确认，以及樱井椿对杉原身份的认可。也就是说，《GO》藉由杉原和樱井椿的爱情要提示我们的是，在日韩国‧朝鲜人自己必须先确立自身的价值和位置，才能得到日本人的认同和肯定，唯有如此，两造才有可能真正的共生。同时，《GO》亦尖锐地指出两造如何共生的答案，不是单方面可以作出回应的。这正如研究者福冈安则所指出的，在美国民主运动中，“黑人问题”不仅是黑人的问题，还在于白种人的态度。同样的，在日韩国‧朝鲜人的问题亦不仅仅是在日韩国‧朝鲜人的问题，也在于日本人的态度。 因此，《GO》的作者们不仅将这一个问题引入在日韩国‧朝鲜人的内部，亦引入了大和民族的内部，并且以此告诉我们，唯有两者都直面差异、审视自身，所谓的“共生”才能成为可能。 最后，透过《GO》，他们还指出摆脱悲情并不意味着遗忘，因为一个人的国族不能代表其名字／国籍，而一个人的名字／国籍亦无法代表一个人。由此，电影以杉原不断地奔跑、出拳和对“名字／国籍”和“个人”的质疑提醒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名字、国籍、国族、国家和血统对于个人的意义，特别是在民族纷争众多的二十一世纪。

5

作为近代国民国家的帝国日本意味着什么？

《冲破！》和《GO》这两部电影都在讨论在日韩国‧朝鲜人与日本社会共生的可能。然而，《冲破！》试图藉由六十年代世界性的反战嬉皮文化和民歌运动，以“爱与和平”消解日本人与在日韩国‧朝鲜人两造之间的界线。然而，当在日韩国‧朝鲜人和日本人之间最根本的问题尚未解决之前，“爱与和平”又如何可能？也因此在2007年，井筒和幸推出续作《冲破！爱与和平（パッチギ！Love & Peace）》 时，引发了诸多的批判声浪。有些人批评《冲破！爱与和平》美化了战争，右翼人士则说这是反日电影，而电影评论家前田有一更指出，《冲破！爱与和平》其实是一部反在日电影。 我们很难想象同一部电影，竟会出现这么多种立场大相径庭的评价，但由此我们反而可以看出一个事实，那就是井筒等人在核心问题尚未彻底清算之前，就试图以人道主义抚平伤痕的乐观性处理，几乎是完全不可行的。并且，很有可能不小心走向与原先的设想完全相反的道路。 

反之，金城一纪和行定勋等人则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立场。这批新世代的作者们质疑了“名字／国籍”、“民族／国族” 的传统意义。他们认为“名字／国籍”、“民族／国族”是被强加的，因此没有意义，不必拘泥于此。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仅站在日韩国‧朝鲜人单方面的角度思考此问题是不够的，因此他们把在日韩国‧朝鲜人的问题，亦置放于大和民族的内部思考，这一点可说极具进步价值。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提醒了在日韩国‧朝鲜人必须要确认自身的价值，唯有如此，才能让别人来认定自己。因此，他们尝试从上一个世代的悲情诉求中出走，转而采取一种积极的姿态，企图为自己争取一个更宽阔的世界。不过，我们必须要有所警觉的是，他们虽然不同意抛弃自身的历史和认同，但在认知历史方面，却是以一种后现代的姿态，解构了殖民地的历史。同时，他们亦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和民族若拒绝接受怎么办？

由此可见，不管是哪一个世代的导演和作者们，都没能完全直面问题的核心，也就是帝国日本与其殖民地的历史伤痕，以及太平洋战争所遗留下来的、至今悬而未决的战后清算问题。同时，处于前殖民地位置的我们，又该怎么去面对此一问题，并创造出一个得以清理自身和他者的知识环境与条件？在这些意义上，在日韩国‧朝鲜人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亦是一个省思的起点、一条延长线。因为，若我们把这个问题铺展开来，我们可以将之上升到“作为国民国家的帝国日本，对于亚洲各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此一核心问题。在日韩合办世界杯足球赛的十周年之际，日韩两国因为竹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中国、日本、台湾也因为钓鱼台归属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之际，日本和亚洲诸国已经无法继续回避这一重大的课题。 

（作者授权刊发，注释略去，本文原载《人间思想》第三期，台北：人间出版社，2013年。本次发表的版本在文字部份有一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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