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我们这些难民
撰文：汉娜·阿伦特
翻译：王菁 马景超
校译：王菁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按：本文是汉娜·阿伦特用英文写作的第一篇文章。当阿伦特写作这篇文章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暗已经笼罩欧洲，而犹太人所遭受的最可怕的苦难还未完全展开。这篇文章直白而鲜明，充满力量。它最初于1943年1月发表在一本名为《灯台》（Menorah）的小规模犹太杂志上（1961年停刊），题为《我们这些难民》。
这篇文章抓住了作为难民的真正含义——“难民”意味着无尽的焦虑、折磨人的绝望、虚妄的乐观、反复无常的荒谬，甚至还有幽默。在一个“为了一己之生存与个体的命运像疯子一样战斗”的群体中，作为一个寻求尊严的流浪个体，究竟意味着什么？
阿伦特还给我们了一个深刻的教训：“欧洲各民族允许他们中最弱的成员被排除和迫害，在这一刻，也因为这一决定，欧洲的礼貌社会宣告瓦解。”这个教训在今天仍旧为我们敲响警钟，在当前的全球环境中，我们见证着对难民的漠不关心甚或是彻底的敌意，这样的政治态度和社会态度只会以加剧紧张的局势，并且进一步摧毁那些漠不关心和持敌意的人的道德框架。
汉娜·阿伦特
首先，我们不喜欢被称为“难民”。我们自己互相称呼为“新来者”或“移民”。我们的报纸是为“说德语的美国人而作”；并且，据我所知，受希特勒迫害的人们没有以难民为名组建过任何俱乐部，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
过去，难民指的是因为某些行为或某些政治观点而被迫寻求庇护的人。就我们而言，尽管我们的确被迫寻求了庇护，但我们并没有作出任何行为，我们中大多数人也想都没想过持有任何激进的意见。在我们这里，“难民”一词的含义发生了变化。现在，“难民”指的是我们这些命运多舛的人，身无分文地来到一个新的国家，而不得不寻求难民委员会的帮助。
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对被称为难民更为敏感。我们尽力向其他人证明，我们只是普通的移民。我们宣称，我们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离开故土，前往我们选择的国家。我们否认我们的情况与“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有任何关系。是的，我们是“移民”或“新来者”，我们之所以离开我们的国家，是因为在某个风和日丽的普通日子，它不再适合我们居住了，或者，纯粹出于经济的原因。我们只想重建我们的生活，别无他意。为了重建自己的生活，一个人必须坚强、乐观。所以，我们非常乐观。
我们的乐观确实值得钦佩，连我们自己都这么说。我们奋斗的故事终于为人所知。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家，这意味着失去了熟悉的日常生活。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职业，这意味着我们失去了自己对这个世界尚有用武之地的自信。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这意味着我们失去了自然的反应、简明的手势，以及不受阻碍的情感表达。我们把自己的亲戚留在了波兰的犹太人区，我们最好的朋友在集中营被杀害。这一切意味着我们私生活的断裂。
尽管如此，一旦我们得救了——而我们中大多数人不得不被拯救好几次——我们便立即开始新的生活，并尽可能地遵循拯救者们给我们的所有宝贵建议。我们被要求忘记过去；而我们忘记过去的速度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我们被友善地提醒说新的国家将成为一个新的家；在法国呆了四个星期或在美国呆了六个星期后，我们便假装成了法国人或美国人。我们中间最乐观的人甚至会说，他们此前的全部人生都是一种无意识的流亡，只有现在，他们的新国家才教会他们家的真实样貌。诚然，当我们被要求忘记自己过去的工作时，有时也会反对。毕竟，如果事关我们的社会标准问题，以前的理想也很难被抛弃。然而，我们对于使用这门语言没有任何困难：一年后，乐观主义者就能确信，他们的英语已经说得和母语一样好；两年后，他们庄严宣称，他们的英语比任何其他语言都说得好——反而是快要把德语忘记了。
为了更有效地忘记，我们避免提到我们经历过的几乎遍布欧洲各国的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s）或强制收容所（internment camps）——它可能被解读为悲观主义，抑或对新家园缺乏信心。此外，人们一再告诉我们，没有人愿意听这些东西；地狱不再是宗教信仰或幻想，而是像房屋、石头和树木一样真实的东西。显然，没有人想知道，当代历史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类——这种人不是被敌人关进集中营，就是被朋友关进强制收容所。
即使在自己人中，我们也不谈论这段过往。相反，我们找到了一种办法来掌握不确定的未来。既然每个人都有计划、愿望和希望，我们也是如此。然而，除了普遍的人类态度，我们试图更科学地画清未来的路线。历经劫难后，我们想要一条如射击轨迹般准确无误的道路。因此，我们抛弃了地上的所有不确定性，而将目光投向天空。星数——而非报纸——会告诉我们希特勒何时被击败，而我们何时能够成为美国公民。比起我们所有朋友的建议，我们更相信星数；我们根据星数来决定何时应该与我们的救命恩人共进午餐，何时应该填写我们现在生活中充斥着的无数问卷。有时我们甚至不能相信星数，而是依赖我们的掌纹，或是笔迹分析中的征兆。因此，我们对政治事件了解并不多，尽管精神分析已经过时，但我们对亲爱的自己倒是越来越了解。那些上流社会无聊的绅士淑女们谈论自己儿时调皮捣蛋的美好时代已经过去。他们不再需要鬼故事了；真实的经历就能令他们浑身发抖。不用再为过去增添魔法；现实受到的诅咒已经足够强大。因此，尽管我们口口声声说自己乐观，但还是会用各种魔法来召唤未来的精灵。
每当夜幕降临，我不知道哪些记忆和想法会进入我们的梦乡。我不敢去追根究底，因为我也宁愿做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有时我也会幻想，至少，我们每晚都会想起那些逝者，或记起曾经爱过的诗篇。我甚至可以理解，在戒严期间，我们西海岸的朋友们居然会觉得，我们可以同时是“公民候选人”和当下的“敌国侨民”。当然，明面上，我们只是在“技术上”成为了敌国侨民——所有难民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当技术上的原因使得你不敢在夜晚走出家门，你难免会对技术性和现实的关系产生一些负面猜测。
不，我们的乐观主义大有问题。我们中间有一些奇怪的乐观主义者，他们讲了很多乐观的言论，回家却打开煤气或者爬上摩天大楼，作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们似乎在证实，我们所宣称的快乐正是基于一种对死亡的欣然接受。我们在成长阶段都坚信生命至高无上，而没有比死亡更糟的事情，可是，现在的我们却见证着、经受着比死亡更可怕的恐怖——却不能找到比生命更高的理想。因此，尽管死亡对我们而言不再恐怖，但我们既不愿意也无法为一项事业而冒生命危险。与其奋战——或者思考如何才能获得奋战的能力——难民已经习惯了期待亲友的死亡；如果有人死了，我们愉快地想象他因此避免了多少麻烦。最后，我们中的许多人希望自己也能够避免这些麻烦，于是也走上了相应的道路。
自1938年以来——自希特勒入侵奥地利以来——我们已经看到雄辩的乐观主义如何迅速转变为无言以对的悲观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变得更糟——更加乐观，更加倾向于自杀。 舒斯尼格（Kurt Schuschnigg，1934年成为奥地利第一共和国的总理，1938年希特勒要求他辞职——译注）治下的奥地利犹太人是如此开朗愉快——所有客观的观察者都对他们心生敬佩。他们深信自己不会出任何事，这种信念真是令人惊叹。但是当德国军队入侵奥地利，非犹太人邻居在犹太人家中发动骚乱时，奥地利犹太人开始自杀。
与其他自杀事件不同，我们这些朋友们不会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任何解释。对这个强迫一位绝望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仍然要与人交谈、强言欢笑的世界，他们没有指责，也没有控诉。他们留下的信件是寻常的、毫无意义的文件。因此，我们在敞开的坟墓边上，进行的葬礼演说简短尴尬，且充满希望。没有人关心动机，动机似乎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明白。
我说的是不受欢迎的事实；更糟的是，我甚至不需要用现代人唯一信服的论证——数据——来证明我所说的事实。就统计数据而言，甚至那些愤怒地否认犹太民族的存在的犹太人，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支持——如果不是靠数据，他们如何证明只有少数犹太人是罪犯，大多数在战时被杀害的犹太人都是爱国者？他们努力挽回犹太人的生活至少在数据上表现甚佳，我们由此知道了犹太人在所有文明国家中的自杀率最低。我很确定这些数字不再正确，但我无法给出新的数据来证明这一点。不过，我可以用新的经验来证明。对于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这可能已经足够了：怀疑主义者们从不相信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人头骨的尺度来准确地了解其脑中的内容，他们也不相信犯罪统计数据能够准确显示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平。无论如何，无论欧洲犹太人现在生活在哪里，他们的行为都不再符合统计法则。自杀事件不仅发生在柏林、维也纳、布加勒斯特或巴黎的恐慌的人群中，而且发生在纽约和洛杉矶，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
另一方面，关于犹太隔离区（ghetto）和集中营中的自杀事件的报道很少。的确，关于波兰的报道本来就不多，而我们对德国和法国的集中营则了如指掌。
举例来说，我一度在居尔（Gurs）集中营短暂生活，其间只听说过一次自杀事件。人们暗示说那是一次集体自杀，显然只不过是为了惹怒法国人的一种抗议行为。一旦有些人敢提到我们是被运到那里“被处理”时，人们的整体情绪突然变成了强烈求生的勇气。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是，如果一个人仍然能够将整个事件解释为私人和个体的坏运气，从而以私人和个体的方式来结束生命，那必然意味着这个人对于更广泛的事务毫不关心，对社会毫无兴趣。但同样的人，一旦回到自己的私人生活中，面对看似是个体的问题，就会再次拿出这种与绝望只有一线之隔的疯狂乐观主义。
我们是第一批受到迫害的世俗犹太人——我们也是第一批不等到极端情况就以自杀回应的人。也许哲学家们是对的：他们认为自杀是人类自由的最后和最重要的保证；如果没有自由去创造自己的生活，或是没有自由创造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那我们至少可以自由地抛弃生命并离开这个世界。当然，虔诚的犹太人无法实现这种消极的自由：他们认为自杀是一种谋杀，也就是说，自杀的人摧毁了一种人类永远无法创造的东西，而干涉了造物主的权利。 Adonai nathan veadonai lakach（“神赐予，神夺走”）；并且他们会补充：baruch shem adonai（“称颂神的名字”）。对他们来说，自杀与谋杀一样，都是对于整个创世的亵渎和攻击。自杀的人相当于宣称生命不值得一活，世界不值得自己居住。
然而，我们的自杀者并不是疯狂的反叛者，蔑视生命和世界，试图在自杀中否定整个宇宙。他们的自杀是以一种安静而温和的方式消失；他们似乎在为如此暴力地解决个人问题而感到抱歉。在他们看来，一般来说，政治事件与他们的个人命运无关；无论世道好坏，他们都只会怪罪自己的个性。现在，他们发现了一些神秘的缺点使得他们无法继续生活。他们从孩童时就坚信自己应当达到某种社会标准，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他们便自视为失败。他们的乐观主义是踩水求生的徒劳努力。在这种愉快表面的背后，他们不断地与自己的绝望斗争。最终，他们死于某种自私。
如果我们得救，我们会感到羞辱；如果我们得到帮助，我们会感到被贬低。我们为自己的生存和个人命运而疯狂地斗争，因为我们害怕成为那些靠人施舍度日的叫花子（schnorrer，原文为意第绪语——译注）之流——我们中很多人都曾经是慈善家，我们对这种施舍的对象记忆犹新。那时，我们并不理解，这所谓的叫花子并不是蠢蛋（shlemihl，原文为意第绪语——译注），他们才是犹太人命运的象征。正如当时那样，今天的我们也不觉得犹太人应该团结起来——我们并不明白，这并不仅仅事关我们自己，而是事关整个犹太民族。我们的保护者常常强烈支持这种误解。我记得在巴黎有一位慈善事业的负责人，每当他收到一张德国犹太知识分子的名片，上面难免会注有“博士”头衔，他就会高声惊呼：“博士先生，博士先生，叫花子先生，叫花子先生！“
从这些不愉快的经历中，我们得出了一个颇为简单的结论。成为哲学博士不再使我们满足；我们意识到，为了建立新生活，首先要改进旧生活。我们发明了一个小小的童话故事来描述自己的行为：一只背井离乡的孤独的腊肠犬，悲哀地讲述自己的故事：“曾经，当我还是一个圣伯纳德犬的时候......”
我们的新朋友们为这么多明星和名人而倾倒，但他们很难明白，在我们对过去辉煌的所有描述之下，都有一条关于人性的真理：一旦我们有头有脸，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们就被朋友所爱，甚至被房东信任，认为我们能够按期支付租金。我们曾经能够购买食物、乘坐地铁，而不被人称为不受欢迎。我们现在变得有点歇斯底里，因为报业工作者开始找到我们，并公开警告我们在买牛奶和面包时不要造成不愉快。我们也想知道我们如何能做到这点；我们已经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刻都非常小心，尽量避免令任何人猜测我们是谁，我们持有什么护照，我们的出生证明上填写的地点是哪里——以及希特勒不喜欢我们。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去适应这样一个世界：一个在你出门买食物时也必须要有政治意识的世界。
在此等情形下，圣伯纳德犬越长越大。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位指望获得某些特定工作的年轻人唉声叹气道：“你都不知道能跟谁说话；我在Karstadt原来做的可是项目经理（Karstadt是柏林一座雄伟的百货商店）。” 不过，另一位中年男子也同样深感绝望。他从一个委员会到另一个委员会，在经历了无数轮救援请求之后，最终大叫道：“这儿没人知道我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既然没人把他当作有尊严的人看待，他就开始给他的关系户和知名人士发送电报。他很快就了解到，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上，接受“伟人”要比接受普通人容易多了。
我们越是无法自由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我们就会越努力地建起高墙、遮掩现实，装腔作势地扮演各种角色。德国驱逐我们，因为我们是犹太人。但还刚跨过法国边境，我们就已经变成了“德国佬”（boches）。别人甚至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心想要反抗希特勒的种族理论，我们就必须接受这种身份。于是，我们在七年中就开始滑稽地扮演着法国人的角色——至少，我们扮演了法国公民候选人的角色。可是，战争一开始，我们还是以“德国佬 ”的身份锒铛入狱。与此同时，我们当中大多数人确实成为了忠诚的法国人。我们如此忠诚，甚至都变得不会去批评法国政府的命令，只会说监禁入狱没有错。我们是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批“自愿囚犯”。在德国人占领法国之后，法国政府只需改名易姓；而我们呢，过去被监禁是以德国人的身份，如今被监禁还是因为犹太人的身份。
同样的故事在世界各个角落不断地重复上演。在欧洲，纳粹没收我们的财产；但在巴西，我们仿佛就像外国德裔联合会（Bund der Auslandsdeutschen）最忠实的成员，不得不向政府支付30%的财富。在巴黎，我们由于犹太人的身份，八点之后就不得踏出家门；但在洛杉矶，我们受到限制却是由于“敌军同盟”的身份。我们的身份转变如此频繁，以至于没人能够发现我们到底是谁。
不幸的是，就算我们和犹太人打交道，事情也没好到哪里去。法国犹太人把所有来自莱茵河地区之外的犹太人叫做波兰佬（Polaks），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同样地，德国犹太人把那些人叫做东欧犹太佬（Ostjuden）。但那些土生土长的东欧犹太人可不吃法国兄弟这一套，他们把我们叫作德裔犹太佬（Jaeckes）。那些痛恨德裔犹太佬的儿子们——也就是生在法国的第二代东欧犹太人移民后裔——不但完成了同化，还和法国犹太上层阶级的观点如出一辙。因此，你会在同一个家庭中，一边被父亲叫作德裔犹太佬，一边被儿子蔑称为波兰佬。
自从战争伊始，灾难就开始降临到欧洲犹太人的头上。光是难民这一身份，就断绝了我们与本土犹太社会融合的机会，哪怕确有特例，到头来也更进一步证明了这条铁律。这些不成文的社会法律虽然从未得到公开承认，但它们却为公共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就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而言，所有官方宣布的热情好客和慈善心肠，都比不上这些沉默的舆论和实践。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当社交关系被切断时，他的日子必然不会好过。道德准则只有在某种社会结构中才更容易维持。当一个人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地位彻底陷入混乱时，很少有人能拥有保全自我操守的能力。我们缺乏勇气，无法为自己的社会和法律地位而奋斗。相反，我们当中如此众多的人都决定尝试改变自己的身份。这种诡异的行为反而使我们的境遇变得更糟。我们之所以陷入这种困境，相当一部分也是作茧自缚。
一天，有人会写下这个真实的故事，讲述这个德国犹太人的移民历程，而他不得不从科恩先生说起。科恩先生，来自柏林，150%是德国人，而且是超级的德国爱国者。1933年，科恩先生在布拉格寻求庇护，很快就成为了一位捷克爱国者，并且对此深信不疑——无论是捷克还是德国，科恩先生的爱国心都一样忠诚、真实。时光流逝，转眼到了1937年左右，捷克政府已然受到某些来自纳粹的压力。他们不顾那些难民强烈希望成为捷克公民的事实，开始驱逐境内的犹太难民。随后，我们的科恩先生挪到了维也纳。要在那里站稳脚跟，奥地利爱国主义是必须的。德国入侵奥地利，科恩先生不得不离开那个国家。他抵达巴黎，但没赶上好时候，自始自终无法获得一份正规的留居许可证。但是，科恩先生早就熟稔于异想天开的手段，他拒绝把那些行政手段当一回事，居然坚信他能在法国度过余生。因此，他开始为适应法国社会作准备，将他自己与“我们的” 维钦托利（Vercingetorix是高卢阿维尔尼人的首领——译注）祖先联系在一起。我想我还是不要对科恩先生的种种冒险作进一步向详述了。只要科恩先生一天不真正看清自己作为犹太人的真实身份，就没有人能预测他到底还要经历何等疯狂的改变。
的确，一个如果想要失去自我，他就能够发现人类存在的可能性无穷无尽，正如创造的无穷可能性一般。但是，重新获得一种新的人格和创世的难度无异，且同样没有希望。无论我们做什么或假装成为谁，我们都将一事无成，不过是体现了疯狂想被改变的欲望——只要不是犹太人，什么都行。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旨在达成这个目标：因为我们不想成为犹太人，所以我们不想成为难民；因为近年来讲德语的移民被当作犹太人，我们就装腔作势讲英语；由于世界上大多数没有国籍的人都是犹太人，我们拒绝称自己为没有国籍的人；我们为了遮掩自己是犹太人的事实，甚至心甘情愿成为忠诚的霍屯督人（Hottentots是荷兰殖民者对非洲土著的称呼——译注）。 我们没有成功，也无法获得成功。在我们“乐观主义”的面具下， 你能轻易察觉到同化主义者不可救药的悲伤。
对来自德国的我们而言，同化（assimilation）一词具有一种“深刻的”哲学意味。你很难意识到我们对它的态度何等严肃。同化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必要时适应自己的出生之国，也不意味着我们出于必要而迎合与我们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们。从原则上说，我们适应所有事，迎合所有人。有一次，这种态度通过我的一位同乡的语言表达变得无比清晰，很显然，他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那时，他刚刚到达法国，便建立了一个适应协会，德国犹太人会在那种协会中互相宣称自己法国人的身份。他在第一次演讲中说道：“在德国，我们是体面的德国人，因此，我们在法国也应该是体面的法国人。” 公众热烈鼓掌，没人发出笑声；我们都很高兴，因为学到了如何证明忠诚的方式。
如果爱国主义就是一桩惯例或一项实践，那我们无疑是世界上最爱国的人。不妨回想一下我们的科恩先生；他的记录无人可及。他就是一个理想移民，无论残忍的命运将他推向哪个国家，他都会一眼爱上本地的山川。但既然人们并不相信爱国主义就是某种实践，我们也就很难让他们相信我们的反复转变确实出于真心。这种挣扎使得我们自己的社会变得如此偏狭；正因为我们无法从本地人那里获得认可，哪怕没有自己的社群，我们也要求充分的肯定。当本地人面对着像我们这种如此奇怪的生物，他们就会心生怀疑。在他们看来，对自己的旧国保持忠诚才是正道，也才能被他们所理解。这就使得我们的人生变得凄苦异常。作为犹太人，我们若能解释这种故国之情的特殊之处，或许就能克服那种怀疑。其实，我们对故国确实情深意挚。我们连篇累牍地著书立说，证明这种感情；我们还资助整个官僚系统去探微溯源，并且试图用数据解释这种深情。我们当中还有学者通过哲学论文，论证犹太人与法国人、德国人、匈牙利人和其他人之间命中注定的和谐共处。如今，人们频频对我们的忠诚表示怀疑，这背后有一段漫长的历史。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犹太人的同化史就是一段史无前例的失败史：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证明自己的非犹太性，到头来却成功表明，他们自始至终都是犹太人。
这些尤利西斯式的游荡者心中混乱而绝望。他们不像尤利西斯这位伟大的原型，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从他们拒绝保持自己身份的彻底躁狂中就轻易可见一斑。这种躁狂由来已久，并不是十年前才冒出来的症状，它揭露了我们存活于世的深刻的荒唐性。我们就像一帮心存执念的人，总忍不住为一种想象出来的污点虚掩造势。因此，我们对任何一种新的可能性都满心欢喜，仿佛但凡新的东西都能创造奇迹。我们着迷于每一个新国籍，就像一位穿大号衣服的女士着迷于每一条许诺能够给她理想腰围的新裙子。不过，她对于新裙子的着迷仅限于她还相信裙子神奇的法力之时，一旦当她发现裙子无法改变她的体形——或者，无法由此改变她的身份，这种着迷也就烟消云散了。
你可能会感到惊奇，既然所有古怪的掩饰显然都一无所用，我们怎么还没放弃这种执念。若人类果真极少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那他们至少还能从个人经历中获取点经验，这在我们的例子当中也是偶有发生的。但在您率先发难前，请记住这一点：作为一个犹太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法律地位。若我们从一开始就将自己只不过是犹太人的实情和盘托出，那就意味着我们将自己暴露给无情的命运，我们不受任何具体法律或政治公约的保护，我们除了人类的身份之外一无是处。我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态度比这种暴露更为险恶。因为，事实上，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仅以人类的身份生存早已成了过去式；社会早已发现了歧视这种伟大的社会武器，它杀人无形且兵不血刃；无论是护照还是出生证明，有时甚至是收入所得税的收据，都不只是正式的文书，而是社会地位的证明。确实，我们大多数人都完全依赖于社会标准，如果社会不认可我们，那我们就会对自己失去信心；为了得到社会的接纳，我们总是时刻准备付出任何代价，现在如此，过去亦然。然而，同样确切无疑的是，我们当中极少几位也曾试图摒弃所有这些同化，放弃适应的把戏与笑话，他们试着换一种活法，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超过了他们能力所及；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中，他们所做的努力甚至将我们法律所允许的少有几个机会都置于险地。
根据贝尔纳·拉扎尔（Bernard Lazare）的说法，我们不妨根据这几位少数派的态度，将他们称为“自觉的贱民”（conscious pariahs）。相较于我们的科恩先生倾其所能试图成为新贵的态度，最近这些事件并不能无法充分解释那些少数贱民的自觉态度。二者都是十九世纪的产物，尽管都不了解犯法分子或政治罪犯，但都十分清楚社会贱民和他们的对立面，也就是那些社会新贵。现代犹太历史自法庭伊始，由犹太百万富翁和慈善人士延承，轻易就把犹太传统中的另一分支抛诸脑后——在那个传统中有海涅、拉赫尔·瓦尔哈根（Rahel Varnhagen）和肖洛姆·阿莱汉姆（Sholom Aleichemn），还有贝尔纳·拉扎尔和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或甚至是查理·卓别林 （Charlie Chaplin）。在这些少数犹太人构成的传统中，他们拒绝成为新贵，而愿意成为“自觉的贱民”。所有犹太人自夸的品质——“犹太之心”包括人性、幽默和不偏不倚的才智——都是贱民才有的品质。所有犹太人的缺陷——不知变通、政治蠢材、低等情结、视财如命——都是新贵的特征。总有犹太人认为，哪怕他们的城堡精神狭隘浅薄，或是他们的金融交易在本质上并不真实，这些人也不愿做出改变，抱持更具人性的态度，或体现出对现实的天赋洞见，因为，他们觉得那样做并不值得。
无论是贱民还是新贵，历史都迫使他们沦为了法外分子。新贵还无法领会巴尔扎克的“人不能失败两次”的伟大智慧；他们因此也无法理解贱民的疯狂梦想，还因同贱民经历相同的命运而深感羞耻。那些少数难民坚持道出真相，哪怕被冠以“下流”之名也在所不惜，他们虽然不受待见，但同时获得了一种无价的优势：对他们而言，历史之书从此洞开，政治也不再是绅士的特权。他们明白，欧洲剥夺犹太人的法律地位，紧接着也会将大多数欧洲国家逐于法外之地。难民们从一个国家被驱逐到另一个国家，他们代表了他们民族的未来——假如他们保持自己的身份的话。这也使得犹太历史首次不再绝世独立，而与所有其他国家联系在了一起。欧洲各民族允许他们中最弱的成员被排除和迫害，在这一刻，也因为这一决定，欧洲的礼貌社会宣告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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