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荐书｜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1789—1799
撰文：彼得·麦克菲
翻译：杨磊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法国大革命从未远去。
人类世界在“世界近代”的几个世纪经历了猛烈而持续的变迁，如果把这段历史视作一次火山爆发，那么法国大革命就是那火山口，是波及全世界的种种解放与毁灭之力的原爆点。
《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1789—1799》（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5月）用生动的历史细节，再现了法国大革命全历程的动荡起落。1789年，法国大革命在多重政治-社会危机中爆发，也释放了积蓄多年的底层力量与不满。旧制度、旧文化，在一阵如同旋风闪电一般的改革中土崩瓦解。法国大革命没有一贯的领导者，三级会议、国民议会、国民公会、处决路易十六、雅各宾专政、督政府……每个新阶段都是一次攸关生死的权力洗牌，是在历史中有无穷回响的政治原则之争。
《自由与毁灭》也用新的历史角度和清晰度呈现这场革命，从浩如烟海的尘封档案中打捞出鲜活的历史记忆，把个人故事与政治大势编织在一起。所谓“革命”，法国的城市、农村、战场、殖民地都在发生什么？不同阶层的法国人又如何适应变革，顺应变革？10年间，革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为许许多多革命者画了肖像。政局变换，这些革命者有的成了“烈士”，有的成为“叛徒”被推上断头台，也有的发动政变，成了新贵。住在巴黎的巧克力女匠人波利娜·莱昂，参加过喜气洋洋的革命庆典，领导过反对国王和支持女权的示威，而在平常日子里她天天排队领取少得可怜的配给面包。黑白混血儿亚历山大·仲马原本注定一生为奴，大革命敞开的机会之门让他能够成为军官，在革命军队里建功立业。……变革降临在所有人身上。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
基督之家的解体：
宗教分裂与国王出逃，1790—1791年
无法忍受革命的贵族和他们的扈从满腹怨恨地踏上了逃亡之路，但是没有威胁到革命的胜利。布瓦涅公爵夫人阿黛尔·德奥斯芒是凡尔赛宫廷的局内人，在1791年只有10岁，她后来回忆道，逃亡的贵族妇女为了谋生不得不工作，她们中间充满了怨恨：“过往的虚荣做作和现在的萧条冷落都令人厌恶。”当露西·迪永和她的姑姑在1791年经过两周的行程到达瑞士时，她对逃亡贵族群体的放纵和自负十分震惊：“他们把巴黎社会的架子和傲慢都带来了……他们蔑视一切。”他们写信鄙视国内还没有辞去军队职务的贵族同伴，给那些躲到乡下庄园内的贵族亲戚寄白色羽毛*，这就是他们的勇气的全部表现了。
国民议会对于教会的改革改变了反革命行为的规模和强度。分裂令国民议会始料未及，其本意也并非如此。在1789年的陈情书中，有很多要求彻底改革教会的声音，国民议会迅速着手行动。人们在核心议题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比如提高教区教士的收入、削减高级教士的津贴。政教分离原则得到了一致认可：教会的公共职能是日常生活必需的，国民议会同意在1789年8月废除什一税后由公共财政补贴教会。
旧制度时期的国王是高卢教会的首脑，直接介入教会管理，比如国王可以关闭运营不善的修道院。路易十五曾经关闭了数百座修道院。因此，新掌权的国民议会有权改革教会当前的组织。在将教会财产国有化三个月后，国民议会决定从1790年2月13日开始关闭所有修道院，那些具有教育和慈善功能的修道院除外，只靠清修已经不能再获得公共补贴。修士不管留在修道院还是离开都是痛苦的选择，年龄和地位都有可能影响抉择。例如，在洛林的斯特拉斯堡教区的六所修道院中，尽管61名修士中的大部分人希望留在修道院，而贝班的所有15名多明我会修女非常愿意离开，她们普遍比较年轻，年龄在26岁到46岁之间。与此相比，韦兹利斯的圣伊丽莎白修道院中的所有24名修女表达了留下的愿望，她们当中有一半年龄超过54岁。同样，南锡的14所修道院中的200名修士，只有少数暗示他们愿意离开。在加尔默罗会的一座大修道院，31名僧侣中只有一个人想要还俗。南锡整个地区在1791年11月还有620名教士需要领取薪俸。毫无疑问，很多宗教人士乐意结束隐居生活，但是其他人对一份1790年10月来自奥尔良教区的声明表示赞同：“这是服从，不是选择，这是形势所迫，我们不得不同意。”
同样令教会困扰的是国民议会的宗派平等原则，其代表性事件是1790年3月15日新教徒牧师拉博·圣埃蒂安成为议长。同一个月，阿维尼翁的“爱国者”控制了城市，试图将教皇领地并入法国，教皇谴责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他坚称，人民主权是危险的，因为它意味着人民只会遵从他们同意的法律。由于担心激进的改革会影响到天主教会的地位，加尔都西会修士、代表多姆·热尔勒在3月14日请求国民议会颁布法令宣布天主教不是国家唯一的宗教，而是“唯一公开、权威的宗教”。尽管反对他的提议的票数是压倒性的—903票对297票—但是有三分之一的贵族代表支持他，300名教士代表中有144人支持天主教的垄断性权威。他们与以前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代表分道扬镳并不是一件好事，超过90%的资产阶级代表反对奉天主教为唯一权威的宗教。
陈情书中对于改革的普遍共识保障了国民议会能够推动教会土地国有化，关闭修道院，并在1789年12月给予新教徒、西班牙裔与葡萄牙裔犹太人宗教自由。教士们对于这些变革抗议不断，矛盾最终集中在了《教士公民组织法》上，国民议会在1790年7月12日通过了这部法律，开始对教会进行彻底改革。
《教士公民组织法》中的很多条款都反映了公众在1789年陈情书中的愿望，最常见的要求是废除“额外收入”（特定宗教服务收取的费用），废除什一税，根据才能选拔主教并且要求主教居住在自己的辖区。大部分教士从新的工资标准中受益，只有少数上层教士对主教薪俸大幅削减表示遗憾。此外，国民议会重新划分了主教辖区和教区边界，依据公社边界大规模减少了教区数量。这让那些规模不足以构成公社的村庄和小村落产生了诸多不满，因为这样会使他们失去自己的教区教堂。在布列塔尼的维特雷附近，有很多像博赛林这样的村庄，居民向国民议会请愿要求“一个能够让他们倾诉苦楚、忧虑和要求的地方”，因为离现在最近的教堂路程太远，在天气糟糕的时候很不方便，对于小孩子来说也成问题。
在市镇和城市，为提高效率而关闭教堂也让虔诚的信徒感到难过。按照一个城市中每6000人中有一个教区教堂的标准，巴黎将关闭52座教堂中的19座，鲁昂将关闭32座教堂中的21座，布尔日关闭15座中的11座，昂热关闭17座中的9座。在皮卡第的高原城镇拉昂的12座教堂关到只剩2座，教会在这个地区拥有28%的土地，关闭教堂和出售教会财产使大量购买教会财产的乡村有产者受益却同时摧毁了这个城镇。在图卢兹，教士占人口比例的十五分之一，他们除了拥有大教堂和教会大厅，还有55座修道院，教会财产占城市财富的三分之一。现在这些财产已经售出，“多余”的教堂被关闭，宗教团体将会慢慢消亡，接下来城市将会面临失业问题。
但是，最富有争议性的问题是将来如何任命教士。国民议会中的教士代表尖锐地抗议道，教士阶层遵循神圣权威的原则，由上级教士任命。对此，让—巴普蒂斯特·特雷亚尔作为著名律师也是国民议会主席拉博的继任者之一，反驳说这样会导致裙带关系。只有人民才能选择他们的教士和主教：“这不是损害宗教，这样确保信徒有了最忠实、最富有美德的代理人，你们将会得到最崇高的敬意。那些认为这样做会有损于宗教的人是对宗教精神最大的误解。”然而，用人民主权中的“积极”公民标准选择教士和主教时，国民议会越过了分隔政治与宗教的窄线。人民选择他们的教士的时候，国民议会将妇女和虔诚社区中的穷人排除在外，而在理论上那些富有的新教徒、犹太人和不信教者却有权投票。
为什么国民议会不愿意协商或妥协？教会不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还充满了旧制度的流弊，所以它作为一个机构需要改革—以符合革命的原则。国民议会必须推行统一的税收制度，改革教会促使它废除变化无常、不公平的什一税。国家的破产导致了教会财产的国有化，结果是教士换了种方式依然依附于国家，因此应该由教会管理自己事务的建议无人理睬。1789年的《八月法令》废除了特权团体：当国民议会认为自己推行的改革本质上是行政的，从而是国民议会自身的职权时，那么国民议会与教会有什么好商量的呢？宗教会议（synod）无权表达它是否同意由人民代表投票做出的改革决定。不过在任何情况下，教皇也与国民议会一样拒不妥协。
最后证明，一场基于人民主权、包容所有信仰、通过世俗理性达成世俗成就的大革命无法与基于上级任命、神圣教条、唯一信仰的教会相调和。尽管大多数教士表示反对，国民议会中绝大多数不耐烦的代表要求强制执行《教士公民组织法》中的条款，要求教士选举最早要在1791年开始，选出的教士要宣誓效忠于法律、国家和国王。这是大革命分裂的开始。
在各地，教士宣誓时都面临着痛苦的抉择。国王已经批准了改革，但宣誓与忠于教皇和长久以来的习俗相悖，这样能够消除他们的疑虑吗？105名来自布列塔尼的教士请愿说：“我们的权力的活力在于继承了使徒传统；如果规则被打破，我们的使命就不再神圣。”很多教士试图用折中的方式进行宣誓来解决这一困境，例如北方的凯斯克教区和布洛涅东部的洛廷根教区：
我宣誓，我的信仰不允许我按照国民议会要求的那样宣誓；我乐于见到那些信任我们的人们，我发誓会看护他们，我们会尽可能地忠实于国家和国王，遵守由国民议会颁布的宪法和一切在国王权限之内批准的法律，包括所有仅限于民事和政治的法令，但是当政府涉及教会法时，除了教皇和主教，我不承认任何主宰者和立法者……
这些折中的宣誓对于当权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教士是接受《教士公民组织法》（从而是整个革命理念），还是服从教皇以及他们的高贵主教的权威，两者之间只能选择其一。
《教士公民组织法》纪念碟，一个教区牧师正对组织法案起誓
在南锡地区，只有28名教士宣誓（他们当中有9人是在中学做老师的法政牧师），40人拒绝宣誓，45人试图有条件宣誓。13与此相对，由主教带头，教会改革在奥尔良被普遍接受，即使这个城市的教堂从25座减少到6座。在1789年各地区的陈情书中，要求对教会进行彻底改革的请求经常以“世俗化”的语气表述出来，不仅要改革教会的等级制度和税收特权，还要改革教区教士的法律地位。奥尔良西部的圣希莱尔教区的教士要求所在辖区的民众“忠诚于国家、法律和国王：你是国家的主人；法律是你的意愿；国王是法律忠诚的卫士，你们子女的心中将会播下自由和爱国的种子，法国将会繁荣昌盛”。
与此相对，奥尔良北部皮蒂维耶的教士宣称，当他在教士大会上解释说他只会接受有条件宣誓时，“每个人都在哭泣，泪洒路旁、泪湿衣襟”。15弗朗索瓦—皮埃尔·朱利奥是特鲁瓦地区拒绝宣誓的教士和修士中的一员，他对报道中“积极”公民聚集在一起选拔主教的行为十分愤怒：
当选举者不想因为就餐而中断议程时，他们就将祭坛当作餐桌；他们在唱诗班和圣殿内尽情释放着他们的天性，毫无节制、亵渎神明。神圣的场所内充斥着最下流的言语。
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少数主教和大约一半的教区教士进行了不合格的宣誓。当教皇在1791年4月13日发布《博爱》（‘Caritas’）通谕谴责《教士公民组织法》和《人权宣言》对基督徒生活有害时，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随即退缩。教皇之前已经因为失去阿维尼翁周边的领地而暴怒，现在他命令法国教士将那些宣誓教士视作异教徒：
不要听从这些奸诈的世俗言论，这些言论文饰死亡，同样要留心所有的篡位者，无论他们自称是大主教、主教还是教区教士，你们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相同点，尤其是在神圣事务上……没有人能够进入天堂，除非他和教会显而易见的领导者站在一起……
一些“爱国者”教士被激怒了：J.F.努斯是拉昂南部沙维尼翁的一名乡村教士，他问道：“我们怎么能够相信教皇有权迫使我们否认一部与福音书如此接近、对于国家繁荣如此重要的宪法呢？”最后，他所在的地区有78%的牧师坚守了他们的誓言，在其他地方这个比例恰好颠倒。教皇的干预导致很多教士收回了他们的誓言，比如奥尔良神学院的一名院长告诉市长，说他“再也没法拒绝良知的呼唤……如果我不幸与教皇和教士们分离，我宁愿选择贫穷和死亡”。
在被要求接受并坚守誓言时，教士的反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这不仅反映了教士的个人选择或者高级教士的影响，还有地区宗教文化的影响。这些结果决定了日后的政治选择，在革命及其后的时代里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出现了分化。到了1791年中期，出现了两个法国，一个是支持改革的东南部地区、巴黎盆地和香槟地区，一个是“顽固的”西部和西南部地区、东部地区和中央高原南部地区。边境地区的顽固派教士让巴黎人怀疑，那些不懂法语的农民成了这些“狂热”教士的“迷信”的受害者。
顽固派或未宣誓的教士将自己视为上帝的仆人，而宣誓教士将自己视为人民的仆人，或称“公民教士”。前者将《教士公民组织法》视作对教会团体、教会等级制度和教皇领导权的诅咒；对后者而言，他们在所处的地区本就习惯了不让宗教过多干预日常生活，《教士公民组织法》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削弱了罗马教会的地位，加强了高卢主义。
宗教信仰的力量早在大革命之前就在各个地区、城市和乡村之间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让教士群体要么拒绝改革，要么在更加世俗化的地区宣誓成为一名服务于社区的“公民教士”。从大革命之前的三十年起，城镇里新的教士占总教士人数的比例从45%下降到了27%，各地区差异很大。在一些省份，这种下降是断崖式的，例如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主教辖区、奥尔良主教辖区教区和欧坦主教辖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新入职教士数量都全面减少，在1791年宣誓的地区中，减少比例最高超过了40%：巴黎、普罗旺斯、巴黎南部地区（尼维内、贝里、波旁内、勃艮第），以及波尔多附近地区和里昂。相较而言，在西部地区（曼恩、安茹、下普瓦图）整体入职人数实际上增长了50%，来自农村地区的入职者尤其多。
宣誓使教会和革命都出现了分化。来自弗朗什孔泰的宣誓教士鲁斯洛坚称，他将他的职位视作“是与自己宗教的真正原则相符合的，是对国家最有用的。我对与我政见不同的教士同伴没有任何怨恨，我真心希望他们不会遭到厄运”。但是他认为这种不同的政见是错误的，担心这会对他所期待的经改良的立宪君主制下的“良好的秩序与和平”造成影响。201791年2月4日，克劳德·富歇神父在巴黎圣母院的讲坛上宣称：
世界笼罩在黑暗的阴影之下，只有在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时代才能照亮……因此，忠于法国国民议会和法国国王是不朽的荣光，他们带来了一个人人友爱、人人平等、普遍自由的统治。5月，富歇成为宣誓效忠宪法的卡尔瓦多斯主教，随后开始了政治生涯。
“爱国者”代表坚持对教会机构的彻底改革是必要的，就像提高大多数教区教士的薪俸一样重要。但是教皇的谴责使那些反对革命性变革的人确信他们有正当的理由，而不仅仅是出于私利。
国民议会中的理性人士认为必须推行一种替代天主教在公共生活中的核心地位的制度，它将从公共财政获得资助，并有效地进行管理，使公共生活摆脱冗余的宗教仪式。托马·兰代是诺曼底地区贝尔奈市的一名教区教士，也是厄尔省的代表，他在1790年12月针对心怀不满的教士同僚发表了一份小册子，他认为新政权有权说“你们人数太多了，你们的昌盛有损于公共利益”。他提醒他们，正如旧的教区划分是旧制度的产物那样，新的划分也应该反映革命做出的变革。
1791年1月至2月推行的教士宣誓在某些地方引发的不仅仅是道德上的愤怒。尤其是在布列塔尼，宣誓将酝酿了两年的分裂引爆为公开冲突。1790年1月和2月，数百名来自布列塔尼和安茹的“爱国者”聚集在蓬蒂维表达他们与“所有法国人”团结的意愿，但是其人对于取消布列塔尼独有的“宪法”和特权表示非常愤怒。地方望族的教士在他们的小辖区内往往享有高水平的薪俸和名望，而教会改革对冲突的激化作用无法估量。他们的地位如此之高，以至于莫尔比昂省选举的232名市长中有42人是教士。2月13日，超过1000名来自瓦讷附近的农民在未宣誓主教阿梅洛的支持下，手持铁镐、镰刀和一些枪支朝着瓦讷进发。一名参与者说，不行动就意味着“新教徒会被派到这里讲授新的法律，孩子在七岁以前都不会有洗礼”。萨尔佐村的牧师对村民进行了鼓动，有人怀疑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他在大革命前2600里弗的年薪高得非同寻常，现在已经减半。瓦讷的军士以几条生命为代价击退了农民。惊魂未定的瓦讷公诉人确信，“我们的农民兄弟们受到以前狂热自大的贵族的蛊惑，而贵族是和主教们勾结在一起的”。
城市、资产阶级、启蒙文化和由宗教、语言联系起来的众多村庄之间的鸿沟在布列塔尼和安茹南部体现得最为明显。瓦讷的地方行政官员深感震惊，村民们竟然不理解教士和贵族这样做明显是因为自尊心受损和自私自利：这些“自大的狂热分子”现在要像其他人一样纳税了。在瓦讷东北部的圣诺尔福镇，新的行政长官和公诉人是教士与他的助理，镇上的5名教士中的这两人兼任行政职务，管理着1200人。1790年初，他们曾经起草过一份所有缴纳过“爱国捐献”的人员名单，但是到了年末，他们的村镇委员会为教会改革感到惋惜，“我们不想背叛我们的教士”，并且控诉政府“曾经答应过给我们幸福”。这5名教士逃到西班牙后，这个镇从此拒绝纳税。
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之间通常存在着鸿沟。与南特市隔卢瓦尔河相望的库埃特的修女们拒绝宣誓过的米内主教进入她们的修道院，一群来自南特的妇女冲进村庄并鞭打了这些修女。在维埃尔维涅市西南部的林地牧区（bocage），教士拒绝宣读国民议会的法令。市长进入教堂时被周围的妇女包围，她们撕碎法令并且喊“杀！杀！打他！打他！”市长最后勉强逃脱。在南特所在的大西洋岸卢瓦尔省，455名教区教士中只有97人宣誓。26在盖梅内，教区居民通常的反应是拒绝“外来”教士。1791年4月26日，就在复活节过后，一名刚刚当选市长的宣誓教士被愤怒的人群从小礼拜堂里拖出来，武力威胁他辞职，其他议员不得不逃跑。市长被辱骂为无赖，甚至更难听的词。六个月之后，教堂圣器室被洗劫一空，似乎是在进一步威胁“外来”教士。
起初对教会“改造”抱有很大希望的革命现在演化成了相互对立的冲突。“爱国者们”和那些反对革命的人，无论是在教会内部还是外部，都不能相互理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纠葛或谁胜谁负的问题。分歧的双方一方是信徒，一方是公民。公民在新政权参与和世俗意义上的个人成就里获得了自我认知，很难容忍那些选择旧有崇拜、礼制和权威的人。反对革命的人则认为“爱国者”是习俗、秩序和服从的破坏者。宣誓的结果注定使“爱国者们”愤怒，他们对狂热和迷信的东西表示不屑，反而使维护信仰的人变成了潜在的反革命者。
教士的反应是广大人民态度的缩影，因为只有少部分教士能从他们的团体中脱离出来，对公共舆论不加理会。在像巴黎这样的大城市中，反对派教士用讽刺和拒绝的手段反对《教士公民组织法》时冒着很大的风险。巴黎人生活的记录者、支持革命的路易—塞巴斯蒂昂·梅锡耶描述了圣绪尔比斯教堂的神父如何试图通过布道反对国民议会改革，以及他的下场：
愤怒的呼喊声回荡在教堂的走廊之间……突然，教堂之中响起了和谐、宏伟的音乐，那首著名的歌曲回荡在每个人的耳边：“啊！一切都会好！一切都会好！”……反革命的煽动者被要求唱《一切都会好》。他从椅子上狼狈起身，带着嘲笑、羞辱和冷汗。
在法国乡村，宣誓成为公众是否全面接受革命的测试。在东北部地区和巴黎盆地，公共生活长期以来相对“世俗化”，教士只是提供精神上的服务，总体上对于《教士公民组织法》和革命的认可程度很高。然而在塞文山区和阿尔萨斯—洛林这样的新教徒占少数的地区，宣誓教士和未宣誓教士相继逃离，天主教仪式和慈善占主导地位的生活受到威胁，引发了普遍的恐慌。有很多之前支持革命的教区居民对受人尊敬的教士和修女的离开表示惋惜，对于关闭多余的教堂的规定感到愤怒。很多人认为对于传统的颠覆证明了这场革命是城市资产阶级
的革命。
很多妇女对待教会改革时的反应尤其激烈和暴力，对她们习以为常的仪式和资助发生的改变表达了不满、愤怒和焦虑。在南部小城米约和索米埃尔，成群的贫穷妇女和儿童将他们愤怒的矛头指向了当地新教徒和支持革命的天主教行政长官，认为二者在破坏宗教和社会秩序上串通一气，米约的妇女喊道：“我们要保留我们的宗教，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们要我们的教士！”而其他支持革命的妇女同样愤怒。1791年2月22日，一群巴黎市民恳求科德利埃俱乐部吸收他们为活跃分子：
我们安慰自己，因为我们无力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只有将自己投身于唤起我们下一代成为自由人的行动中去。如果你不相信我们的诚意……那么愤怒、悲伤、绝望会驱使着我们走上大街小巷。
两周以后，在3月6日，22岁的巧克力工匠、活跃分子波利娜·莱昂向国民议会递交了一份有300人签名的请愿书：“所有人都说一次暴烈的动乱即将来临。”她对此感到恐惧，要求妇女可以持有“长矛、手枪、军刀、步枪”，让她们于假日和周日在联盟广场上进行操练。
宗教分裂在“爱国者”和他们的敌人之间引发了进一步的分化。因言论和出版自由而生的反革命媒体却将自由视为敌人。1791年3月，极端保王派的《国王之友报》用感性的语言总结了教士宣誓问题的分歧：
国民议会中的右派，是维护信仰和王权的精英。他们所有人都是杰出的、富有美德的公民。左派，如兽群般聚集的是教会和王权的主要敌人，包括犹太人、新教徒、自然神论者。他们所有人都是放荡者、骗子。
这份报纸提出了大革命政治话语中最持久的发明：用“左派”和“右派”来划分国民议会中观点相同的代表群体。
反对革命最为激烈的人是那些失去地位、权势和财富的人，他们将财富的丧失归咎于传统的宗派冲突。在1790年6月尼姆冲突造成数百名天主教徒死亡后，弗朗索瓦·弗罗芒和贝利亚村的村长路易—巴斯蒂德·马尔博斯克在雅勒高原上组织了天主教保王党的集会，由源自十字军时代的“骑士团”领导，在阿尔代什省和加尔省的南部边境上，有超过3万名来自180个村庄的人8月18日在那里集会。解散之后，弗罗芒回到了都灵，他在那里收到了一封来自路易十六的信件，许诺他在恢复绝对王权后加封他为贵族。1791年2月20日雅勒营地举行第二次集会，事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于泽爆发了冲突。这次集会规模小得多，大约只有1万人，遭到“爱国者”的强烈反对。当地国民卫队奉命驱散他们。两周以后，狂热的保王党马尔博斯克的尸体在罗讷河边被发现。
那些反对革命的人恐惧的来由就在眼前。1790年12月，激进的记者让—保尔·马拉用他的报纸《人民之友报》来建议爱国者：
一年前，砍下500或600人的头颅后，你们就认为你们已经永远自由幸福了。现在则需要1000个人的头颅；在几个月后，也许要砍下1万人的头颅，你们会完成好这项工作的；除非你们已经消灭了最后一个顽固的国家公敌，否则你们将永无宁日。
整个国家正在分化。到了1791年，“爱国者”和保王党都用上了赤裸裸的暴力词汇相互指责。代表科贝尔·德·斯基里奥怒斥“顽固派教士打着宗教和平、仁爱的旗号进行残忍犯罪、谋杀和投毒”；保王党巴纳贝·杜罗索瓦在《巴黎日报》上叫嚣“欧洲各国君主要尽快来处决”这些散播革命“病毒”的人。既是作家，现在又是革命派行政官员的弗朗索瓦·德·纳夫夏托在1791年5月写给朋友约瑟夫·普兰·德·格朗普雷的信中说，巴黎“表面上风平浪静，内部暗流涌动。火山正在休眠，但肯定会剧烈地喷发”。
纳夫夏托希望正在起草的最后阶段的国家宪法能够使火山平静下来。宪法有意平衡国王（有权任命部长和外交官，临时中断立法，宣战与议和）和立法机构（只有单独一个议院，有权管理财政和立法）。路易十六的困境在于如何解读这些享有主权的人民相互冲突的意见，这些人不久之前还是他的臣民，他们在革命现有的变化以及未来的方向上分歧越来越大。他曾经同意《教士公民组织法》，但是当他想去自己在巴黎西部的圣克洛德宫与未宣誓教士进行复活节弥撒时，被一群疑心重重的民众拦了下来，他对此非常愤怒。
路易十六
有很多人将路易十六视作稳定的象征和宪法所承诺的和平改革的保障者，而和平不仅反对愤怒的反革命者，还反对那些要求更加彻底第七章基督之家的解体：宗教分裂与国王出逃，1790—1791年161革命的人。在地中海港口土伦，1797年中期在宪法之友会之外成立了一个更偏保守的政治俱乐部。这个新的俱乐部不无道理地名为“宪法之友和捍卫者”，它声称“一小撮煽动分子表现出的虚伪爱国主义让会员们忍无可忍，他们的暴力行径迫使很多诚实的公民退出了之前的俱乐部”。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北部地区，说普罗旺斯语的埃居耶小镇（人口2000人），104名宪法之友俱乐部成员退会，在6月22日成立了一个同名的保守俱乐部。在一些当地有名望者的领导下，他们在第一次会议上宣称：“它是为了智慧、开明的公民和真正的爱国者成立的，为了向朋友们树立一个遵守法律的模范，如果没有秩序，我们刚刚获得的自由毫无疑问会离我们而去，并且将我们埋葬于一个比我们刚刚摆脱的奴隶制还深的深渊里。”他们可能不知道，就在他们表达热切期望的那天，革命到此为止还是安全和平静的，而当路易十六开始那一趟令人不齿的行程时，这些期望注定要破灭。
自从1789年7月开始，国民议会就面临着双重挑战：如何保护革命免遭反对者的破坏？革命又应当进行到何种程度？这些问题在1791年年中酿成一个惊天危局。路易十六对于自己权力受限和批准教会改革而遭到批评非常不满，他在6月20日夜里和他的家庭从巴黎出逃。他留下了一份声明，否定了革命的方向：“这么多的牺牲唯一的结果就是看着王国被毁灭，所有权力被废止，个人财产遭到侵犯，所有人民的安全都处于危险当中。”他呼吁他的臣民回到他们熟悉的统治下：
法国人民，尤其是巴黎的人民，列位先王曾经乐于将你们称作“善良的巴黎”，要小心你们的虚伪朋友们的建议和谎言；回到你们国王身边吧，他将永远是你们的慈父，你们最好的朋友。
点击 蓝色文字 查看往期精选内容：
人物｜李鸿章｜鲁迅｜胡适｜汪精卫｜俾斯麦｜列宁｜胡志明｜昂山素季｜裕仁天皇｜维特根斯坦｜希拉里｜特朗普｜性学大师｜时间｜1215｜1894｜1915｜1968｜1979｜1991｜地点｜北京曾是水乡｜滇缅公路｜莫高窟｜香港｜缅甸｜苏联｜土耳其｜熊本城｜事件｜走出帝制｜革命｜一战｜北伐战争｜南京大屠杀｜整风｜朝鲜战争｜反右｜纳粹反腐｜影像｜朝鲜｜古巴｜苏联航天海报｜首钢消失｜新疆足球少年｜你不认识的汉字｜学人｜余英时｜高华｜秦晖｜黄仁宇｜王汎森｜严耕望｜赵鼎新｜高全喜｜史景迁｜安德森｜拉纳米特｜福山｜哈耶克｜尼尔·弗格森｜巴巴拉·塔奇曼｜榜单｜2016年度历史图书｜2017年度历史图书｜2018年度历史图书｜2016最受欢迎文章｜2017最受欢迎文章｜2018最受欢迎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