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与“族史重构”
——以“土耳其史观”为中心
撰文：昝涛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本文选自《东方历史评论（第3辑）》
19、20世纪之交，奥斯曼—土耳其的知识精英致力于“土耳其民族”历史的书写。至凯末尔主义时代，重构民族历史成为土耳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其发展顶峰则为30年代初“土耳其史观”（Türk Tarih Tezi）之提出。该史观认为，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出现于中亚，中亚最早的民族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将自己的伟大文明传播到了全世界，故世界各大文明皆是土耳其人的创造。
在过去，已有几位学者的研究涉及“土耳其史观”的问题。 这其中，只有土耳其学者白哈尔（Büşra Ersanlı Behar）的研究属于专门研究。但严格来说，白哈尔的研究定位过于杂乱，以至于让人理不出清晰的思路来，更重要的是，白氏的研究对史观的内容本身关注太少，对枝蔓性的问题则着墨太多，以至于人们读完其著作后，对什么是“土耳其史观”仍不甚了了。拜石克齐（İsmail Beşkeçi）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库尔德问题，对史观出台的经过及具体内容所论仍嫌简略。至于在法国学者考普克斯（Étienne Copeaux）的研究中，史观又仅仅成了一个背景，因为他更为关注的是“土耳其史观”在当代的变化。
“土耳其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产生
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一种文化—种族民族主义思潮——土耳其主义（Türkçülük）——开始活跃起来，其极端表现形式往往被称为“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和土兰主义（Turanism）。 这一思潮主要利用了西方的突厥学研究。正是突厥学的知识，使奥斯曼土耳其人逐渐认识到了自身曾被淡忘了的过去——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突厥历史。
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是20世纪初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理论家，同时也作为泛土耳其主义思想的“祖师爷”而受到批判。格卡尔普曾在其名作《土耳其主义的基础》一书开篇就介绍了欧洲思想对土耳其主义的影响， 格卡尔普说，这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欧洲学者有关突厥人的学术研究，即所谓的“突厥学”（Türkiyat，Türkoloji）。这指的是来自俄罗斯、德国、匈牙利、丹麦、法国和英国等国的很多学者所从事的，与古代突厥、匈奴和蒙古人有关的语言学、历史学及考古学研究。概括而言，东方学家提出，突厥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他们散布于广大的领域，而且，突厥人还在不同历史时期创建了主导世界的国家和高级文明。格卡尔普承认，东方学家所说的突厥人并非就是土耳其的突厥人（即今天的土耳其人——引者），而是古代东方的突厥人（Doğu Türkleri）。尽管如此，这两个潮流都对奥斯曼土耳其人产生了影响。“特别地，法国历史学家德经（Joseph Deguignes）所著的与匈奴、突厥和蒙古有关的作品，以及英国学者卢姆里（Sir Davids Lumley）打算献给塞利姆三世的《土耳其语法》中对突厥语言学的概论，都对我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卢姆里的作品是用英语写的（1832），后来他的母亲将其翻译成了法语（1836）并献给了苏丹马哈茂德。该书除了讨论突厥语的各种支系和方言，还讲到了突厥文明以及突厥的民族学和历史。”
德经提出了匈奴、突厥、蒙古具有相同起源的观点，这影响了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知识精英，格卡尔普强调说，在土耳其主义的最早时期，德经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德经影响了土耳其主义的开创者苏雷曼（Süleyman Paşa），“苏雷曼帕夏是我国第一个根据中国史料来撰写突厥史的人，我们可以说，苏雷曼帕夏的土耳其主义受到了德经的影响，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主要是利用了德经的资料”。 苏雷曼帕夏的土耳其意识还体现在其对“奥斯曼”与“土耳其”这两个名词的区分上，苏雷曼帕夏曾写过一本关于土耳其语的语言学著作，但与此前的作者不同的是，他的书名不再是用Osmanlıca（奥斯曼语），而是名之为Türkçe（土耳其语）。
苏雷曼对“Türk”这个名词的热衷，反映了当时文化领域中一种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土耳其意识。1848年革命失败后，来自中欧的流亡知识分子在奥斯曼帝国落了户，并把中欧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带了过来。这其中最早做出重要贡献的，是从波兰逃往伊斯坦布尔避难的波兰人穆斯塔法·杰拉莱丁（Mustafa Celaleddin），他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 杰拉莱丁断言土耳其人和欧洲人均属同一种族，都属于他所谓的“土鲁—雅利安”（Touro-Aryan）种，即雅利安种的土兰系。杰拉莱丁的目的是要证明土耳其人是欧洲人，并尽量缩小土耳其人和欧洲人之间的差别。 杰拉莱丁进一步提出了拉丁语和拉丁文明起源于突厥人的观点。杰拉莱丁得出结论说：“突厥民族……有一个悠久而且充满胜利的过去。而且，在一场原因不明的大震动之后，突厥人把文明的种子传到了两河流域，使其获得了一个新的元素和能量……”
19世纪末，法国学者兼作家莱昂·加恩（Leon Cahun）的作品被引进了奥斯曼帝国，他的研究被认为是当时“最为流行而且在奥斯曼帝国影响最大、最重要的作品”。 其实，莱昂•加恩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突厥学家，在法国，他更多被看成一个“文学家”。加恩的作品既研究了有关古代突厥人的历史与文化知识，同时也在宏观的意义上给出了分析问题的原则和视角。格卡尔普曾提到：“1896年我来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我最先买的书，是莱昂•加恩的历史作品。该书似乎就是专门为了鼓动泛土耳其主义理想而作。”
加恩的作品中带有他那个时代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加恩在贬低突厥人的理解能力和创造文明的能力之同时，还称赞了他们的“战士的精神”、“勇敢、服从、正直、有判断力”等品质，并补充说他们是“诚实的管理者、坚定的统治者”。加恩的影响在于他的论述思路。加恩认为，突厥人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但这对突厥民族的天赋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结果。加恩说，与其他穆斯林一起，“甚至失去了自身特性的突厥人，成为伊斯兰教化了的亚洲与基督教的欧洲相对抗的先锋。他们大胆而坚定地……在为外国人效力的过程中，依靠侥幸和冒险，付出着自己的意志与力量。”加恩的重要结论是，伊斯兰教与突厥人的天赋是相背的，从塞尔柱人开始，突厥人就开始走向衰落了。在加恩看来，伊斯兰教对突厥人民族天赋的恶化有两个重要的表现形式：一是宗教在生活中日益占据众多领域；二是古代突厥人中妇女所拥有的重要地位的丧失。加恩的这些论述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所谓的“真正突厥人之精神”的问题。加恩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即他的研究向土耳其民族主义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真正突厥人之精神”是在伊斯兰教以外，是在中亚。虽然加恩并没有系统地表述这些思想，但正是他所传达的这些信息影响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
在青年土耳其时代（1908—1918），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阶层中日益受到土耳其主义的影响，强调在帝国范围内普及土耳其语及突厥古代历史，但对境内的非土耳其语族群来说，这意味着一种的“土耳其化”，从而激起了他们的反抗。1914年，青年土耳其党人把奥斯曼帝国推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最终战败，并在战后面临被瓜分的危险。绝望的土耳其人在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中看到了一点希望。
从1919年开始，土耳其历史进入了独立运动时期。但在独立运动的大部分时期，是打着保卫苏丹—哈里发的旗号，并没有提出建立共和国的问题，也很少提及现代意义上的“土耳其民族”问题来。只是在土耳其人取得了反抗侵略的军事胜利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凯末尔及其追随者才想方设法废除了苏丹制。从而开启了抛弃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进程。建国一年之后（1924），土耳其又废除了哈里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土耳其人拥有了一个有着明确政治边界的现代国家，在这个新的国家内重新界定民族成为新的政治课题。
“土耳其史观”的提出
至少在1928年以前，凯末尔有关土耳其民族及其历史问题的认识，仍然是在土耳其主义的框架内，即主要是把土耳其人的古代历史追溯到中亚的突厥人，把11世纪塞尔柱突厥帝国的建立看作土耳其人全面控制小亚细亚的开始。在1928年以后，凯末尔开始提出重新研究土耳其民族历史的问题。
1930年4月23日，“突厥之家” 第六届代表大会在安卡拉召开。“突厥之家”第六届大会的一个最重要成果便是确定了此后土耳其官方历史研究的基调。根据凯末尔养女伊楠的回忆，在“突厥之家”第六届代表大会举行期间，是凯末尔从背后干预了大会最后的议程。伊楠是这样叙述事情的经过的：
一天，我从会场出来，就去了奥尔曼·赤夫特里克（Orman Çiftlik）的马尔马拉别墅（Marmara Köskü）。阿塔图克（即凯末尔）也在那里。因为一整天都在听大会的发言，我已经感到很疲惫。我手里拿着突厥之家的书和公文。阿塔图克问我大会的情况，我也就把自己听到的跟他讲了。阿塔图克问我说：‘你就不想表现表现吗？’我是这样解释自己的看法的：在突厥之家，应该努力增加女会员的数量和相关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想多宣讲一下妇女权利的问题。我就是这么说的，因为，我是这个大会上仅有的女性代表。
阿塔图克对我的这个想法不置可否。他向我要了突厥之家的章程。然后就开始研读起那些条款来。然后，他把第二和第三条给我看，就问我对此的理解以及突厥之家为实现这些目标都做了什么工作。
在“突厥之家”的章程中，这第二和第三条的内容分别是：“第二条：突厥之家的目标是增强民族意识（milli şuuru），文明与卫生的发展以及民族经济的发展。第三条：突厥之家追求的是共和国、民族、当代文明以及民粹主义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些理想，它与共和人民党在国家政治上同舟共济；为传播和促进这些理想，突厥之家要在科学、文化与社会领域进行奋斗和研究。” 凯末尔对伊楠说：“你应该分析这些问题并向大会提出（这两条）！”凯末尔对伊楠下达了指示：“你必须对此进行分析，而且要谈历史问题！”
对历史问题，伊楠并不是个生手：凯末尔在培养她的过程中，就刻意让伊楠多注意历史问题，伊楠接受的教育也多是历史方面的，1929年以后，伊楠就当上了安卡拉音乐师范学校的历史教师。伊楠自己也承认：“对于土耳其文明的特征，我一直以来都保持着敏感的兴趣。” 伊楠很快就完成了自己的演讲稿。虽然我们无法确切地考证出凯末尔在多大程度上启发和参与了伊楠的这篇讲稿，但考虑到当时伊楠一直与凯末尔生活在一起，特别是考虑到凯末尔对这一过程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我们至少可以断定，伊楠所讲的内容是经过凯末尔首肯的，它反映的是两人共同的想法。
4月27日晚，凯末尔邀请了当时正在参加“突厥之家”大会的一些成员来到了自己的别墅。“古老别墅的宴会厅，仿佛变成了大会的一个分会场。”在凯末尔的别墅里，伊楠读了自己的演讲，然后萨德里·马克苏迪（Sadri Maksudi）与雷什特·加理普（Reşit Galip）两人就同一主题进行了发言。很明显，这个小型的“分会场”是凯末尔为伊楠演讲所准备的一次彩排。
第二天（4月28日）正是“突厥之家”第六届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伊楠首先宣读了自己精心准备的演讲。她的讲话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解释了“突厥之家”章程的第二和第三条；二是提出了土耳其人的起源以及土耳其文明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和贡献的问题。伊楠说：
……我要讲的是突厥之家规章的第二和第三款。规章的第二款这样说：“突厥之家的目标是增强民族意识（milli şuuru）。”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它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对土耳其人及土耳其民族性的内涵进行理解，并为强化这一理解而努力。对我而言，为了突出这一目标，能够彰显土耳其人之起源、文明和伟大的最明亮光辉的是历史。要认识这一点，而且要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不知既往者无以知今日，亦无法理解明日。无法认识自我之本原者，除非他能显示一种可以向其所存在之世界展现自我的生活创造物，否则，它将永远籍籍无名。我是一名历史老师，不夸张地说，我感到，关于我们土耳其民族之崇高历史的知识是有缺陷的；对我们而言，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在过去的学校中，关于这一主题所教授的知识也是有缺陷的；对我而言，它也是错误的。更让我辈感到羞愧的是，直到今天，在我们这一代所发展的知识之家中，这一错误的方式仍然被遵循着。下一代人若要脱离这迷茫之路，土耳其民族和土耳其儿童若要追求一条崭新而光明的历史之路，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为未来一代开辟光明的领域。
伊楠认为，要实现“突厥之家”在自己的章程中所提出的理想，就必须了解和懂得土耳其人的真实的历史，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历史都不知道的话，他就失去了奋斗的凭仗。接着，伊楠就提出她对所谓“真实的”土耳其历史的看法：
我以最大的勇气……提出这无可辩驳的科学的崇高真相。
……人类最高级的和最早的文明种族、国家，是阿尔泰与中亚的土耳其人。中国文明之基础的创立者是土耳其人。在美索布达米亚、伊朗的公元前至少7000年前人类之最初文明的创造者和人类的最早历史时期出现的苏美尔、埃兰人、阿卡德人，被给予了这些名字的人，实际上就是土耳其人。在埃及三角洲的土著居民，以及埃及文明的创立者是土耳其人。在美索布达米亚，公元前2300年时，闻名的闪族人汉谟拉比，在历史上显赫的亚述人，历史上他们都是土耳其人。以古希腊人为名的多利安人（Doryenler），是阿纳多卢的土著民、最初的和真正的主人，即他们的祖先是被叫作赫悌人的土耳其人。
伊楠在提出其所谓的“科学的无可辩驳的崇高真理”之后，又对这些观点作了更进一步的阐明：
此外，古典历史上被称为希腊的这块陆地之最早占领者爱琴人（Akeen），就是阿卡亚人（Akalar），今天被我们称为希腊的国家就是Akai，即阿卡亚人统治之地（Aak eli）。阿卡亚（Aka）这个词来自于Ağa（大地主或大哥的意思——引者），爱琴（Ege，兄长或姐姐的意思）只能是自于Eke和Eci。这些词都是土耳其语……我认为，在克里特出现的最早的米诺斯文明，在被叫作希腊的阿卡亚人统治之地的迈锡尼文明，它们的最早创立者是土耳其阿卡亚人（Türk Akalar）。在克里特和阿卡亚，作为今天文明之基础的文明的创造者不是欧洲人或者印欧人，也不是古希腊人，他们也决不是闪族人。……拉丁文明之基础的创造者是被称为埃特鲁斯坎人（Etrüsk） 的土耳其人。
就跟曾经排练过的一样，伊楠发言之后，萨德里·马克苏迪重复和解释了伊楠的看法。 第三个发言者是雷什特·伽理普，他就在美索布达米亚所进行的考古挖掘说：“在美索布达米亚的、数千年前的巴比伦和亚述文明的创立者必定是土耳其种族。最早的美索布达米亚文明的创立者是土耳其人。” 在发言的最后，伽里普以优美的语言充满激情地说：
土耳其民族自身要置于几个世纪以来古老迷信的影响之下吗？它必将冲破重重压迫，从黑暗中如独立太阳的光芒般喷薄而出。土耳其的历史被遗弃了吗？就如考古者从沙尖之下发现的处于数个世纪的遮蔽的文明一般，就像潜水者在深海的海藻森林中寻找到的珍珠一般，伟大的土耳其历史的崇高事实出现了。它带着有力的天才的光芒，照亮了全世界。
上述自谓“科学真理”的观点，实际上是当时一部分土耳其人的主观假想罢了，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没有什么科学根据的。但自启蒙以来，科学逐渐成为一种普世的价值观，特别是19世纪以后，不但是研究客观现象的自然科学，就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各人文社会学科也争先恐后地宣布自身是“科学的”，在历史学领域，实证主义史学的盛行一时便是明证。 也就是因为处于这种普世价值观的体系中，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史学研究，尽管自身没有什么科学的建树，但却从来没有忘记给自己贴上科学的标签。伊楠之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而且也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历史学的学术训练，其观点无非是借助于假想的所谓“事实”去论证和发挥领袖的意志与指示罢了。
新史观的出台与普及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主要表现在土耳其历史教科书的变化中。1928年开始，凯末尔就想搞出新的历史教科书，以满足国民教育的需要。在1924—1930年间，土耳其初中学校里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主要是《土耳其史》（Türkiye Tarihi） 。该书主要是一本奥斯曼史，它从奥斯曼人征服伊斯坦布尔写起，并对帝国历史进行了分期，在这本书中，作者还刻意地将近代部分与欧洲史进行了对照。该书第四章中把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归咎于对等级秩序的滥用和缺乏诚信。1928年，齐亚·格卡尔普的《突厥文明史》（Türk Uygarlığı Tarihi） 出版了，成为高中的课本。 三十年后，凯末尔主义史学家卡拉尔评论说：“土耳其人第一次看到了自己，不是在宗教史的镜子里，而是在民族史的镜子里。” 格卡尔普的这本书算是研究性论著，是他用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突厥史的产物，显然不适合当教材。
为了加快对民族历史的重新书写与研究，凯末尔一方面亲自加入到历史研究的行列，另一方面对周围的历史学家进行了动员。凯末尔的计划首先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个草稿来，以便准备历史教科书的书写。凯末尔把他手下的历史学家召集到亚崂瓦（Yalova）他自己的别墅，亲自督促他们写作。这次努力的成果便是1930年出版的《土耳其史纲要》（Türk Tarihinin Ana Hatları） 。《土耳其史纲要》是此后的凯末尔主义历史研究与书写的指南，它标志着凯末尔主义史学的诞生，是凯末尔主义时期土耳其官方史观的反映。诚如一位土耳其学者所言，《土耳其史纲要》奠定了“土耳其史观”的“基轴”（temel eksen）。
在《土耳其史纲要》的导论部分，作者们清楚表达了该书写作的目的：
首先，该书是要反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土耳其人的偏见，进一步说，《土耳其史纲要》是要反对有关土耳其人的西方中心史观。作者们在导论中说：“直到现在，多数的历史书籍，无论是我们自己国内人写的，还是为这些书提供资料来源的史书，都有意或无意地贬低了土耳其人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这样，土耳其人在总体上就被有关他们起源的错误信息所伤害了。因此，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纠正这些伤害了我们光荣存在的民族的错误。”其次，该书力图通过展示土耳其人的种族优点，来塑造土耳其人的民族认同，增强土耳其人的自尊：“这也是第一次为了民族认同和团结来写一本土耳其史。带着这样一个动机，我们想打开民族的创造性之路，揭示土耳其人起源的秘密以及他们的天才，彰显他们的特性与力量，证明我们民族的进步靠的是我们重要的种族根源。”
由于成书过于仓促，《土耳其史纲要》中出现了很多硬伤，遭到当时很多土耳其历史学家的批评，凯末尔本人对此书中的很多方面也不满意。 尽管如此，《土耳其史纲要》在论证思路上还是基本符合了凯末尔在1928年后有关土耳其民族及其历史的思考。因此，1931年，《土耳其史纲要》的一个不足百页的简写本《土耳其史纲要导论》由国家出版社出版了 ，当时发行了3万册。1931年，土耳其为高中预备的四卷本教科书——《历史》（Tarih I, II, III, IV）——出版了。《历史》在很多方面受益于《土耳其史纲要》，甚至个别章节完全拿来就用了（如第一卷），前者只是对后者的修订与扩展罢了。
《历史》的第一卷主要就是要论证土耳其人种在史前以及历史时期是多么伟大和富有创造性。在《历史》的逻辑中，土耳其人种的伟大不仅仅是自身创造了伟大的文明，而且还把这些文明带到了全世界。
以论证土耳其人影响中国文明为例，我们来看看它的逻辑。《历史》中说：“在中国没有一个单一的人种。中国最早的居民来自两个不同的人种。其中一个是本地人，另一个则是来一群自中亚的、成为高贵阶层的、作为文明创造者和战士的人。实际上，自历史翻开它的第一页以来，中国就持续不断地遭受到侵略与攻击，这些攻击总是来自土耳其人。特别是在中国北方，大批的土耳其人就不断地从最古老的国家中迁徙到这里来。在中国西部的甘肃省，今天被称为中国人的数百万人，还保留着单纯的土耳其因素。”“中国的政治史是从‘五帝’时代开始的。其中的第一个皇帝就是伏羲。是伏羲首次把中国组成了一个国家来管理。五帝时代在中国统治的是公元前3000年前。伏羲出生在中国甘肃。而土耳其人早在公元前4000—5000年前就进入到此地，并定居下来。” 有趣的是，土耳其的历史学家们用了一张所谓中国古代画家所作的伏羲的画来证明伏羲有土耳其人的特征，说在这幅画上，伏羲的面部线条与中国人的类型特征非常不同。
随后，他们又用类似的方法来说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创立者都是土耳其人，连秦始皇也是土耳其人。在写到汉朝的时候，没有办法证明汉朝皇帝也是土耳其人，他们就把逻辑转移到中外关系上，说：“中国皇帝最害怕的就是匈奴帝国……中国受到极大的压力和摧残。” 对汉朝以后至明代的中国历史，《历史》中只有几句话概括：“公元3世纪以后，中国处于不同的土耳其国家以及成吉思汗的统治之下。14世纪，一个本土的领袖创建了一个王朝（明朝）。它终结了成吉思汗的国家。”
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历史学家们，就是用这种拙劣的手法来证明所谓土耳其人种的伟大的。且不说他们没有顾及当时的中国史学成果，就是连中国古代史料中有关突厥的记载都没有看过，只是凭着主观的猜测与武断的结论来写历史。单从这一点，就很容易看出其意识形态史学的基本特征。在土耳其人种的起源方面，《历史》采用了一些欧洲的考古学家的看法，这些欧洲人猜测西方文明可能来自远古的中亚，于是欧洲人开始大谈雅利安人的问题，土耳其的历史学家只不过是把“雅利安”偷偷地改成了“土耳其”罢了。30年代教科书中形成的新土耳其历史观非常强调“土耳其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结论
历史书写往往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而政治意识形态的最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制造历史观。因此，历史作为诸学科中的一支，可以说是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凯末尔主义的意识形态路线就是最清楚地体现在当时的历史书写中。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迫切需要廓清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关系，以形成新的民族凝聚力。凯末尔主义者力图通过重新书写自身的民族历史来实现这个目标，这是提出“土耳其史观”的时代需要。总括而言，该史观有三个重要的目标：一、通过构建共和国的公民与他们所居之土地的紧密联系，史观有助于使土耳其共和国在安纳托利亚的存在合法化；二、力图通过鼓吹土耳其文化，宣称土耳其人在世界文明中拥有崇高地位；三、增强土耳其人的民族自信心。
在20世纪初的欧洲种族主义氛围中，凯末尔主义者首先要宣称土耳其人是白种人，因为那个时候流行的观点是只有白种人具有卓越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土耳其人并非无话可说，因为在长期的历史迁徙过程中，土耳其人与很多民族进行了融合，获得了很多白种人的特征。凯末尔党人要做的是把他们当下的种族特性加以历史化，宣称他们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这当然是有问题的。不过，这个问题在当时的西方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即有人把突厥人归入黄种的蒙古人种，有个别人则把他们归入白色人种的一支。凯末尔主义者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一方。
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作为原来帝国的统治民族，土耳其人在凯末尔的领导下用刺刀捍卫了安纳托利亚。在那个时代，“威尔逊总统所倡导的民族自决原则并未取代这样一种信仰，即对于某块领土的所有权必须有‘历史上的权利’（historic right）来支持。在土耳其这块土地上，散落着赫悌人、吕第安人、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亚美尼亚人所留下的印记。这是不是意味着，作为后来者的土耳其人对这块土地没有‘历史上的权利’？” 通过把赫悌人说成是来自中亚的土耳其人，凯末尔史学家就把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化”追溯到了公元前3000年。这样，土耳其人自然就成了安纳托利亚最早的土著。
关于土耳其人对世界各大主要文明的贡献问题，凯末尔主义史学家的做法是把历史上说不清的问题加以“土耳其化”。在讨论印度文明、意大利的拉丁文明、希腊文明等文明的起源时，一直是没有定论的，都有“外来说”和“本土说”的争议。文明史家们一般认为中亚地区是最早发生了文明人迁徙的地区，所以就有了“雅利安”说。凯末尔主义的史学家们通过把雅利安人“土耳其化”，就武断地提出了世界各大文明都来自土耳其人的说法，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使用了头盖测量学、语言学、考古学等知识。
概括而言，“土耳其史观”就是借助于西方的知识来反对西方中心论。因为西方的正统史学长期以来都充满了对土耳其人的“歧视”，说他们是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后代，只懂得破坏，没有建设文明的能力。自19世纪以来，西方又出现了把自身文明之根追溯到亚洲的学说。于是，土耳其人就借助这些学说的成果，把土耳其人说成是西方文明（以及其他各大文明）的祖宗。土耳其著名的凯末尔主义史学家齐亚·卡拉尔说：“土耳其史观的出现，是为了与那些错误解释土耳其历史的理论相对抗。土耳其史观是一个反命题（anti-thesis），即针对那些传统的、错误地解释了土耳其人的历史的欧洲史学家；它也是对教条的、孤立主义的宗教及王朝史观的反驳；最后，它也是对唯物主义的和教条主义的反驳，后者都是由某些带着侵略性政治目的国家提出来的。”
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历史学家也并不讳言自己的政治目的。在1932年召开的第一届土耳其历史大会上的总结发言中，著名的突厥民族主义者阿克储拉曾强调指出，任何民族的历史学都不得不超出实际现实，它必然要强调民族的情感与灵魂。他说，“土耳其史观”就是来对抗旧的学说，并抵制那些偏爱欧洲与雅利安人的影响。 这已经再明显不过了，20世纪初期的土耳其御用历史学家并不像今天的历史学家那样强调客观中立、谨慎小心的研究立场，他们坦然地认为历史学就是应该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服务。同时，这个论述也告诉我们，“土耳其史观”是针对西方观念的一种防御性观点。随着凯末尔威权主义时代的结束，“土耳其史观”在20世纪40年代就被土耳其官方悄然放弃了。
（本文注释详见《东方历史评论（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