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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圆桌 | 记忆与遗忘的角力:近代西方众话历史

2015-11-26 朱瑞翼 东方历史评论



本文是东方历史评论“记忆的政治”专题之三。点击阅读专题第一篇《创伤记忆与集体认同》第二篇《日本和德国的二战博物馆


整理:朱瑞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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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常常给人一种压倒性的浩瀚感:一切过去之事,只有时间结点,没有空间边际,难以捉摸。如果把历史化归到日常个人生活里,又不过是稀松平常的记忆与遗忘的选择。不管是真切的白纸黑字,确凿的文物古玩,还是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都得益于一代代人有意或无意的筛选 。每个历史的参与者都站在自身的时空纵横结点上,与人类文明对话切磋 。在历史这片广袤的冲积平原上,本期历史圆桌将拾几把近代以来西方的沃土,愿能滋养清流。



“历史是心照不宣的一套谎言”。——拿破仑(1769-1821)


“即使我去世了,我还会是人们记忆里捍卫他们权利的明星。我的名字会是他们奋斗的号角,他们希望的箴言”。——拿破仑(1769-1821)


拿破仑 · 波拿巴非常在乎他人的想法,也是自我宣传的能手。据他的秘书德 · 布里安说,拿破仑常把 “历史会怎么看?后人会怎么想?” 挂在嘴边。 1796年第一次出征意大利,他不仅创办报纸,而且亲自写稿,大写荣耀,忽略暴行,据说写下过“拿破仑像闪电一样飞驰,像雷一样有穿透力”这种话。即便1798年远征埃及溃不成军,他还是成功引导法国报业,让自己的英雄形象活在民众的想象之中。滑铁卢战役失利后,拿破仑被流放到南大西洋小岛圣赫勒拿之上。即便如此,他还是陶醉在回忆自己的荣耀里。



“理性统治着世界,因而也统治着世界的历史。理性是独立的,普遍的,真切的;其他任何都是它的下等从属和实现它的工具。理性内含于历史存在之中,并通过存在,日臻完美”。——黑格尔(1770-1831)


德国19世纪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黑格尔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显示恒定的理性精神。在他去世之后, 他的讲稿和学生笔记经由整理,以《历史哲学讲演录》(1831) 面世。



“每个人的心智都是相通的……一个人一旦会理性思考,就成为了所有状态上的自由人。柏拉图想到过的,他也会想。圣徒感受过的,他也会感受;任何时候人曾经历的,他都能理解……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事实都是他脑海中的法则,而每项法则在特定情况下会变得格外重要,靠自然的限制,每次会有一项法则生效。这么说来,一个人就是一部包罗史实的百科全书。就像一颗橡果造就千万森林,世上第一个人就预示了埃及,希腊,罗马,高卢,不列颠和美利坚。一代又一代,族群、王国、帝国、共和国、民主都只是这多姿多态的精神在这五花八门的世界上的演绎”。——爱默生 (1803-1882)


美国思想家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主张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 认为人性自古相通,人可以超越理性直接认识真理。1841年,他的《论文集》第一集发表,其中一章讨论了人类历史与个人不可分割的联系。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需要历史。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在花园里闲聊消费的谈资,不管那谈论粗鄙的生活必要和焦虑的姿态有多么优雅。我们需要的是激发生命力和行动的历史,而不是让人趋于安逸而逃避生活与行动的历史,更不是为了粉饰自利生活和怯懦行为的历史”。——尼采(1844-1900)


在俾斯麦建立德意志帝国两年后, 尼采写就《历史的用途与滥用》(1873)。威权政治之下,民间道德讨论逐步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自上而下推广的以普鲁士意识形态为基准的德国文化。尼采认为这种看似纯洁和永久的文化是“无根无茎的花朵”,是权威对历史的滥用。



“自然世界的进化是迄今为止哲学的唯一主题。与其相比,历史世界的进化同样以深度和终极影响为依据回顾了世界的形状与运动,不同的是组合与排序——它不是一张涵盖所有已知内容的全景照,而是以生命为单位的图景,其中的事物不是成品,而是不断变化的半成品”。——斯宾格勒(1880-1936)


“俾斯麦的创造在根本意义上具有朝代性,议会只是屈从的那部分。因为权力内部的摩擦非常严重,耗损了可用的政治力量,导致1916年后这个有机体的生命也消耗殆尽”。——斯宾格勒(1880-1936)


1918年7月,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耕耘多年的《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出版。一战中交战双方势力的变化和德国民众对落败的预期与无所适从,使这本原本生僻的历史哲学大部头一经出版就受到极大追捧。在他看来,历史是有机的生命体。



“历史对人最大的教育意义在于展示人类演进的复杂性。任何人的行动和决定都有着难以预料的终极影响。这是一堂只能通过细节学习的课程。简写必然会导致内容流失。这也就是为什么简写版的历史有时候是为了宣传反历史”。—— 赫伯特 · 巴特菲尔德(1900-1979)


“历史学家不只是一个被动的看客。如果要发现关键细节,发掘事件之间的情感牵连,找到连结的线索,那么历史学家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忠实的记录。如果要使过去对现在变得可理解,富有想象力的同情心(imaginative sympathy)是关键。历史学家要将过去的情形翻译成今天可以理解的语言。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历史才需要从当前的视角来写”。——赫伯特 · 巴特菲尔德(1900-1979)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未有的暴力和血腥使很多欧洲人士对“从野蛮走向文明”历史范式丧失了信心,其中包括英国赫伯特 ·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1931年, 巴特菲尔德发表《辉格派的历史解读》,批判辉格派将过去视为现在的工具,带着结论去寻找证据,只渴望从历史里找到对当代的启发,而忽视历史的全貌。



“和其他需要实证的科学一样,历史的目的亦在于展示事件的“非纯偶然性”,而是可以通过之前和同时发生的情况预测的。这种预测不是预言或者神启,而是以普遍法则为前提的理性预期……打个比方,一位历史学家可能无法将自己带入到一个多疑的历史人物的角色里,但他却可以依照非正常心理学的原理,在某种程度上解释该历史人物的行为。因此,历史学家能不能和所研究的人物产生认同感,与解释是否正确无关,(解释正确与否)与普遍的假设是否经得起考验有关……许多历史解说使用的通用假设往往来自于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也可能是历史法则。另外,历史研究常常运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基本法则”。——卡尔·古斯塔夫·亨佩尔(1905-1997)


德裔美籍逻辑学家,柏林学派的成员卡尔·古斯塔夫·亨佩尔(Carl Gustav Hempel)在《历史普遍法则的功用》(1942)中提出历史和科学一样,不靠同情想象去理解因果关系,而按一些基本的常理和法则提出假说和推理。



“历史会待我不薄,因为我打算亲自书写”。——丘吉尔(1874-1965)


上面这句经常出现在丘吉尔名下的格言并没有确凿的历史依据,一说出自1943年丘吉尔在德黑兰与斯大林和罗斯福会谈上的讲话,一说出自1948年他在英国众议院发表的演说。取决于语境,其内涵可做多种解读。可以肯定的是丘吉尔希望在冷战时期左右逢源,利用个人外交化解美苏危机,保持英国世界一强之席的雄心并没有实现。



“历史给人们最大的教导就是:人不会从历史里面学到太多的……即便我们给自己机会从自身和自身社会的历史中汲取教训,我们学得多慢,多不情愿啊!当然,我们真心想学的东西是学得挺快的。但这些真心想学的东西无非是满足自己生理需要的,激发我们珍视的热情、为热情辩护的,或者是证实我们已有智识偏见的”。——阿道司 · 赫胥黎(1894-1963)


阿道司 · 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1932)里演绎了一个依赖科技,顺应极权统治的反乌托邦世界。在与《重返美丽新世界》同于1958年出版的《散文集》里,他对历史之于人教益的评断依然冷静严厉。



“阿连德被暗杀很快掩盖了俄国人对波西米亚的入侵,孟加拉的血腥屠杀又让人忘记了阿连德,西奈沙漠战争的喧嚣又改过了孟加拉的呻吟,柬埔寨的生灵涂炭又让人忘记了西奈,就这样继续,就这样反复,继续反复,反复继续,直到一切都被所有人完全遗忘……在历史缓慢前行的时代,不多的事件很容易铭刻在记忆之中,编织成一个现实私人生活种种奇遇大戏的背景。今天,历史在大步前进。历史事件一旦发生很快就被遗忘,如同朝露一闪即逝。历史不再是背景,而是平淡无奇的私人生活前上演的一幕传奇”。——米兰 · 昆德拉(1929- )


米兰 · 昆德拉在《笑忘录》(1979)这部以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为历史背景的小说里,探讨了记忆与遗忘的哲学关系。



“1914 的百年纪念应当让我们重新意识到,在人为错误、突发性灾难和偶然纯粹的事故面前,我们是何等脆弱。因此,尽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展望未来,回顾过去并保持警惕也是向前迈进不可或缺的一步。正如马克 · 吐温所说:‘历史不会重演,却定有其韵律’。历史给予我们的不是清晰标准的行动蓝图,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而自由选择的众多教训。如果我们能够越过视线的阻碍,发现过去与现在之间显然的相似之处,那么我们将发现许多宝贵的警告”。——玛格丽特 · 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 1943—)


牛津大学教授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现任历史正义和和解协会(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在《那场结束和平的战争:通往1914之路》一书里,她如是思考纪念一战的意义。


如果你的印象中有其他深刻,有见地,有影响力的近代西方历史观点,欢迎在下方评论栏中留言。


参考资料:

德 · 布里安,《回忆拿破仑》(1885)

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1831)

爱默生,《论文集》第一集(1841)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1873)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一卷 (1918)

赫伯特 · 巴特菲尔德,《辉格派的历史解读》 (1931)

卡尔 · 古斯塔夫·亨佩尔,《历史普遍法则的功用》(1942)

阿道司 · 赫胥黎,《散文集》(1958)

米兰 · 昆德拉,《笑忘录》(1979)

玛格丽特 · 麦克米伦,《那场结束和平的战争:通往1914之路》(2013)

“Self-Made Myth,” PBS, http://www.pbs.org/empires/napoleon/n_myth/self/page_1.html.

John M. Martin, “Winston Churchill’s Cold War,”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www.loc.gov/loc/lcib/0301/churchi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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