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高毅、黄道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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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摘选自东方历史评论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新史学”沙龙。
高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黄道炫，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主持人：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李礼
主持人：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新史学”沙龙，这个沙龙由北师大出版社的“新史学”和《东方历史评论》一起主办，今年是第二届。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大学教授、历史学家高毅。高老师涉猎范围比较多，包括欧洲史尤其法国历史。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道炫老师。黄老师研究中国革命史以及民国历史，特别是蒋介石思想研究，相信很多人看过他的很多精彩之作。
这场的话题是“革命史”，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在座很多朋友在大学时，有一门课就叫《中国革命史》，早前也有的叫做“中国党史”、“中共党史”，基本叙事逻辑大家都知道，比如分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一套马克思主义革命叙述。我记得黄道炫老师写过很好玩的一篇文章，大概叫《给蒋介石写一封信》，其中说“原来我没有研究您之前，对您的印象就是两个字：流氓”。这大概就来自于革命叙述教材。
谈到革命史，先请高毅老师开始，高老师在他的研究中提到过，“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中国取得最后革命的成功，就是因为它是彻头彻尾的，最后在中国进行了一次法国大革命式的革命”。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你研究的重点领域，而且关于法国大革命，今天贬的多，褒的少，贬的原因无非是激进、血腥、暴力，以及说它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社会革命，并且与民众结合产生了很多恐怖主义行为。那么今天，我们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或者反思究竟处于何种状态？你如何理解的法国大革命？
高毅：今天很荣幸能来参加这个沙龙，谈谈有关革命和革命史的问题。我亲身经历过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时候虽然还小，但能记事了；然后又了解了法国大革命，觉得革命确实是近代以来历史上特别有意思的一种现象，所以一直对这个问题比较关注。这次来参加这个沙龙，也是想汇报一下我关于革命和革命史学问题的一些个人心得。
关于革命，近些年来知识界、思想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些混乱。20世纪中国一直把“革命”看成是最神圣的事物，从20世纪一开始就崇拜革命，尤其崇拜法国大革命，以法国大革命为榜样做中国的革命。可到了20世纪后期，革命在中国慢慢失去了它往日的神圣的光环，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甚至遭到很多人诋毁。实际上20世纪的革命也的确有很多问题，给民族带来了不少苦难，挨批评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我个人还是觉得彻底否定革命也是有道理，是滑向了另一个极端。
现在不少人对革命不看好，似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革命”这个东西总是和暴力连在一起，很野蛮、恐怖。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所有严格意义上的革命都是靠暴力来进行的。用一个不大妥帖的比喻，革命就像是打群架，规模很大的群架，干嘛要打群架？当然是因为有了群体性的矛盾和仇恨，因为一拨人欺负了一拨人、压迫了一拨人，这一拨人忍无可忍，起来反抗。一般说来欺负、压迫人的人都是统治者，革命就是被统治者的揭竿而起，就是反对压迫。那么这样的革命有什么不对呢？我看还是正当的、合法的。合什么法？当然是合自然法。当普罗大众受统治者欺凌、压迫的时候，你能要他们忍气吞声、不要反抗吗？当然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你反对革命就是没天理。要是一个受压迫的民族该起来的时候不起来，该反抗压迫时不反抗，那就是真像卢梭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没有血性的、奴性的民族。
真正痛恨革命、厌恶革命的，往往都是压迫者、统治者。不过由于革命的确会产生许多问题、失误和灾难，原来属于革命阵营的一些人——一般来说是那些特别珍视个人自由价值的人——也会对革命产生抱怨，近年来我们听到的否定革命的说法，就是由此而来。
主持人：高老师提到自己如何看待革命。请黄老师也谈一下，你是研究中国革命史的，你是怎么看待“革命”这个概念？你研究蒋介石，提到很多中国本土思想资源。据我了解，中国从商汤开始，对于革命，儒家一直有肯定的一面，一直到近代的章太炎，还声称“革命是吾家旧物”，认为革命是中国人自己的传统东西。请谈一下你怎么理解“革命”？
黄道炫：刚才高老师讲得非常详尽，我自己在这个话题上不说太多，就讲一点。我看到关于革命也有另外一种理解，蒋介石在1928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革命和不革命》，他是怎么理解革命的？他讲“革命不是弹指立现的空中楼阁，乃是一针一缕辛辛苦苦织成的织物。”毛讲“革命不是绣花”，蒋介石讲的恰恰相反，“革命是辛辛苦苦一针一缕织成的织物”，“革命不是随随随便便可以做的”，是“一步一步要有计划有规则”。而且他讲：“革命虽少不了热烈的感情，但是革命的进行却不能凭革命者的情感而蔑视步骤和程序，我们不能卤莽灭裂的无视环境，只求痛快的干一下，而不问结果的成败和好恶。”“真正负责的革命者，要照着革命的环境是怎么样，胸中热烈地燃炽着革命的目的，而行事要十分安详十分仔细的按着时期和方略，一些不放松，一些不间断的去干。这固然是沉闷，但是革命者能避免这个沉闷的苦痛吗？”毛泽东把革命做成浪漫的理想，而蒋把革命做成沉闷的苦痛。我想无论是我还是大多数人，都会接受毛对革命的期待，如高老师讲到的，既然要革命，那肯定是有不公，肯定是要寻求正义。我曾经在《中央苏区的革命》后记说到，“革命是一种天赋人权”，当然这样说不一定准确。但高老师讲到自然法，我觉得这是相通，革命肯定是要反抗，一定会有暴力，会有激进的行动，同时一定会有理念，没有理念的暴力，不成其为革命。
只是要提醒一下，确确实实还可能会有另外一种看法，那就是蒋介石所说的革命。当然他说的革命和立场、处境有关，1928年，他已经成为执政领袖，他的党是执政党，要面对执政和革命之间的张力。所以他的说法可能会有基于现实的考虑。我想，也只有蒋才能把革命做成“沉闷的苦痛”。
主持人：黄老师做了一些生动的补充，在稍微厘清革命概念后，我们来谈谈法国大革命。法国的启蒙方式、革命模式对中国今天的生活，实际上有着很多间接的影响。我们想听听听高老师作为法国大革命研究专家，在这场革命过去那么久远之后的今天，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评价这场革命？
高毅：怎么看法国大革命，首先是一个怎么看革命的问题。有人要把历史上一切的革命都给推翻、否定，我认为这个想法不可取，因为你不要人家革命，意味着你要人家老老实实地当奴隶、受压迫、安分守己。当然，那些否定革命的自由派其实也不想这样，他们只是觉得不一定非得通过革命来求解放，用温和的改良的方式也可以求解放，而用革命的方式，往往并不能得到解放，相反还可能受到新的专制压迫。这种思潮在当下中国很流行，但我们要知道，这种思潮并非当下中国的土产，实际上它也是舶来的，因为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它就在西方兴起了，并已演成了一种国际性、全球性的思潮。
这种“反革命”思潮，正是在法国革命史学中酿成的。首先我想说的是，这种思潮的发生并不是坏事，而倒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这之前，在法国革命史的研究领域占主导甚至统治地位的，是一个形成于19世纪末的所谓“传统学派”，创始人为奥拉尔，主要代表人物有勒费弗尔、索布尔、伏维尔等人。这些人都是法国著名的大学教授，政治上左倾，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乃至是法共党员。他们学问做得很扎实，但由于思想一贯偏左，他们对平等原则强调得较多，对自由的问题则相对比较轻视，总觉得雅各宾专政、恐怖统治情有可原、效果积极，因而多少有些漠视生命的价值。到了七八十年代，作为西方学界清算斯大林主义和纳粹极权主义的结果，人们对革命问题开始有了新的思考，以傅勒为代表的大革命史学法国修正派崛起，传统派一味推崇激进革命的观点受到了挑战和反制，大革命史学渐渐地少了不少左倾僵化的毛病，显得更灵活、更全面、更包容也更尊重生命价值了。
但一个倾向往往掩盖另一个倾向，针对传统史学的这一修正主义思潮，渐渐引发了一种罔顾历史事实，简单否定一切激进革命的言论。而中国学界那些诅咒革命的话语，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流行的。比如有人认为，辛亥革命的酿成，就是一大过错：清政府都预备立宪了，都派了五大臣出国学习宪政去了，为什么那些鼓噪革命的人不耐下性子参与和平改革，而非要启动一场为祸中国大半个世纪的革命？我认为，革命会不会爆发，或以什么样的形式和规模发生发展，从来都不可能以某个或少数政治精英的意志为转移，而只能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且，一般说来，历史传统越是久远，社会矛盾就越复杂，现代转型就越困难，革命也就会闹的更大一些——只要稍稍对比一下英美和法国的历史，这一点似乎就不难理解。实际上，重大革命事件的发生，究竟主要是出于某种深刻的必然性，还是出于一些的偶然因素，也正是法国革命史学的传统派和修正派之间一个历史观上的重要分歧。
主持人：高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些关于法国大革命“史学史”的梳理，让大家知道后来对革命的理解发生了哪些变化。黄道炫老师当然要聊到中国革命，我有两个小问题：第一，先请你花时间评价一下法国大革命，因为搞革命史研究，这是绕不开的，况且中国革命从近代以来，革命派和改良派就围绕着法国大革命发生争论。另外，从晚清革命党开始，直到后来的国民党、共产党，很多认为他们与革命党在气质上某种意义上是连续和统一的，所以第二个想请你谈一下，国、共都搞革命，为什么后来共产党赢了？这一点的研究角度已非常多，你本身不仅研究革命，也是研究国民党尤其是研究蒋介石的专家，所以你的理解是什么？
黄道炫：这两个问题，第一个让我“献丑”。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办法回答。不过既然来参加这个沙龙，既然主持人已经“命令”，虽然做不到也要做，讲革命也要有点革命的精神吧。
第一个问题，在国内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专家面前，讲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确实诚惶诚恐。怎么讲呢？革命，离不开暴力，有人对英国宪章革命做了研究，发现即使这样一个温和的革命里，同样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暴力。谈论法国大革命，会想到暴力，想到法国延续了近百年的动荡。这是我第一个会想的。
第二个我会想这种趋势的不可避免，刚才讲到必然性，我自己不一定会使用“必然性”这个概念，更喜欢用“趋势”，其实差不多。既然会有这样一个大的动荡、大的场景的发生，背后一定有很多支持，至于具体是什么，我说不清楚，但我相信会有这样的基础，为什么？因为我在看中国革命时，确确实实感觉到这种基础的存在。刚才高老师讲，有人说慈禧太后晚死十年，辛亥革命也许就不会发生，中国走的可能是另外一条路。但他们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即让权力者放弃权力的艰难程度。而且，晚清政权还面临着族群的危机，这是一个少数族群统治多数族群的状况，要放弃权力，可能面对的是一个崩溃性的结果，这个结果导致他放弃权力的难度会超出一般的王朝。当然不能说绝对不可能出现让渡权力的可能，但在晚清，这样事情发生的概率是相当低的。
记得前些年我参加一些活动，会被问到：你研究中国革命，那么为什么中共革命最后取得成功？为什么国共两党最后交战的结果是共产党胜利？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一直会说，要讲原因，可能要讲几千条、几万条，而且也未必能讲清楚，我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因为问题太大。但这又是一个不能不面对的问题，因为对历史研究者而言，做历史研究，你的长处、优于前人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结果摆在那儿，你知道的结果。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先生跟我说：你们这些搞历史的人，你们的智力难道能够和那些创造历史的人相比吗？你们不可能达到前人的高度理解前人，凭什么研究他们？确实，如果我能达到创造历史的高度，不就去创造历史了吗，干嘛在这研究历史。我的回答是，我们和那些历史创造者唯一的区别在于，他们不知道结果，我知道了结果，我好像是一个知道结果的看悬疑片的观众，这和那些不知道结果看悬疑片的观众，视角、感受完全不一样。我知道结果，看电影的时候，就可以一眼看穿设置的机关、留下的包袱，种种细微末节一目了然，而不知道结果的观众会被情节牵着鼻子走。我们经常面对一个话题，说历史不能事后诸葛。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但还有一些道理需要我们讲清楚：历史固然不能事后诸葛，我们不能因为知道结果，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失去了面对前人的谦卑和尊重，同时我们更要利用知道结果的长处去面对历史、分析历史。从这个角度而言，不能回避国共两党成败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现在只是在思索，我的思索未必是对的，只是想提出来，借着今天的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下。
谈论国共两党成败的原因，举证可以举出很多很多，有些也无需多讲，比如军事原因，国共两党既然是以武力决胜负，战场上的胜负当然是决定性的原因，这些东西一眼能见到，不需要多讲。
谈论国共两党的成败，第一点我会提出来，共产党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所做的努力。为什么会讲这个结构性的话题？因为这涉及到不能单纯从这场革命本身去看革命的问题。这场革命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是在世界的冲击之下发生的，这是前提。同时，这场革命中又可以看到中国面对世界的应变脉络。最近读了一些关于明清的历史著作，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明清（中国传统王朝）控制体系。读这些书时，特别清晰地感觉到中国传统王朝体系控制的有限性。这种控制的有限性原因很复杂，这不是我的研究。只是注意到控制有限性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到了近代，显然不能满足中国面对外敌入侵产生的富国强兵要求。晚清以后，治理思维有很大变化，从传统的轻徭薄赋向富国强兵转化。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上的变化，所以会有晚清新政，会有民国时期包括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政府时期权力不断地向下探的过程，重新建构中国政治控制体系。重新建构中国政治控制体系的过程，就是完成更有效的获取社会资源的过程。
无论晚清新政还是南京政府的权力下探，效果都很有限。现在看，只有共产党做到了。大家都知道自抗战时期到1954年宪法颁布之前，中共的控制体系，第一次在中国落实到村一级。落实到村一级很凑巧，恰好和苏联的苏维埃体制是一体的。苏维埃体制是一个强调全民政治参与的体制，所以社会最微小的细胞包括企业、部队和乡村都建立苏维埃，建立到最基层。最初建立苏维埃强调的是政治参与，贯彻共产主义的理念。后来，慢慢演变为控制体系，这和中共强化对基层控制的要求，意外达成了一致。所以中共在权力下探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中国本身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趋势，机缘巧合，合到一起了。
虽然权力下探，无论晚清还是北京、南京政府都缺乏实际的投入，权力下探是有代价的：行政的、人员的、资源的代价。中共在这方面付出了大批的资源，相应地带来的一些负担。这个我在《中央苏区的革命》里有说，就是行政机器的膨胀。不过在付出代价的同时得到很多利益，使得政权获得空前严密的控制能力，以及空前的资源汲取能力。在当要做某件事、达到某个目标时，他的能力是长久的，远远超出于之前的政权。中共成为执行能力十分强大的政治力量，这个和他的投入是正相关的。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国民党在基层基本没有和中共较量的基础。
第二点，中共革命有很强烈的特点，这场革命是观念先行的革命，更多表现为一个观念形态的革命。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里，共产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应该是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在无产阶级完成一定积累状态下自动的革命。当然到了俄国以后已经有一定变化。中国变化更大。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弱小得不能再弱小的工人队伍，即使按照后来拔高的数据也只有一百万工人，对中国几亿人口来说，微不足道。所以中共的革命我们看得很清楚，不是由工人阶级主导的，事实上不可能。中共革命的进路是从苏俄接受，从观念形态上先接受了中国必须改变，而且必须是彻底的迎头赶上的改变，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首先是观念形态的接受，知识分子在这场革命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这个作用在抗战时期曾经被表述为“发动机”和“推进器”，是革命的核心。这种表述我高度认同，看数据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使到1944、1945年，中共已经在乡村扎下根，中共不断地强调革命的无产阶级形态，不断提拔普通工人、农民进入党的领导层，在这样的状态下当时中共党的中高级干部，县级以上干部，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地级、省级干部，很多达到百分之百。这很能够反映中共这场革命的特质。
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占据这样的地位，对革命而言事实上是正能量。知识分子在这场革命中，更多是基于理念和信仰的接受投身进来，而共产主义又非常强调信仰，或者共产主义革命本身就是一种信仰革命，它的第一推动力很多时候是在这里。共产主义是非常具有理想高度、对未来有充分想象的观念形态的运动，信仰在其中起很大作用，可以凝聚、教化、塑造、排异，葛兰西就很强调共产主义革命中的文化领导权的争夺问题。这个相当程度上把握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核心。
中国的革命由这些人主导，这些人又带有理想、情怀，由此体现的奉献、牺牲特别让人印象深刻。我们这代人是在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多多少少有一种逆反心理，即对以前的讲述是不相信的，包括讲信仰、讲理念，我在很长时间里是抱一种怀疑的态度，因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很难看到这些东西的存在。可当你回溯中共这场革命时，如果我们对这些东西视而不见，真的很难理解很多事实。比如我看蒋介石的一些言论，蒋曾在1947年跟部下讲：你们这些人怎么就不去学一学共产党那些高级将领？他们在东北那么寒冷的天，官长可以脱下大衣盖在大炮上，那些长官可以这样做，带动这些士兵也这样做，他很痛切地问部下：你们这些人为什么就做不到？后来我想，国民党员确实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国民党是一个很世俗化的政党，当兵、做官是为了吃一口饭，虽然有“三民主义”，但“三民主义”本身就是一个世俗化的理论，牺牲的概念当然也会讲，但和共产党深入灵魂的讲法没法一样。所以，如果看到中共的坚固，联想到他的观念形态，再联想到知识分子的成分，会发现这里面内在的逻辑在。当然我不是说这种逻辑就一定完美无缺，因为人太复杂了，当年共产党即使是一个理想的政党，也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明白和坚持理想。只是说一个政党如果多一些有理想和坚持的人，和对手交锋时关键时候胜出的可能就是这一点点。就像我经常说，一百米跑，不能要求运动员跑到一秒或两秒，只要比对手多出0.1秒就足够了，我们看到的就会是他的胜利，相应的，失败者身上看到的就是他的失败，这个就是历史。
主持人：非常精彩分析，下面问高老师最后一个问题。今天的话题跟革命有关，黄老师用了一段时间描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深入思考，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涉及很多，有政治文化的还有关于情感等社会心理的东西，今天无法一一展开，那么围绕几个核心问题，比如法国大革命的起源、革命中的暴力，以及国家跟社会之间的互动等，高老师在你研究中，认为这几个问题跟平等、自由两个概念有很深入的关系，最后能不能请你展开说一下？
高毅：听了刚才黄老师讲的，我很有感触，中共之所以能够打败国民党，是因为中共真正领会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底蕴，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干革命，而国民党不行。某种意义上，中共和国民党就是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吉伦特派在领导革命方面就是不如雅各宾派能干，雅各宾派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力量为自己的革命目的服务。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回到法国革命的史学问题。法国革命史到底有哪些问题比较重要？可能是下面这三个问题。
首先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缘起，法国革命究竟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争论比较多，尤其在早期。最早的时候，很多人怀疑法国革命是一些难以理解的隐秘势力造成的，阴谋论盛行，尤其是共济会阴谋论。共济会做过很多事，现在还活跃着。19世纪期间仍有很多人相信共济会阴谋对法国革命的决定性影响，只是有人觉得这影响是消极的，是反启蒙、反社会秩序的，是要搞无政府主义。但也有人说正相反，共济会阴谋是把启蒙思想的原则集中起来，想办法落实，是好事。此外，早在大革命期间，关于法国革命起源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就在萌生，到19世纪初叶复辟王朝期间，终于从一些自由派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中系统地体现了出来，我们知道，马克思对此特别欣赏，他跟人说，发现阶级和阶级斗争根本不是他的功劳，那是法国复辟王朝时期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功劳。
阶级斗争论和阴谋论，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把革命起因归结于必然性还是偶然性的分歧。阶级分析方法一直为法国革命传统史学所坚持，而后来的修正派，则总想推翻阶级分析方法，把法国革命的起源归结于一些偶然因素，一些心理的、个性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
第二个问题是，法国大革命特有的恐怖统治究竟是缘何而起？这历来就是法国革命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所有有关大革命史的研究，最后都必须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没有发生恐怖，在法国大革命中就发生了恐怖统治？恐怖统治，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等一些现象令人发指，怎么样会这样？很多人因为这个批评法国革命。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解释：一派认为恐怖统治取决于意识形态，具体说是启蒙时代卢梭主义的政治哲学，因为卢梭讲公意的专政，要求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都必须和正统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正是这种卢梭主义，作为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规定了恐怖统治发生的必然性；另一派则认为，革命者施行恐怖统治，完全是不得已的，为什么？因为大革命期间内忧外患太严重了，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必须使用铁腕剔除一切危害革命的因素，否则不足以凝聚人心，保障胜利。上述两种对立观点，前者叫“意识形态论”，后者叫“情势论”，争论到今天还没完，但也隐约出现了一种调和的倾向。
第三个问题是有关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研究的观点分歧，主要就是在研究中要不要把文化和社会联系起来。伏维尔，当下传统派的头号领军人物，也是大革命心态史或政治文化史大师，他就很重视社会与文化之间的关联，认为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和具体的社会存在、社会关系，包括不同社会利益集团联系在一起的。而林·亨特呢，她和孚雷等修正派渊源较深，则主张文化是独立与社会之外的，是超越一切阶级差别、社会利益集团的，是全民共有的东西。从事实上看，关于后一种路数的批评更多一些，许多人认为这种脱离了具体社会背景的文化研究，就像空中楼阁，中看不中用，解释不了多少问题。
从法国革命史学的三个主要问题中，我们看到这里实际上也集中体现了传统派与修正派的分歧。由此我们也能进一步感悟到，法国革命史学真是一门一直和政治脱不了干系的学问。为什么会这样呢？关键是大革命本身政治性太强。因为它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法国旧制度特有的贵族与平民的矛盾——不言而喻，这是一种广义上的阶级矛盾，而这种矛盾到旧制度末期，由于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因素的共同作用，变得异常尖锐，几乎不可调和了。于是法国革命者就得拼命地搞政治斗争，并由于革命者内部观点的差异，很快形成了法国革命首创的左右派分野和对抗。而这种左右派的矛盾，从抽象的意义上说，其实也就是平等与自由这两大价值的矛盾。
自由、平等，都是很好的价值观，从一般意义上看都是深得人心的，它们的确立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功劳，但是这两大价值，虽有密切的内在关联或统一性，但也有严重的相互对立的一面，表现在——就像最近一位名叫赫拉利的青年学者所说的——“要想确保平等，必须限制那些比较突出的人，而要人人都能自由，也就必然影响所有人的平等”。这应该不难理解。事实上，尽管各个时期的具体内涵不同，但一般说来，所有的左派都是更珍视平等价值的一群人，而右派呢，则都是更珍视自由价值的一群人，这应是不争的事实。正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开始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这种左右派的对抗。
这也就是说，法国大革命中的左右派划分，实际上创造了一种强调二元对抗的政治文化，它对后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首先有关大革命本身的史学研究，就被打上了这种政治文化的深刻烙印。比如传统派和修正派，就是20世纪末期以来大革命史学中的左右派。
由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这种左右派对立，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学术上的，究竟好不好呢？可能会有人认为这不好，是大革命政治文化消极的一面：既然大家都认同自由平等，都属于启蒙阵营，那干嘛非要闹不团结，非要搞内讧呢？我个人的感觉是，有点对立、有点“内讧”，其实挺好，要不然就容易发生失衡，而失衡就会引发灾难，只是这种对立和内讧，可能必须掌握一个度，就是一定要审时度势，讲理性。近些年来我老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国革命者要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止是写上了自由与平等，同时还特地写上了“博爱”？博爱，其实也是启蒙运动宣扬的一种核心理念，只是这种理念，本质上是一种伦理信条，讲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人都应相亲相爱、相互包容，这不像自由平等，那两个理念都属于权利，是天赋人权。法国革命者刻意要把两个权利理念和一个伦理理念联系起来，究竟是什么用意？难道他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由和平等这两种权利可能会发生激烈的对抗，而要化解这种对抗，除了诉诸、唤醒人们的博爱意识，让大家换位思考、必要时各让一步，再无他法？
事实上，法国大革命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人们对博爱的理念，忽视得太多。相关的历史教训，后人还是应该认真吸取的。因为忽视博爱，一味地搞自由平等的二元对抗，后果终归不是很好，政治上如此，学术上也同样如此。法国人是浪漫的，这种浪漫很可爱，但常常也容易酿出一些苦酒。如果能把博爱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我想不仅法国的政坛上可能会少很多动荡，法国的大革命史学也可能会有更多的建树。
中国受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影响不可谓不深，所以法国的经验教训尤其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在处理左右派的问题上有点新思路呢？政治上的事我不懂，就我们的法国革命史学而言，无论左右派的观点，只要不是极端的，首先要相互承认对方存在的合理性，然后心平气和地批评、讨论、借鉴、融合，取长补短。这其实就是一种寻求自由平等之间动态平衡的努力，一种法国大革命以来所有有识之士都在做的事情。
（本文刊发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