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真的是中越友好的“缔造者”和“培育者”吗？
胡志明：熟悉的陌生人
撰文：张明亮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作为“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胡志明在中国的知名度与受欢迎程度之高，是任何其它外国政要难以企及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大多都是外国政要，如去世不久的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再如几年前去世的柬埔寨太上皇西哈努克；而外国政要中成为“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的可能唯有胡志明了。胡志明超越其它外国政要的地方还在于：他曾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文革之后到现在才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
当这些年中越关系不断地“摊上麻烦事”的时候，不少老人情不自禁地反问：胡志明时候的越南不是这样的啊？！反问的老人中有叫“志明”的，还是他们的父母受胡志明的影响而给孩子取了这个名字。年轻人中不少在网络上质疑中越关系是否还是“同志加兄弟”？是否仍该沿用“同志加兄弟”对待越南？“同志加兄弟”这句话恰是出自胡志明的名言。
在中国，胡志明算是熟悉的陌生人了。我们已经太熟悉胡志明那句“同志加兄弟”的对华友好话语了，但却陌生于胡志明在位时到底是如何对华友好的？！胡志明对于中越关系也太重要了，以至于如今的中越关系仍“高度依赖”胡志明。
从“亲密战友”到“缔造者”与“培育者”
胡志明去世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中越关系对胡志明的“依赖度”有增无减。去世后的胡志明对中越关系的“价值”，甚至超过了在世时的胡志明。1969年9月胡志明去世后被中共认定为“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如今的胡志明是中越两党共同认定的“中越传统友好”的“缔造者与培育者”；期间，中国不断以胡志明的对华言行来为越南的对华关系“指路”。中越关系恶化期间，中国批评越南背叛了胡志明的对华路线；而在越南谋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过程中，越南党高层承诺要沿着胡志明的路线走下去。
2015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访问越南期间，出席的活动与发表的言论中，较多地涉及到胡志明对中越关系的正面贡献。“惜字如金”且版面更是“寸土寸金”的《人民日报》报道张高丽在越南的活动时，特地辟出一段报道张到胡志明陵墓的行程。“到胡志明陵墓献花圈”是中国党政要员们访越时的必备行程。
未被《人民日报》报道的还有：在河内的胡志明博物馆，张会见了越南对外友协； 这是此前中国党政要员访问越南时少见的，至少是较少公开报道的。 越通社报道时称“张高丽会见越南对华友好人士”。在胡志明博物馆会见越南“对华友好”人士时，张高丽表示：中越友好是毛泽东和胡志明等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和共同培育的。
把胡志明界定为中越友好的缔造者和培育者，是2001年之后中越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21世纪的十多年间，胡志明已经被中越两党最高层共同确立为中越友好的象征，乃至中越友好的“图腾”。大概从2001年农德孟就任越南党总书记后，中越两党最高层会面后的官方新闻稿中，基本都会出现高度评价胡志明对中越关系贡献的话语：就是把胡志明界定为中越友好关系的“缔造者和培育者”，并且这句话在新闻稿中的位置还较为靠前。两党高层会晤之后的新闻稿极为讲究，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写，用多少字可能都有很多的道理；所以，绝不能轻看新闻稿中把关于胡志明的定位往前放的这种做法。
农德孟之前的越中两党高层会晤中——即中越关系正常化后的大致十年间（1991－2001），双边高层偶尔也会提及胡志明对于双边关系的贡献和意义；但没有像农德孟就任之后从两党最高层的角度厘定胡志明对于中越关系的正面贡献，且常常出现在两党高层会晤后的新闻稿中。而胡志明恰是“打开”中越关系正常化“之门”的“钥匙”之一。 1990年胡志明诞辰100周年是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改善关系的契机之一。中国派员参加了1990年越南举办的纪念活动，这在中越关系尚未正常化的背景下实属难得；越南党总书记在纪念胡志明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中公开表示：越南要沿着胡志明的路线走下去。1990年9月在成都的中越两党高层秘密会晤中，越南党向中方表示越南要沿着胡志明的道路。越南党高层如此表态的背景之一是：两国关系恶化期间，中国公开频繁地批评越南执政者背叛了胡志明的对华“友好”路线。20世纪80年代——中越两个关系恶化期间，胡志明和越南人民是中国公开赞扬的对象，而胡志明身后的越南党政精英成了中国批评的对象，因为他们背离了胡志明的对华友好政策。中方不时刊发一些回忆胡志明如何对华友好的文章，大多是由那些曾接触过胡志明的人完成的。 在中国，胡志明之后的越南党政要员们难得好名声，尤其是黎笋；在中越关系被南海问题“绑架”之后的近些年，越南党政要员几乎都被中国人民讨厌透了，因为他们对待中国不仅不如胡志明那样地“友好”——尽管仍不时说着对华友好的场面话，同时他们对华不友好的举措也被媒体不断翻出来，并对比于胡志明的对华友好言论 。
再往前十年——胡志明去世后的第一个十年间（1969-1979），公开报道中常用胡志明的话为中越关系定调。胡志明关于中越关系的话——“同志加兄弟”，成为公开报道中越关系的惯常用语；尽管胡志明身后的中越关系既不“同志”也不“兄弟”。1971年11月，越南总理范文同访问中国后，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刊发的报道中几次用“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为题，公开高调赞颂中越关系。1973年，越南参加巴黎会谈的代表途经中国回越，在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是在“同志加兄弟”的气氛进行的。 胡志明去世后的每一次中越高层会谈几乎都是在分歧大于共识中完成的；但公开报道中仍用胡志明关于中越关系的经典名言掩盖中越分歧，以及中越渐行渐远的事实。 1975年越南统一后，新华社报道越南驻昆明和南宁两地领馆举办的庆祝活动时，仍称赞活动在“同志加兄弟”的气氛中进行的，中国官员参加上述活动。
中共要员为胡志明陵墓献的花圈上的文字，通常都称胡志明为“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 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要靠中国人民的公仆——中国党和政府钦点才行。 这一称呼源自1969年9月胡志明去世后，中共中央发去的唁电中对胡志明的定位：“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文革时期的中国，“战友”已是相当荣耀的称呼；再加上“亲密”二字，更是荣耀倍增。文革后，“战友”变成“朋友”，仍是“亲密”的。如今，中越两党中央一致认定胡志明为中越友好的“缔造者”和“培育者”之一，肯定的应该是胡志明在世期间为越中友好的贡献。
此外，两党高层还寄望于两国年轻人传承胡志明等人“缔造和培育”的“中越传统友好”。2015年4月，越南党总书记阮富仲访问中国时，与中共总书记一道会见中越青年代表，讲话中期许两国年轻人要传承胡志明等缔造和培育的中越传统友好；《人民日报》还全文报道了两党总书记会见两国青年代表时的讲话全文。这已不是两党高层头一回如此期许两国年轻人，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胡志明与毛泽东一道被并列为中越友好的“缔造者”和“培育者”，不过，胡志明独享着与毛泽东不同的“待遇”。
中共党政要员访问越南，肯定要到胡志明陵献花圈，并墓瞻仰胡志明遗容，以及参观胡志明故居；有时甚至还有更多与胡志明有关的活动——如2015年7月中共常委张高丽访问越南时。甚至1978年中越关系彻底恶化前夕，中国代表团到河内，同越方的会谈并不顺利，也不愉快；即使如此，也要拜谒胡志明陵墓！胡志明去世后的三年里——1970、1971、1972，中越驻越大使每年9月必到胡志明灵堂献花圈，那时胡志明的陵墓还没建成。
而越南党政要员访问中国，是很少或者基本不会到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主席遗容的。2015年4月，越南党总书记阮富仲访问中国时，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并未到毛泽东主席纪念堂。 1991年，标志着中越关系正常化的越南党政首脑访问中国时，也未到毛主席纪念堂。次年，中国高官回访越南时，就到了胡志明陵墓瞻仰胡志明遗容，并参观胡志明故居。
黎文良和黎笋是少有的曾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的越南党政要员。1977年——也就是在毛泽东主席纪念堂落成后不久，访问中国的越南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河内市委书记黎文良到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黎笋1977年访问中国时，也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中越关系正常化后，访华的越南党政要员们，都未再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至少公开的新闻稿中看不到此项安排。
胡志明的对华友好言论——“同志加兄弟”在后胡志明时代不断被提及，而毛泽东主席当年对越的友好言论很少被提及。毛泽东主席曾说过：“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毛主席的这句话基本上同胡志明的“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一起被两国传唱过。但到了最近十几年，胡志明的“同志加兄弟”仍会不时出现在越中高层会面后的新闻稿中，但毛主席的话再也未出现过。为中越友好关系的“缔造者和培育者”，待遇之差别还是有目共睹的，尽管解释其原因是有些困难的。
在胡志明去世后的近半个世纪里，胡志明一直被定位为中越关系友好的象征——几乎成为中越友好的“图腾”，且无人能比肩胡志明在中越关系中的“地位”。既然胡志明对其身后的中越关系意义如此之重大，且被反复提及的就是胡志明在世时“缔造”和“培育”中越友好，由此就有必要细究：胡志明在位时到底是如何“缔造”和“培育”越中友好的？应该可以用胡志明时代的越中关系来验证吧？
“缔造与培育”的：不都是“黄金时代”
胡志明在担任越南党和国家主席期间，才有机会“缔造和培育”“中越友好”。这一时期的越南对华政策与越中关系，是验证胡志明对华友好与否的唯一标准。以胡志明担任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1945-1969）为线，可分为三个时段。起点确定在1945年9月胡志明担任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之后，到1969年9月胡志明去世为止。第一时段为1945年后，胡志明主要同民国政府打交道；胡志明公开发表了对华友好言论，但处理起同民国政府的关系却并不顺畅。第二时段为50年代，且以1950-1956年即50年代上半期为主，期间胡志明在越南党内的地位空前绝后，几乎主导了越南党的对华决策，全盘执行对北京的友好政策，尽管少有公开的对华友好言论。第三时段为60年代，以1960年越南党三大为大致的界点，此后，胡志明在越南党内的权威与权位渐趋下降，尽管公开层面上胡志明越来越被“神圣化”，但实际上却被黎笋派系逐渐“边缘化”；与此同时，随着年岁的增长，胡志明的健康渐趋恶化；尽管胡志明常到中国看病，但胡志明在越南党对华决策体系中的影响力下降，仅能勉强依靠自己在中国的高层人脉从形式上维护双边关系的“友好”。
先看第一时段——1945年胡志明出任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后，不仅要面对中国国民党和中国政府支持的越南国民党对胡的冲击，还要面对入越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国军队，胡志明如何经营对华关系？此时的“华”还是中国，但政府是“中华民国政府”。
当我在台北的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和“中华民国国史馆”看到胡志明1946年和1947年写给蒋中正的两封信之前，我已看过多遍1949年胡志明写给周恩来的信，两种信之间的差异让我诧异。且不说文笔之流畅，体现出写信者中文功底之深厚，两封信中，胡志明对蒋介石态度之恭敬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象。相比之下，胡志明1949年写给周恩来的信就随意得多了，无论格式还是内容。此外，胡志明曾公开发布过两封《告越南华侨同胞书》，呼吁在越华侨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呼吁越华亲善。
上述4封信都是胡志明作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面对中华民国政府时所公开发出的对华友好言论；但若就此判定胡志明对华友好的话，就会产生误会。
不少海外越侨中流传着1946年胡志明私下关于中国的评价。当时胡志明游走于中国和法国之间。中国军队入越接受日军投降，尚未撤回国内；法国军队力图重返越南，三方之间为如何解决越南问题谈条件。胡志明是越南的代表，到法国谈判时，胡志明告诉在法国的越南侨民：越南向来有抵抗北方（中国）的传统，鼓励越南人一致对抗侵略。而在当时的河内，流传着胡志明的另一番深刻见解：越南宁肯让法国军队再回到越南，也要早点让中国军队撤出越南，（胡志明为此还试图以重金“讨好”中国驻越军队的高官）；毕竟法国才殖民越南几十年，而中国曾经殖民过越南上千年。流传在越南侨民中的这些胡志明话语同20世纪80年代越南党公开的胡志明关于中国的评价如出一辙。
国民政府对待越南的立场与胡志明就任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之前在中国的经历，也不可能让胡志明友好地对待当时的中国。首先，国民政府是反共的，并熟知胡志明的共产党背景。20年代，胡志明在广州为共产国际服务；1927年国民政府的反共行动迫使胡志明离开中国，也永别了短暂的婚姻。后来，胡志明还坐过国民政府的牢。其次，中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在越南支持的是胡志明的政治对手——越南国民党。二战期间，中国国民政府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从对日作战的角度出发，非常看好胡志明；张发奎看到的胡志明干净且干练，不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看好的越南国民党那样麻烦事多，却干不了多少正事；不过，张发奎未来得及跟胡志明合作。第三，当胡志明写信给蒋介石时，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军队还在越南，且支持越南国民党；当发现胡志明就是之前的阮爱国时，甚至试图抓捕胡志明。
如此背景下的胡志明与民国政府，尽管可以公开发出对华友好言论，但基本不可能实际上对民国政府友好。后来，当胡志明陷入同法国的战争而中国内战之际，也未见胡志明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同中华民国政府之间有多少友好往来。反倒是不少资料显示，40年代末期， 当胡志明及其政权被重回越南的法国军队逼到北部越中边界时，胡同中共的联络渠道建立起来，且相互协助，并为1950年之后双边更大范围且更密切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再看第二时段上胡志明如何构建越南对华友好关系。从1950年至1956年，这不仅是胡志明在越南党内和政府间权力与影响力俱佳的“黄金时代”，也是中越关系的真正“蜜月”期。
胡志明在越南党的重大决策中的影响力空前绝后。涉及越南党与其政权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上，都体现出胡志明的决断与影响力。据北外文庄教授在《记忆深处的胡志明》一书中回忆：那时越南党政治局委员们都很年轻——武元甲当时也就40来岁，且都很尊重胡志明，对于胡志明的决策几乎都不反对。文庄早在40年代末进入越南，中共援越顾问团到达越北后，文庄担任中共援越顾问团团长罗贵波的翻译，随罗贵波会见胡志明，陪罗贵波参加越南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见证越南党重大决策进程；还多次陪胡志明访问中国。所以，文庄有太多机会接触胡志明，并见证胡志明在越南党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越南党几乎全方位地依赖中国。中共派出援越顾问团，包括政治、军事、金融乃至反间谍等领域，越南党的几乎所有重大战略决策都是中共建议下的结果。最值得称道的是中国顾问帮助下的奠边府之役。同时，反映越南对中国的依赖的还有：土地改革与日内瓦协议。
胡志明是为越南党引入中国援助的功臣，同时在说服越南党接受中国主张过程中居功至伟。两件大事颇能证明胡志明如何按照中共意志，为越南党引入中共主张；一个是说服越南党接受《日内瓦协议》，另一个是在越南党控制区实行土地改革。1963年中共一次内部会议上，刘少奇曾说：胡志明这人历来偏右，当年（我们）让他土改他不愿意；后来把他叫到莫斯科去，斯大林把他臭骂一通后，他才回去土改了。据中联部出版的《中共对外交往九十年》显示：1952年10月在莫斯科，苏中越三党两次会谈，谈及越南革命问题。可能是这次会谈中胡志明接受了土地改革的建议。越南北部的土地改革也就在此后逐步展开，中共向越南派去了土改顾问团。1956年10月越南党会议上“纠正”土改偏差时，胡志明还公开认了错；尽管他在党内的职位基本未受影响，但权位与权威已开始下降。土改进行中与“纠偏”之前，胡志明再度发挥中共与越共之间的“桥梁”作用，表现在说服越南党接受中国对于日内瓦会议的主张，接受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
不过，这一时段上，胡志明的公开对华友好言论却是最少的。一方面，没有胡之前“伺候”“中华民国政府”时对华友好言论多，以两封《告越南华侨同胞书》和写给蒋介石的信为代表，胡志明作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在公开层面上确有不少对华友好言论。另一方面，也没有胡之后（本文所说的下一时段）频繁访问中国时的对华友好言论多，中国的《人民日报》，越南的《人民报》与《新越华报》上都出现大量的胡志明的对华友好言论。这一时期虽是中越真正的“蜜月”，但却是“秘（蜜）月”——“秘密的蜜月”。胡志明不公开的对华友好言论可能也不会少，但公开的基本上没有。
但，这一时期可能是胡志明在行动上对华最友好的时段。中国虽然还是那个中国——胡志明心怀警惕的北方，但政府却已是胡志明所乐见的——共产党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中有不少胡志明当年的故交和旧友——如周恩来、叶剑英、李富春等人。 胡志明在中共高层的人脉资源，是胡志明之外、之后的任何越南党政要员都难以企及的；这种人脉资源曾是胡志明同民国政府打交道时的“硬伤”，却是胡志明同中共打交道时的优势。 最为关键的是，中共和中国政府不仅不反对胡志明与越南党，还大力支持胡志明与越南党及其政权；此前的中国国民党与民国政府事实上是不支持胡志明的。对胡志明和越南党来说，中共在其抗法时期的全方位支持，绝不是“锦上添花”，至少得是“雪中送炭”。时值胡志明与越南党对法国作战时期，源自中共的物质与策略援助“救活”了越南党及其政权。此一时期，中共对越的物质支援未必多过越南抗美时期，但重要性远超过后者。对美作战时期，援助越南的已不是中国一家；没有中国的援助，越南党还不至于扛不下去。但抗法时期就不一样了，社会主义阵营里基本就中国一家援助越南；没有中国的援助，越南党及其政权的生存都成问题了。再者，抗法时期，中国援越的不光是物资，还有内外策略——越南党几乎全盘吸收了中共的策略与主张；而到了抗美时期，越南党的自主权大大提升，仅是选择性地吸收中国的策略主张。
最后看胡志明最后的岁月——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第三时段里，迟暮之年的胡志明如何在越中分歧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大，且胡在越南党内决策体系中的影响力日益下降的背景下，为越南党“打理”对华关系。
一位流亡法国的越南红色异议作家称：胡志明刻意选择9月2日这天自己拔掉维持其生命的输液管，目的之一是为了“报复”越南党政治局——后者太让胡志明“伤心”了；9月2日是越南国庆，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宣布越南独立。国家主席死在国庆这一天，在东方文化中决不能算是吉利的象征。
这是胡志明的人生晚年，也是胡志明在越南党内权位与影响力的“没落期”，尽管职位未变。胡志明名誉上仍是越南党和国家的主席，但他对于越南党大政方针决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小；甚至越南党的决策同胡的主张完全相反，如南方还是北方优先的议题上，如何在南方开展革命的议题上，越南党的抉择都同胡志明的主张相左。伴随着黎笋在越南党中央的权位渐趋巩固，越南党的决策越来越多地反应黎笋等人的意志，而偏离胡志明的政策主张。越南党在对内对外的重大议题上，同中国的分歧多起来。胡志明虽然依旧是越南党和国家的主席，但已无法如抗法时期那样调和乃至弥合越中分歧了。
试看两例：（1）胡志明与越南是如何应对苏联同中国的分歧的？（2）胡志明与中国一样都事先不知道越南要同美国和谈吗？
首先，苏中分歧中的越南与胡志明。
曾在越南工作的陈天水先生回忆：他60年代在越期间曾被越南警察叫去问话，原因是他曾说过胡志明是“和事佬”；“和事佬”应该不带贬义，可是由于语言转化的问题，陈天水评价胡志明的话传到越南官方那里就成了陈天水污蔑胡志明，所以越南警察就把陈天水叫去问话了。胡志明被称为“和事佬”，指的是胡志明及越南党试图调和中苏分歧。陈天水先生曾在越南党从事华侨工作，既服务于越南党的革命事业，也服务于中越友好。当中越友好时，他的工作自然好作；可当中越关系不断出现麻烦时，他的工作就越来越难了。当他在河内的工作过程中看到胡志明及越南党未能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在中苏分歧中能以中越友好之大局为重时，可能也是快人快语的陈天水难免直抒胸臆了。
胡志明以越南党及其政权的大业为重，对于苏联“大哥”和中国“大姐”两不得罪，尚能勉强维持中越关系大局稳定，但可能与“友好”的距离较大。1960年8月底——也就是越南党三大前，胡志明去了中国和苏联，试图调和当时越来越大的中苏分歧。一年前（1959年）的中国国庆十周年庆典上，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期间，同中共高层闹得不欢而散，提前打道回府了。之后的中苏关系更是雪上加霜。在中共极力批评苏联“修正主义”过程中，越南党的支持与否对于中共来讲，意义可不一般。越南党是在中共援助和帮助下壮大起来的，这也是中苏两党高层1950年分工的结果；中共辅助起来的越南党理应支持中共才是，但事实却不是这样：越南党从未如中共所期望的那样在反对“苏修”的问题上站在中共一边；《河内的战争》（Hanoi's War）一书甚至断定：河内仅有的“反修”之举其实是黎笋等人以“反修”为名排除异己派系的手法，越南“反修”之举甚至成了越南党内派系之争的工具？！胡志明调和中苏分歧空手而归，而越南党甚至连调和的想法都没有；越南党机警且高效地在中苏分歧中“捞好处”，从未实实在在地支持过中国的反修立场，这能算友好吗？
其次， 越南同美国和谈：胡志明与中国都不知道？
1969年9月2日胡志明去世后，在胡的葬礼之前，中国总理周恩来很快就赶到河内；周恩来本计划去探望病重的胡志明，可在奔赴河内途中得知胡志明去世的消息。周恩来在同越南党政治局会谈中，重点谈对美斗争的重要性，鼓励越南党要继承胡志明主席的遗志，对美斗争到底！可那时，越南党的代表已在巴黎同美国谈判一年多了！中国尚未开启同美国和解的进程，且极不满意越南同美国和谈。
越南是在1968年4月宣布要同美国和谈的；事先可能没有跟北京沟通。中国获悉消息后，周恩来问尚在北京的胡志明；可胡志明也表现出错愕的表情——似乎他也不知道。这是目前流传较为广泛的版本，确切性有待考证。不过，不管这一版本的故事是否确切，但符合那时中越关系之态势；即：越南党在重大决策上越来越“我行我素”——依照越南的需要而决策，而中国的立场与建议越来越难以影响越南党的决策； 胡志明虽然仍贵为越南党主席，但已无法左右越南党的决策。
黎笋执掌的越南党在1967年时决定要在来年（1968年）在南方对美、对西贡政权“大干一场”——即后来的“春季攻势”，胡志明和中共都不支持——尽管不支持的理由并不一样。《河内的战争》一书总结：1967年越南党策划1968年的大战役时，胡志明与武元甲都不支持；但都无法改变越南党的决策。无奈之下，武元甲避走东欧，胡志明则去了中国。 1968年农历春节开始，越南党在南方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但战场的效果对越南党不利，毕竟以越南党的兵力大举进攻，无异于“拿鸡蛋砸石头”。战场上的重大损失之下，越南党选择接受美国的和谈倡议。
1956年可能更应该算作中越关系的“分水岭”。黄群在香港出版的《中越关系六十年之见证》一书中披露：1956年他已明显感觉到中越关系的微妙变化，已不像之前那样亲密了。黄群曾任中国援越土改顾问团团长乔晓光的翻译，几乎全程参与越南土改；1956年周恩来访越时，黄群曾为周翻译；回国后黄群曾在中联部工作，负责对越工作；退休前曾任广东外办主任。黄本人亲历和见证了太多中越关系的大小事件，他的判断值得参考。中联部出版的《中共对外交往90年》显示：1956年春，中共已不再为包括越南在内的兄弟党“全盘谋划”，中共也就不再“手把手”地教越南党革命了。1956年10月越南党“纠偏”会议事实上就是反思中共经验。入主河内之后的越南党及其政权的自主性大大提升，对中国援助的依赖度下降，并反思中共革命与建政经验的反思，甚至开始排斥中国的经验与建议。 1957年之后，越南党虽然还未马上对中国彻底地“言不听，计不从”，但已决不是之前那样“言听计从”了。 上述两例就是越南党自主性增强，选择性地吸收甚至排斥中国经验与建议的典型表现。
上述大背景下，胡志明仍活跃于越南对华关系中，到中国的频率更高；但胡志明访华的象征性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中越关系的实质性问题已不是胡志明所能左右了。河内胡志明博物馆内，挂着一幅硕大的图表中统计出胡志明外访的经历，其中中国之后跟着长长的数据，密密麻麻的；我站在那幅图表前数了十几分钟都未完全数清胡志明一生到底多少次访问中国。
这一时期胡志明更加频繁地访问中国，或避寿，或休假；这也是胡志明对华友好言论较多的时期，更出现了传颂至今的名句——“同志加兄弟”。1959年10月1日，胡志明以陈力的笔名撰写专文，祝贺中国10周年国庆时，称越中关系“如手和足，如杵和臼，如根和茎，如兄和弟；恩越重来情更深”。 1961年7月1日，中共成立40周年之际，胡志明以个人名义发给毛泽东等人的贺电称自己为“一名中国共产党从前的党员”；同时，胡志明还在越南《人民报》发表纪念文章——《中国革命与越南革命》，赞美中国革命与越南革命“恩深、义重、情长”。 1963年5月，胡志明用“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诗句欢迎中国国家主席迎刘少奇访问越南，这一诗句从此广为传诵；尤其是后半句——“同志加兄弟”，几乎“代言”了胡志明的所有对华友好言论。
与此同时，胡志明对中国的客观评价可能也在这一时段出现。安若女士曾是60年代中国援越文教专家组长，她回忆60年代初在协助越南外文出版社出版胡志明选集的中文版时，曾为是否编入胡志明对华的负面言论而大费周折。20世纪80年代中越关系恶化后，当中国一边批评越南领导层违背胡志明的遗志，一边公开大量胡志明对华友好的言论与经历之际，越南官方公开了胡志明对于中国的负面评价，如关于中国的两面性等等，可能主要出现在这一时段。胡志明难免会在越中关系不佳的年代告诫他的同事们：警惕北方（中国）。
上述三个时段上，越中关系不同形态背景下的胡志明对华言行，都很难用“友好”或“同志加兄弟”这样的简单话语概括，也无法简单化地把胡志明视为中越友好的“缔造者”和“培育者”。
“卸妆”
呈现在公众面前的胡志明，是“浓妆”之下的胡志明——多番“包装”之后的。1946年胡志明以“陈民先”之名为自己写就的传记——这是第一本关于胡志明的传记，不仅开启了“胡传”的先声，也开启了为胡志明“化妆”的进程； 越南官方不断地更新着胡志明的传记，20世纪60年代越南官方再版陈民先版的胡志明传记时，改了不少东西。苦于找不到1946年陈民先版《胡传》的原文，无法核实60年代版的《胡传》到底改动了哪些？不过，可以大致推断的是：新版《胡传》在原版美化胡志明的基础上进一步美化。 在越南国内，胡志明生前就被越南党刻意“打造”为越南独立、自主的象征，成为越南独立与自主的“图腾”。胡志明被“图腾化”的过程几乎伴随着胡志明在越南党内权力架构中被“边缘化”的进程。
李明汉先生在《胡志明的革命与爱情》一书中提出“胡学”的概念。李先生是电影《香港脱险》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电影讲述了胡志明30年代在香港被捕与被营救的故事；若从全球范围内研究胡志明的风潮来看，“胡学”已经成型。看遍全世界，连大国的政治人物的个人传记，都少有能同胡志明匹敌的。越南版本的“胡传”很多，中国版本的“胡传”也不少，基本都是赞美胡志明的；从越中版本的“胡传”中难以看到真实的胡志明。中越之外的“胡传”也很多，大多都力图客观中立，但作者基本都未接触过胡本人，甚至无法看到越南与中国关于胡的档案；因此传记中推测乃至揣测的成分也不少。公众视野中的胡志明是被“胡传”与刻意的宣传“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的。
解析胡志明的“中国（北方）观”或许是为胡“卸妆”的途径之一，即：胡志明到底如何看待中国（或北方），这也是胡志明对华言行的思想基础。
胡志明的“中国（北方）观”承上启下，兼具越南传统士大夫与现代政治精英的双重特点。越南对中国（北方）的警惕性与抗拒心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民间基础。殖民时代之前，越南本土自主意识兴起之后，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底层民众中间，都存在着抗拒北方的思想基础。殖民时代以来，越南政治精英在追求独立的过程中——包括二战后的抗法与抗美斗争，不断放大越南历史上抗拒北方（中国）的传统，以此鼓励更多的越南民众参与到精英们主导的政治运动中去。此举自然“盘活”了越南民间已有的“反北”情结。中山大学牛军凯老师指导一位越南留学生完成的一篇硕士论文显示：越南北方的民间信仰体系中，存在不少反抗北方（中国）的英雄人物；尽管不少这些所谓的英雄人物在正史记载中基本找不到踪影，但并不影响民间信仰以城隍庙以及相关节庆的形式活跃在民间。同时，据牛老师的研究和调查，越南民间信仰中类似的反北型英雄人物在越南存在的范围更大，历史更久远。这是民间底层信仰体系中的“抗北（中国）”情节——他们大多数都是不识字的，也可能是无意识地传承的；而越南历代的士大夫阶层对北方（中国）的警惕性可能更高，抗拒心更强烈。美国华裔电影明星陈冲参与演出的经典越战电影《天与地》中，有一个场景是一位越南老夫子在野外一个凉亭中向女主人公黎莉讲述越南历代抗击北方侵略的悲壮历史与光荣传统。胡志明是越南的胡志明，是越南历代积累起来的信仰体系中生长起来的，不可能不受上述信仰体系之影响。
胡志明的中国观具有延续性和普遍性。不光胡志明警惕地看待中国（北方），胡志明之外越南精英们也是如此看待中国的，即便所谓的越南对华友好人士也可能同胡志明的“中国观”相差不大。 海外越南裔社群中流传着不少胡志明关于中国（北方）的负面评价，主要是胡志明警惕性地看待中国（北方）。这些流传的话无法得到胡志明本人的验证，但也无法轻易地否定这些话的真实性；由此可推断：这些话其实最应该能代表胡志明对北方（中国）的真实想法。毕竟，从另一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证明胡志明对中国的全面看法——基本同海外越侨中流传的话语是一致的。20世纪80年代越南官方公布的胡志明对华言论可能更接近于真实的胡志明，也更能体现胡志明的“中国观”。
为胡志明“卸妆”还有更多的渠道，如下三渠道：
1，价值判断，不贬损不溢美。
接触过胡志明的人要么专注于赞美他，要么专注于贬低他。胡志明曾经的政治对手们极力贬低胡志明。胡志明的名字甚至被不喜欢他的人流传为源自一个中国死人的名字，那时胡志明在中国捡到一个写着“胡志明”的身份证明，当时还不叫胡志明的胡志明就用了这张死人的证件，随后就成了胡志明。而赞美胡志明的人则说他的名字其实是怀念身在广州的妻子曾雪明；或者说“志明”是他为了“明志”。但迄今为止从未听胡志明自己道出这个名字的由来。显然，单一地赞美或者贬低胡志明，都是在价值观选择上刻意偏差，无助于客观地认识胡志明。西方大多数为胡志明作传的研究者们的价值观足够中立，但基本都未见过胡志明本人。越中两国仍会宣传胡志明，还会鼓励研究胡志明，但若单一地溢美胡志明，显然不利于还原他。
2，资料，尤其越中苏三方档案资料的重要性。
越中两国都存有关于胡志明的不少档案资料；但两国档案开放的都十分有限。前苏联的档案够开放了，依据这些档案研究毛泽东的最新成果也有了——如潘佐夫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但依苏联档案研究胡志明的成果还不多，值得期待。越中两国不少同胡志明在一起工作的老同志都健在，他（她）们对于胡志明的认知更加直观，他（她）们也能贡献出更多关于胡志明的资料。
3，方法，借鉴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路子。
胡志明不是普通人，他的国际国内政治经历的复杂性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他的情感经历应该也很丰富。 胡志明年轻时可能真的有过爱情，但满世界奔波的他可能少有花前月下的时光。1945年之后步入权力巅峰的胡志明已近晚年，却是一位情感上孤独的老人。 普通人怎么能理解一位情感生活曾经十分丰富但到了晚年最不该孤独之际却孤苦地一个人生活的老人心境呢？若能借助心理学的若干分析手段，有可能弄清楚一位孤独的老人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的所想与所为以及其动机。
其次是社会学，尤其是历史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的路子。胡志明去世后中越关系为何仍“依赖”胡志明？既然两国的年轻人被两党高层要求去传承胡志明“缔造和培育”的中越友好，那么双方的年轻人到底是如何看待双边关系和胡志明的？网络时代的年轻人接触信息的范围已经大大拓展，他们了解到的胡志明已不局限于两党中央“给予”的胡志明；不同途径得来的“胡志明”可能大相径庭，双方的年轻人会如何应对？这样的问题靠单一学科和方法可能都无法解决。中越两国的国内社会氛围已经大大异于胡志明时代，可中越关系对胡志明的依赖度不降反升。 历史社会学可能有助于解读胡志明时代中越关系对胡志明的依赖，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可能帮助我们理解后胡志明时代中越关系缘何仍然如此“需要”胡志明。
在上述三个思路之前，本文貌似已经让胡志明“变得”不再陌生了；三个思路之后仍发现：胡仍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因为他还有那么多未被认知的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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