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怀念未来：科幻学者吴岩谈苏联科幻小说在中国
采访、撰文：朱瑞翼、胡珈萌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采访在天溪园的一家咖啡馆中进行，吴岩早早就到了，一直在安静地看书。虽然一直都知道吴岩是科幻研究界最权威的学者之一，但他对于科幻文学了解之细致、全面还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他对西方各类科幻作品如数家珍，对科幻史和科幻理论也了如指掌，即使是冷门的“苏联科幻”，他也能能滔滔不绝地细数其来龙去脉。他70年代末期开始进行科幻文学创作，90年代开始开设有关科幻的课程，目前是国内惟一的专职科幻研究学者，同时担任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长——他既是中国科幻的亲历者、推动者，也是苏联科幻小说在中国译介几度兴衰的见证者。
跟随吴岩的叙述，将“苏联科幻小说”置于历史的连贯叙述之中，它所呈现的繁荣景象是既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的。苏联科幻在二十世纪的发展既映照着共产主义阵营科技观、未来观的微妙变化，也影响了日后铁幕之外的尖端技术和太空探索。二战后的政治站队曾经割裂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在后冷战时代的弥合亦带着警惕的疏离。
这是《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苏联的想象”专题之三，我们站在政治、 科学、文学的交叉点，探讨极权体制下思想钳制与科学幻想之间的矛盾与共生。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吴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请您先谈一谈您的科幻文学研究之路。
吴岩（以下简称“吴”）：我1978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叶永烈科幻小说的评论，这是我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1979年发表了第一篇科学小品和第一篇科幻小说，1980年我参加哈尔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年会，见到了很多科幻作家。作为他们的粉丝，我特别兴奋，倍受鼓舞，之后就决定在这一行里做下去。 1981年，我的第一次高考失利，很受打击，当时叶永烈老师告诉我：如果要想写科幻，还是得上大学，并且还建议我考文理兼容的学科。所以第二年我选择了心理学。毕业后留在我们学校（北京师范大学）新成立的教育管理学院教管理心理，教了21年，业余时间继续写点科幻。到了1991年的时候，学校允许我们开公共选修课，我就开了一门科幻文学的课，是国内综合性大学中最早的科幻课，现在在文学院专注做科幻研究，所以我也是现在国内唯一的专职做科幻文学研究的老师。现在还带科幻文学的硕士、博士、博后，他们很多也是科幻迷。我们目标很明确，凝聚力也很强。
东：据说您最近在研究苏联科幻小说，能介绍一下研究进度吗？
吴：我在写一本关于苏联科幻在中国的书，主要是关于中译本的研究。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对苏联科幻的印象是非常好的：中国那时候那么封闭，看这些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现在就我个人感觉，苏联科幻小说对中国影响很大，但是对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风格和语言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影响，也可能是我们做不到。比如苏联要描写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新人，咱们是没法描写这些，中国的作品里几乎都是科技小发明，对科幻的态度倾向于工具论，想找到一种方式让你觉得幻想确实能实现。
东：您是怎么接触到苏联科幻小说的？
吴：我一直比较喜欢看科幻小说，文革期间能找到的一种就是苏联的、一种是凡尔纳的、一种是中国人在文革前写的。当时我对苏联科幻的印象特别深。比如这本《人造小太阳》就是我文革期间看的，讲未来有一个陨石落下来，会释放一种能催眠的气体，主人公睡了一百年，再醒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当时还有一些杂志比如《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也经常刊登苏联的科幻小说，很多到未来世界漫游的故事。我当时正在上小学，对未来特别憧憬，也很喜欢看。因为那个时代是比较没有意思的，所以当时看到这些书觉得特别好，但是非常难找，有时是从别人家借的，有时是图书馆借的。当时我父母单位的图书馆都封闭了，而且这些书也都是“封资修”的书，但是有的时候可以偷偷拿出来一些，得费很大力气。
东：我们看到您收藏了很多苏联科幻小说的中译本。您能从这些书出发，来谈谈一下苏联科幻小说的发展历史吗？
吴：苏联科幻小说最开始产生于20世纪初，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和齐奥尔科夫斯基是代表作家之二。阿•托尔斯泰写过两本很重要的书，一本是《加林的双曲线体》，讲的是俄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可以产生激光的双曲线体，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武器。他遇到一个美国人，移居到巴黎，买了一个岛，在岛上挖出了液体黄金，所以他摧毁了国际金融体系又建立起自己的科技帝国，让全世界都听命于他。多亏一位苏联的警察去追踪，在当地的工人中搞了一次革命，摧毁了那个科技帝国。这个小说有很强的批判资本主义的色彩，认为资本主义会让人私欲膨胀，进而毁灭世界。这部作品在当时很有影响力，还给了童恩正写《珊瑚岛上的死光》的灵感。阿•托尔斯泰还写了一本《阿爱里塔》，写的是苏联红军战士胜利后到火星上去，和火星公主恋爱，为了解放那里受压迫的人也发起了革命。这本书后来还改编成电影。阿•托尔斯泰开启了注重批判资本主义、展示革命的苏联科幻小说风格。
第二个很重要的人是齐奥尔科夫斯基，他是航天之父，研究出了多级火箭，从科技角度出发写过一些很重要的小说比如《在地球之外》、《在月球上》。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出名是人生后阶段的事，他人生大多数时候是小学老师，写论文别人不发表，没办法就写科幻小说，还是没人看。据说是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坐车时看见一个告示牌，说一工程师要讲太空旅行，就让捷尔任斯基帮他把这人找来约谈。第二天这个人谈话的时候，推荐了齐奥尔科夫斯基。齐这时已经80多岁了，耳聋眼瞎，在偏远地区做小学教师。国家还是给了他很多荣誉，他的科幻小说也得以出版，也奠定了苏联科幻注重科学的基础。
在他们的基础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叫别利亚耶夫，相当于美国的阿西莫夫，中国的叶永烈。他专职写科幻，作品当时不受肯定，但是很多年之后被认为是奠定了苏联科幻小说基础的人，他写过《陶威尔教授的头颅》、《沉船岛》、《水陆两栖人》等等。他很有意思，之所以写科幻是因为小时候摔过一回，在床上躺了两年，再起来以后就变了一个人，对生命看得很重，后来就开始写科幻小说。在中国，齐奥尔科夫斯基和别利亚耶夫的影响是最大的。在文革前就出过很多译著，十分有名。
到了中期，也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时代，出现了一些新的作品，其中很重要的类别之一是苏联的反特科幻小说，讲与西方特务机关斗争的故事。特别有名的是《射击场的秘密》，把科幻和推理结合在一起。这些当时在中国都不允许写，各种科普读物都告诉你外星没有生命。1950、60年代最有名的苏联科幻作品是《仙女座星云》，作者是叶菲列莫夫，他当时被认为是以斯大林的未来观来写科幻的最重要的作家，这本书后来还翻译成英文。故事讲苏联人在外太空探索未知世界，发现各地社会发展程度不同，有的还是奴隶制，有的已经处于共产主义。他们会去帮助落后的去进入共产主义。这种作品很宏大，但是没有故事的跌宕起伏。苏联的科幻和科普总是息息相关的：中期还有一些作品，比如《1965年的苏联》讲七年计划，还有《21世纪来的消息》，请科学家畅想21世纪。后来中国也模仿，出了一本叫《科学家谈21世纪》。苏联把科幻作品和科学文艺作品分开，而中国的科学文艺里包括科幻，还有科学童话、科学小品、科学诗歌、科学相声等。
到了后期，苏联科幻小说又分成了几派，有一派讲科学发明，比如《麦克斯韦方程》。还有一派是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经常会写一些比较反叛的作品。当时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就是儿童小说，苏联解体前后出现了一位儿童科幻作家布雷乔夫。他的想象力极丰富，童心特别强，不像中国的一些儿童小说不会用小孩子的语言，没有带入感。布雷乔夫写过一个故事，讲一个小男孩想去一个星球上看外星人踢球，他爸爸正好有一艘飞船，他就跟去了。飞船起飞后，他爸爸觉得不对劲，就跟他说你一定干了坏事，我算过这个飞船重量，现在比原来重，你是不是带了人，这个小孩说对，我同学也想来，就带了一个同学，然后他爸说不对，不止一个同学，他就又找出一个同学，最后把他全班42个同学都藏在飞船里带来了。
东： 苏联科幻在中国的翻译、引进情况如何？
吴：苏联科幻在解放前翻译过一些，解放后到文革前，尤其是1950年代重点翻译了一些，比如别利亚耶夫的作品等。这些作品对当时中国科幻作家的创作起了很大作用，比如郑文光，他曾经是《科学大众》的编辑，翻译过苏联的科幻理论，也点评过苏联科幻小说，然后他再写作，这个传承非常清晰。但是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苏联的科幻小说就不引进了，到了1980年代海洋出版社请孟庆枢老师编了一本《在我消逝掉的世界里》，把苏联1950、60年代我们错过的作家也编进来。但是与此同时，西方的作品也进来了，比较而言，苏联的作品就显得想象力不足了，再以后我们对苏联科幻小说的兴趣就不大了。
东：您谈到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苏联科幻小说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情况是否有相似性？
吴：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和政策的关联还是比较紧密的。1956年，有一个“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科普就提上章程来了。郑文光写过一篇《共产主义畅想曲》，在《中国青年》连载了两期，由一位很有名的党内理论家写序，但是写作风格比较古板，很多敏感内容不好处理。但是1957年之后，科幻经历了一个低谷。等到1962年又有一个小高潮，所以文革前有两个波峰。文革后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又是一个高潮，但是“清除精神污染”又把科幻打下去了。这段对中国科幻打击特别大，1983、84年左右，叶永烈有一本书叫《是是非非灰姑娘》就讲这段，陈洁的《亲历中国科幻－郑文光评传》也讲过。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开启，科幻又逐渐发展。现在讲万众创新，科幻又扩大了一点生存空间。中国科幻是每当政府想推科学的时候，它就跟着上，但是推一段之后政府觉得不对了，有时候就把科幻归类为想象力太多的文类，还有人说是伪科学。总体而言，我认为中国科幻小说从1902年到现在特别强调工具性，而不是文学性：比如梁启超讲认为科幻可以改变中国，鲁迅讲可以用来学习科学，新中国也用它来科学普及，到现在又变成可供娱乐的通俗读物之一。科幻小说没有真正意义上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供人欣赏、探讨、批评。它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等等没有真正被肯定。
东：中国科幻小说的内容题材有没有涉及对社会转型的评价？
吴：晚清时期的科幻小说有很多畅想未来社会的内容，目的在于探索怎样从封建帝制转化到到民主共和，比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等。民国时期老舍的《猫城记》也是代表，老舍当时就因为这部受过批判，自己也做过检讨，几十年后这部作品才又回到公众视野。新中国之后表现社会关系的就比较少，因为科幻小说被定位为儿童文学了。偶尔有一些作品表现国际关系，王国忠的《黑龙号失踪》，写中国发明了深潜艇在海底发现日本在海底布了一个大的水雷网，水雷网下面是一个特别大的城市，里面都是731细菌部队，继续准备危害人类。这个小说发表之后，据出版社编辑说日本政府马上就抗议，说故事不属实。其实还是有一篇很有见地的作品，但是后来就不敢出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又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改变了对海外科学家负面的刻板印象，和整个文学领域当时的论调有较大的反差。这篇小说之后，童恩正发表了一个言论，说科幻小说不是那种写科学的，主要应该写社会。但他当时还不敢说的这么直白。虽然他的观点被批评为“灵魂出窍”，但他的想法还是一下引起了其他科幻作家的共鸣，涌现出一批人来写反映社会的科幻。比如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金涛的《月光岛》，郑文光的《星星营》、《地球的镜像》，叶永烈也写过一些。后来在“反精神污染”的时候，科幻小说就两个罪状，一个是伪科学，还一个就是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到现如今，写社会性的还是很多。
东：中国科幻小说对敌我关系的诠释有没有呈现一定的规律？
吴：晚清的时候，小说里主要的敌人是西洋人，日本人反而是好朋友。比如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里面中国主人公就遇到了日本的发明家，跟他们去做事情。新中国建国以后，科幻小说有一些写日本的，但涉及到敌我关系的比较少。粉碎四人帮之后是经常有敌人的，经常用S国代表苏联，M国代表美国。现在的科幻小说其实跟政府的口径还是比较一致，比如刘慈欣、王晋康的小说。比如我们支持巴勒斯坦反以色列，那他们小说里也是这样。现在比较流行的科幻作家确实是这种观点，他们基本在二三线城市生活，想法和中国普通老百姓想法是相近的。中国一线城市有很多科幻作家写的很超前、很多元，跟西方接轨，但是并不流行。反而是二三线的这些，跟先进科技脱离一些的比较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