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历史图书选摘｜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
撰文：姚念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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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三联书店，2015年8月出版）积三十年之学术积累将一代圣君拉下圣坛。通过匠心独具的史料勾陈，从文治和武功两方面全面审视康熙朝的内外政策。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歧视和压制，用征伐准噶尔来掩盖西藏问题失败，折射出不同于传统解读的帝王心态。康熙试图塑造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在本书面前彻底被击碎。
全书由五篇文章构成，提出清代康熙朝的政治核心问题，即为大清王朝争正统。从三藩平叛、兴废太子、道学观念、满汉关系、出兵准部等具体层面入手，系统批判玄烨提出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面谕》与皇太子的兴废及玄烨的内心世界
（选摘）
康熙五十六年，清圣祖玄烨颁布一份长篇《面谕》，末云：“若有遗诏，无非此言。” 五年之后，玄烨辞世，继位者胤禛对此稍加润饰，即以圣祖《遗诏》之名晓喻天下。 先师王锺翰曾撰有《清圣祖遗诏考辨》一文，据现存《遗诏》满汉文原件，与《实录》中所载《遗诏》、《面谕》详加比勘，断言：“现存《遗诏》（原注：包括汉文本和满汉文本）原件系从《面谕》增删、修改润饰而来。” 应为的论。
向来史家论及《面谕》，多从立储一事着眼，以至聚讼纷纭，未得确解。稍审《面谕》全文，则为玄烨自叙承继祖宗创业，及其生平守成兼备开基，辛苦备尝，朝惕夕励，以至喋喋不休。其中关于嗣君之事，虽有长篇敷衍，但插叙旁出，语义暧昧不明。故视《面谕》为玄烨自评可也，为慎重其家业之承传可也，若强以为玄烨于此暗示已传位某某，则终难免穿凿附会之嫌。然亦无可否认，《面谕》毕竟因储位而发， 其归结点亦在于此。本文后面将证明，《面谕》思想基本来源于两废太子期间的上谕。若以《面谕》与立储无甚关涉，亦不免过甚其辞。
兹所欲论，其意义更有远过于此者。我以为，《面谕》中最可关注之处，是玄烨首次公开提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并以此纲领全文。其余所言，皆为此一宗旨之伸延。而此一关键，竟似未曾为史家留意。 正是玄烨首倡清朝得天下最正，其后继者胤禛、弘历辈，才得以秉承声气，大肆煽扬。胤禛《大义觉迷录》曰：“本朝之得天下，较之成汤之放桀、周武之伐纣，更为名正而言顺。”弘历《世祖章皇帝实录序》亦堂而皇之曰：“自古得天下之正，未之有比也。”帝王高倡于庙堂之上，于是朝野应和，流风所及，以至清社既屋，仍不衰绝。 中国历代更替，莫不为本朝争正统，然如有清一代之甚嚣尘上者，殆绝无仅有。有鉴于此，认真清理其始作俑者之思想历程及其时代背景，并剖析其真正内涵，或许就显得尤为迫切。
要想准确把握《面谕》的宗旨，首先须对其基本内容有一大致完整的理解，然后才谈得上对玄烨所展示的全部思想涵义进行深入剖析。
《面谕》洋洋二千余言，归纳起来，其要约有三端：
其一，即论述清开国得天下为最正。短引之后，便提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申明“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皇太极曾兵临北京城下，能取而不取。后至世祖朝，因“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翦灭闯寇，入承大统。”因此，较之汉高祖、明太祖崛起于草莽，趁乱攫取天下，清军入关，不仅“席承先烈”，更是“应天顺人”。此即构成清代官方史学关于明清嬗代之历史基调。
我们必须注意，玄烨所说乃有清得天下为自古“最”正，不仅要盖过汉、明，而且要超逸三代。玄烨说这番话时，显然胸中浮现出太史公《秦汉之际月表序》。他以“席承先烈”，将清入关前的开国阶段拟作商、周、秦得天下之前的“积功累德数百年”；而以大顺军李自成喻为陈胜、项羽，目的在于为“贤者”大清作驱除，以引出最终得天下的“大圣”，其意甚明。然若因此认为，《面谕》似颇欣赏“一泗上亭长”的刘邦及“一皇觉寺僧”的朱元璋也能得天下，则对玄烨大为误解。陈廷敬《午亭文编》卷32有《汉高祖得天下之正论》云：“自古帝王受命而兴者，率皆当世之诸侯增修其德，至于其子孙以有天下。”即明显以之喻清。“而汉高帝，秦之眇然一黔首也。”世人“谓汉起自匹夫，得天下为最正，予窃谓不然也。”直斥刘邦为“创古今之未有，坏天地之大防，启斯民犯上作乱之心。”“使天下后世之凡为匹夫者日生其心，而有犯上作乱之事也，是乌乎可哉！”《文编》未注明此篇作于何年。然《文编》系作者手定，由其门人林佶刻于康熙四十七年。篇中“眇然一黔首”与《面谕》中“一泗上亭长”，“增修其德”与《面谕》中“席承先烈”，一一相合，皆袭太史公《月表序》而来。不过，太史公承认汉得天命，陈廷敬则惊呼为“古今之大变”。此又与《面谕》斥“流贼”李自成为清作驱除同调。汉得天下以征诛，从来拟之如汤、武。汉既不正，则汤、武亦难免不正。自明以来，学者又往往汉、明并论， 汉既被驳倒，明也就自在其中。则得天下之正者，非大清莫属。唯玄烨尚需以尊明作装饰，故陈廷敬不便指明罢了。此篇既与《面谕》如此契合，我们有理由推断，玄烨读过陈廷敬这篇文字。论者只见廷敬为清廷治礼作乐，受玄烨赏识，不知此篇文字实为玄烨倡清得天下之正导之以先路。廷敬死于五十一年，玄烨甚惜之，似并非因其“世传诗赋重”，而在其“朝恩葵志励，国典玉衡平”。 廷敬死前一年，戴名世《南山集》案发。据《戴名世集》附录《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康熙“五十年辛卯冬十月丁丑，左都御史赵申乔据《南山集》参奏，得旨：‘这所参事情，该部严察审明具奏。’旋九卿议戴名世一案：‘我朝定鼎燕京，剿除流寇，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未有也。’” 《书案》不著撰者姓名，而所记《南山集》案发时间及玄烨批旨语，与《清圣祖实录》完全相合。清“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一语，究竟系奉玄烨原旨，还是九卿自议以迎合玄烨，无从判断。而今本《实录》不载九卿会议题奏，必待数年之后出自玄烨《面谕》，则将首倡专利归于玄烨所有，意又甚明。比起“剿除流寇，顺天应人”而言，《面谕》的叙述毕竟系统得多，我们似也无聚讼于此的必要。一年之后，礼部就次年玄烨六旬大寿请旨，玄烨批旨即云:“朕本凉德，惟赖祖考得国之正，积福之深。” 迨五十六年《面谕》，就变成自古得天下最正。
其二，从“今朕年将七旬，在位五十余年者”开始，《面谕》以大量的篇幅，自述其临御以来的人生经历与感受。学者研读《面谕》，往往忽视下面一句话，即玄烨云其通过读书明理，终于得出结论：“凡帝王自有天命，应享寿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寿考；应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换言之，玄烨之所以长寿，康熙朝之所以能延续几十年的太平，皆是天命的体现。早在初废太子之际，玄烨就曾说：“朕今在位四十八年矣。历观史册，鲜有如朕在位之久者，以此观之，上天之眷佑可知矣。” 至此，他当然更相信这一点。显然，这一段是上承清得天下最正的逻辑延伸。得天下既正，则后继者自然当正。可见，玄烨不但以本朝成就自豪，且将其包含在清得天下之正这一命题中之。不难察觉，其中还隐含着为顺治朝的辩解。顺治一朝仅十八年，几与明朝亡国之君崇祯一朝相同，又与南明三藩相始终。而且，福临非善终，顺治末年的亡秦之迹亦有目共睹，凡此，皆无得国之正的征兆。是以玄烨必须大力宣扬本朝，否则无法弥补大清得天下的缺憾。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面谕》何以连篇累牍地大谈其人生。“始皇元年至今，一千九百六十余年，称帝而有年号者，二百一十有一。朕何人斯，自秦汉以下，在位久者，朕为之首”。可以想见，玄烨历数各代君王，发现自己在位之久，三代以来在位长久如汉武帝、梁武帝以及明神宗皆被一一超越时，其欣喜之情，不觉溢于言表。至于《史记》记载尧在位八十年，得寿百年，看来是难以企及，故只得云“秦火以前，三代之事，不可全信。”他对于自己一生似有一种无法掩饰之满足感：“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故也。今朕年将七十，子孙曾孙百五十余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无一不是天命所锺，无一不体现得天下最正。 至于他如何“孜孜汲汲，小心敬慎”，“殚心竭力”，“鞠躬尽瘁”，无非是说他终于不负上天所托。同时，玄烨也要告诉满汉臣工，天下之所以能享太平，皆出自他“五十余年，每多事先绸缪”，以及诸事节俭，所以“四海兆人，亦皆戴朕德意”，天下臣民也应知足感激。而他临御天下最重要的经验，则在于既“举大纲”，又“兼综细务”，即诸事独断，“一心运筹”，决不能使权柄稍有旁落。玄烨不厌其烦地自我表白，其寓意至为明显，即不仅其父祖得天下之正，而且他本人更是体现清得天下之所以为正的标本。故而他断然拒绝臣下对帝王妄加讥评，这一点他曾屡次告诫群臣，包括他后来一手安排历代帝王庙，表面是说臣下不知帝王艰辛，实则都表明玄烨意在建立皇权绝对权威，绝不允许于治统之外另存所谓道统。这一姿态，决定了下面论及立储问题上的基调。
其三，“自康熙四十七年大病之后”以下，《面谕》转入群臣关注的立储一事。立储虽不是《面谕》的重心所在，但《面谕》毕竟因群臣进谏立储而发。而得天下之正与不正，也终究要体现在储君是否得人。这段文字略显杂冗，意义也不甚明朗。若无前面分析，确也不易理解。玄烨先说自己“大病之后，过伤心神，渐不及往时”，故欲趁精神“明爽之际”，将心中曲衷“一一言之，可以尽一生之事，岂不快哉！”他又虑及自己“岂能久存？况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福尽祸至，泰去否来”，一旦病重不起，“必然招天灾人祸，杂然并至”，自己将“死不冥目”，并以梁武、隋文自警。然后列举历朝更替授受不明，以至骨肉相残之事，“朕每览此，深为耻之！或有小人，希图仓促之际，废立可以自专，推戴一人，以期后福。朕一息尚存，岂肯容此辈乎！”玄烨表示他会以史为鉴，在生前解决立储一事，决不寄托旁人。“立储大事，朕岂忘耶！”但他不同意自己尚健在时“立储分理”，“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他绝不允许群臣干预立储一事，《面谕》表达得明白无误。然而随后他却说：“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释此负荷，优游安适，无一事婴心，便可望加增年岁。诸臣受朕深恩，何道俾朕得此息肩之日也。”自己“至于垂老之际，不能宽怀瞬息，故视弃天下犹敝屣，视富贵如泥沙也”。他并表达对宋高宗禅让后得享高年的羡慕，希望臣工与他“同寅协恭”，使天下“终于无事”。这似乎又给人一种误解，以为他要与臣工来共同安排身后大计。其实不然。以玄烨当时的年岁及身心状况而言，一时流露出某种厌倦情绪，甚至希图早日退位，不能说绝无可能，但其前提必须是，他已将立储一事安排妥帖。在此之前，他绝不希望臣下反复催促，另生枝节，只能一切静候自己处置。这就是臣工与他“同寅协恭”，也是使他得以息肩之道。这与前面警告臣下企图“推戴一人以期后福”，一脉相承。安排立储也罢，得享天年也罢，唯有出自宸衷独断。即使在他极为苦恼之时，仍云自己“身虽不德，而亲握乾纲。一切政事，悉由独断。” 臣工进谏，只会令他烦恼。唯有他亲自独断，才能在储君选择上，保证大清得天下之正得以延续。毫无疑问，《面谕》亦是对群臣又一次儆戒。就《面谕》而言，我们所看到玄烨对立储的态度仅此而已，绝无所谓成竹在胸，更不见已内定传位于某某。其实，玄烨对此一事既无定见，又拒绝群臣敦促，本身就表现为一种心理不安。矛盾的根源，即在他既明晓此事刻不容缓，但又竭力逃避拖延；而且还必须显示出早有决断，从容不迫，以敷衍群臣。结果证明适得其反，这样做只会增加其内心焦虑情绪，更加应激。这一点下文还要论及。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面谕》其实隐伏着一以贯之的主线，即“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清开国得天下是正，玄烨守成也是正，继嗣者同样须是正。若无守成或继嗣之正，则开国也终将不正。这就是《面谕》之根本宗旨。从《面谕》自身的内容和逻辑来看，其归结点似在守成和继嗣，这与玄烨以往所言“深惧祖宗垂贻之大业，自臣而隳”，“今欲立皇太子，必能以朕心为心者，方可立之”等语 ， 完全一致。然而其前提本身，即大清得国之正，却是一个未经检验的假设。而玄烨这一假设一经建立，便令天下臣民奉信无疑，不容有异。锺翰先师认为，清世宗胤禛以《面谕》为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遗诏》，较之《面谕》显得“层次井然”， 其实，《遗诏》固然简明，但将“得天下之正”一段移至末尾，令《面谕》一以贯之之宗旨转而隐晦不明，颇失玄烨本意。胤禛仓促之间，或未遑识其大者。
玄烨于《面谕》结尾说，“此谕已备十年”。但这并非指十年之前已有成稿。《面谕》中有些话，如“享寿考”、“在位五十余年”之类，不可能出自十年前。然而，《面谕》中玄烨分明承认，“十年以来，朕将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书写封固，仍未告竣。”十年之前为康熙四十七年，正值皇太子初废，这就是说，玄烨当时即起念记录有关立储之事。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成功解决此一问题，然后诉诸群臣。虽然《面谕》一些内容来自于这些记录，但这与《面谕》本身，毕竟不能等同视之。论者据李光地《年谱》，认为《面谕》颁布之前已经修改，并非原貌。 此说亦缺乏过硬证据。《起居注》明确记载，满洲大学士马齐曾请求对《面谕》文字稍作修改，玄烨断然予以拒绝。 若说此事李光地肯以死谏，恐难以服人。《面谕》为玄烨“手书谕旨”。玄烨自云当时“寝卧几及五旬”，“脚背浮肿，不能转移”， 居然书写谕旨长逾二千余字， 《面谕》无疑准确代表其意图。稽诸《起居注》和《实录》，《面谕》颁布前十余日，玄烨一直没有听政，连日静养于汤泉行宫及畅春园内，他有充裕时间来精心撰构这篇文字。 其实，五十六年十月下旬即《面谕》颁布前一月，玄烨已得知西线战事形势陡变，策妄阿喇布坦避开清军主力，穿越雪山突入西藏。这一突然变化迫使玄烨必须及时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来稳住人心，并立即结束群臣在立储一事上的纠缠，以专心应付与准部的战争。这也就是《面谕》何以会在十一月颁布的直接原因。
总之，玄烨为何要在此时采取颁布“面谕”这一非同寻常之举？或者说，他究竟背负着哪些压力，迫使他非采取“遗诏”这种形式不可？他何以会如此郑重亮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这面旗帜？一言以蔽之，正是当时形势恶化以及他所积聚的心理冲突，迫使玄烨不得不乞灵于构建大清得国最正的神话，以驱除现实困扰与内心恐惧，使人们坚信清朝依然兴盛与稳固。
细检《实录》即不难发现，康熙五十六年《面谕》就内容而言，几乎全部来源于四十七年初废皇太子之后数年间所颁各道上谕，也就是说，《面谕》之思想基调形成于玄烨两废皇太子之际。可见若无废黜皇太子一举，则根本无从产生十年之后的《面谕》。二者关系既如此密切，所以，皇太子储位在玄烨思想中处于何种位置，其成败与玄烨为清朝争正统之关系如何，这些问题不解决，对于玄烨何以必须以大清得天下最正来贯穿《面谕》全文，最终也势必不能获得完全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