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刊扫描｜伪满洲国被遗忘的历史
整理：周官雨希 徐添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在传统抗战史叙述中，谈起伪满洲国，人们便会想到“九一八”、“国耻”以及被日寇所侵占的土地。一个加诸国号上的“伪”字便将其统治下复杂的历史图景一笔抹去。
很少有人会记起，这片东北亚的边陲之地曾是世界冒险家的乐园，流亡者的避难所，文学家的圣地；也不会忆起这片土地上曾经生活着身份认同模糊难辨的来自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
我们希望将这段复杂多元“被遗忘的历史”打捞起来，呈现给读者。本期的外刊扫描，我们关注满洲国时期的女性文学和民族教育。借助对蒙古族教育政策和两名女作家的作品研究，我们希望能将20世纪40年代的东北土地上那些经济政治史之外的历史展现在当代的读者面前。
制造“好公民”：满洲国的蒙古教育
整理自：Educating Mongols and Making 'Citizens' of Manchukuo：Inner Asia, Vol. 3, No. 2 (2001), pp. 101-126
作者：LI Narangoa
对于岛国日本而言，如何巩固它在对外扩张中所占领的地盘是一个颇为头痛的问题。1932年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成立后，如何能够有效控制数倍于日本本土之土地与人民，使之为正在进行的中日战争效力成为了日本的当务之急。Educating Mongols and Making 'Citizens' of Manchukuo一文通过分析日本人对满洲国境内蒙古族所施行的教育政策，揭示日本殖民当局在殖民地教育政策上的自相矛盾以及造成这种自相矛盾的原因。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一方面希望借“开化”蒙古族群来巩固其在中国东北的统治，另一方面，却又因恐惧“开化”的蒙古族会危及自己的统治，而不敢加大对蒙古族的教育力度，这种自相矛盾的歧视性教育政策不仅没有增进蒙古族对大日本帝国的忠诚，反而提前瓦解了日本的殖民统治。
在日本人对满洲国的政策中，蒙古族一直居于特殊位置。首先，他们是满洲国除汉人以外的第二大族群，满洲国约百分之四十的土地仍掌握在蒙古各王公手里。日本要想统治东北，必须笼络这些蒙古王公；其次，为了对抗中国内地日益升温的民族主义，同时宣扬满洲国的合法性，否认中国政府对东北地区的主权要求，日本需要将满蒙族裔包装成为中国东北的“本土居民”并给予他们一定的特殊权益；第三，由于内蒙中西部仍掌握在中国手中，在满洲国的这些蒙古族无疑会在日本将其势力伸向内亚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日本对于满洲国内的蒙古族极为重视。
在日本人的众多“权谋之术”中，教育是日本拉拢蒙古族的重要手段。日本人的蒙古教育政策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他们希望能够产生一代能够为满洲国乃至大日本帝国所用的人才；其次，他们希望教化蒙古族成为满洲国的公民，精忠报国；第三，他们希望将这一套的教育制度作为样板，使日本势力范围之外的蒙古族能够将日本看做可追随和效仿的对象，扩大日本的影响力。
日本人很早就认识到蒙古族教育的重要性。早在1932年，满洲国的傀儡政权刚建立后不久便成立了“教育部”，对东北全境内的大小公私立学校集中管理，当时蒙古族的教育问题归属管辖兴安四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的兴安局（Hsingan Office）负责，借助兴安局的诸多政策，原本较为分散的蒙古各部第一次接触到现代化教育，蒙古社会因之出现了一些革命性的变化。在日本人到来之前，蒙古社会有95%的人是文盲，除了一些“私塾”之外，兴安诸省只有一所公立师范学校，该学校只办了三年，仅培养200名蒙古学生的。
随着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文化事业的展开，日本派遣了大量的日本军官、学生及知识分子来到满洲国从事教育工作。当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与蒙古族发生接触时，他们发现对蒙古族进行教育并不是一件易事。许多传统的蒙古家庭拒绝让孩子接受现代教育，这些传统的蒙古族父母认为，让孩子年幼离家会使得新的一代疏远蒙古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这是蒙古族的父母们很难接受的事情。即便是各旗政府免费提供食宿、文具和教科书，入学儿童的数量增长依然十分缓慢。为了鼓励儿童入学，政府不厌其烦地解释教育的好处，他们免费发放一些蒙古语报纸，上面不仅刊载了最新的政治、经济新闻，也报道了教育、公共卫生的诸多好处。《蒙古邮报》（Mongol setgul)曾发起扫盲运动，他们在报纸的儿童栏目中通过图文并举识字的好处和文盲的坏处。能够读书识字的孩子会受到表扬，而那些不识字的孩子则会备受讥讽。例如，在该报纸第197期（1940年11月15日）上的一幅图画就将不能阅读的人比作“看不清路的瞎子”。借助媒体上的白纸黑字，这种“有文化好，没文化坏”的印象被创造了出来。
蒙古报纸上的画，“不能读书的人就像看不清路的瞎子”。
文字宣传工作不仅影响到蒙古族的儿童，还影响到官员和知识分子。他们对日本人的教育目的不感兴趣，但他们也认同教育的重要性，他们看到日式的教育制度，特别是日式教育的纪律性和学习知识的方法对蒙古族来说非常重要。蒙古族知识分子对本民族事务的认同让日本人在其已经准备好给蒙古族的教育程度上进退两难。1933年，关东军发布一项政策，要求“蒙古的教育必须只能提供给高素质的人民、蒙古族的教育只能被局限在满洲和蒙古，且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才允许采用日式教育制度”。这样的政策很快让满洲国境内没有了能提供高等教育的蒙古学校。很显然，日本无意让“共荣圈”内其他族裔享有和日本人同样的地位。他们企图让蒙古族的受教育程度停留在一定阶段，但事实上这绝不可能。接受了现代教育的蒙古知识分子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们，包括接受日本或蒙古族上层资助的学生从教育中产生了民族主义意识，他们将“教育视为摆脱殖民统治、实现国家解放的一种方式”，从此走上了反抗日本统治的道路。
日本对蒙古族的教育原本便是为了培育“公民”，使其为满洲国甚至大日本帝国服务。为了这一目的，他们不断的宣传“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概念，将其美化为满洲建国神话。1936年，在关东军的扶持下，伪满政权招收了许多16至19岁的学生，企图将他们培养成为“超级忠诚”的模范公民。在日本眼中，好公民即意味着忠诚与服从，勤勤恳恳，毫不抱怨。这些就是服从的全部价值。1932年，满洲国甫一成立，政府便下令所有学校的课程设置都必须体现儒学的义理道德，四书和《孝经》是所有学校国民道德教育的通用教科书。1936年，蒙古事务部（Department of Mongolian Affairs ）出版了蒙古语版本的国民道德教科书，在这一版的国民道德教科书中，不仅包含了儒家尊敬师长，“忠孝礼仪”等等社会行为准则，还包括了一些不同于儒家思想的具有蒙古族色彩的内容。从教科书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作者在有一些地方侧重于传统蒙古文化，例如其中一节课便讲述了佛教信仰，体现出蒙古社会中佛教的重要性。在另一节课中，作者通过追溯成吉思汗的光辉历史，强化自己作为蒙古族的特殊身份认同。当然，同这些“蒙古特色”相比，教科书中更多的是对满洲国的忠诚要求，“儿童接受意识形态的规训，并被灌输忠于新国家和新民族的思想”。例如，自1942年起，地理、历史和国民道德教育等课程便开始强调“建国精神”，“日本满洲，两国一心一魂”。
国民教育课本上的配图，“诵经礼佛”。
日本利用教育来促进蒙古族的爱国主义、公民意识和道德终究归于失败。这种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始终不能摆脱他们自己的“日本视角”：他们希望用现代教育来造就为大日本帝国服务的一批人，但又不希望给予他们和日本人一样的机会；他们希望蒙古族能够融入多民族的满洲国，以促进“五族协和”，但又希望只蒙古族成为二等公民；他们希望让教育产生一种宣传效应，让外面的蒙古族看到日本模式的成功，但他们却又不愿意给予蒙古民族主义应有的援助。像所有的殖民政权一样，他们恐惧那些受过教育的臣民会危及帝国的统治。但是，无论他们如何的恐惧他们所统治的对象，那些被统治者终究得益于殖民者的教育制度学会了自我民族表达的方式，从满洲开始，一直到菲律宾、独立的泰国，当地的领导者终于从被统治中学会了如何利用日本的存在为他们各自的目的服务。
欲：满洲国的女性文学
整理自：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3, No. 1 (Jan., 2004), pp. 49-70
作者：Norman Smith
“那时我们都还不知道她是梅娘，或者不如说，我们都还不知道梅娘是谁；我们这般年纪的人，那时对梅娘和梅娘的作品一无所知。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像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这是史铁生十五年前的文字，回忆1972年年底第一次听说的梅娘。时光流转，至今我们对这位与张爱玲并称“南玲北梅”的著名女作家依然知之甚少。2013年，梅娘因病逝世，享年93岁。随着梅娘的离世，曾经辉煌一时的东北沦陷时期女作家群体已全部去世。除了萧红，白朗等少数特例，大部分人都已湮灭于满洲记忆中，被人渐渐淡忘，或者说，她们从未被“历史”记住。
诺曼·史密斯（Norman Smith）的《日据时期满洲对中国女性性的规制：精读吴瑛的<欲>和杨絮的<我的日记>》（Regulating Chinese Women's Sexuality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nchuria: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of Wu Ying's "Yu"(Lust) and Yang Xu's Wo de riji (My Diary)）一文，虽是学术论文，但也不失为一条重回满洲国文学世界的捷径。
自1932年3月，日本殖民政权建立满洲国后，一系列教化与开发计划迅速开始推行。同年10月13日，满州政府颁布了包括《出版法》在内的第一批法令，旨在规范殖民地的文化与观念。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政治压力导致很多知名的本地作家外逃，如萧红、萧军等。文学中心逐渐从哈尔滨南移至奉天（今沈阳）和新京（今长春）。但同时，满洲各地也不断涌出小股作家，抵御文化殖民，逐渐形成了日占区的“文化中兴”。这股势力甚至得到了外界支持，譬如在新京创办的《文丛》杂志，就是由包括小林秀雄（Kobayashi Hideo）、阿部知二（Abe Tomoji）、岸田国士（Kishida Kunio）在内的一批反对日本政府侵略行为的知识分子赞助的。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满洲政府对文学作品的监察效果已开始明显下滑。政府的恐吓难以压制群众创作和阅读的热情，又有出版商在审查与作者之间周旋调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缺乏有足够能力阅读和理解作品的审查员，很多作品在政府下令取缔前就已销售一空，且很多审查人员并非全心效忠，常常故意放水。加之女性写作常被认为无关紧要，对它的监管格外疏忽。因此，日本在满洲的早期殖民统治反而孕育了较为活跃的创作土壤。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日本再次进行战备扩张。1941年2月21日，满州政府发表了“八不”令，禁止八种言论的传播，试图重新强化对满洲这一资源基地的文化控制。具体内容包括：1、有反叛倾向的言论；2、非建设性的对国家政治的批判；3、煽动性言论；4、以满洲国的生活阴暗面作为描写重点的内容；5、消极颓废的内容；6、涉及爱情和欲望，三角恋，诋毁女性贞洁，性行为，同性恋，自杀，乱伦和通奸的内容；7、描写犯罪、残忍行为的内容；8、以媒人和女仆作为主要人物，或夸大描写红灯区以及情感方面的内容。“八不”令中提到的均是当时满洲批判性写作的流行内容。尽管官方不断阻挠，但 “非法”光环的加持使得作者和读者对这些内容的兴趣不减反增。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很多女性作家由于当局的轻视而幸存了下来，而同时代的男作家则没有那么幸运，田贲于1946年在狱中逝世，袁犀也承受了牢狱之灾，梁山丁则被迫逃往南方。
幸存的女性作家写作重点多与性别和家庭相关。她们承袭五四精神，追求“独立人格”，文字上则受到了鲁迅、高尔基、泰戈尔等多方影响。似乎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女性地位就与民族兴亡联系在了一起，梁启超就曾说过，“欲强国必由女学”。五四运动后，与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背道而驰的“新女性”开始出现，女性解放成为了区分封建中国和现代中国的标准之一。当时的日本也有相似的情况。大正晚期（1912-1925）和昭和早期（1926-1929），日本出现了一批“新女性”（atarashii onna），以高群逸枝（Takamure Itsue）和市川房枝（Ichikawa Fusae）为代表。日本和中国的现代女性所批判的恰是正在崛起的日本帝国赖以生存的爱国基础。“新女性”追求自由恋爱，而官方的家庭观则称婚姻并非为了爱或性，而是为了人种的延续和扩张；“新女性”重视家庭之外的追求，而政府则要求妇女回归家庭，扮演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因此，在满洲国，日本殖民者对中国妇女的教化中心任务就是恢复传统的性别观念。他们试图把日本传统和中国儒家价值观混合，强调女性的情爱和追求应服从日本的帝国计划。满洲女作家们强烈反对这样的鼓吹，她们以笔为剑，追求心目中的自由爱情和独立形象，时刻挑战者殖民政府的权威。吴瑛和杨絮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漫画“二十世纪的姑娘”，载于《新满洲》1940年第2期，意在表达对当时年轻的城市女性和她们所追求的自由的批判。
吴瑛，1915年生于吉林，1934年毕业于吉林市政女子中学。随后便搬到长春，在《斯民》杂志担任编辑，并开始了自己的创作。1936年，吴瑛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夜的变动》，被评论家称为“活力与希望的象征”。1939年，她又发表了故事集《两极》，成为满洲国最重要的女性文学作品之一。1940年至1944年间，吴瑛就职于《新满洲》。她编辑了《世界名小说选》，向满洲读者介绍西方作家，还作为代表出席了1942年11月在东京举办的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3年，吴瑛在《麒麟》杂志上发表了三个小故事，《欲》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成为了她的绝唱。《欲》描写了一个无权掌控自己身体的无名寡妇的悲惨生活。无名的寡妇被迫嫁给新丈夫，她拒绝和丈夫做爱，因为两人没有感情基础，而她又不想成为男人发泄欲望的玩物，但拒绝的结果却是家庭暴力和婚内强奸。她的新丈夫王氏是一个霸道凶残且蛮不讲理的男人，他认为女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男人的欲望，她们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男性的情欲和意志，这也符合帝国的需要。王氏的暴行不仅给妻子带来了身心的伤害，也让他的孩子变得沉默而孤僻。整个家庭都成为了男性欲望的牺牲品。吴瑛否定性行为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寡妇反抗新丈夫违背了官方宣扬的顺从的女性形象，《欲》的内容也与“八不”的规定相冲突。尽管如此，因为其中对改嫁的负面评价恰好与官方提倡的贞洁观念相吻合，《欲》最终得以逃脱审查。而吴瑛真正要表达的是女性自主的权力，即女性应该拥有决定自己的感情、性欲和命运的权力，这是女性生活幸福和自由的源泉。
插图“欲”，载于《麒麟》1942年第10期，用蛇象征来男主人公的欲望，危险而兽性。
杨絮，1918年生于奉天的一个回族家庭，童年在基督教学校读书，1938年中学毕业。为了摆脱家族安排的联姻，她离家出走，来到新京。不久之后，杨絮加入了“满洲蓄音器株式会社”，开始了自己热爱的音乐事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杨絮的文艺事业达到了高峰，她经常在广播电台献声，灌录了多张唱片，登上了《麒麟》的封面，还演过曹禺的戏剧《日出》，更于1940年作为满洲的代表在泛亚洲博览会（Pan-Asian Exposition）上表演。同年，杨絮也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她的第一本文集《落英集》于1943年发表，取得了巨大成功。一年之后，她的第二部作品也是最后一部作品——《我的日记》出版发行。但这本书却成了当时的禁书。全书包括25篇文章和诗歌，均取材于她的真实生活。虽然杨絮自称是“平凡的女人”，但是她的经历和写作都很不平凡。她在书中说自己有“野马一样的性格”，“大胆且不愿受到约束”，所以没办法成为贤妻良母；她公开谈论女同性恋，以及自己年少时期对日语老师刘先生的心动。在其中一篇《公开的罪状》中，她表示恋爱是女性的正常需要，性和爱不是罪而是本能。杨絮采用私写作的方式，赤裸裸地剖析着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她抨击男女情爱的双重标准，指出婚姻不是为了强大国家，而是爱情的归宿。她的名声使得《我的日记》受到极大关注，身为非虚构小说，它公开讨论并反对殖民政府的妇女观和家庭观，这是审查机构所不能忍受的。
吴瑛和杨絮的作品都反映了当时满洲的妇女和家庭状况，这也是殖民政府重视的问题。满洲政权要建立的是男性沙文主义社会，它把情爱和性别身份与泛亚洲日本帝国的公民发展相联系，把共产主义、个人主义和西方物质主义统统视为日本帝国的道德敌人。以吴瑛和杨絮为代表的满洲女作家继承了五四之后的现代理念，她们呼吁女性自主权，要求个人解放，坚信两性关系必须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之上。这正是她们反抗殖民观念入侵，并用文字逐步瓦解殖民统治的思想基础的体现。1945年，满洲政权垮台，吴瑛和杨絮等人的写作事业也结束了。后世把满洲时代描画得暗无天日、水深火热，几乎所有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的作家都成了右派，甚至汉奸，不论他们本性如何，或究竟写了什么。吴瑛的丈夫在1957年反右倾运动中自杀，吴瑛本人则在大饥荒中去世。杨絮建国后两次入狱，如隐士般活着，直到2004年逝世。
正如史铁生所说，“历史，这两个字，可能包含着任何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危险，可能给你带来任何想得到和想不到的灾难。一说起那个时代，就连‘历史’这两个字的读音都会变得阴沉、压抑。以至于我写到这儿，再从记忆中去看那条小巷，不由得已是另外的景象──阳光暗淡下去，鸽子瑟缩地蹲在灰暗的屋檐上，春天的风卷起尘土，卷起纸屑，卷起那不死不活的叫卖声在小巷里流窜。倘这时有一两个伛背弓腰的老人在奋力地打扫街道，不用问，那必是‘黑五类’，比如‘右派’，比如孙姨（即梅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