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高考往事：习近平三志愿都填清华，李克强二志愿报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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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高考史上，1977年和1978年是两个极为特殊的年份。1977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之后作出了一个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的重大决策，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
尤为特殊的是，77级的考生是中国高考史上唯一一级在冬季考试，春季入学的学生，他们与78级学生的时间差是“空前绝后”。77级的学生在1977年12月考试，1978年2月至3月入学，78级的学生则在同年7月考试，9至10月入学；1982年1月底，77级的学生毕业，同年7月78级的学生毕业。从入学到毕业，两级的学生都相差仅六七个月。
当然，最空前绝后的还当属这两年高考的难度。历经了“文革”教育断层，“考大学”变得十分不易。两年间，全国共有近1200万人参加高考，最终只有67.2万人圆梦，录取率不到6％，这个数字有多低？我们来看一个对比，2015年全国942万人参加高考，实际录取700万人，录取率74.3％。
所以，在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就意味着命运的改变。统计发现，不少现任的50后、60初官员都是在这两年的高考中脱颖而出，直接受惠于恢复高考这一政策。
习近平：仨志愿都填清华，不让上拉倒
习近平不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的大学，为了让大家知道的更多点，也把其考大学的故事放在这里。
习大大第一次考大学，是在1973年，著名的“白卷英雄”就在那次“高考”中被大学录取。当时甚至出现了这种情况：考分越高越没有学校敢要，被录取者多是成绩平平甚或中下者。
习近平参加那场考试的结果是：“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
1977年，读大学时的习近平
习近平山上下乡在延安锻炼期间，因为表现突出，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读大学。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习近平回忆了他上大学的经历：
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全分给了延川县。
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
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学校。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都不在家，刘冰掌权，他说，可以来嘛。
当时，我父亲下放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
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走的时候，当地还剩下的一些知青都特别羡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没得说，一恢复高考，都考上了学，还都是前几名。
李克强：为省学费第二志愿报北大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生。1974年，李克强高中毕业，同年3月，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李克强离家到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
“非常喜欢看书”是许多当时的村民对李克强的表述，“很少跟人说话，每天手上都有一本书，背在身后踱来踱去，手不释卷。”得知高考恢复的消息，李克强积极备考，高考前夕，他在家复习，每天看书到凌晨两三点。当年在凤阳县的村民回忆称，李克强虽然“又黑又瘦”，但白天干10个小时的农活，晚上回来还看书，有一回替别人家烧火，边烧火边看书，火熄了全然不知。
李克强在北大南门与同学合影
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李克强做了十年的燕园学生。不过，在当年，北京大学只是李克强的第二志愿，第一志愿是安徽省的一所师范学院。
后来，李克强在《师风散记》中回忆自己填报志愿时的心情时这样描述：
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他早年毕业于北大，深以为那里藏有知识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诫我，要珍惜这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
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院校读书是不必付饭钱的。
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的字样。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选择的权力，她并没有计较我这近乎不敬的做法，居然录取了我。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乎不敢有奢望。
即便不是第一志愿，具有优先招生权的北大依然录取了李克强，进入当时还保密的“政法专业”即后来的法律系。
更难预料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从修本科，到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我竟做了北大近十年的学生。在这段时间里，知识以所谓“爆炸”的速度扩展，知识的传播场所和手段日益多样化，但我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考试来做北大的学生。从某种角度说，我来这里寻觅的不仅仅是知识，亦是为陶冶一种性情，修养一种学风。
在同一篇文章中，李克强还回忆了自己读博士的经历：
90年代初，我在职攻读北大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北大对在职和在校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几乎同样要求，尤其是在公共课方面，考试频频，即使是脱产学习，也已不轻松。而我边工作边攻读，又不停地应付考试，以致于疲劳过度，曾大病一场。对此，学校的政策是，可以延期，但不能免除考试，而这些考试恰恰是最需费力准备的。
我只好在大病初愈后，再和许多比我小十岁之多的“同窗”们一起去应考。我也由此感受到，先生给学生们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均等的。当我写完博士论文，自觉尚可后，便请厉以宁先生准予进入答辩程序。厉先生当即开出了一张评审人员的名单。
按照规定，只要有十几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参加评审即可。但厉先生开出的这张名单中的人却都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大家，甚至可以称为权威性人物。厉先生说，这些人所看重的只是论文本身的分量，而不会在意论文的表面或其他与学术无关的东西，这样做对你有益，可使你的论文得到真实的评价，经得起各种检验。
就因为这张名单，我把论文又一次修改，将答辩的日期推迟了半年之久。我由此亦体会到，教之严同样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和对真理的崇尚。
李源潮：“史上最牛班级”的学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复旦82届数学系毕业生被网友称之为“史上最牛班级”。李源潮在接受复旦大学校友网访谈时，回忆了他怎么考进复旦、考进“史上最牛班级”的：
我1978年进入复旦学习，83年离开。在这6年中，4年是学生，两年是老师。实际上，作为学生的时间还不到4年，因为我们是77级，那一级由于入学时间的缘故损失了小半年。我做过管理系老师，后来又在复旦团委工作过，然后到了团市委。所以我对复旦是很有感情的，因为复旦既是我作为学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踏入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进入复旦前，我已经跨出学校，在社会上劳动和工作了近十年。当时我是一个已经有4年教龄的老师了，是业余工业专科学校的老师。他们认为像我这样在上海已经有份较好的工作，还要去读大学，是不是有点不值得。但是，我从小学开始就有一个目标——读大学。读完大学，还要读硕士、博士，最后做科学家，这是我从小之梦。
当时我常看的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科学就是力量》之类的图书杂志。所以，十年来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上大学，不能上大学总是有些耿耿于怀。因此我去报了名。当时家里和同事都不知道，只有单位领导知道，因为需要单位出证明。我们还要继续工作，没有很多时间复习，那时也没什么复习的资料和复习的概念。到考试那天，我是请假去的。上午参加考试，下午回来继续工作，然后第二天再去考。
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和李源潮在一起聊天
我不是第一批拿到复旦录取通知书的，当时以为自己没有考上。没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尽自己的努力，至于能得到什么，是社会给你的。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情是不能超越社会的。但是，反过来，一个人要力求能主宰自己。这就叫作唯物史观和个人努力的结果。唯物史观就是承认人是社会的一员。个人努力又叫主观能动性，也不能缺少。缺少了个人努力，那么整个人也就缺少前进的动力。因此，我当时就边工作，边等消息，等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感觉是失而复得。
我接到入学通知书时的心情，和现在中学刚刚毕业的同学不太一样，既有一种激动的心情，感觉自己十年梦圆，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又有很冷静的思考，毕竟我们耽误了10年。10年到农村去，有了各种社会经历，得了人生的经验和体会，也叫做上了社会大学。但是，能再真正地、正规地上大学，而且是在全国知名学府读书，机会实在是难得啊，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当初为什么选择复旦呢？当时，四所大学最有名：北大、复旦、清华、哈军工。在我们上海中学，大家都瞄准这四所学校。照上海人的说法，特别是在我们中学的提法，复旦就是上海的北大。这对我是有影响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复旦。为什么报考数学系呢？当时很多人是因为哥德巴赫猜想报考数学系的，但我不是。
我原来是教师，教数学，但是曾经在一堂电子课上讲微积分时讲错了一题。我在讲电容积分公式的时候，我讲了一半感觉不对，差了一个常数。回头上去看，原来在一个积分上我讲错了。虽然我在黑板上马上更正了，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的数学功底不好，所以去读数学。我本来的想法很简单，学好数学后回来还当我的教师。我最愿意的还是做教师。
马凯：直接考研究生的“学霸”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进大学读书时，已经是北京市西城区委党校的教师。他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四中，毕业后先是留在四中任教，在经历了北京郊区的“五七”干校生活后，被调到党校任教。
他如此回忆恢复高考后的心态：
“面对‘文化大革命’呈现出的种种疑云，我们几个四中挚友，曾拟定‘时代、使命、准备’的读书、研究大纲。那万人骤然从长梦中觉醒过来，一下子碰到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他们不免要回转去复习基本问题，不免要经过一番新的准备工作，好‘消化’那些丰富的教训。”
1979年，33岁的马凯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师从著名经济学教授徐禾、卫兴华、吴树青等人读研究生。他是文革后第一批经济学硕士。
在形容当时读书的情形时，马凯说，那时的读书学习真是“拼命”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他每天晚饭以后用一两个小时，逐段逐节地阅读《资本论》。这个时期的学习经历，对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胡春华：复读也要上北大
1978年，胡春华高中毕业。因为高考落选，他便回家务农，并担任了大队民兵连文书、民兵排副排长。富有进取心的胡春华决心为改变家乡穷困面貌豁命大干一番。在农村呆了数月后，又被叫回学校复习。当时，他家经济生活十分困难，母亲身患重病，他有心留下照顾家庭，分担家庭生活重担，可学校老师的深厚期望，姐姐宁可晚两年出嫁也要支持他，最后使他拿定主意复习考学了。
1979年夏，16岁的胡春华以全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成为五峰历史上第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收到录取通知后，整个马岩墩村沸腾了。这时，他背上背篓、撮箕和锹，到一个水电站工地背河沙挣钱。一个暑假，挣下100多块钱。加上父亲东家挪、西家借，才凑齐路费和学费。
胡春华大学毕业时的照片
这年9月，胡春华走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是班上年龄最小、个头也最小的学生。他入大学前连县城都没有去过，考取大学后一下子就来到首都北京，开始他对陌生的城市生活很不习惯。慢慢地，他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但他没有像有的人那样刚摔掉身上泥巴就忘记自己的出身，仍然保持着一个农民儿子纯朴、善良的优良品质。
胡春华曾在母校五峰二中校刊《文心》上为师弟师妹写下这样的寄语：
我是五峰二中七八级的毕业生……《文心》取名于《文心雕龙》，自然是要陶冶学生的文学素养。爱好文学的人未必就能成为文学家，但许多人却正是从爱好文学走向成才之路的。心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宽，年轻人需要有些幻想、需要有梦……
刘源：北大不敢收的特殊考生
刘少奇之子刘源在1978年3月入读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当时他的父亲还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走资派”尚未平反，他的母亲王光美还在狱中。1966年刘源受学长委托，将一封信转递给自己的父亲，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为了倡议废除高考；1977年，刘源又写了一封信，不过这次是为了能够参加高考。
刘源将自己珍爱的上将军服捐赠给母校首都师范大学
1977年8月北京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在北京起重机厂当铆焊工的刘源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于是决定报考，但报名被厂里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且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工厂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报名都被退回。感到气愤的刘源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要求参加高考，在信封上写“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贴上4分钱邮票，在他所住的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
信不长，只有一页纸，内容多年后刘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仍能清晰地复述，“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
1982年即将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刘源
十余天后，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允许报名，在距离高考只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拿到了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当年，刘源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是北师院历史系。虽然分数过线，但北大没有招收这个身份特殊的学生，北师院以“体检过关，就能上学”为由将政治问题变成体质问题，为刘源在同仁医院安排了一场只有一个学生的特殊体检，将他顺利录取。
郭树清：给知青讲“剪刀差”
现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郭树清也是77级考生。简历中，1978年3月入读南开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透露了这一点。
南开哲学系1977级毕业合影。第3排右起第12位为郭树清。
1974年，从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一中高中毕业后，18岁的郭树清作为知青，来到离学校60多公里远的红格尔插队，被分到阿日点力素大队，那一年四子王旗一中往该大队分了十几名知青，因为在学校期间表现好，郭树清一开始便被任命为组长，直到1978年考入南开。
当时的阿日点力素大队书记杨登扎布记得，大队里很多知青都是调走回城的，郭树清则是直接考上大学走的，作为红格尔公社为数不多的不抽烟不喝酒的知青之一，郭树清对付寂寞和劳累的方式是读书，还“头头是道”地给知青们讲“剪刀差”这个经济名词。
王毅：“高龄考生”与最年轻纪录
现任外交部部长王毅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25岁的“高龄考生”王毅进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在日语专业就读。在此之前，王毅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8年知青，因为“高龄”，他差点与高考失之交臂。
按照1977年招生文件的规定，“考生年龄在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邓小平在当时科教工作座谈会上，谈到下乡知青的报考问题时说，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所以，1977年的招生文件还有一项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在1978年招生文件又明确规定年龄可放宽到30岁，并取消了其他限制。
大龄知识青年有了“政策绿灯”，当时的大学课堂上生源复杂、年龄差距大的情况也就十分常见。王毅入学时，比最小的同学足足大了7岁。
1982年大学毕业后，王毅与外交部结缘，进入亚洲司工作，此后所经历的每个职位几乎都创下了“外交部该职位最年轻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