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治理困局，中国式现代化如何突出重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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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11月8日。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全球性问题不断凸显。由于全球治理体系未能与国际实力格局相匹配，对全球发展作出显著贡献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严重不足，全球治理机制效能下降，经济危机、公共卫生、环境问题等各项全球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全球经济的增长、国际社会的发展甚至于人类文明的存续都陷入瓶颈。这同时也意味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正迎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契机。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中国通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过程中，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势必会更加紧密，中国将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合作与发展议程。因此，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贡献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不仅可以为完成中华民族复兴这一伟大历史使命打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更对促进世界各国携手发展、共同繁荣，以及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治理体系陷入困境的表现
作为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影响着全球性问题的应对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程度日益加深，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国际多元社会。国际社会的形成、全球经贸的复苏与诸多跨国性问题的产生也催生了现行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多个国家围绕国际议题，通过彼此协商达成共识、商定原则、制定规则并据以行事。但近年来，全球治理体系显露出种种不足。
第一，全球政治格局陷入和平赤字。某些关键大国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诉诸单边主义手段甚至暴力行径，无视国际规则或者利用自身的超强实力将全球治理平台“武器化”“工具化”，如将多边机制武器化、国际资金清算系统武器化、大宗商品武器化、关税武器化等，不仅没有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作出建设性贡献，反而严重损害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和平基础，导致丛林法则与权力竞争的逻辑回归，地缘政治风险陡然上升。传统的权力大国为了阻碍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极力强化对全球治理体系的集团化、集权化和等级化的塑造，从过去的效率公平优先转为权力和竞争优先，增加了人类社会面临的安全风险。
第二，全球经济增长陷入发展赤字。近年来、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种族主义等逆全球化浪潮盛行，以开放、多元、包容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价值受到挑战。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的几十年间，全球财富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并没有为全体成员带来普惠性收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阶层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阶层的极化、社会的分裂与民族之间的资源争夺导致全球共识的消解，全球发展呈现出合作动能不足、市场信心欠缺、技术创新乏力的局面。同时，在大国对抗的背景下，全球主要的经贸往来也受到巨大挫伤，破坏了长期以来的全球化稳定局面。
第三，全球公共问题陷入治理赤字。当下，全球治理供需失衡。全球问题不断涌现，需求显著上升；但各国进行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和意愿却在下降。例如移民、难民问题。截至2020年，有超过2.7亿人未在本国居住，这些人的母国和目的地国都面临管理移民流动等相关问题。虽然国际上对于移民、难民问题的治理存在巨大需求，然而，在治理供应端，传统霸权国参与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却在下降，加之近年来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一些大国公共资源消耗巨大乃至透支，无暇负担公共治理的成本，过去以霸权国或霸权国支配的国际制度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难以为继。
全球治理体系陷入困境的原因
当下的全球治理体系之所以会陷入困境，主要原因是其受制于“中心—边缘”的国际等级秩序，以及西方发达国家以资本扩张与自由市场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周期性危机。
一方面，当下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二战后国际权力结构调整的产物，缺乏时代性。这种治理体系仍然是一种典型的霸权政治和均势秩序支配下的全球治理体系，虽然提倡“平等”“合作”“共治”等理念，赋予每个参与主体公平“发声”的权利，但这只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应全球化时代发展需要的形式和手段而已，事实上全球治理体系仍然由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据自身利益和权力意志所支配和掌控。尽管这样的全球治理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国际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向世界提供某些国际公共产品，但这完全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国家利益为前提的，完全是建立在大国之间势均力敌基础上的。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权力格局的调整与重组已经日益加快。国家间的资源流动和交流沟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权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流散和重组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长期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支配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越来越不具备代表性和合法性。这势必要求打破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建立起来的“中心—外围”的全球治理范式，推动单一主体支配的全球治理体系转向多元主体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
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以资本扩张与自由市场为核心的发展范式带来的分配问题和对公平的忽视则是当下全球治理共识消解、国际合作动力缺乏的重要原因。现存的全球治理体系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服务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衍生制度，核心是服务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当金融资本处于积累的上升期时，自由、开放、平等、多元等新自由主义叙事就大行其道，方便金融资本穿透更多国家的壁垒，实现资本增殖；而当金融垄断资本由于其内在的生产—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处于下降期时，新自由主义话语包装的西方“普世价值”及其支撑的全球治理体系就会难以为继。在面对财富缩水、收入下降的问题时，金融垄断资本只能通过操纵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来掩盖阶级矛盾的深化，并向国外转嫁危机，而这必然又会加剧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危机，全球治理与国际协调被国家之间的资源争夺与零和博弈取代。
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面对西方主导的传统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全球治理危机，中国理当为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制度和规则的诞生作出贡献。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差异性，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与进程都是由其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而决定，中国也不外如此。新时代十年来，我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与西方现代化显著的差异性。与西方新自由主义范式的本质不同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探索创立具有包容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而新自由主义发展范式虽然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从农业向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进步，但其对市场和政府关系调和失能的局限让其无法推动人类文明更高阶段。可见，中国开辟了一套全新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与政策体系，完成了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局限性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也为全人类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更加合适的中国方案。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于全球治理而言具有鲜明的辅助作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对外开放与相互借鉴就是中国对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贡献与着手点，既为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多样的路径选择，也促进了全球治理体系向价值多元、话语权平等、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从政治经济结构的根本矛盾出发解决当下全球治理的困境，实现对公平与效率、安全与发展的平衡，以及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民族复兴与人类文明前行的有机衔接，和全球治理实现良性互动，促进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实现有机衔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利于开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不仅仅在于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且在继承现代文明积极成果的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在开创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史无前例地突破了现代化本身，展现出不同于以往国家现代化的新境域。正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影响下，一些从未在西方现代化中出现的词汇吸引了全球目光，例如“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新型大国关系”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造和展开，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成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重要的积极变量，使得我们能够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有效地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使得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能够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未来，我国应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续推动建设“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新平台，带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建设基础设施、提升国际话语权，打造更加公平、开放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国际社会向普惠、均衡、共赢的方向不断前进，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作出积极贡献。
刘典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副研究员
观察者网公共与战略事业部总监
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字经济、数字货币、网络与数据治理，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个人专著包括《非常法史》、《法眼看民国》、《政策沟通：国际合作引擎》；参与编著《“一带一路”大百科》《读懂“一带一路”》《破解中国经济十大难题》、《中国改革大趋势》等。
在《中国金融》、《文化纵横》、《人民论坛》等核心期刊发表十多篇研究论文，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等数十家权威纸媒发表近百篇评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