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者对一个亡者的交代

上面这张照片应该很少人见过，摄于2006年北京一家川菜馆。

在那之前，这几个二十四岁上下的年轻人并不相互认识，因为同作为《生于80年代》的主角走到一起。这篇报道提出，伴随计算机和互联网长大的“80后”善于打破常规，他们可能将要接管世界。这个概念迅速被引爆。他们当时决定接受央视的邀请去做节目。在连续四档央视栏目报道之后，80后创业和这几个人成了全社会的热点，前后几百家媒体要求采访，他们一夜之间从默默无闻的创业者变成被社会追捧的偶像，密集的曝光和布道，各种机会和压力，以及藏在这些东西背后的陷阱。他们被甩进了风暴眼。

我是那个写文章、造概念、组饭局、帮央视代话的记者。12年前满心的豪迈，自认为帮这几个打破常规的年轻人助推进了快车道，点亮了一代人。但随后有两个人发生不祥的变故，我开始有所反思，当初的豪迈，不过是无知者无畏罢了。直到整12年后的今天茅侃侃自杀离世，才彻底从梦中惊醒。把时间拉的足够长，很多功业会显得荒唐，很多骄傲会变成惶恐。

原本以为少有人还会记得当年那个记者。却未料到，很多人把茅侃侃的消息发给我，其中一个是《谁杀死了茅侃侃》。有个从未谋面的读者竟然一点不客气的留言说：“或许你就是那个给侃侃打开潘多拉魔盒的罪过之人”……

因缘果报，半点不虚。事情过去了再久，当初见证的人一定未曾忘记。有些事，如果我不说，恐怕没有人会说出来。那我就说出来。对过去的茅侃侃，对正在路上的茅侃侃们，是个交代。

假设没有《生于80年代》这篇文章和央视的跟进，茅侃侃很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一连串的因缘和经历，很可能不会有他应付不来的巨大期望和压力，多年的失眠和抑郁，也可能不会遇到万家文化最后这一劫。有的人本可以在小河里平常度日，是外力把他们推进了波浪滔天的海洋。

我干的事是从0到1，造概念，攒人头，贴标签，央视干的事是从1到100，彻底引爆流行。茅侃侃自己是内因，媒体是外缘，缺一不可。当年一起做报道的老同事刚才跟我说，我们只是做份内事，然后听天命，后面的事预测不了，也控制不了。但真的是这样吗？我反思当年起心动念的蛛丝马迹，真的不完全是。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周鸿祎。周鸿祎是戴志康的投资人，写《生于80年代》时我去采访他，他直截了当的说：“你不要捧杀他们”。他的意思大概是，这几个20出头年轻人根基未稳，还不是足够强，需要坐冷板凳苦练内功的时候，却被媒体贴上标签扮成偶像接受膜拜，他们的心理和实力承受不了那个光环和压力，捧之即是杀之。

实在说，那时我毕业干记者两年多，没什么社会经历，没创过业，也没有体会过身处聚光灯下的感受，真的理解不了周鸿祎的用心。这句话成了耳旁风，没放心上。直到后来没多久，《生于80年代》里的其中一位惹上了官司，一位被迫从公司出走，戴志康和李想也遇到很大的困难，我才开始有所领悟。

如果周鸿祎当时没提醒，那后面发生的事我会轻松很多。但周鸿祎确实提醒了，每每想到这句话，我必定隐隐作痛。年轻人，愣头青，下手不知轻重，拔苗助长，只顾眼前事，我的处境大概如此。2009年我写了《迟到的80后》，2014年写了《且慢捧杀90后》，强调无论是哪一代人，都摆脱不了时间重力，逃避不了漫长、艰难、沉闷无趣的一级一级的人生积累，不可能凭一样绝命武器一步登天，算是对《生于80年代》所犯过失的全面纠正，也算是补偿内疚。那是后话。

前天我问茅侃侃的一个好朋友，茅侃侃如何会自杀？他是这么回我的：

“侃侃多次创业的背后都是有大老板或大股东，这种结构注定了会有些责权利不清的问题。他做CEO要对下负全责，但实际架构里他又不是大老板，常常弄成夹心饼干的状态。

侃侃又是个情种，好不容易认认真真想做一次事，关乎到员工的情怎么面对，关乎到别人怎么看，关乎到欠的工资怎么发，放不下就容易被拖垮。放不下的名利和情面，最后用这种方式放下了，真是很悲壮。其实名利和情面这些东西的拿起放下，真是每个人累生累世的修行。

媒体给了他名，他拿起之时，就要学会能放下，从而才能再拿起。但他竟然用自杀这种方式去学习，用生命去学肯定能学会，就是太悲壮。他失败几次，他说自己不适合创业，却还是要干创业这件苦事，因为他没有寻常的路可以走，他过不了循规蹈矩的日子。这是他的性，也是他要修炼的功课。

各种各样的问题源自各种各样的自身局限。终归，人要抱着修行的心态来过活。还是《大学》说的靠谱，人以修身为本，才有可能齐家治国。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从这上面学会教训。这是侃侃用生命告诉我们的东西。”

没有内邪，引不来外邪。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同样是经历风暴眼，李想的创业经过波折最终上了市，戴志康的公司卖给了腾讯，也有投资的公司上市，高燃在低谷之后也逐渐安身立命，他们都还有广阔的生命。只有茅侃侃自己才能对所有遭遇负责。但我想说的是，如果作为媒体因此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绝对不行。

《生于80年代》这个题目，出生于一次偶然的采访。2006年一个老领导介绍我去跟一个创业者聊天，第一次见到了25岁的戴志康，我眼前一亮。他有着跟年纪完全不相称的老练和深刻。之前我觉得80后都是小孩子，但戴志康显然比我见过的大部分70后60后创业者更强。于是我对80后这一代人有了好奇，想找找有没有跟戴志康一样强的人。然后见到了李想，我确信这又是一个很扎实的极有后劲的80后。于是，戴志康和李想两个人，让我有了冲动要做一个“80后”的标签。

接下来做的事，是去找更多的戴志康和李想，把“80后”这个标签做实。但这是非常微妙而危险的一步，一步之遥，天渊之别。之前，我是为戴志康和李想而振奋，我想把他们推出来，让社会看到一股新力量，这是利他的动机。但在此以后，我是为自己这个“80后”的提法而振奋，我想把这个标签打响，这是我的发现，这已经是一个利己的动机。动机一变，做看似同样的事也有了不同的内涵。

但实在说，12年前的我，根本体会不到这心念的细微变化，根本不知道自己无意间步入险境。是很多年后，接触到佛法里“我执”的概念，才能把当年的心念的变化及其本质梳理清楚。当时，“80后”的标签成了“我执”的工具，为了完成这一个内心的执念，我会有意无意的装扮哪怕是不恰当的人和事。接下来，我找到了更多的80后创业者，其中一个是茅侃侃。

茅侃侃在《生于80年代》里的五个主角里，是最年轻的也是根基相对最薄弱的一个。其他人有了不错的产品、业务、用户、甚至是利润，茅侃侃的设想还没有完全落地。我们当时把茅侃侃放到最后一位，给他的定义是“混世魔娃”，不算是一个太积极的评价。这已经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我们认为茅侃侃足够的冲破常规，却也不够成熟，还是大男生，所以对他留有余地。但问题是，既然不够成熟，留有余地，为什么不把他拿掉？说轻一点，这是考虑不周，心存侥幸。说重一点，这是为了一个概念有足够的标本，绑他上了战车。

这个文章在杂志内部走完流程，并没有人提出有力的质疑，可能有一点我们从一开始就有默契：单凭一两个人，只是相对优秀的创业者，没资格登上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封面，后来也不可能被央视连番看中，只有靠“80后”的时代力量，于是需要一群人。

实在说，12年前的我绝对没有今天做事的瞻前顾后，无意为之，还觉得自己是对他的善意帮助。我也没有预料到后来的风暴眼。一个根基未稳的大男生在这场风暴里会经受多少考验？当年我完全没有概念。我的领导，以及央视的人，所有追捧这几个80后的媒体人，他们也没有顾及到。我塑造的产品里的一点瑕疵，最后被整个体系无限的放大。茅侃侃被贴上了“80后”的标签，就没有人再去认真审视他的实力，无节制的给他虚幻的荣誉。一个更冷的事实是，似乎茅侃侃身边也没有长辈朋友看透以及改变这一点。

刚做记者时，老板给我们传授经验，贴标签是一个能事半功倍的技巧。你说一个人虚伪，你也可以说他是岳不群，后者的感染力和传播是前者的十倍。虚伪只是一个形容词，岳不群是一个标签。很多年后，我给年轻记者上课，也说，高手就是善于给人贴标签，让他怎么也撕不下来，永远贴在脸上。今天我想说的是，贴标签可能是媒体最恶劣的手法之一。贴标签也是常人最容易犯下的思维错误。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是独立和独特的。贴标签本质是偷懒，心力和脑力不足，不愿去看见实相。

为赋新词强说愁，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媒体人的病，也是媒体人的命。做一天的媒体，就要跟这种病态和宿命做一天的搏斗。这是媒体人真正的功课。

茅侃侃本不应该，或者本来可能不出现在12年前《生于80年代》的主角里。那也许将很大的改变他之后的经历甚至是命运。他可能可以更加平心静气的从容的成长一段更长的时间。

媒体是照明灯，也是杀人器。最诡谲之处在于，恰恰是当媒体表面上为人照明的时候，本质上，暗地里，却是杀人于无形。

微博和微信带来自媒体泛滥的今天，“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杀人器从未像今天这样猖獗。媒体作用于人脑和人心，影响人所思所想，所爱所恨，对于常人而言，既是老师，也是医生。古话说，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作为媒体人，需要同时具备慈悲和智慧。没智慧，无知，没慈悲，无耻，都是杀人于无形。而今无知的媒体人，何其多。而今有知而无耻的媒体人，常在各种讲坛上教人如何驾驭人心的方法。道貌岸然，血迹斑斑。

有一个茅侃侃，已经去了。还有很多的茅侃侃，他们还活着。他们会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