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可成：如何在新的互联网语境中建立表达阵地｜新气集播客

Original 李梓新故事公园

我和方可成认识于2008年北京的夏天，一个学生媒体的编辑部里。

随后我带汕大学生去美国采访总统大选，他打了越洋电话给我，写了两个版的采访。2010年代初，他和一批年轻人毕业进入《南方周末》，在北京站政经组做出不少优秀稿子。少年意气，对不少“省部级大员的调动”也敢于做出自己的分析。三年之后，他辞职赴美攻读博士。整个南周团队，近年来能够成功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业的，只有他和另一位同事。

这些是方可成过去的故事，今天的他是华文互联网上令人熟知的“知识分子”，他的“新闻实验室”等几项实验，表现出学术功底与现实社会的连接和独立思考。我和他的这次聊天，探讨的更多是一位经历了新闻黄金时代尾巴的年轻人，如何在新的互联网语境建立自己的表达阵地。

他还介绍了自己在香港教书的体验，和大陆学生以及香港学生互动的过程。最后我们一起展望了2021年，这个世界究竟会走向更分裂，还是弥补裂缝？

希望2021年新气集的第一期播客带给你希望。

如何在新的互联网语境中建立表达阵地

从传统媒体到学者

李梓新：可成的最新身份还是介绍一下吧。

方可成：我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助理教授。我是2019年夏天从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后回来的，之前在南方周末做了几年的记者。

李梓新：你在过去这些年中去了美国读博，也跟大陆这边保持连接，做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新闻实验室等等。2010年左右，算是在中国的传统新闻的行业链条里最后运作的几年。你恰好是那几年入行的，这个是幸，还是不幸？想听你讲讲。

方可成：基本上你讲的很对，那个时候相当于是强弩之末。其实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它不光代表着新闻行业的终结，这背后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结构性的变化，那就是大众传播时代的结束，甚至都可以这么说。

从2004年Facebook成立，到2010年中国的微博、微信的出现，代表着大众传播时代的结束，社交媒体使得两个人没有办法获得完全一样的信息了。你的微信上，我的微信上，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如果说大一点的话，这是一个权力的转移，或者说是旧秩序的崩溃，新秩序的崛起。

李梓新：到了2010年左右，其实传统媒体还保存了最后那个躯壳。在今天看来，我认为那个最后的躯壳还是很有意义的。你们其实做了大量很不错的报道。虽然你说是强弩之末，但我也不完全同意这个词。其实那个时候突然有几年的这个时间，你们把北京的一些情况，当时发生一些事情给呈现出来了。为什么会能够有那么一个小阳春？

方可成：我觉得其实是几方面的这个作用吧。可能大家自然地会说，那时候大的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相对来说稍微宽松一点。这个肯定是很重要一方面，但是我觉得人在里面发挥的作用也很重要，也就是这些人的存在。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存在？我觉得可能很重要的还是这个行业的商业模式在那时候还是成立的，能够给人还可以的薪水，仍然能够留住人才。那个时候互联网产业有没有现在那么发达，还没有从根本上去瓦解传统媒体背后的广告收入。

李梓新：除了这个商业这块，我还好奇你们这批年轻人当时报道的一些时政选题。我们今天说起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似乎他们关心的就是996、恋爱或婚姻问题。那时候像你们这样刚毕业的年轻人为什么能够迅速去切入这些话题？去参加一些采访，发表一些东西？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更胸怀天下吗？

方可成：作为一个个体记者来说，比较好是在一个机构里面。你的编辑、部门主任、副主编，主编。他们都会为你把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是机构媒体的一个优势吧。

所谓胸怀天下，其实我相信每一代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人吧。我不会把这个责任推到个体头上去。这样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我觉得背后还是时代给他们提供的机会的问题。其实从我们那时候开始已经是很逼仄了。

李梓新：对你来说，在离开传统媒体之前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在新闻业的作为仍然不能达到你的预期吗？

方可成：实际上，我自己去读书，去做学术，更多是个人的选择了。我还是发现自己对做研究更感兴趣，对当老师更感兴趣。所以我就走了这样一条道路。但是背后确实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的这个问题。我刚才说到了，出现很多新的变化，出现权力的转移。我现在想来，如果我当时没有出国的话，我可能也加入了互联网行业吧。因为我其实对互联网行业是蛮感兴趣的。另外一方面，我其实对新闻业的创新、对技术怎么去改变新闻界其实也是蛮感兴趣的。包括我自己做的这个公号叫“新闻实验室”也是有原因的，确实就是专注于介绍国外的一些新闻创新的案例的。

非传统学术实验

李梓新：做新闻实验室，用了看似有点“古老”的会员制。你当时怎么能够了解国内的需求？你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组织这么一种新闻实验的？

方可成：当时我最主要研究方向还是跟中国的媒体有关的。我经常利用暑假的时间回国做一些小的研究，也会跟之前的同事朋友见面，吃饭，一直是保持着联系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工作了几年的经历，包括和业界的这种联系，帮助我自己的研究很多。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感谢社交媒体了，确实它给了你很方便的一个窗口去跟国内保持联系。从2016年的9月份开始，我做了新闻实验室的会员计划，是用Email的形式。这种形式没有经过一个平台的中介。我刚才说到现在整个社交媒体的兴起把旧的权利摧毁了，本质上来说就是新增了一个中介。平台以及它的算法成为了一个中介。所以我想用这样一种更直接的方式直接服务读者，不需要这个平台去做中介了。

李梓新：我还记得我在你的B站应该有看到你当时在博士毕业生求职的那个视频，我觉得还蛮感人的。做视频的尝试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为什么对这种形式这么感兴趣？

方可成：也是跟我自己的研究有关。我发现B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平台。我之前还以为B站就是一个只是跟动漫有关的平台，但是后来自己自己去看才发现原来上面的内容实际上非常多样。我自己给自己的理由或者借口是，我作为一个研究传播学的，我就要自己去是自己去实践各种。那你在试的过程中间，你才对这些你的研究对象更加的了解，更加的熟悉，所以我就给自己找借口，然后就不写论文，把应该花在写论文的时间就花在做视频上面。我觉得视频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媒介，其实不同的媒介都有不同的特点了。

李梓新：有些人会说，这种看似很个人化，娱乐化的东西，学术界是否要稍微远离点？

方可成：我自己当然觉得都是个人选择了，有的学者选择就是专注在自己的学问里面，那我觉得也可以的。本来学者就有更偏公共的和更偏学术本身的。那我自己的选择，一方面是觉得我对这感兴趣了，因为后面觉得跟这个我得研究有关，还有很重要的在读博士的时候，一天都不用说话，做个视频还要对着镜头说说话，看着粉丝给你的留言，然后互动一下。其实对于我当时免于陷入抑郁情绪是很有帮助的，我自己还是挺enjoy这个过程。

香港执教经历

李梓新：其实对你来说，香港也是一个非常有意味的选择。不知道你以前对香港有多少的来往或者印象？

方可成：之前有一些印象，特别是在我做记者的那几年，在香港有很多活跃的比如NGO之类的组织是关注中国大陆的问题的，我也跟他们是有挺多的一些交流。当然在我在入职大学之前是没有在香港长期生活过的经验。

李梓新：你在求职Vlog说到在欧美的院校，你不能教中国学生，你现在港中大能够教中国学生，这个事情其实更有成就感的，好像也是一个有优势的地方。现在你这方面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方可成：我想给一个简要的背景吧，就是在香港的学校里面，本科生和硕士生蛮不一样的，基本这边的研究生，可能90%都是大陆的学生。

我这个一年半的时间，一年都在上网课，很遗憾的是没有太多真的能够跟人去面对面接触的机会。我个人的感觉，从研究生这边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于大陆的学生来说，对他们自己的个人发展来说很好。是一个很难得的窗口，可以去了解一个跟大陆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制度。但是确实，我会因为这两年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会蛮需要小心的, 不要去触碰会让某一方或者是让双方产生一些矛盾的话题出来吧。

李梓新：对于和香港本地学生的交流，你觉得这种求同存异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大吗？

方可成：我觉得还是会有的。当然因为政治局势的原因，硬核的话题可能真的很难。但是在其他很多方面，比如说我讲中国大陆的课，其实是有一些香港学生来听，他们还是对内地的情况挺感兴趣的。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兴趣是最基础的。我提倡学生有更多的私人的朋友，如果有玩的很好的大陆的朋友，对于他们去更全面，真实地了解大陆是一个很有帮助的。

疫情中的全球变化

李梓新：你个体上如何感受这个2020年在你身上所起的变化呢？

方可成：我自己虽然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但我们还是相对幸运的。所以更多的是从思想层面或者对世界的认识层面，确实你会重新去思考。比如说大家就重新认识美国，去重新去思考制度的问题，人性的问题。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在这样一个世界性的瘟疫面前显示出来了。包括整个世界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关头？之后的走向怎么样？不知道你会是什么想法？

李梓新：到了年底，我们看到欧美的情况还是非常的严重，但是我内心相信可能到最糟的时候，最肃杀的时候，新的希望正在萌芽。疫情摧毁了我们原来认为颠扑不破的很多东西。这个世界在2020年之后，还有什么东西一定是必须的呢？任何的一些东西都有alternative。我相信一些变化是埋在内心的种子。

方可成：你这个总结是蛮有意思的，我也认同，但是我可能会从你相反的方向来总结吧。

实际上我觉得反而是我们看到很多最根本性的一些东西还是没有变。比如人性当中的这种互助、合作的、共享的、分享的这样一些特质。虽然我们看到很多政客之间互相攻击、民族主义。但是我个人觉得，像疫苗，一年之内就开发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全世界的合作才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我觉得这个背后是我看到的这样一个共性。今后我们一定有更大的灾难，更大的难题需要我们去解决。很多方面都是我们需要去团结，携起手来，才能去解决的。

李梓新：从阶段性来讲，其实现在误解肯定非常多。但我们看到国界之间，包括因为有防疫的不同政策带来的对文化的不同理解等等。我更可能感兴趣的是中国人如何理解这个世界或者全球化。我们过去理解全球化，第一，我们还是看到以美国为主导的一个商业体制，从迪士尼到这种五百强公司等等，其实中国人也在其中，就不断地想去靠拢和消费。这个是过去的一个模式。第二，我们的游客大量的去到海外，去进行一种扫盲式地了解，看看别人的社会是什么样子。2020突然一下子把你拉到生死或者对这个社会组织形式的一个大的思考。我期待大家会通过疫情更加能够意识到人类的个体。我们都是human being，都是一个一个的个体，都受到病毒的侵扰。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多一些共情，或者说甚至是去神秘化的。当疫情能够有些松动，大家能够在一个更缓和的情况下，有这样一个理解。我觉得这种理解是要从这种民间出发。这个其实是可能会是一个更好，或者说改变更大的心理的基础。

方可成：我也很希望这样，但是我觉得这背后肯定是两种力量。那种分裂的、割裂的力量和这种更倡导共情理解的合作的力量。这背后肯定不是会自然而然的发生，肯定需要更多的人去提倡，去身体力行的去做这些事情。从2016年以来，我个人感觉这个社会背后一定是有不同的力量在拉锯，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更多地参与，把这个社会往我们希望的方向来拉。

谈谈2021

李梓新：你怎么看待青年知识分子？大家谈起新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肯定会谈到你。最近因为女性主义兴起，可能会有一些新的面孔。但是总体来说，能够给公众一种知识分子的印象的年轻学者，我觉得是不算特别多的，你是愿意去保持这种在这个群体里当下属于知名度比较领先的这样一种地位，对于这个你是如何思考的？

方可成：我觉得新面孔还是有的，可能主要的问题还是现在都碎片化了。不同的人群在看不同的人，在看不同的东西。在在社交媒体上，他们可能谈论的更多的还是跟自己的研究领域最直接相关的话题。我觉得其实也是逐渐的出来，但我们可能已经没有像之前2010年左右的微博时代那种全民围观的公共领域了。现在是很分众的，很碎片化这样一个领域。我自己的话，当然跟我持续写东西有关，但是我觉得我是沾了传统媒体的光。现在来说，还是要靠自己去逐渐地发出声音来。

李梓新：受关注程度高，或者说至少是半个公众人物，你会不会碰到一些社交媒体困境？你是怎么样内心去建设去面对这些东西？

方可成：我这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要意识到社交媒体上的声音的大小，其实跟背后的人数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交媒体上那些意见最极端，最喜欢骂人，最喜欢喷人的人，实际上数量很少，但是他们能发出非常非常大的声音，因为他们非常积极的去po他的评论。我记得有一个大数据的研究，实际上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大部分人都是潜水的。因为媒体的机制，变成沉默的螺旋。所以你要相信大部分人不是你看到的言论那样极端和夸张。看到这一点很重要。

实际上我自己也会收到很多的私信在表达支持。当你被骂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表达支持，但他们只敢私下支持你，所以我觉得心态确实是还是蛮重要的，最主要的是你要看清楚它背后的加一个逻辑。

李梓新：如果今天一个年轻人说，我想成为像方可成这样的知识分子，你有要跟他们说的话吗？有什么建议吗？

方可成：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面临更好的机会。其实我真的算是一个小镇青年，我家在一个小县城里面。不管是教育条件还是我们现在的互联网上能够获得的资源，现在的年轻人拥有的便利程度上来说，真的是好很多了，但现在吸引你注意的东西太多了，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所谓定力或者自律，很可能就被那些无关的东西给吸引走了。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更专心地吸纳那些最优质的思想资源，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我还是鼓励大家去不断的持续地去写东西，去发出声音。

李梓新：我也觉得要有个表达阵地。小小的个人表达阵地蛮重要的。短视频也好，播客也好，做文字的也好，有那么一个表达能力，总会有人看的。最后，我们都对2021年的大家说几句吧。

方可成：首先当然是都能够健康平安。希望大家都能仍然能够不管外界的环境如何，内心都能够去仍然心怀善意，去怀着共情理解的这种欲望，更多地去倾听，去了解他人的生活，更多地去相互守望，相互帮助。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团结才是人类去面临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的基础。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不好的事情，陷入了一种像犬儒主义的情绪之中，觉得这个世界就糟糕透了，所以我就不能再做什么，我就不应该再做什么，我不希望大家变成那样。我希望大家仍然怀着向善的、能够改进世界的渴望。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李梓新：我也希望听众在2021年能够回归内心。当我们经历过一些灾难，在最开始的震惊、难受难过之后。能够让内心真正属于的那个东西，敢于去萌芽。2021，我们的春天还没有到来，还在冬天，但是这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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