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移民英国的非虚构作家杨猛聊了聊“在伦敦写作”｜新气集播客

Original 李梓新故事公园

5年前，媒体人、非虚构作家杨猛移民英国，定居在伦敦。他自称去英国是因为生了孩子之后，对北京的自然环境有点担忧。他的中文写作还要继续，他想获得一个他者的视角，从一个狭隘的非虚构圈子中跳出来。

几年下来，几个写作题材同时取得了进展。写英国日常生活的《伦敦的25封来信》在去年出版，一部关于朝鲜的现实主义小说已经完成，一个写中国“被遗弃人口”的非虚构写作在推进。他又开始了对英国华人群体的写作。

作为同时代的媒体人，我感兴趣于杨猛从伦敦带来的视角，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之后。欢迎收听本期节目。

以下为节目内容节选

一个移民英国的中文非虚构作家，

选择写什么？

李梓新：和大家介绍一下你在北京从事媒体工作的经历吧？

杨猛：我的个人经历其实分两块，刚工作的时候在山东,在几家市场媒体做报纸。2003年，非典那年我来到北京，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做编导，仅仅做了一年之后，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擅长文字，所以又重新进入了报纸行业，后来一直在做特稿。2013年到2014年，我开始写我的第一本非虚构作品——《陌生的中国人》。

当时“非虚构”的概念在国内刚刚兴起，有一批记者和所谓的“特稿记者”参与得比较多。我当时在北京写特稿，也面临职业转型期。因为写特稿的环境逐渐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约束，我有一种遇到瓶颈的感觉。

李梓新：朝鲜边境的鸭绿江畔的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

杨猛：应该是在2010年左右，当时是朝鲜开放国内游的第二年，这也是媒体关注的新兴热点。那篇文章的关注度比较高，因为在朝鲜开放之初，中国游客去朝鲜的人数还是比较少。

李梓新：我记得你还写过关于西班牙马德里的报道。

杨猛：从我开始做特稿，我就对所谓的“边缘人群”抱有很大的兴趣，这是我长期关注的角度。我从业这些年来，这部分群体的故事是我刻画的中心。我也有兴趣通过描述边缘群体来描述中国的变迁。我当时想通过海外华人移民群体这样一个相对“跳出来”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包括中国人的社会结构和发展心态的变化，所以我就做了关于西班牙华人移民的长报道。我当时在西班牙呆了不到1个月，主要去了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因为巴塞罗那和马德里是华人华商最集中的两个地方。我在去之前，跟其中的一些人建立了联系，后来我依靠当地的华人网络找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写了一万多字的长报道。

李梓新：这篇报道我很有印象，我去过马德里一个浙江青田人的聚居区，我记得你写过那里有萨顶顶的演唱会海报，那里的生活很像中国小县城，我特别感同身受。写完西班牙的报道后不久，你是不是开始考虑迁居到英国的事情了？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杨猛：当时我正在筹备我的第一本书，2014年出版的《陌生的中国人》。我也没有想到，未来几年生活会有变化，只是一门心思地想如何在自己认为的非虚构道路上继续尝试更大的可能性。书出版之后，卖得还可以。后来又出版了香港的繁体字版，还被香港的教育教育部门作为各中小学的课外推荐读物。我当时的职业设计还是希望继续完成自己的第二本、第三本书。

到英国是2015年，当时我的第一本书已经出版，我的孩子也出生了，我感觉到北京的环境不是特别适合生活和居住了。在没有孩子时，我们对生活状态的期待比较简单，两个人各有各的工作，但有孩子之后。我们整个观念会有非常大的改变。当时英国移民签证政策相对比较宽松，我们2016年来到了英国，来到英国之后我也在继续非虚构写作。

李梓新：移民英国之前你到过英国吗？对英国有什么印象？

杨猛： 2009年来过一次。我记得来英国之后，我去了伦敦、利物浦、约克、爱丁堡。因为对披头士很感兴趣，我去了利物浦。我当时感觉利物浦城市里很萧条，很空旷，有点后现代的感觉。英国曾经非常辉煌，但是真正地深入到英国的一些腹地，你会发现，英国的脚步好像停滞了一样。

2016年再来英国，我发现有很大的变化。十年了，中国大陆出来的华人越来越多。英国的大陆风味餐馆更加多样化。随着中国大陆近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整个中国大陆华人社区变得越来越强势了。

李梓新：我个人觉得在疫情以前，英国还是个很可爱的社会，虽然也有萧瑟传统的一面，但是生活感还是很好的。从你移民英国到疫情爆发以前，回想起来那几年的生活，你觉得是什么样子的？

杨猛：我有种感受，出了伦敦，到一些乡村或者一些小的城市，它们的社会形态是非常相似的。伦敦比较杂，世界各地的人都有。我觉得伦敦包容性特别强，没有人特别关注你。在中国，能感觉到的一些约束很多来自于周围人的眼光和压力。

我刚来英国第一年，正好就出了第二本书《不平静的江河》，是在台湾出版的。一开始希望在国内出版，写完之后问了几家出版社，大家觉得这个题材不太好出版，所以我开始尝试香港和台湾的出版社。在英国安顿下来之后，我回到国内，处理一些个人的事情。我当时跟腾讯合作，达成了协议，开始准备第三本书。所以我来这边基本上就没闲着，一是孩子读幼儿园，需要人照顾，然后我自己也有写作计划，我还在不断逐渐熟悉英国环境。

第三本书还是延续我在国内的写作计划，当时想写的主题涉及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一批人，包括大批在那个时代被遗弃的人口。我有个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这样一批人。我希望关注某一类边缘人群，通过关注他们来关注中国。

李梓新：你写中国的题材，但是人却搬到了伦敦，你是希望有一种相对自由的创作氛围吗？还是想换一种视角？

杨猛：其实完全没关系，这仅仅是一种空间上的改变。我自己还是很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会延续对非虚构的热情，会延续对中国社会的观察。

李梓新：在客观上，你的生活圈子确实和在北京的时候不同。你在创作上会不会有“又孤独又自由”的感觉呢？

杨猛：对，我觉得非虚构写作有种不健康的生态，是在小圈子里的，我们确实需要更大的、更开阔的视野。后来国内的新媒体发展起来，把非虚构概念有形无形地拓展开来了。很多平台都在做，写作的风格也很多样化。我来到英国之后，屏蔽很多种噪音，跳出了小圈子。

李梓新：在中国的传媒圈有一句所谓的老话：35岁以后，我就不再当记者了。

好像到了三四十岁以后，会慢慢光环跌落。无论从社会地位等等，那个年纪还能再继续耕耘写作的人变得凤毛麟角。其实这句话我不太认同。你移民后，在生命或者生活边界这些维度上有没有一些新的感知？

杨猛：我感觉自己的心态和身体状况都非常年轻。有的人说35岁之后在中国做记者很难，我恰恰相反，我做记者完全是出于一种对写作的兴趣。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在记者行业要做到怎样的位置。我没得到那个位置的时候，我也没感到过失落。我对新闻写作抱有很大的兴趣，也觉得还有很多种可以探索的空间。

我来到英国之后，总想着要写点关注英国媒体英国社会的内容。后来我觉得自己还是对华人比较有感觉，比较了解华人的团体、社会形态和文化。所以我和国内一些媒体合作，写一些专栏和随笔，最后就形成了这本新出版的书，叫《伦敦的25封来信》。

李梓新：相对来说，《伦敦的25封来信》比较符合现在大陆图书市场对国外题材的需求吧？什么内容能被选进这本书里，你是怎么考虑的？

杨猛：我还是想跟那种传统的种海外生活观察有所区别。我觉得现在写海外的东西比较“水”，基本上国内思路的一种延续。我对这块的研究比较少，确实没有很大的发言权。但是在我的印象中，我看过的写海外生活的作品，大部分缺乏一种系统的观察。我觉得我的优势是我在做记者的时候培养的观察能力和对一些细节的把握。我想发挥我自己的长处，尽量写出一些比较新鲜的有感受。

李梓新：有一些中国的女作家在海外写出来的作品比较细腻，中国的男性作家在写国外时候会有对制度的思考。

杨猛：我没想过写作角度跟性别有关系。我对制度的也没有特别的关注，只是你要写的话，你就必然要跨过门槛，要对英国的社会形态制度有基础的了解。我觉得我对英国社会的观察是有些局限的，我会通过采访补充一些个人的观念。当然我对华人社区非常了解，所以我写作的切入角度是华人社区。

李梓新：一年多来的疫情，对你个人来说，你觉得影响大吗？

杨猛：我觉得影响挺大的。我来了之后还做了一件事情，我当时在国内时候做过重庆的红卫兵采访。在参与过程中我拍了一些素材，我自己拿了摄像机，就把采访过程全记录下来了。我来到英国之后，除了写书，也想拓展一下非虚构的边界，想把当时拍的素材带来英国之后变成纪录片，后来初稿做完了，但是有些地方有所欠缺。本来想去年有机会回中国补拍镜头，结果因为疫情搁置了。疫情发生之后，我的孩子从三月到九月一直在家，我很难很安静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本来我还要给一份英国的华文报纸编辑版面，现在因为疫情也暂时搁置了。不过让我欣慰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出版计划还在继续。

李梓新：大家都很关心英国的病毒变异，现在病例新增的数字每天有五六万。在这种状态中生活的感受是怎样的？你的写作和采访，是否还是受了一些影响？

杨猛：采访会受到很大的局限，因为不能见面了。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lockdown，所以采访很多只能通过微信聊天，无法观察到现场的细节部分。

李梓新：下一本书是关于英国华人社区的吗？我认为英国华人社区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领域，它随着时代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从2000年以后到现在的一些新进展也很值得研究。

杨猛： 对，我还是想写单一的长故事，故事中容纳很多种生态和文化交集。英国和美国的华人群体规模差别很大。本身在英国的华人群体规模其实不大，有几十万人。我印象中有个数据，据说美国的华人群体大概有三四百万。

英国华人社区在英国始终存在，但它是按照某种形态在运转的。比如利物浦是个港口城市，那里曾经迎来了英国的第一批华人海员。船员来到英国之后，有的跟当地的英国妇女成家，生下孩子，但是在四十年代，华人船员都被遣返了，他们的孩子们就留在英国，现在它们七老八十了，我会讲述段历史，我觉得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