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我国人口变化与数字经济发展？
作者
王智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经济室主任、研究员
2021年5月11日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多项指标引发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人口数据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这次人口普查呈现出几个突出特点，一是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比预想来得更快，2019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2.6%，而2020年为13.5%，意味着一年提高了近一个百分点；2019年城镇化率为60.60%，而到2020年则提高至63.89%，一年提高了3.29个百分点。二是人口持续向发达地区和城市群集中，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比重提高了2.15个百分点。三是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显著下降，比2010年降低了6.79个百分点，这也意味着当前和未来劳动力供给日趋减少。人是最积极能动的要素，在数字化日益盛行的今天，七普人口数据揭示出的人口变化对数字经济发展会有哪些影响？
首先，人口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是信息经济的另一种称谓，旨在突出支撑信息经济的信息技术二进制的数字特征。因而，数字经济也可以说是一种互联网经济。2021年，“数字经济”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认定为未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数字经济一词也成为多地规划文件中的关键词。数字经济的特征表明，在知识的创新阶段，知识应用的范围越广泛，涉及的客户越多，就能创造越多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与使用信息技术的人口规模密切相关。
七普人口数据表明，中国人口规模继续保持了可观的庞大规模，其中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约为8.8亿，对于数字经济而言，显然也意味着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资源，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因为数字经济在许多方面表现出规模经济的特征，许多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产品使用越广泛，其成本反而越低。
我国人口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信息技术是数字经济的重要支撑，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需要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创新是信息技术发展的重要形式，而人力资本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基于国际数据，许多研究证实，人力资本对于技术创新的提升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是一个具有能力、知识和技术的综合体现，人力资本是创新产出的核心要素，国家或地区之间创新能力的差异能够被人力资本积累程度不同而显著解释。
人力资本既可作为生产要素影响生产，也能通过影响技术进步而间接作用于生产，故而人力资本状况决定了技术进步的类型，也决定了先进技术在实际生产中的使用效率。1998年以来，中国高校扩招，高校毕业生规模自2003年起迅速扩大，使得高等教育从精英模式逐渐向大众模式转变。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结构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充实到各个加工制造部门和服务业领域。
在2021年2月26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副部长游钧表示，我国新增劳动力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超过了一半，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也在不断延长，已经达到了13.7年。七普人口数据表明，2020年，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许多看似不起眼的企业逐渐成长起来，并充分利用日趋提高的人力资本，不断提高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效率。
华为的崛起恰恰有力地论证了高水平人力资本在企业发展壮大中的重要作用。华为5G技术目前能够超越同行脱颖而出，依据的正是强大的技术力量作为保障。据统计，华为在研发方面的支出长年占全国首位，2020年华为公司的研发经费高达170亿美元以上，这一数字排名世界第三，远远超过华为公司在电子产品领域的主要对手三星和苹果，更是把很多国内的厂商甩得不见踪影，这也恰恰是华为技术突破和领先的重要秘诀。
事实上，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的应用，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技术型企业，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是技术而不是低廉的劳动力。企业也不断地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形成大量的发明专利，作为技术应用和开发的成果。
人口科学素质的提高，有机地适应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科协和各级科协的积极推动下，我国人口素质也有了显著提高，从而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形成良好的支撑。根据中国科协公布的《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报告（2018年）》，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下，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大幅提高。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从2010年的3.27%提升到2015年的6.20%，2018年进一步达到了8.47%。2018年，公众参观人文艺术类场馆的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公共图书馆（46.7%），图书阅览室（42.7%），美术馆或展览馆（27.5%）。
人口集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别是人口向大中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的集聚使得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变得更加便捷。人们纷纷涌入大城市，一方面是由于有较好的就业前景，特别是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因为大城市有更好的教育、医疗和信息网络资源，这是其他中小城市所不能比拟的优势。而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大城市能够提供更好的学习平台，能够迅速提高个人的劳动技能，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其竞争就越激烈，因此通常在大城市中生存和发展的人，都具有一技之长，并且由于激烈的竞争，促使他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劳动者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小城市转移到大中城市，通常都会得到信息和技术外溢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即他们能够获得更丰富的信息，并常常有可能得到技能培训，或者通过“边干边学”，从而无形中增强了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这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比以前更高的劳动报酬。
知识溢出在城市更加活跃，城市规模越大则劳动力“学习效应”越强。而且，由于大城市市场的多样化远超中小城市，对劳动者个体而言，他们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和技能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由于区位、政策和基础设施以及人才储备等因素，相比于中小城市，大城市（集聚）具有更充分的“干中学”效应，而且，劳动力在大城市学习新技能的时间更短，进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更快。
在城市层面，当城市的劳动者密度增加一倍时，人均专利数量上升20%，大城市中更多样的消费选择和居住适宜性，对高技能劳动力更有吸引力，进而吸引劳动力或企业向城市进一步集聚。大城市会通过外部性、分享和匹配等机制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将更多的家务活动外包。另一方面，正是大城市的这种规模和集聚效应，使得高生产率的劳动者更倾向于在大城市集聚，一些高技术和高科技的行业，也只有在科研院所相对密集的大城市，才有可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因此，人口向城市的集聚在当前及在未来都有可能进一步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来更好地适应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适应数据经济发展的需要。
其次，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现阶段和未来人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数字经济提升了人口素质的要求。相比于二十年前，中国面临着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双重压力，也就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呈现不足的情形。人是生产中最积极的要素，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对于国民经济增长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保证充足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存量是一国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
站在两个百年交汇之际，人口数量和质量对中国而言具有深远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获得了竞争优势，从而在国际市场上逐渐站稳脚跟。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能够再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日益减少，劳动力的成本也随之而上升。自2004年以来，中国低劳动成本优势逐步弱化，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出口的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大量的出口型企业不得不采取措施改变以往的生产模式，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是加大资本和人才投入，并提高对人力资本的要求。
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传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已经逐渐让位于资本和技术竞争优势，而资本和技术竞争优势需要高质量的劳动力和人才供给与之相匹配。这也就意味着市场自发地对劳动力供给的结构进行了调整，加大了对高水平人力资本的需求。因此对中国而言，在新时代条件下，劳动力的质量比数量更加重要。
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人力资本的利用更加充分。无论是从产业演变的角度，还是从劳动力结构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的作用都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也就是说，地区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靠教育，随着产业的升级和技术的广泛应用，高校越来越成为地区人力资本重要的培育基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研究证实，以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为时间节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资本深化向创新能力转变。单纯地依赖低成本的劳动力已经很难保证国际竞争优势，技术的进步不仅能够有力地提高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更是提高产品和服务附加值的重要手段。
数字经济的基础上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得人力资本的远程利用成为可能，相应地降低了本地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也就是说，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人力资本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
数字经济的发展缓解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状况。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各种远程技术和机器人的广泛运用，使得劳动替代成为可能。举例来说，由于数字支付手段的广泛应用，人们在手机上就可以方便地实现支付，银行网点的柜员大幅度减少；远程诊断、远程监护大大方便了对老年人的医疗护理；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的不足；无人机送货技术的发展也可能进一步缩减对快递员的需求。互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使得相当一部分简单重复劳动完全可以由机器来替代，因此过去受普通劳动力数量的约束可以部分得到缓解。
数据显示，中国工业机器人在2010年以后进入高速增长期。2013年后工业机器人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应用市场，占全球市场比例持续上升。2019年国内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已达到14.05万台，占世界37.3%。工业机器人的广泛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有力带动了产业的转型升级，特别是产业和技术对人口变化的适应。
数字经济的发展还使得集体智慧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技术在飞速发展，对人们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字经济本身也使得终生学习变得更加方便，足不出户便可以有各种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和渠道。对绝大部分社会普通公众而言，正规的学校教育在时间和内容两方面都是有限的，一旦步入社会，就主要接受社会教育和自我学习。
社会教育以公共图书馆为教育渠道之一，是学校科学教育的重要补充。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教育机构资源日益跨越空间的限制，在家就可以充分获取。在科学普及方面，全媒体科普传播网络持续完善，基层科普信息化应用推广发展迅速。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加促进了科普信息化的进程。尽管教育在城乡之间还存在悬殊的差距，但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就使得偏远地区也能够获得发达地区优质的教学内容，在西南的许多偏远山区，通过互联网获得优质教学内容已经成为现实，大幅度提高了偏远山区义务教育的教学质量，使得这些地区的升学率有大幅度提升。
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为18.7%，老龄化进一步加深。要看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并不全是负担，60-70岁的人口相当一部分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高超的技能水平，在身体健康状况许可的条件下，应视为是社会的高水平人才。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他们的经验和才能更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换句话说，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使得老年人口“焕发青春”。
第三，人口发展与数字经济的发展依然有许多的不适应环节，亟须加以调整适应。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平衡使得人口稀少区域的数字经济推广更加困难，而偏远落后地区尤其突出。我国人口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亟须进一步追赶，以便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人口素质差距尤其体现在劳动年龄人口上，仍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在高中以下，这对我国实现中午收入阶段的跨越来说，仍是一个急待解决的约束。高中阶段的学习是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重要因素。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罗斯高(Scott Rozelle)教授数十年跟踪研究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儿童教育问题，在比较了中国、日本和韩国中等收入阶段的劳动力教育程度之后发现，中国农村人口中接受过高中教育的比例明显低于日本和韩国，这可能阻碍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调查研究表明，中西部一些落后地区学龄儿童所受教育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在甘肃、新疆等地，情形更加突出。
数字经济需要与银发经济有机结合。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数字化越来越普遍，既带来生活和工作的便捷，同时也带来突出的数字化鸿沟现象。数字化鸿沟主要体现于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身上，他们不擅长网络化和数字化的环境，难以进行日常的各种数字化活动，例如手机支付、智能电器使用等场景都难以胜任。技术的进步和普及运用，给他们造成了越来越明显的数字化鸿沟。
一方面，数字经济正席卷世界，网络化和智能化不断普及；另一方面，老龄化不断加深，老龄人口规模不断庞大，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中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具体而言，就是要“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
实际上，也只有积极开发老龄人才资源，才有可能更好地发展银发经济，因为银发经济主要面向老年人的需求，如果老年人无法使用各种数字化智能化设备，那么他们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就会大打折扣，银发经济就难以发展起来。面对日益加深的老龄化进程，如何把银发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仍是一个亟须研究的紧迫课题。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腾讯研究院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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