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望 腾讯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内容导读
1、核心逻辑。共同富裕，简单来说是“共享富裕”，简称“共富”。先创“富”，再“共”享，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创“富”，国强才能民富，中国经济40年保持7.5%的高速增长，人均GDP跨越1万美元，步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共”享，共同享受国家富强发展成果，逐步形成“橄榄型”（中间大、两头小，指代中间富裕庞大、极富极贫群体少）社会。
2、关键问题。中央财经委员会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提出：“鼓励勤劳致富、创新致富、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由此可见，共同富裕的关键问题在于财富创造与共享。财富标准，我们可近似用产值总量规模和人均产值规模来测算。创“富”和“共”享，可以从产值总量和人均产值两个角度提供解决方案。
3、数字金融。在诸多经济金融工具中，我们找到数字金融。其同时具备数字普惠化和资产全球化的特质，包含支付、理财、保险、基金等金融科技组件，可助推共同富裕。因此，我们提出数字金融促进共同富裕（Digital finance promotes common prosperity，简称为DFPCP）的逻辑路径（请见图5）。数字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创“富”。数字共享经济模式，实现“共”享。
时代在发展，人民在进步。国强民富一直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今天，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已成为重大议题。那么，当数字金融遇上“共同富裕”，如何成就世间最美的邂逅？共同富裕，最早源于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1985年率先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92年南方谈话，邓小平对共同富裕提出更清晰的结构设计：让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从十九届五中全会到“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再到近期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多次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理念到行动，经过近40年的发展准备。共同富裕，简单来说是“富裕+共同”。“富裕”容易理解，收入、资产等财富达到一定水平。“共同”更大程度上等价于“共享”。从“富裕”而言，我们关注的是，国家产值和人均产值多少算“富裕”？根据IMF，Angus Maddison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200年，我国产值对世界产值的贡献比例曲线呈现正U型（请见图1），已达16.3%，产值贡献比例高居世界第一。从总量角度来理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1978-2017年GDP创造年均增速9.5%的增长神话。在疫情横扫全球的2020年，总量仍然突破14.73万亿美元，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图1 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比例趋势稳步上升至16.3%（2020年）
“共同”，意味着可以可持续、公平地共享我国经济高速和高质量发展成果。我们更需要了解，人均富裕水平有多高？人均产值（人均GDP近似等价）是一个比较好的衡量标准。我们不妨引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达国家标准：中国接近发达国家行列，人均GDP以现价美元计算达到美国的28.4%（2020年中美人均GDP比例为27.24%）。2020年美国人均GDP为62606美元（请见图2），我国人均富裕水平近似为115467.55元（2021年8月20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在世界范围内人均财富属于中等偏上。从中等收入群体来说，哈佛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的测量更为公认，11800-17700美元/年（合76632-114947元/年)。十六大以来，我国推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建设橄榄型社会，按照国家统计局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4亿，约占总人口28.6%，与美国25.7%（总人口3.3亿），欧盟27.3%（总人口7.7亿）比例相当。针对日本79.4%（总人口1.26亿）比例，还有进一步的增长空间。
图2 中美德日印五国人均GDP变化趋势，中国已上升至17311国际元
（2020年购买力平价计）
数据来源：IMF，快易数据
提到共同富裕的关键问题，不得不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高质量发展如何匹配美好生活？明确到推进共同富裕的今天，我们知道：已不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富裕。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要推进共同富裕？财富不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已经达到历史较高水平。我们衡量财富积累差距有多大？有两个角度理解起来更为直观：主要经济体中前1%个人财富占全国财富比重，全球财富分配构成“M型社会”。学者花长春（2021）用wind数据，对全球经济体前1%个人财富占比，作了准确详实的国别分析（图3）。美国前1%财富比重已重回1930年经济危机时期水平40%。欧洲前1%财富比重稳中有降，居民福利水平较07年欧债危机有所抬升。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近40年，前1%财富比重上升快，已显著超过97年东亚金融危机时期水平，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图3 全球主要经济体前1%个人财富占全国财富比重变化趋势，美国、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速度快，已接近40%
数据来源：Wind，花长春(2021)
进一步，我们来观察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在我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具备共同点：一是群体规模大，占总人口比重有进一步增长空间。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公布的估算数据，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在2017年已超4亿，占总人口比重28.6%（欧盟27.3%、美国25.7%和日本79.4%）。二是群体财富增速不高。国外学者Torslov et al，在2018年从劳动力和资本分配两个视角，对全球财富分组增长做了精细的测算（请见图4）。全球最富的前0.1%年均增速是4.4%，前1%年均增速达3.5%，后50%年均增速在3.5%，中等收入群体则处于1%的年均增速。全球财富分配形成典型的“M型社会”：两头大、中间小。因此，早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逐步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橄榄型社会：两头小、中间大。将成为“M型社会”战略升级版）
图4 全球财富分配分组年均增长趋势，橄榄型社会：两头小中间大。将成为“M型社会”战略升级版
数据来源：Torslov et al (2018)
以此可见，我国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解决财富积累的不等问题。我们认为具备数字化、普惠化和全球化的数字金融，能高效率、低成本地配合货币和财政政策，强化对金融活动和总体经济的影响，缓解这两大问题，推进我国共同富裕进程。
当我们提出“发展数字金融，推动共同富裕”，意识之中，自然会问到自己以下两个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提出数字金融促进共同富裕（Digital finance promotes common prosperity，简称为DFPCP）的逻辑路径（请见图5）。数字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创“富”。数字共享经济模式，“共”享。
图5 数字金融推进共同富裕逻辑路径（DFPCP）
对于数字金融创“富”，我们可从逻辑上等价于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关键成功因素（KSF）方法可以推导，归纳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财富增长。相比于传统金融，数字金融依托于5G、AIOT、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和大数据等金融科技，组织金融服务活动，以数字化的方式送到千家万户。数字金融利用各项数字技术，特别是云计算、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有效拓展金融机构的服务半径，缓解了信用风险与交易成本。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报告显示，金融科技通过改善信用风险，能令银行收入提升5%-10%，成本降低15%-20%。在效率层面，数字金融有效匹配大中小型企业与个人跨时间和空间的金融需求，优化各个企业和个人的资源配置。另外，金融数字化一直走在各个产业数字化前沿，数字金融通过利率优惠和定向信贷等方式发挥出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模仿创新。产业升级，资源是王道。数字金融通过金融科技手段，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直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科创类产业为例，一般而言，科创类产业以中小微企业为主，资金资源优先级最高。相比于财政产业基金，数字金融无疑是更快捷、有效的方式。通过提升金融服务普惠性、资本配置效率和降低间接与直接融资成本，解决中小微科技成果转化资源不足的核心问题。财富增长，居民消费的关键性因素；而居民消费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构成，反哺财富增长。与传统金融不同在于，数字金融突破物理空间网点和人员服务时间的限制，7x24随时、随地提供金融服务。嵌入数字经济发展体系，现代金融正发生更加敏捷的数字化变革，数字金融推动金融结构调整、技术升级与普惠绿色发展。反映到微观企业与个人，“互联网+”成为微观主体，企业与个人加入数字金融规模化发展的数字底座，让金融服务更贴心、更泛化、更多元。具体而言，企业与个人都可以通过“1+1+N”方式，一部手机，一个APP，随时随地完成消费、理财、出行等“金融+生态”N种服务，边际成本趋于零，为企业和居民拓宽了投资理财渠道，也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消费与就业的繁荣发展。数字金融“共”享，这是一个时代命题，更多体现在数字共享经济模式。从经验来谈，这些年，数字金融成功地促进数字共享经济模式在中国的落地发展。具体而言，降低资源配置成本、提高服务普惠性和培育数字经济素养，来促进富裕共享。基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偏远贫困地区，因为交通不发达，地广人稀，商业企业和金融机构不愿意投资。当地企业与居民难以获得金融服务，致使当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长期难以发展。伴随金融科技的深度发展与融合，数字金融突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偏远贫困和发达富裕区域，在资源配置上实现公平、实时和透明的共享。数字金融助力实体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虹膜识别”、“无感风控”等概念性金融科技的落地，极大降低了网点、运营人员、客户等资源成本。提到普惠性，大家第一印象想到一个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想到一家银行，格莱珉银行，在亚非拉推行普惠金融做出了很大贡献。相对互联网贷款、互联网理财和互联网保险等数字金融业务来说，支付更能代表数字金融普惠程度。记得2000年左右，一直使用现金和网络银行支付，用户体验不好。这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得记性好。记得随时随地带够钱，网银支付还要找电脑，带U盾。用户体验带来的极高成本，与今天极致顺滑的条码、刷脸支付，在普惠性上形成鲜明的对比。以移动支付来说，支持扫码、刷脸等多种支付方式，快捷方便，无感切换于各类生活、生产场景，真正实现既普也惠。更为关键的是，数字金融培育数字经济素养，降低“数字鸿沟”，享受“数字红利”。腾讯研究院发布的《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20年）》指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7.8%，数字经济成为国家战略，提升数字生存技能，共享数字经济成果，推动公共资源优化配置，成为更为紧迫的课题。特别是提高全民数字素养，消弭“数字鸿沟”。根据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止到2020年12月，中国网民数量已达9.89亿人，2.6亿50岁以上中老年网民和1.6亿20岁以下网民构成多元化“数字族群”，这部分族群因为年龄、环境与教育等差异，成为数字素养重点培育、帮扶伙伴。网民的进步，推动着数字文明的进步。经济要增长，人民得幸福。我们坚信：“实现共同富裕，不能让一个人掉队，绝不是一句空话”。借助金融科技的发展，数字金融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财富增长来创“富”；通过提高普惠性、降低资源成本和培育数字经济素养来“共”享。故而，当数字金融遇上“共同富裕”，犹如种子遇露珠，盎然生长，花自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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