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对接收信息似乎存在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低头族无处不在，即便在吃饭或走路时也要盯着手机，担心错过半点消息；另一方面，“新闻回避”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越来越多人主动避免接触新闻信息。当然，信息不等同于新闻，信息一词的指涉范围远比新闻要宽广。但新闻和信息的界限也并不泾渭分明。传统的新闻是机构媒体生产的文字或音视频报道，但如今在社交媒体上，路人拍摄的一条短视频，名人发出的某则声明，在许多人的理解中，这些信息也是新闻。那为什么，人们一方面焦虑于错过信息，另一方面又对某些信息避之唯恐不及？FOMO，是fear of missing out的简称，指因为害怕错过重要信息而感到忧虑。这里的信息涵盖范围很广，包括社交信息、投资信息等人们相信如果错过就会遭遇损失的信息。社交媒体时代，FOMO并不少见，那些在等车时，吃饭时，甚至走路时忍不住频繁掏出手机打开社交软件刷新动态的行为，就可以称之为FOMO。
2004年，哈佛商学院的刊物The Harbus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普及了FOMO这一词汇[1]。2013年，牛津词典收录该词，并将其定义为“对目前可能在其他地方发生的激动人心或有趣的事件感到焦虑，往往是由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帖子引起的”。已经有不少研究指出，FOMO会提高人们的焦虑水平[2]。
从历史维度而言，FOMO其实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因为长期以来信息都是稀缺资源。首先，在历史上的大多时期，信息生产者不够多，大多人都要从事体力劳动，只有少数识字的精英阶层，才有能力与时间生产信息并且消费信息；
其次，通讯方式的落后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极为缓慢，在电报发明以前，信息的最快传播速度取决于人的最快移动速度，因为信息必须通过人本身的携带而得以传播；同时，社会识字率低意味着大量信息无法通过文字这一高效的方式传播，而是通过口口相传。相对而言，口语传播的速度更慢。
19世纪末开始兴起的大众媒体，逐渐将人类卷入信息洪流当中，但由于缺乏移动终端，户外的人们若想获取信息，只能携带报纸杂志等实物，显然不够方便，这些实物也无法即时更新信息。
但社交媒体的兴起，以及移动设备的大范围应用，让人们得以在生活中的每一刻获取任何最新信息。如今，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前，人们是如何静静地排队与等车，很难想象人们如何专心地吃饭和走路，而不是时刻牵挂着手机。人们现在得以随时随地获取来自远方的信息，FOMO的用户无法抗拒手机的诱惑，有时在聚精会神数小时完成某项任务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不是闭目养神，而是刷手机。有的人甚至连离开手机几小时都做不到，这催生了番茄工作法等一批专门帮助用户远离手机的软件。FOMO的盛行揭示了我们对于无聊的不可忍耐——难以忍受隔绝外界信息的无聊时光，无聊之时就是刷手机之时，焦虑于见缝插针地获取信息，把日程表中的缝隙填满。生活中有很多无聊的时刻，无聊意味着无事可做，意味着我们的思绪无处安放，摆脱无聊就要寻求刺激，而互联网恰好能够不停歇地给予我们刺激。只要手指一滑，五光十色的信息瀑布流就能够把我们带进奇光异彩的世界里，现实当中的枯燥无味被一扫而空。但无聊也是生活中一种必要的调味品，无聊时，我们才能够最直接地体会到自己的存在，感受自身与世界的连接，无聊甚至会驱动我们思考某些重要的问题，让大脑迸发一些奇思妙想，而FOMO很大程度上剥夺了我们感受无聊的机会。为了抗拒FOMO，抵触刷手机的冲动，奥地利设计师克莱门斯·席林格（Klemens Schillinger）设计了一款手机的替代品[3]。这一替代品的外观和手感都类似真正的手机，但是它没有显示屏，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可以滚动的石珠，这些石珠被嵌在“手机”正面的凹槽里，用户可以通过滚动这些石珠，假装自己在刷手机，以此满足刷手机的欲望。不过，暂且不论滚石珠和刷手机的手感有多大区别，这一设计可能误解了人们的焦虑来源。人们离不开的不是手机这一硬件本身，而是这一硬件所承载的虚拟世界。显然，FOMO的核心在于信息，而不是获取信息的设备。越来越多人开始主动选择回避新闻。路透新闻研究所与牛津大学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17年，全球有2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经常或有时避开新闻”，2019年，这一数字上升至32%。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人们对新闻的需求一度激增，但不久，新闻回避现象明显增加，有59%的人表示他们“有时或总是积极地回避新闻”[4]。新闻回避与个人偏好有关系，有的人更关心公共议题，自然更关注新闻。但有研究指出，总体而言，新闻回避常常由认知与情感两个因素驱动[5]。所谓认知因素，是指人们认为某些主题或事件的新闻得到太多的报道，阅读这些新闻会让人感到疲劳，形成“新闻过载”，也并不能从这些新闻中获得太多新的富有洞见的信息。比如，在美国大选期间，关于竞选人的新闻铺天盖地，而且常常大同小异，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就更可能选择主动回避与竞选人相关的新闻。情感因素指人们想要回避那些让他们感到负面情绪的新闻。在上述研究中，许多回避新闻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喜欢新闻所带来的负面情绪，特别是那些关于车祸、恐怖袭击和自然灾害的报道。通过接触这些悲剧性新闻，会引起一系列的负面情绪反应：恐惧、绝望、愤怒、厌恶……因此，回避新闻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形式，以防止或减少与新闻带来的负面情绪。世界卫生组织也在疫情暴发后也提醒公众，接触太多与疫情相关的新闻可能会加剧焦虑，并且建议公众尽量减少看、读或听那些让自己感到焦虑或痛苦的新闻[6]。这一研究说明，在新闻媒体遭受诸多非议的今天，人们回避新闻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并不是没有耐心阅读严肃新闻，也不是认为假新闻太多不值得阅读，而是认为阅读新闻，尤其是那些涉及社会负面的新闻，会直接地影响情绪。而面对悲剧时，个体能做的又太有限，有着深深的无力感，逃避虽然可耻，但却非常有用。无力感甚至还会发展成为政治性抑郁。一些具有较强共情能力的人们在接触灾难信息时，不仅能够自我代入地去感知痛苦，还会清晰地意识到，那些被暴露于公众视野的灾难仅是冰山一角。他们会忧虑整个社会的发展，并且认为自己失去了对自身命运的掌控能力。2017年美国心理学会的压力调查（Stress in America）显示，77%的美国人表示国家的未来是他们压力的重要来源，68%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从当前的政治环境中感受到了压力。压力的症状因人而异，但通常包括情绪（担心、紧张、易怒）和身体反应（头痛、失眠、胃病）的结合[7]。面对政治性抑郁，个体往往只能避免接触负面信息，避免触动抑郁的神经。问题在于，短期的新闻回避或许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但如果公众长期回避新闻，则不利于公共议题的传播与讨论，严肃新闻对于维系整个社会的发展依然很有必要。长期的新闻回避意味着人们不知如何面对新闻信息，而FOMO更直接地揭示了人们不知道如何与巨量并实时更新的信息相处。尽管FOMO和新闻回避指向两种相反的行为，但都触及一个问题，在信息过载的时代，我们要如何获取信息？在信息社会，信息成为某种生产资料，获取信息则成为一种竞争力。人们一方面需要信息，但又无处不感到信息带来的压力。在社会竞争中，有价值的信息往往是稀缺的、不为人知的信息。因此面对信息，人们希望快人一步，过时的信息将失去价值。然而，信息处于全天候更新的状态中，为了不遗漏重要的信息，人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甚至形成了某种条件反射，总要更新各个网站的动态。获取信息也是需要成本的。有价值的信息常常混杂于噪音之中，挑选适合自己的信息并不容易。而且人们获取的信息越多，越容易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从而需要的信息更多。信息就像一张没有边界的网，为了获取某个重要的信息，必须先弄懂另一个信息。如此反复，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正是意识到了信息的价值，但又遭受着获取信息的压力，因此人们对信息形成了看似矛盾的态度：需要信息，但无法从容地获取信息；想要逃离，但又无法真正离开信息。在技术层面，人们获取信息的过程也并不轻松。现在的社交媒体以及各种资讯类的App，大多循着时间线与算法推荐的产品设计，或者兼而有之。时间线是一个强烈的隐喻，只要用户往下拉，就有可能出现新信息，而新信息是值得查看的，并且很容易被淹没在信息流当中，需要赶紧查看。算法推荐则根据画像，推送用户可能感兴趣的内容。不同于时间线，算法推荐是“永无止境”的，任何时候往下一拉，都会出现新信息，并且用户永远不知道下一条信息会是什么，这种面对未知的刺激就像诱饵一样，常常把用户引向时间黑洞——本来只想刷几分钟，回过神来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当然，这不是说用户不需要时间线和算法推荐，时间线可以提供最新的内容，算法推荐可以提供可能最适合用户的内容，二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信息获取的效率。但当用户迷失于时间线和算法推荐之时，有必要寻找其他的可能性。有的资讯类产品尝试打破时间线和算法推荐的局限。例如Matter，这个阅读平台上的内容由编辑筛选或知名作者推荐，很多被推荐的文章都不是新近发表的，甚至是十几年前的旧文。获取资讯的目的在于满足需求，而用户的需求不一定是获取最新的资讯，甚至某些旧资讯对部分用户而言就是新的。阅读旧文也是在提醒我们，明确自己的需求，并不需要按照时间顺序接收所有信息，只要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就足矣。News letter，也是近年来回潮的一种传统的信息接收方式。用户自主订阅感兴趣的信息源，减少其他信息的干扰，甚至可以和创作者直接沟通。21世纪初期流行的播客，也再次受到瞩目。播客有一个明显不同于其他媒体的特点，听众会经常收听往期的节目内容，播客公社的数据就显示，播客播放量每12周会翻一倍[8]。这可能体现了人类适应技术发展的方式。每当新技术出现，蜂拥而上，但随之弊端暴露，人们开始反思，并且以新的框架重新看待过去的生活方式，尝试新的可能性。信息时代，如何与信息相处是每个人都需要直面的问题。在FOMO的时刻，在刻意回避新闻的瞬间，不如静下来想一下，自己真正需要的信息，到底是什么。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Fear_of_missing_out
[2]Billieux J, Philippot P, Schmid C, Maurage P, De Mol J, Van der Linden M. Is Dysfunctional Use of the Mobile Phone a Behavioural Addiction? Clin Psychol Psychother. 2015;22:460–468.
[3]https://www.klemensschillinger.com/projects/substitute-phone
[4]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initial-surge-news-use-around-coronavirus-uk-has-been-followed-significant-increase-news-avoidance
[5]Villi, M., Aharoni, T., Tenenboim-Weinblatt, K., Boczkowski, P. J., Hayashi, K., Mitchelstein, E., ... & Kligler-Vilenchik, N. (2022). Taking a break from news: a five-nation study of news avoidance in the digital era. Digital Journalism, 10(1), 148-164.
[6]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considerations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18 March 2020 (No. WHO/2019-nCoV/MentalHealth/2020.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7]https://www.apa.org/topics/stress/political-change
[8]冉亨怡.播客，被忽略的品牌营销价值洼地[J].国际品牌观察,2021(06):69-71.
梁晓健：《社交媒体让我们更加愤怒了吗？》
张浩然：《数字时代的焦虑和疲惫：人们为何逃离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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