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燕：走出今日美术馆，聊聊文化体力衰竭和葛宇路
晏燕 今日美术馆副馆长
现代人几乎不再有纯粹的行走经验。
单车汽车火车飞机，各种载具与座驾，辅助我们完成地点间转移，效率至上，但剥夺双脚接触路面的机会。五花八门的导航软件，规制和计划好移动的方案，路线最优，但我们甚至失去了迷路的权利。
行走之于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卢梭说，只有行走时，他才能感到生命如此鲜活；《活山》里写，行走让身体“透明并且至高无上”。行走，尤其是独行，让生命可知可感，为思考创造时间与空间。
我们希望通过“都市独行”节目，企划三场独自行走，来重新反思行走的意义。不借助载具和座驾，摆脱技术化延伸；脚踏大地，回归本质的身体；关注附近，而非远处的风景。
第二期，记录了今日美术馆副馆长晏燕走出美术馆的经历，以及对文化体力衰竭、葛宇路的看法。
大家好，我是晏燕，欢迎大家来到坐落于黄木厂路和百子湾路交汇口的今日美术馆。
我们身后拐角处就是今日美术馆，它在黄木厂路的东侧。我们的身后有两个非常漂亮的景观。一个是向北的CBD——高530米的中国尊，在今日美术馆的正前方。我们从它在框架的时候就见证了这个建筑物逐渐封顶，面对了整个CBD的繁荣、越来越多高楼的林立以及密集。
当然，我们今日美术馆自身的建筑就非常有意思。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外立面其实是一个上世纪70年代的建筑，设计师较有创意地保留了它在70年代的外立面，保留了它门窗的结构，形成我们今天非常有视觉特征的美术馆的设施。
建筑的上方有一排白色的小人，这是艺术家汪建伟的一组作品，叫《看展览的人》。其实它观测着每一位进入到美术馆的公众——你在看展览，它在看你。
第二个景观是我身后的铁路铁轨，在这穿梭着绿皮火车和高铁。这条驶向东北的铁轨，我们戏称它为进入美术馆的一条龙脉。
为了增加美术馆周围的文化特质，我们也会邀请更多艺术家跟美术馆的建筑相结合。比如说我们邀请隋建国老师，他的《侏罗纪时代》就在我们今日美术馆2号馆的外立面上。
还有两件有非常代表性的作品，一件是王广义老师非常经典的波普时期的雕塑，代表着他大批判时期的艺术观念；
另一件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来自一位年轻的艺术家李怒，他去年在今日美术馆的个展将他的作品装在美术馆的侧墙上——《what's the date today？》。这其实也是对应着今日美术馆20年历史的一件观念作品。
从侧墙我们可以看到，今日美术馆是基于上世纪70年代的锅炉房的尖面屋顶扩展成一个方盒子，所以这件作品正好是安装在两个痕迹的一个接缝之上，让我们更好去思考今天的文化关系，以及今日美术馆定位于当下的文化坐标。那么每一位在院街行走的人，他们可以通过美术馆的墙面去看到这件作品，并思考他们跟今天的文化关系。
22艺术院街是在05年、06年就打造的艺术院街商区，它通过22个院落、不同建筑的园林式景观叠加形成一种氛围。它在05、06年的时候其实是较有建树的，特别地先锋和具有创造性。但是经历了十五六年的发展，今天我们在面对一些新的商业业态的时候会发现，人们会结合一些设计概念和营销手法去打造商业氛围，那么显然这条院街在营销层面上可能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现在也存在一个社会现象，是年轻人文化体力的衰竭。我理解一方面它是在描绘年轻人现在可能鲜有进入到美术馆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再在时间精力上去进入到这样的文化设施。这种矛盾其实对于美术馆来讲是一种新的挑战。当然我们也可以更客观或者更开放地去讨论，美术馆如何去发挥一个文化场所的吸引力？把美术馆作为一个文化消费场所，我们怎么样去锁定一些年轻人？
现在有很多的观众很难进入美术馆，是因为他们认为美术馆的门票非常贵。之前腾讯研究院也有调研数据显示，大概20元到30元的消费是网民愿意接受的，那么这个其实跟美术馆很多项目的投入有很大的落差。在上海和北京一些大体量的展览可能投资都有上千万，去匹配这种投入和产出的时候就会去平衡票价。有时候会超过100元的金额，那么一家四口出行的话，一个周末可能就要消费到1000元。
在欧洲我们也发现，很多的国家的美术馆和州立的美术馆展览的门票会是在8欧到20欧之间，跟中国现在一些展览门票的价格是相当的。但是因为西方人均的薪资水平跟中国还是有差距，北京或者上海的一些展览门票确实是票价比较贵。
当然美术馆也会去使用一些政策让更多观众进到美术馆，比如说我们也会推出一些早鸟票，让价格变得更优惠；在限时的时段里面，去邀请观众进入到美术馆，并且去让更多的人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关注展览，形成一个围绕展览的推广。
但是我们也很难像有一些主播或者网红带货的方式一样去营销展览。比如说我看到，如果写着6.8折的概念去推广展览的门票，可能从内心上我们很难接受，因为我们本质上认为文化设施还是不会把展览当成一个直接的商品去做营销。这个其实可能从我们职业背景的经验和情感上，也很难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推广展览。但是我们也会与时俱进地去学习一些好的推广展览的方式，让公众真的能够在他们消费水平的基础上去进入到美术馆，通过体验美术馆的展览，去增加自己的文化生活体验。
就像李怒的文字作品一样，其实今天我们对于艺术品的认知从原来的这种雕塑和形象、具象的艺术形式慢慢地边界被打宽，形式也在变化。年轻的艺术家会用一些新的方法去吸引更多人，去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艺术，而且愿意去接受艺术。
其中，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艺术家，比如四川的艺术家何利平，他也被大家戏称为“沙滩哥”，因为他有一件很有代表性的作品叫做《只要有沙，哪里都是马尔代夫》。就在一个十字路口的街景上，他拎着一袋沙子倒在地上，然后就拿着红酒躺在地上，享受这个沙滩景观给他带来的风景。我觉得这个是年轻艺术家带给我们关于艺术形式以及艺术接受方面很有意思、很有代表性的一些案例。
我身后的这条葛宇路，现在叫做百子湾南一路，它跟今日美术馆就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缘分。一方面它其实就是在今日美术馆之中，或者是离今日美术馆的地理位置非常近。因为本身今日美术馆所在的这个苹果社区，北区和南区就是通过这条路分隔的，所以这条路严格来说也是苹果社区的一部分。
它有一点类似于断头路，是无名路的处境。14年的时候，葛宇路刚刚本科毕业来到北京，当时在苹果社区正对面还有一扇墙，他在这个墙上写了三个字——“葛宇路”。从那个时候起，三年时间的发酵让这条路在谷歌、百度地图上都被命名为葛宇路。这件事在葛宇路研究生毕业之后发酵，其实也引起了很多的社会讨论。当我阅读到这样一个信息时，或者是我们美术馆阅读这样的一个信息时，会觉得好像今日美术馆离舆论中心的地点变得非常近，好像就只有50米的距离。
当时我也跟葛宇路联系，向他发出邀请，是否他愿意考虑这件作品拆除之后，以艺术作品的方式进入到美术馆，变成美术馆的收藏。他很明确地拒绝了我，我理解他其实也是存在一种艺术的理想，即是说，艺术的归属，未必一定是美术馆和博物馆，艺术是有可能进入到一个真正的、被社会机制所接纳的一个层面的，那么如果葛宇路真正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路，可能才是它意义生成的核心。
当时我的想法是，如果美术馆能作为一个介质，把艺术家的想法和创想，通过美术馆对于它的学术意义和价值意义的确认再进入到公众层面上，可能是对艺术家的一种保护，也是对美术馆意义的一种真正的赋予。
当然现在回想起来，17年我们这样的讨论其实是深刻的，但是也可能是没有任何结论性的。而这样的一种讨论，可能还会持续在我们今天闲聊的过程中，或者是在我们的饭桌上，因为它正是一个关于机制和思想之间的碰撞。其实我们的思想边界也不断地被打开，很多开放性的或者是建树的意见，会被社会或者是治理层面上慢慢去接受或者去改善，这个也是艺术可能会产生的非常有效的思考和能量。
今天确实压了很多的马路，大家也逛了一下我从业12年的生活和职业空间的周围。我自己在这12年间搬了三次家，每一次都离这个地方越来越远。我也在想，在职业初期我是住在黄木厂路的尽头，十分钟的车程，我有70%的时间都不是通过走来到美术馆的。有时候我会骑自行车，有时候我会坐当时还有的蹦蹦车。我是一个不太爱走路，或者是说不太爱在职业时间里面走路的一个人。但是确实我印象中去到云南，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我是愿意在行走过程中去了解一些地方文化的生态。可能很多的这种思考，其实是需要靠一定的距离，或者是对于周边的陌生去激发。我觉得行走的力量在很多层面上是一种探究，以及跟自身对话的一种疗愈，这个其实很重要。
现在在冬天的压马路已经没有年轻时候的那种悸动了，我还记得04年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那时候确实非常小。1月份到北京，冬天在天桥上压马路，那种寒风萧瑟的感觉仍然有。对北京非常憧憬，但是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的那种未成年的心态，现在还萦绕心头。确实，随着这么多年在北京读本科、读研究生以及工作，已经很少有这种压马路时期的悸动了。
但是现在想想，04年1月的那种寒风萧瑟，仍然让我觉得那个时候的city walk，非常带有心跳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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