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扬:“哲人王”乾隆
编者按:内圣外王,不容易。
儒家曾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从前,有一个叫“道统”的玄妙东西,这大概比传国玉玺丐帮打狗棒什么还要贵不可言,它从尧舜禹开始一路传下来,传到了商汤,再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在这个神话一般的历史阶段,“道统”的持有者都是古代圣王,用后世的政治语言来说就是,他们将“政统”与“道统”合二为一,既是政治上的伟大领袖,也是意识形态上的革命导师,内圣外王,政教合一,好生了得。
这是一个让历代士大夫最为景仰的伟大时代。但很可惜,按这个经典谱系,在周公以后,“道统”和“政统”永永远远地失散了,皇帝是皇帝,圣人是圣人。比如说周公的继承人孔子,就有个“素王”的称号,大意就是孔子“有德无位”,虽然掌握了道统,但却不是政治上的帝王,就只好做个无冕之王。
在这个由韩愈首创的传说谱系中,孔子之后道统就传到了孟子手中,正是所谓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在程颐、朱熹他们看来,孟子之后道统就是失传了,到了宋朝才由程氏兄弟和朱熹一路接上,然后传啊传,总归这个不明觉厉的道统总是在儒家的读书人手中。
即使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样的盛世之君也和“道统”挨不着边,他们再牛,也只是政治之王,别想跨界当圣人。
可以说,后世帝王们大多安于在很有前途的政治道路上走专业路线,用西方人的话来说就是,让凯撒的归凯撒,让上帝的归上帝。但到了乾隆时代,历史逻辑却要被迫改写了。
乾隆的心气非常高,他大约是看不上唐太宗、宋太祖这样的“专业政治领袖”的,他的理想是“复三代”,直接向尧舜禹他们学习,既做皇帝,也要做“道统”的持有人。但问题是,道统在士大夫手中,你得想辙去抢啊。
杨念群先生在《何处是“江南”》一书中记录了一些乾隆与士大夫争夺道统的历史片段。乾隆选择了先拿“经筵”开刀,所谓“经筵”,就是士大夫给皇帝上课,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政治局集体学习。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儒家士大夫向帝王宣示“道统主权”的行为,你帝王怎么样,在儒家经典的诠释上,你还得听我们士人的。
在宋明时代,特别是在宋朝,士大夫曾牢牢掌握了“经筵”的主动权,在这方面,“道统”继承人程颐可谓表率。程颐任经筵讲官时,曾为站着上课还是坐着上课据理力争,公然向皇家要求“坐讲权”,认为只有老师坐着讲才能让皇帝养成尊重道统的习惯(“窃见经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乞今后特令坐讲,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当然,程颐成功了。他在《论经筵第三箚子》中曾放言:“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直截了当地要求皇帝将天下一切大权交给宰相;皇帝只需要成为德的代表,而德的表现则由向皇帝公开授课的经筵负责。不仅把持了道统,而且凭借道统在向皇帝争夺进一步的政治权力。
从宋朝经筵来看,我们平日所说的宋朝“君相共治”,赵匡胤所说的“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在很大程度上实际就是士大夫用手中的“道统”在制衡皇权手中的“政统”,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道统与政统的分化,虽然有悖儒家神话,但就钳制政统的专制而言,实是国之利器。或者说,当西方用贵族的封建权力和议会在制衡王权时,道统实际上也在起着脆弱但却无畏的相似作用。
对此,自视甚高的乾隆甚为反感,认为程颐等宋朝士大夫“居然以天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在乾隆看来,尽管程颐和宋朝士大夫具有传承“道统”的身份,但企图以道统压制皇权,实属僭越之举。因此,乾隆得出的结论是,为了防止大清朝的士大夫效法宋代,利用经筵等场合挑战皇权,他只有做到道统政统二统合一的古代圣王境界,才能彻底杜绝。
在杨念群先生的笔下,乾隆的经筵“新风尚”颇值得玩味。传统的经筵是老师讲课,皇帝乖乖听课,但在乾隆的改革之下,经筵开始转变为老师先行释解经典之后,乾隆会发表一段时间更长的讲话,与其说是学生的“学习体会”,更不如说是一位更大牌学者的“评点”。这还没完,乾隆讲完之后,总会有一位大学士出来总结性发言,其基调就是赞扬乾隆圣学如何精深,对于经典的理解水平如何超越刚才的老师甚而大清朝所有的士大夫,是大清第一学者。在乾隆三年(1738年)二月的一场经筵末尾,著名的三朝老臣张廷玉站出来歌颂乾隆“圣训精微,诚足昭示万世。臣等不胜钦服”;名臣鄂尔泰在另一次经筵末尾也表态说:“皇上阐扬经书义蕴,广大精微,皆先儒所未及,真帝王传心之要也”。
在鄂尔泰的口中,乾隆不仅超越了当朝的所有士大夫,甚至超越了古往今来的“先儒”,程颐、朱熹这样的自然也不在话下。
这样的新式经筵多开几次,乾隆在儒家意识形态上的话语权也逐渐增大,一来二去,无论是乾隆自己还是朝中大臣,都逐渐习惯了教化角色的颠倒状态。用杨念群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不仅将讲官的帝师之位完全动摇,而且一般士人也失去了其掌握儒家‘道统’的能力”。
如果说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样的“治道合一”“内圣外王”的榜样很可能只是子虚乌有的神话,那么,乾隆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掌握了“道统”的全能帝王。“内圣外王”的儒家政治理想,终于历史性地实现了。
似乎每一种伟大文明都有类似“内圣外王”这样的政治想象。就西方来说,早在柏拉图时代,就有了“哲人王”的乌托邦。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是要由哲学家来治国的,这据说是人类无与伦比的政治体制。但几千年下来,西方古代历史上似乎也只有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勉强算得上“哲人王”。但让柏拉图式的政治幻想完全落空的是,这位哲学家皇帝虽然创作了温家宝的枕边书《沉思录》,治国也说得上勤勤恳恳,但政绩却乏善可陈,并承担了罗马帝国由盛转衰阶段的“历史功绩”,中国民众第一次知道他,可能还是看了美国大片《角斗士》。
不过,作为东西方一种源远流长的政治理想,“哲人王”的历史没有那么容易终结。在乾隆之后,大清朝的皇帝虽然也是个个用功读书,但奈何资质一般,虽然貌似仍然占着儒家道统,实际上已远做不到乾隆那样的“治道合一”,毕竟,文字狱也不是谁都搞得了的,这也是一个“哲人王”才能胜任的大型事业。
一直等到孙中山先生的横空出世,新一代“哲人王”才应运而生。孙先生是继乾隆之后,第一个将政统与道统合二为一的中国人,他既是新道统“三民主义”的创立者,又是同盟会国民党的政治领袖。再后来是苦读阳明心学,以承继儒家旧道统和三民主义新道统为己任的蒋中正。再后来,是集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于一身的毛主席。对于哲学家的身份,毛泽东同志可能比“主席”更为珍视,一生创作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还在尼克松访华时,亲切地对他说,我们只谈哲学问题,政治的事你去找周(恩来)。
在同时代的西方,相似的“哲人王”故事也正在上演。借用儒家的古老历史逻辑,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有德无位”的“素王”,那么列宁同志和斯大林同志则真正成为了治道合一的哲人王,斯大林同志还亲自创作了经典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尧舜禹的神话,柏拉图的狂想,就这样,历史还在慢悠悠地一唱三叹。
神话仅供参考,后世若有雷同,神话概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