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农拥有全世界收藏古农书最多的书库,只因有他!
为迎接华南农业大学110周年校庆,
传承大学精神,
丰富校园文化,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华农官微将于近期推出
“璀璨星辰”系列人物专题,
讲述我校创校先驱、学科创始人
及院士的人生故事。
他,是泱泱农业大国第一部《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的主编。
他,创立华南农学院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并率先培养农史研究生。
他,以儒者风范和勤勉人格,为后人树立丰碑。
他,就是一代农史宗师梁家勉。
梁家勉1941年任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图书馆主管,1955年创建农业历史文献特藏室,1978年将其发展为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1980年获批农业部研究室,并创办“文革”后的第一份《农史研究》学术期刊,主办农史界第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内第一个招收农史研究生。其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被誉为农史研究的里程碑著作。他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等6个大的奖项,以“南梁”(华南农业大学的梁家勉)之称闻名学界,和“东万”(东边南京农业大学的万国鼎)、“ 西石”(西北农业大学的石声汉)、“北王”(北京农业大学的王毓瑚) 、并称“农史界四老”。
梁家勉获奖证书
书香世家 立志学农
1908年4月25日,梁家勉出生于广州市郊石井镇的一个显赫的书香世家。受进士伯父梁秉星的熏陶,自幼聪慧、勤学好问,在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中成长。18岁时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广雅中学的前身)。在第一中学众多治学严谨,学识渊博的好老师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之称,时任校长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的立理本位思想和乡村改良主义思想深深吸引了他,燃起了他要为农村服务的热情。他立下了学农的目标和并坚定了务农的决心。
经教师丁景堪介绍,他在中学就开始阅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丁颖的论著,对《中国作物原始》《谷类名实考》等农史类文章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为之倾心。
青年梁家勉(二十多岁)
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地方商界翘楚的梁家家业也受到重创,父亲希望他入读商科,接手家族生意,而朋友们也劝他选择法科,或依他所爱,深入文科,他们感觉农科是没什么前途的。然而,怀抱着满腔“为农村服务的热情”,梁家勉在周围一片质疑声中,义无反顾地进入了当时的中山大学农学院农学系,主修园艺兼修农艺,并选修了丁颖教授的两门课程,开始对中国农业古籍进行深入学习与研究。
当时的中山大学农学院师资强大,既有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丁颖、侯过,也有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陈焕镛、邓植仪等,他们为梁家勉打开了一扇前所未有的学术之门。在他们的指导下,他先后发表了《孟子之农业政策观》《关于以农立国问题的商榷》等数篇农史研究论文,初现农史研究的才华,获得了丁颖、侯过等教授的肯定与器重。然而就在他对农业科学家充满无限憧憬时,一个意外的打击彻底改变了梁家勉的人生轨迹。
家道中落 辛苦谋生
1932年冬,当他学习农科快满三年时,父亲突然病故,梁家勉因家庭的重担落在肩上而被迫中途辍学,从此开始了他近十年的流离生活。
艰苦岁月里,梁家勉先是到曲江县做农业推广员,而后又开始担任中学教师,先后去过贺县中学、湖山师范、连州中学等七所中学任教。当时全家仅靠他微薄的薪水和夫人娘家的接济度日,尽管生活劳碌辛苦,但他从未忘却自己立志农史研究的初心。住在山村的破屋里,屋子没有窗户,仅靠一扇小门进光,白天教书育人,深夜点灯看书。待到夜深人静时,破瓦房中,桐油灯下,烟消月明,他开始挑灯夜读,专注于研究的双眸炯炯有神。“松柏色因霜气碧,诗书味更窘时酣,从来开卷无餘晷。”这是梁家勉一生潜心研究农史的最真实的自我写照。
即便如此,他还是在自传中写道:“我是一天不忘我的专家梦想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当然农学家、植物学家都做不成了,但眼看到还有那么大一块长久荒芜着的祖国农业学术遗产园地,可以适合而又可以允许我来做一个垦地工人,因而便下定决心,把我的希望寄托在这块园地上。”
就这样,一直怀抱理想的梁家勉在中学教师的岗位上默默耕耘了九年。直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1941年的春天,一封意外的邀请函的到来,使他有机会后再续“前缘旧梦”。
20世纪50年代的梁家勉在工作
兼事之能 勤勉耕耘
1941年,丁颖任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邀请梁家勉主管农学院图书馆工作及教学工作。接到这份工作后,梁家勉十分珍惜这个机会。他利用大学的教学研究条件,集中精力读书、管书、教书、写书,全身心地沉浸到农史研究及管理教学事业当中。
梁家勉与丁颖教授等合影
1944年4月27日,时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的科学参赞李约瑟博士,受英国政府派遣,考察抗战中中国科学教育的现状。他来到当时避乱于湖南宜章栗源堡的中山大学农学院,当他得知梁家勉正致力于中国古农书的研究,并有相当收获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专程拜访,一谈就是三个小时。原定第二天访问别处,可是他又来了,因为他觉得意犹未尽,要和梁先生继续交谈,两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李约瑟对梁家勉在农史研究方面的造诣大加赞赏,并建议当时中山大学校长金曾澄要重视这个难得的人才,给他时间、提供便利去做研究。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山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等组建成华南农学院,梁家勉被任命为图书馆主任(馆长)。上任之后,他将所有的热情投入到了工作中。他主张使用自编的图书简码对图书进行分类,改革书籍登记系统、书标系统、图书管理办法,建立单轨借书制度等,这些自创的管理方法不仅方便了读者阅读,更对图书馆界产生深远影响,后来被许多图书馆采用并延续至今。
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原主任周肇基回忆说:“他在图书馆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制定了能够使读者方便阅读的很多条例,制定了一些规则,改善了图书馆的借阅方法,改善了灯光,增加了图书。图书馆的工作得到了全校师生的肯定。”图书馆工作在梁家勉的管理下走向制度化、科学化,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得益于此,在五十年代中期,华南农学院图书馆成为了广东省先进图书馆的典型之一。
华南农学院图书馆荣获1960年全省文教战线先进单位奖纪念照
然而,梁家勉心里还是始终惦记着中国农业史的研究,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言:“我认为更较适合我做,而始终在追求着的一种工作——祖国农业学术遗产的研究工作”。“我没有别的嗜好,全部业余生活就寄托在这里”。
他一方面收集资料,一方面做些专题研究,为做系统研究做准备。当时主要的困难是时间不足,所以他只能有一分钟做一分钟,但求耕耘,不问收获。
四方购书 悉心珍护
1954年,国家农业部主持召开整理农业遗产座谈会,号召“要重视和从事研究祖国农业学术遗产的工作”。原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副主任彭世奖回忆说:“梁老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1955年,他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成立了特藏室,它的全称应该是'中国农业历史文献特藏室'”。特藏室的任务是专门搜集、典藏、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农业历史文献。喜出望外的梁家勉对特藏室的工作可谓殚精竭虑。
梁家勉先生在他创建的农业历史文献特藏室里
华南农学院建立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的报道
彭世奖先生回忆说:“梁老先生长期形成一个习惯,无论出差到什么地方,他都要求到古旧书店那里,看看有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我记得北京琉璃厂原来都是卖古书的,好几间古旧书店都在琉璃厂,他是非去不可的。” 周肇基先生回忆道:“他到一个古旧书店里面去看,找出来一些书,看到古旧书店的书架上还放了一个纸包,东西包着,好像灰尘都落满了。梁老说这个东西可不可以看一看?店家说可以看的。梁老高兴地拿下来,打开一看,哎呀,这是宝贝啊,别的地方向来找不到的,包在这里”。这是《尔雅谷名考》,清代高润生的手稿。北京农业大学王毓瑚教授知道后幽默地说:“北京的真本被你们广东人买走了,我难免要害红眼病了!”。
《全芳备祖》是南宋时记载花果草木的珍贵古籍。宋代刻本因战乱在国内失传已久,只有抄本流传。后来听说日本宫内省图书馆珍藏着大半部宋代刻本,便通过日本著名农史学者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将原书复制一份寄回我国。此后,他又将特藏书库的抄本补齐全书。这样经过中日两国学者的努力,销声匿迹已久的《全芳备祖》刻本终于在700年后重新与国人见面。这对于我国植物学史、农学史、文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此举堪称“士林盛世”。
梁家勉与彭世奖外出查考农史资料
在担任图书馆馆长的几十年中,梁家勉着意搜集整理各类中国农史文献,并专门建立农业历史文献特藏室典藏。其藏书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寥寥几册,至后期藏书达六万余册,其中包括了相当一部分孤本、罕本、稿本、抄本和精刻本,是国内外收藏古农书版本最多的一个特藏书库,成为中外农史学者所瞩目的农史资料中心。
梁家勉、彭世奖与华裔美籍学者黄兴宗在农史室
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农史特藏书库面临因灭“四旧”而有时刻被毁之灾。梁家勉的女儿回忆说:红卫兵把他视为珍宝的书籍翻得乱七八糟,他没办法,他就日日夜夜都在那里弄,把它整理好,给它杀虫,把烂的拿出来修复,晚上就在那里睡觉。身体一向良好的他竟然终于顶不住了,晕倒在图书馆。但梁家勉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特藏室里珍贵的书籍。为了保护珍贵的古籍资料,梁家勉费尽心血,不惧“封建残余”、“孔丘信徒”之帽加身,多次呼吁人们保护古书,无奈之下,他曾给竺可桢等写信求助,直到后来,党委书记杜雷同志从“牛栏”里解放出来,采取了有效措施,才使得古书史册幸免于难。
这个特藏室就是后来的农史研究室书库,现今已经成为中国农史研究的研究中心和古农书藏书中心,是全世界收藏古农书最多的书库。1978年,农史特藏室发展为“农史研究室”,后来成为农业部批设的部批研究机构。
80年代与白馥兰博士等研讨农史
梁家勉先生(左六)接待来访的【法】梅塔耶博士(左四)和【美】马泰莱博士(左五)
史坛抛荒地 率军奋锄犁
1978年,改革开放为中国学术打开了一扇自由开放的大门,农史研究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关注和支持。同年5月,梁家勉迎来了他阔别34年之久的老朋友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已经七、八十岁的两位老人在农史研究室里面,看古籍,谈笑风生。这位英国的老朋友对特藏室如此丰富的收藏感到十分惊讶,临走的时候还表示,“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要到这里来读三个月的书”。
梁家勉(右一)、赵善欢院士(左一)、李沛文(右二) 与李约瑟教授研讨古农书
1980年,梁家勉成为我国第一位招收农史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导师。黄世瑞教授就是他培养的第一个学生。学术上梁家勉鼓励学生要放大眼光,不仅仅局限在农业史,要博览社会史、文化史,纵览全局。只要有机会与大学者切磋,他一定不忘带上学生一同前往。他先后培养了六名研究生,其中有的成为我国科技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1986年王满愿硕士论文答辩会
1981年,梁家勉率先办起了动乱结束后全国第一份农史学术刊物《农史研究》,活跃了沉寂已久的农史学术界。他非常重视学术交流,在农业部等单位的支持下,1983年他主持召开了国内第一个农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来自法、美、加、日等中外学者共同讨论古代岭南第一部植物著作《南方草木状》,盛况空前。更可贵的是,几十年过去了,他念念不忘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巨人徐光启。已70岁高龄的他,重新搜集资料,另辟蹊径,从年谱的角度创新研究。1981年,他编著的《徐光启年谱》顺利出版,成为徐光启研究的扛鼎之作。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史学会的会长钱临照感慨道:“《徐光启年谱》详细谨言,为之深析。”
我校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南方草木状》国际学术讨论会(1983年,广州)
1979年2月,农业部组织全国农史专家编写《中国农业科技史搞》,甚于梁老的学术成就和地位,以及万国鼎和石声汉先生相继在文革前后去世,王毓瑚先生身体不好(1980年去世),特请梁家勉挑大梁,担任主编。此举得到农史界大多数同仁认可,但是在“四老”中,梁家勉的学历和职称比较低,又没有留过洋,他的学问、影响力和成就全靠自己努力,勤勉钻研得来,本应更加值得敬佩,但是难免有些人不服气,心生妒忌、搬弄是非而制造嫌隙和矛盾。但胸怀磊落、宽厚为怀的梁家勉顶住压力,尽职尽责,在时任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的鼎力支持以及农史界同仁努力下,《史稿》的编攥工作才排除了障碍得以继续。
梁家勉(前右一)与刘瑞龙老部长(前左一)合影
梁老下定决心要把此书写成上对得起历代劳动人民,下对得起子孙后代的总结性的、创造性的文献。原农史研究室周肇基主任说:“梁老需要经常到西北、北京、上海各地考察。当时交通不便,买票困难,梁老常常在买不到票的情况下,坐的硬席风尘仆仆地到陕北,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去查考资料”。
他的邻居回忆说:梁老师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经常要工作到深夜,我们两住隔壁,每天破晓时分他家窗口还映着灯光。就在成书的最后阶段,梁家勉已将近80岁高龄,但仍然以每天1万字的进度,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完成全书的定稿工作。
1989年,这本历时十年编纂,有梁家勉组织全国40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的《中国农业科技史稿》终于正式出版。这是中国农史研究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很快,中国农业部部长何康,中国渔业部部长相重扬纷纷致函祝贺:“史稿的出版,将为我国广大农业工作者研究农业提供丰厚的史料,为我国农业百花园增添新的春色。梁老,您在农事方面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风范更为我们所敬佩,为我们广大干部和科技工作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胡道静先生评价,“它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巨型专业史,填补了我国科学技术史,特别是农业科学技术史著作的空缺”。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谦谦君子 儒家风范
他助人为乐,真诚待人。“君子”二字,常让人想到手持书卷、吟诗作对的谦谦公子。梁家勉亦是如此,如谦谦君子,更具儒者风范。
“诗中天地殊空阔,何苦蝇营利与名。”此句出于其诗词作品《赤子集》中的《偶成》。诗句中,梁家勉淡泊名利的底色立见,才华文采也得以彰显。他与西北农学院石声汉合称中国科技史界的 “诗词双壁”。
梁家勉不仅在学术上颇有成就,在待人处世上也深受爱戴,是当之无愧的名士君子,被称为“华农四大君子”之一。
长年以来,他对明代科学家徐光启一直颇为钦慕,早在解放前就有编写《徐光启集》的念头,搜集记录了徐光启生平撰述的各种资料,已列入出版社的出版规划,并拟定了“要旨”“凡例”,还专门请了“徐学”专家竺可桢、陈垣等前辈指正,耗费了许多心血。
巧合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王重民教授也在进行徐学研究。得知梁家勉的编书计划后,王重民立即休书一封寻求合作。京徽两地,一南一北,相距遥遥,见面商讨多有不便;两人则相互通信以探讨学术,期间来往信件多达数十封。
为了避免两人研究重复,梁家勉主动放弃了自已的计划,并将多年收集而来的资料及研究心得打包寄给了王重民。书稿完成后,王重民提出两人一起署名,但是梁家勉婉言谢绝了。王重民深受感动,特别在成书《徐光启集》的《凡例》中向梁家勉致谢。
《徐光启集》
梁家勉的办公室时常有人来访,来访者被他温润如玉的君子气度折服,无一例外。不管来访的是学者还是学生,他都热情接待,耐心答疑。有些学者很注重资料保密,而梁老则是慷慨大方从不藏私,乐于分享自己的学术资料。“不论是什么人,只要对农史感兴趣,我们就应悉心扶持”,梁家勉如是说。
现任农史研究所所长倪根金教授对此也深有感慨。曾有一回,他与原农史研究室主任周肇基先生前去拜访梁老,梁老不仅笑容可掬地在门口亲自迎接,分别时还送了他一本《农史研究第十卷》,这对他走上研究农史道路有着极大影响。梁家勉待人真诚无私,对待来函也绝无半分轻视。他坚持亲自回复信件来函,就算实在忙碌,也会吩咐助手帮忙回复,做到有来必回。
梁家勉在农史室潜心研究
他宽厚仁慈,尊老爱幼。在老一辈亲属中,梁家勉是有名的大孝子。在流落乡间教书期间,迫于无奈,梁家勉把母亲和九妹安顿在了南秀。日寇投降后,梁家勉随学校回到广州,以为可以和家人故地重圆,但得到的却是母亲逝世的噩耗,他悲痛欲绝哭晕在地板上,在夫人极力劝解下清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让他和夫人一起斋戒百日,并要当即回老家祭拜。刚一进村就哭着跪拜而行,足足跪拜了一里多地才进了祖屋。丧母之痛,对梁家勉来说是一个沉痛的打击。时隔多年以后,他仍然为自己当初不能让母亲安享晚年而自责不已。梁家勉自小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一个“家”字何其深重。与他同母的兄弟姐妹共有11人,他与妻子李玉玲育有子女九个,家道败落以后,妹夫弟弟又相继去世,梁家勉毅然担负起了家族大家长的职责,前前后后养育了二十几个孩子。
1958年春节梁家勉全家合影
他的女儿回忆说:“他就带着我外婆一家,我两个姑姑,还有我奶奶,姑姑的三个小孩,还有他的三个侄子,差不多20多人一起走了”。适逢当时社会动荡,在梁家勉带着家人离开广州的几年里,他对自己的侄子、外甥视如己出,其中一位侄子含泪道:“我必然要到伯父家,我要到交伙食费的时候,要去领我这五块钱生活费,整整三年”。为了让外甥能顺利完成学业,梁家勉宁愿让自己与外甥同岁的儿子辍学谋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从广西水利厅厅长岗位上退休的梁家勉的外甥刘广寅,回忆起当时的境况,仍然难忘舅舅的恩情,“舅舅不单关心我的学习成绩,更关心我的品格,教我怎么做人,怎么出来做事,在我印象里面,他的品德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没有舅舅的言教身教,对我的影响,我将是一个很平庸的人”。
他重情重义,不忘师恩。深受恩师梁漱溟先生的影响,梁家勉年轻时便立志“以农兴国”,立志做农史方面的研究,因而,他对梁漱溟先生格外敬重。一次,他去北京开会,念起恩师梁漱溟,遂寻了空闲前去探望。彼时,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因直抒己见遭到政协学习组长达八月的批判。人人都选择“明哲保身”,对其避而远之,而梁家勉却费尽周折询问恩师地址,寻访探望。
梁家勉对待恩师如此,对待同辈友人亦如此。胡道静在文革浪潮中惨遭迫害,被关在“牛棚”里劳动。梁家勉出差时特地要求与他见面,不因他落魄而有半分疏离,足见其重情重义、尊师亲友。
他严于律己,恪守规则。大学时期,因父亲突然离世,梁家勉需请假回家料理后事。但因最终没能按照规定时间返校,他便自觉退学了。不以家庭之急推脱个人过错,不以情况之殊争取说情留校,梁家勉坚持认为:违反了规定没有借口推脱说情。如此,严于约束自己并恪守规则,盖真君子也。
1987年中国农学会农业历史学会成立大会全体代表合影
1988年5月,中国农史学会特意在广州华南农业大学召开学术讨论会,并祝贺梁家勉教授80华诞。原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名誉理事长刘瑞龙同志在大会上专门做了题为“学习梁家勉同志的治学精神”的报告。中国农业博物馆特意邀请了天安门毛主席画像的画家,为梁家勉绘制了巨幅肖像。中国农业部还批拨专款在华南农业大学建起了中国第一座农史楼,专门用来农史教学研究和典藏古籍国宝。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耄耋之年的梁家勉仍然念念不忘农史研究,他曾挥笔写下:“史坛无限抛荒地,还待挥锄协力耕”。1992年3月12日,梁家勉先生溘然逝世,享年84岁。
工作中的梁家勉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卢永根教授在《梁家勉农史文集》序言中赞叹道:“梁家勉同志之所以取得成功,固然同很多因素有关,如深厚扎实的国学功底,丰富的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对农史古籍文献目录的谙熟,等等,但更重要的是他具有高尚的品德。谦卑、敬业、勤奋、严谨、热诚和淡泊名利等中华民族美德集中于一身,值得后人景仰、学习和发扬。”
作为农史学界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梁家勉教授为后世留下的是丰富的藏书、精湛的研究成果以及令人称赞的学者风骨,不愧为“农史泰斗”。
参考文献
1.《梁家勉农史文集》,倪根金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12
2.《梁家勉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倪根金主编,杨品优副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9
编写 | 校史馆 陈源 黄晓淇 郑冰薇 冯依然
图片 | 倪根金 潘浩
微信编辑 | 新媒体工作室 冯潇慧
责任编辑 | 方玮 谢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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