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男神！颜值爆表才华横溢！混血院士的“中国心”！

为迎接华南农业大学110周年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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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农官微将于近期推出

“璀璨星辰”系列人物专题，

讲述我校创校先驱、学科创始人

及院士的人生故事。

陈焕镛（1890—1971年），字文农，号韶钟，著名植物学家，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919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森林系，获硕士学位。1928年创建了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室，1929年研究室扩充为农林植物研究所，陈焕镛任所长。1935年陈焕镛受广西大学邀请，与广西大学合作创建了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陈焕镛在这个时期采集了数以万计的标本和培育了大量的植物分类学人才，为1953年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40年国立中山大学大部分院系迁到粤北坪石办学。在广州沦陷之前，陈焕镛为保存其所创建并主持10年之久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的珍贵标本、图书和仪器，在学校搬迁迟缓的情形下，思量再三，决定依靠其家族在香港的房屋，自行将标本、图书、仪器分数批，迁移至香港九龙，以策安全。而广州法政路研究所所址，则派人留守。其后，在香港房舍不敷使用，陈焕镛还动用其家族的资产，为植物研究所兴建一幢二层楼房，用于储藏植物标本及研究办公之所，命名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香港办事处”。1945年10月11日，在日军投降后不久，中山大学开始在广州复课，陈焕镛即致函新任农学院院长邓植仪，把保存在香港的标本、图书和仪器，悉数呈交给中山大学，使得中山大学植物学科有了发展的根基。1955年，陈焕镛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还曾任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植物志》主编等职。

归国献雄才

陈焕镛祖籍广东新会，1890年7月生于香港。他的父亲陈言是清廷派驻古巴的公使，曾出使美国、秘鲁、古巴，母亲则是西班牙血统的古巴人，他是家中独子。1912年，陈焕镛进入纽约州立农学院学习，1915年获学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阿诺树木园，1919年硕士毕业，因表现出众，荣获了校方奖学金。他的导师授意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邀请他一起去非洲开展实地调查，但他心向祖国，委婉拒绝导师后毅然折返回国，从此开始从事中国植物科学研究及教育事业。此后近半个世纪，他为祖国植物分类学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少年时代的陈焕镛

陈焕镛深知要开发利用祖国的森林资源，发展林业，首先要了解国家的植物分布情况，采集植物标本，从研究植物分类学着手，而海南岛植物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尚待开发，于是他归国施展抱负的第一站便是海南岛。

1919年秋，陈焕镛只身一人奔赴海南五指山，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动植物标本的第一位植物学家。当时海南岛山区是瘴气（恶性疟疾）弥漫，民不聊生的化外之地。在一次采集时他不慎从树上坠下，跌伤手腕后又感染了恶性疟疾，生病期间，身上布满了蚂蟥叮咬的伤口，左手肿得不能正常抓握。尽管条件如此恶劣，他仍然坚持开展工作。他在岛上工作了近一年之久，发现了不少新植物，采集了大量珍贵标本，下山后还先后派遣侯宽昭、左景烈、梁向日、高锡朋等前往海南岛多次采集，为日后编纂《海南植物志》奠定了基础。

陈焕镛在海南岛，1919年

此后，陈焕镛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同时还与几十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联系，交换大量外国植物标本，积累了3万多份植物标本，使得日后筹建标本馆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科研峥嵘，志著功丰

1920年，陈焕镛经友人介绍，在南京金陵大学林学系担任树木系和植物地理学教学工作，翌年转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农学院，后来应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之聘在国立中山大学开设讲座。1926年，国立中山大学成立农科，陈焕镛思乡心切，便离开南京，接受了中山大学的聘任，回到广州。教学之余，植物调查采集工作也在进行中，在此基础上，陈焕镛提出设立植物研究室。

1928年，经中山大学农学院批准，他开始筹建和主持植物研究室工作。在经费、人力、设备奇缺的情况下，他将当时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每年拨给他的补助费——一千银圆捐作建所经费，之后又拿出自己的全部薪金购置办公用品等物资。

农林讲习所（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所在地）——东山石马岗

1929年植物研究室扩充为农林植物研究所。一年后，该所不仅从事广东植物分布调查和植物分类研究工作，还担负起促进广东农林经济事业发展的使命。之后，该所几经更名，如今，矗立在广州市区的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就是曾经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该所在陈焕镛的创办下，致力于中国华南地区的植物调查、采集和研究，发现了对国际植物学界产生深远影响的银杉属（Cathaya）、观光木属（Tsoongiodendron）、任豆属（Zenia）等10个新属和120多个新种。

1930年，陈焕镛创办了研究所学术刊物Sunyatsenia（《中山专刊》），以此纪念孙中山先生。该刊采用英文编写，刊载以植物分类学为主的植物学专业文章。这是一本具备高端学术水平，研究中国植物的重要刊物，其中有部分卷册为国内迄今为止仅有的珍贵版本。有计划地进行书刊收集和积累，促成他建立了首个植物图书馆，并使农林植物研究所逐步发展成为我国植物学科研事业的重要基地之一。

陈焕镛创办在我国首次发行的植物学英文杂志

郭沫若院长表彰陈焕镛所长向华南植物所赠送书籍和期刊（1958年1月）

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陈焕镛在广州，并相继前往粤北、广西、贵州等地采集标本，与此同时还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60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联系，建立标本交换关系，交换得3万余份外国标本。

1928年，中山大学内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植物标本馆，建立初期陈焕镛便提出要媲美世界著名标本馆。为此，他亲自设立了一套科学的管理方法，涉及每一张标本的采集、修剪、装订、制作、鉴定、贴标签，以及登记和库存等方面：每号标本有三套卡片，附以采集人及采集号、植物名、标本号码和采集地点等信息。标本若被发表的文章引证，即用特定标签标记，标本封套内还附有含原始记载的重要专著等文献资料。如此，当需要查阅一张标本时，仅需知道其中任意条件，即可迅速找出。这样不但能使标本的定名比较准确，也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方便，同时也使馆藏标本有条不紊。这种管理方法也为现代采用计算机管理标本提供了参考依据。后来，该馆藏有标本逐渐发展为100多万份，在研究中国植物区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华南地区的一所一馆，陈焕镛还在广西地区建立了一个植物研究所。

1934年，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在广州访问中山大学时，参观陈焕镛主持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后，深受触动，旋即便邀请陈焕镛到梧州参观广西大学，并筹备创立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陈焕镛应邀赴梧州访问，受到了马君武校长的热烈欢迎。1935年，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成立，陈焕镛应聘担任所长。自研究所创立后，陈焕镛不遗余力地爱护、扶持和经营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该所成立时一无所有，陈焕镛便从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拨赠柚木标本柜20副，植物腊叶标本约3000号。后来陈焕镛出席世界植物学大会时，在欧洲专门购置一批珍贵的植物学图书、杂志，显微镜等仪器，为该所及广西近代植物学研究创立了基础。此后，该所受战乱波折，珍贵标本等资料毁于一旦，陈焕镛不辞劳苦，一边忍受艰辛的工作环境，一边为复建研究所奔波操劳。

1956年6月30日，由秉志、钱崇澍、杨惟义、秦仁昌、陈焕镛五位著名科学家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请政府在全国各省（区）划定天然林禁伐区保存自然植被以供科学研究的需要”的提案（也称九二号提案）获得通过。由国务院交林业部会同中国科学院、森林工业部研究办理后，中国建立了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据说现在华南农业大学校内的“树木园——长岗山自然保护区”便是借鉴陈焕镛设立“鼎湖山树木园”的构思。

鼎湖山庆云寺前（右起：何椿年教授、陈焕镛教授、侯过教授、黄维炎教授、黄吉祥主任），1956年秋

华南植物研究所在陈焕镛领导下编写出版了《广州植物志》（侯宽昭主编），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地方植物志，接着，陈焕镛又主持编写了分为四卷的《海南植物志》（陈焕镛主编第一、二卷）。1959年10月，我国正式成立《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陈焕镛与钱崇澍合作主编《中国植物志》第二卷（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第十一卷（1961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在北京工作的陈焕镛仍心系《海南植物志》的编写工作，常常不辞辛苦，回到华南植物研究所对编写工作予以指导。

陈焕镛主编《中国植物志》

陈焕镛参与编写的重要学术专著留影

陈焕镛不但是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先驱和权威，其声誉也享誉国际。1930年他应邀参加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召开的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同年8月，他作为中国5人代表团的团长，出席由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并代表中国植物学家向大会致贺词。会上，他精彩绝伦的发言为我国在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审查委员会中争得两票选举权，他和胡先骕两位学者首次被选为该委员会的代表，为我国加入国际植物学会及成为命名法规委员会成员国创立了开端。1955年，陈焕镛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印尼华侨欢迎参加太平洋科学会议的中国代表。前排左六为陈焕镛教授，左七为胡先啸教授

旁征博引，文采四溢

陈焕镛学识广博，造诣精湛。在金陵大学执教时，曾以绝佳的演讲使这所教会大学改变惯例，以学术报告讲演会取代每周例行的《圣经》布道。

在《纪念我国杰出植物学家陈焕镛先生》一文中，陈封怀先生追忆陈焕镛道：“有一事，实令我后学永志不忘者，先生在金陵大学执教时，缘该校为教会创办，每周必循例一次《圣经》布道班，全校师生参加，一次，校长邀先生到班，作宗教与科学专题讲演，而先生绝口不谈《圣经》之道反畅谈森林之优美，称其讲题为“The Beauty of Forestry and Poetry”（“森林与诗之美”），演辞浩瀚，滔滔如长江水，引人入胜，顿时轰动全堂，听众掌声不绝，先生之才华，使在座之外籍教师，油然起敬，校长亦为之动容，会后随公布从此取消每周例行之《圣经》布道班，代以学术报告讲演会。先生此举，竟使教会大学改变惯例，实具非同小可之力，潜有越乎寻常之意义也。”

率中国植物学家代表团赴印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左起侯学煜教授、徐仁教授、殷宏章教授、陈焕镛教授）

1951年，陈焕镛作为团长携代表团赴印度，著名的植物学家吴征镒院士在纪念文章回忆道：“与会的他国学者久仰陈老大名，力请他在正式会议后做一次演讲。陈老略加思索和准备，即席便做了一次演讲。他用极其流利的英语和精湛有力的发展农业的经验和思想，使得印度和其他与会国的专家学者无不为之动容和惊异，会上掌声如雷。此事不仅极大地改善了我团的考察内容和接待方式，代表团也受邀参观了印度多个农林业的研究机构，为祖国争得了莫大的荣誉。”

工作之余，陈焕镛也创作了不少诗作。陈焕镛文学功底深厚，这离不开他求学期间的勤奋好学。他曾在《留美学生月报》发表过小说，并且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工作后也常背诵莎士比亚的诗句。据他的弟子蒋英教授说，他的英文诗“寓意深而语音谐，修辞精炼且极优雅”。1949年旅居香港时，鉴于当时国内外形势，他有感而发，挥笔写下几首英文诗，被香港《南华早报》登载，并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

陈焕镛教授与吴征镒教授在印度（1951）

提掖晚辈，诲人不倦

1958年陈焕鏞所长与著名植物系统学和区系学家塔赫他间院士（左一）、拉夫连科院士（右一）讨论学术问题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陈焕镛深知人才的重要性，因此，他大力培养人才，可谓殚精竭虑，恪尽职守。新中国成立以前，国家尚未独立，科研举步维艰，连相关的研究资料也分散得七零八落。国人研究本国植物往往要从外国的各种书刊中搜集文献，要到他国博物馆、标本馆参考中国植物的标本。语言的障碍也成为研究中的一大障碍。拉丁语作为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必修语言，但在过去仅多见于医学拉丁语教科书。

为提高研究所职员植物学用拉丁语水平，陈焕镛参考各种拉丁语本，并结合植物分类学研究和多年应用拉丁语经验，收集大量植物分类学拉丁语应用的相关资料，编写了《拉丁语文法初阶》，全书共13章。除在桂林广西农学院开设拉丁语课程亲自讲授外，他还组织所内职员学习，并详细讲解，修改作业，帮助研究人员提高拉丁语水平。之后又选辑了《植物拉丁语例句引录》，以供参考。他的科学论文，文辞俱佳，简明扼要。这种对文字的把控能力，正如他在科研方面的成就，为学子所敬仰。

学生陈介教授对恩师陈焕镛的教诲至今念念不忘：“老师在整理壳斗科时，将他自己如何整理标本，怎样读和研究描述的等等（细节），从头到尾为我示范，至今我还有见到好的拉丁文句子或英语句子就把它们摘录的习惯，这都是陈老教的，对我后来的科研工作起到很大作用。”

华南农业大学徐祥浩教授曾经是陈焕镛的研究生，陈焕镛教授诞辰105周年之际，徐教授写下《难忘的教诲》一文以表追思。在他笔下，陈焕镛不仅是严谨热情的导师，在学习和工作中给予他很多教育和指导。陈焕镛教授认为他鉴别能力强，野外经验丰富，学科知识面广，便建议他在梧桐科植物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同时，也指出他的英语较为薄弱，勉励他加强学习。

陈焕镛对研究生的培养主要是根据研究生的业务基础和特点因材施教。指导学位论文选题时，他重视引导和拓宽研究领域，为了帮助研究生尽快提高外语水平，他还亲自为他们教授英语和拉丁语。

陈焕镛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对植物新属新种命名前一定要查阅拉丁文相关记载，再三思考，慎重发表。对待学术论著或者是学生论文，陈焕镛都会认真提出修改意见，学生因此要一遍一遍修改，也要一遍遍地誊抄，直到他满意为止。

1958年陈焕鏞所长向来访的前苏联科马罗夫植物研究所所长巴拉诺夫院士（左二）和拉夫连科院士（生态学家）介绍华南植物园规划

陈焕镛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有国内外著名植物学家如秦仁昌、蒋英、陈封怀等，以及大批知名教授如何椿年、张宏达、徐祥浩、陈德昭、黄成就、钟济新等。如今，他曾任教过的地方一批批植物林业人才早已遍地开花。

几易馆所，忍辱负重

陈焕镛毕生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十分珍惜祖国的植物资源和植物标本。抗日战争期间，他为了保护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珍藏的标本，使图书不致落入日寇手中，历尽艰险。

抗日战争期间，战火波及广州。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的标本、图书、仪器为保障安全，经批准于1938年春捡出全部重要物资搬运至香港，在九龙码头围道陈家寓所三层楼房设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香港办事处。（该批标本除农林植物所标本15万份外，还转移了中山大学生物系30年代前后在广西大瑶山采集的5万多号珍贵标本。事实上，至1933年中山大学生物系已采集植物标本20多万号，其余未能转移到香港的珍贵标本，在躲避日寇时，从广州到云南及重返粤北的迁移中，几乎全部被损毁。）10月，广州告急，经多方设法，陈焕镛与梁培基同行离粤到港，继续主持研究所工作。

1941年底日军侵占香港，研究所香港办事处遭日军包围搜查。由于标本、图书均有国立中山大学标志，被视为“敌产”，办事处被日军封闭。20余年积累得来的标本、图书面临被掠夺的劫难，陈焕镛心急如焚。

1942年3月，适逢伪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林汝珩到港，要求将办事处迁回广州，愿协助运返标本、图书，并将之前留在广州原研究所之公物一并交还农林植物研究所管理。陈焕镛考虑再三，终于同意按林汝珩计划迁移。但声明植物所纯属科学机构，拒绝涉及政坛。几经波折，终于在1942年4月底将存港标本运回广州，安置在康乐村岭南大学内，易名为广东植物研究所，之后他辞去所长职位。为保护这批珍贵的标本与图书，他忍辱负重，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奔波于粤、港之间，使这批珍贵的文化财产得以完好保存至今。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焕镛与员工清点公物，并报请中山大学派人接收，怎料竟有人诬陷陈焕镛为文化汉奸，当时社会知名之士及学校领导，如许崇清、金曾澄、沈鹏飞、邓植仪等出于正义感，联名上书陈述事实，并愿担保。

在1945年12月31日，农学院院长邓植仪给中山大学院长王星拱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查所称各节与及经过之记载，确属实情，该员忍辱负重，历经艰危，完成本校原许之特殊任务——保存该所全部文物，使我国植物学研究得以不坠，且成为我国植物研究机关唯一复兴基础，厥功甚伟，其心良苦，其志堪嘉。1947年，法院当局被迫以不予起诉了结此冤案。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陈焕镛教授惨遭“四人帮”迫害，身心极受摧残。病危之际，他对前来看望他的一位教授说：“我坚信党，坚信党的政策，坚信毛主席路线。”1971年1月18日，陈焕镛院士病逝于广州沙河医院，苍天悲鸣，植物学界一代巨星黯然陨落！

1978年7月，广东省科学院为陈焕镛院士举办了骨灰安葬仪式，追悼和纪念这位伟大的植物学家。1995年、2005年分别在华南植物园、仙湖植物园为他举行了铜像落成仪式，桂林植物园也安放了他的铜像。1997年，华南植物所刘玉壶教授更是将发表的木兰科植物新属、新种的中文名和拉丁属名命名为：焕镛木（单性木兰），植物拉丁学名Woonyoungia septentrionalis(Dandy) Law，以纪念陈焕镛院士。2009年，华南农业大学在美丽的昭阳湖畔为陈焕镛竖立了一尊雕像，以纪念和缅怀这位伟大的先驱者。

四海五洲存志著，千山万水有遗踪。

此身忘世浑容易，使世相却自忘难。

陈焕镛，这位毕生耕耘在植物分类学领域的园丁，名副其实的爱国科学家，用他一生的年华建设了中国植物分类学的高楼大厦，他爱国的光辉形象，他的丰功伟绩永远令世人瞻仰、怀念，给予后辈无穷的力量！

（本文部分参考陈忠毅、李秉滔等口述资料整理；采写：陈源，闫畅）

参 考 文 献

何贻赞，1990.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者陈焕镛教授——纪念陈焕镛教授诞辰一百周年[J]. 中国科技史料，11(3)：58-65.

胡宗刚，2014.抗日战争后陈焕镛为保存植物标本遭受指控案[J].自然辩证法通讯，36(6)：54-57.

徐燕千，1997.缅怀吾师陈焕镛教授[J]. 中国科技史料，18(2)：28-36.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1995. 陈焕镛纪念文集[M]. 广州：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Haas WJ，1993. 陈焕镛和阿诺德树木园[J].许兆然译. 植物学通报，10(4)：32-42.

本文部分参考陈忠毅、李秉滔等口述资料整理

采写 | 陈源 闫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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