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六千年，听“国宝天团”讲述南京往事
视频：穿越六千年，听“国宝天团”讲述南京往事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6000年的人类文明史、2500年建城史、450年建都史，在南京这片土地播撒下文明的火种，数千年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南京人和南京城源自于何处？在城市的发展变迁中，留下过哪些光耀史册的文明印记？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了更好地传承中华文明，弘扬城市文化，南京市博物总馆年度特展——“源·流：99件文物里的南京”昨日在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多功能厅开展。经过24位专家的共同推介，此次展览精选了99件（组）文物藏品，其中一半以上为国家一级文物，每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与南京有关的过往，带领人们探寻南京城的发展脉络与高光时刻。
明代金累丝凤簪。南京日报全媒体记者 缪越摄
黔宁王遗记金牌。南京市博物馆总馆供图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尾厅特别设置了一个互动体验区——“魔墙”。在这面长6米、高1.5米的触控大屏上，观众只要动动手指，就能欣赏高清文物图片、查阅文物信息卡、为心仪的文物点赞，还能把感兴趣的文物信息下载到手机上。主办方还采集了十余件文物的3D全息图像，可以随意放大、缩小、旋转，如同把文物放在手中一般细细把玩。
南京直立人1号头骨化石。南京日报全媒体记者 缪越摄
南京直立人2号头骨化石。南京日报全媒体记者 缪越摄
1993年，汤山葫芦洞发现的南京直立人头骨化石震惊中外。一号头骨主人为女性，距今约60万年；2号头骨主人是男性，距今约30万年——这对男女头盖骨化石相隔仅5米，在同一化石点发现两性人种，全世界仅有南京一处。
对南京直立人头骨化石外形特征的分析和研究表明，南京人和北京人的形态特征十分相似，都显示了许多蒙古人种的性状。这对头盖骨化石的发现，填补了中国现代人起源研究的空白，是中国古人类研究及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发现。
这对头骨化石自发现以来鲜有展出，大都以复制品的形式与世人见面。如今，人们终于有机会一睹在人类演化过程中迈入直立人阶段的“南京始祖”真容。
1983年，浦口区营盘山遗址出土了一件新石器时代的陶塑人面像，距今约5000年。这是迄今为止南京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陶塑人像，被称为“金陵先祖”。
陶塑人面像高9.8厘米，正面刻塑的人面形象，面部轮廓和五官十分夸张：前额宽平，额上戴冠，大眼高鼻，双耳招风，口唇微启，神情憨厚而不失威严。
这件陶塑人面像，很可能是距今5000年前父系氏族社会的崇拜物，即当时部落祭司的形象。祭司是部落中上天与人的沟通者，先民们将祭祀的形象制作成人面像，以部落习俗与观念加以装饰美化，演化为神灵的艺术形象。
上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建造教工宿舍时发现了历经新石器时代和商周青铜时代的北阴阳营遗址，距今约5000—6000年。历经4次考古发掘，共发现200余座新石器时代墓葬，其中31座墓葬都随葬有雨花石。
和南京直立人的头骨化石一样，北阴阳营原始居民的骨骼表现出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遗址墓葬中出土的76粒雨花石，应当是特意由其他地方采集而来，见证了南京地区的先民在审美、信仰方面的独特追求，也向世人证明，南京的“赏石文化”早在五六千年前便已有之。
钟山龙蟠、石头虎踞——距今1800年前的石头城，是南京建都史的开端。
公元212年，孙权在石头山金陵邑原址筑城，取名“石头城”，因其“地形险固，尤有奇势”，此后一直作为六朝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城市变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石头城的具体位置和四至范围一直存在争议。
2016年6月至2017年2月，在清凉山公园内石头城遗址展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块模印有“石头”二字的东晋晚期城砖。这块城砖出土于石头城遗址西北角一号城门北侧的包砖墙上，残砖端部模印“石头”二字。这块铭文砖的出土，证明了埋藏于地下的古城址，正是孙权在临江而立的石头山上建造的“石头城”。
2004年3月，南京城南“皇册家园”项目地块考古出土的一枚木简，为1800年前的吴都建业和孙权皇宫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印证。
木简一面直行墨书，残存“附载之建业宫”六字。简文中的“建业宫”，就是孙权以旧将军府舍改建的皇宫。
建业宫始建于建安十六年（公元212年），当时名为讨虏将军府。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吴大帝孙权由武昌（今湖北鄂州）迁都建业（今南京）后，因爱惜民力，便因陋就简沿用旧将军府为皇宫，更名为建业宫。赤乌十年（公元247年），由于年久失修，皇宫出现“木柱朽腐”象，孙权下诏移来武昌宫的木材砖瓦进行扩建，当年3月改作太初宫。
1965年，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葬，出土了一合东晋永和四年的王兴之夫妇墓志。墓志两面镌刻文字，正面为王兴之墓志，背面为其夫人宋和之墓志。没有人想到，小小一合墓志，竟然会引发一场“《兰亭序》是不是王羲之所作”的大论辩。
王兴之夫妇墓志为楷书体，略有隶意，呈现出由隶书向楷书过渡融合的状态。由于碑体书法与同时期的王羲之《兰亭序》（永和九年）风格迥异，上世纪60年代，郭沫若据此撰写了2万余字的《由王谢（王兴之和谢鲲）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认为《兰亭序》不是东晋时代的作品，自然不应该是王羲之所作，一时引发学界震动。
此后，南京书法家高二适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就此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书法大论战。这场笔墨官司，也让王兴之夫妇墓志名声大振。
在中国古代的官印上，从何时开始有了“章”字？南京老虎山颜约墓出土的“零陵太守章”石印，把“章”字入印的时间，上溯到10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
这枚石印为方形，上部有龟钮，石印正面刻有“零陵太守章”五字——此印章以“章”字入印，开创了官印印文的先河。“零陵太守章”的印文舍篆就隶，书风介于隶楷之间，方拙古朴，气势雄健。“守”字的宝盖头上，寓含楷书笔意的横点清晰可见。
从先秦至两汉，篆书是印章使用的唯一字体。过去的印学理论，把宋代隶书朱文印“右策宁州留后朱记”，作为隶书入印的发端。“零陵太守章”的发现，打破了印文字体唯有篆书的限制，成为迄今发现最早在印章中出现隶书入印的实物。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永乐元年（1403年）诏令编纂的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超级类书，全书2万余卷，约3.7亿字，汇集历代图书8000余种，历时6年在南京编纂成书，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
这件《永乐大典》残页收藏于南京图书馆，为嘉靖副本残页，因其曾被剪裁过，边框及版心之字都已残缺。据专家考证，此残页是《永乐大典》1191卷的第五页，内容为李鼎祚、张载、司马光等诸家对《周易·系辞下》的集解。
南京作为这部旷世巨典的诞生地，见证了600年前，大明王朝以举国之力完成的这项震古烁今的文化工程。虽是一纸残页，却依然弥足珍贵。
朱元璋登基后，效仿元代钞制发行纸币，于洪武八年（1375年）发行大明通行宝钞，面值分为六等：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和一百文。按照朝廷规定，宝钞一贯相当于白银一两，铜钱一千文；宝钞四贯等于一两黄金。
此次展出的大明通行宝钞“面值”为一贯，发行于洪武八年。宝钞长33厘米，宽22厘米，是我国票幅最大的纸币，也是世界上票幅最大的纸币。宝钞上方横书“大明通行宝钞”6字，两侧各有4字篆书：“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间有古钱图样。
大明通行宝钞最初由“中书省奏准印造”，为防造假，朝廷痛下狠招：伪造宝钞者直接斩首，举报造假者，可获得250两白银的巨额奖励。由于没有发行准备金，随着发行量的逐渐扩大，大明通行宝钞不断贬值，在明代中期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南京依靠通江达海的地缘优势，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六朝时期，南京成就了西北内陆与东南沿海的融合，海丝的影响不再仅限于一隅，而是深入内陆，并与陆上丝路连接。
1970年，南京象山7号墓出土的两件东晋时期玻璃杯，是公元3—4世纪罗马帝国的典型产品。玻璃杯色黄微泛绿，杯身磨光，口沿外及下腹部各有一周弦纹及平整的花瓣。玻璃杯工艺精湛，器形端庄优美，颇有异国风采，是磨花玻璃器中的精品，在当年堪称上层人士“炫富”之宝。
象山东晋墓群为东晋望族琅琊王氏的家族墓地，罗马玻璃杯的出土，是当时南京与各国交流往来的实物见证， 证明东晋时期的南京，已成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国际大都会。
永乐三年开始，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航海活动，把海上丝绸之路推向了高峰。这一时期的南京，见证了以国家力量组织的规模空前和影响巨大的海外交往。
1977年，南京市板仓街明代魏国公徐俌（明代开国功臣徐达五世孙）墓内，出土了一件天鹿纹素缎补服。这件补服的纹样名为“天鹿”，造型与长颈鹿颇为相似。专家解释说，明代人将长颈鹿视为“麒麟”，始于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期间一件轰动朝野的事件。
永乐十二年（1414年），榜葛剌国遣使向明成祖朱棣进贡了一头长颈鹿，人们从未见过这种稀奇的动物，便将其与传说中只有明君盛世才会出现的瑞兽——麒麟联系在了一起。郑和七下西洋，其中与“麒麟（长颈鹿）贡”有关的进献活动共有7次。大明王朝借助远方诸国的“献宝”，确立了其在中华朝贡体系中的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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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南京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凯
图片来源：南京日报全媒体记者 缪越；南京市博物馆总馆供图
内容编辑：南京日报新媒体编辑 刘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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