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到这十点，才会是一位优秀的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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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闲话，我们只负责一面之词

撰文 | 小山金明

两年前美国总统大选，前途未卜，当时著名古典学及军事历史学家 Victor Davis Hanson 向未来的美国总统提出十诫。今天回顾，不难看出美国政治的风向标，整体内容其实适合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领袖参考。

一、不可推卸责任

当外交政策（至少其中一二）有失，就要承担责任。他举例邱吉尔 1942 年面对利比亚图卜鲁格（Tobruk）沦陷时的表现（图卜鲁格被视为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继新加坡沦陷之后的第二大败绩，邱吉尔在面对国会质询时曾大赞隆美尔，称对方“精通战术，出奇制胜…… 是一个伟大的将军”），不可以诿过于国会或者反对党，或者前任总统，及任何其他人。如果外交干预失效甚至恶化，讲真话，远比编织说词来得容易。

二、与国会、盟友的领袖分享功劳

不要一个人独揽功劳，许多时候总统的成就，有赖一班幕后英雄譬如军方、情报部门的辛劳付出。避免经常使用代词“我”（据统计奥巴马自上任后在 41 场演讲中，使用的“我”多达 1,198 次）；总统应该比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更为大度，而非更小器。

三、不可出言威胁 —— 无所谓警戒线（red line）、过线（step-over line）或者死线（deadline）。

如果下了最后通牒结果无法下手，会令国家信誉受损，如此一来，则平时出于责任而提出的所谓警告，都会沦为虎头蛇尾的“狼来了”，例行公事，没有人会放在眼里。老罗斯福信奉的格言是“说话要客气，出手要狠辣”（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绝对要比和一班流氓互相对骂高明得多。如果一个总统扬言“我从不虚张声势”（I don’t bluff），则人人都知道他在虚张声势。

四、不可出言侮辱外国领袖，无论敌友

诸如取笑俄罗斯总统普京“有腹肌”，以色列总理纳坦尼雅胡意识形态僵化，法国前总统萨尔科齐是“戏精”（showboater），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纸上谈兵（ineffectual），皆属不智之举。即使这些政坛老手也都是有个人情绪的，如果他们觉得美国总统是一个喜欢嘲笑人的高中生，他们必然会疏远美国，拒绝对话。高的境界才能带来启发，这种小家子气只会招来蔑视。

五、推崇软实力，但必须为之加码

除非人性从根本上改变，硬实力永远要比什么彼此共享的愿景、经济和文化利益更重要。如果美国的盟友感觉和独裁国家做生意更安全，更稳定，他们就会向那些国家投怀送抱。威慑力是否起作用，并不完全是有无武力的问题，而在于有无动用武力的可能。（简言之，到底有无决心使用武力，不要给人一眼看穿，须令人捉摸不定。）

六、不可指望和流氓达成永久的协议、突破性的进展，或新的友好关系

任何民主社会的领袖，虽然也讲大话，但一定比独裁者可靠，后者天生擅长误导和欺骗。长期以来的“盟友”、“敌人”、“中立者”的划分，自有其道理，绝不会突然改弦更张，譬如古巴的卡斯特罗，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敍利亚的巴沙尔，北韩的金正恩，政教合一的伊朗，如果他们不是那样手段凶狠，就不可能大权独揽。古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警告过：“从来都不是因为相信誓言而相信那个人；而是相信那个人才相信他的誓言。”（“It is not the oath that makes us believe the man, but the man the oath.” ）

七、不可相信政客、名人、媒体和各种权威的周期性歇斯底里

美国东岸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地带的大多数人，都缺乏真正的意识形态。他们通常是跟红顶白：如果有一个行动不幸失败，这班人极少会承认自己当初主张行动；如果有政策见效，这班人即使当初反对也会跳出来领功。低三下四的记者和政客对于权力的消长，有一种灯蛾扑火的心瘾，并非因为他们对当权者有所喜好或者忠诚。

八、解决问题需要时日

有些问题眼前无法解决，除非有更大的地缘政治条件变化，或者政局一夜变天。譬如说绝大多数的巴勒斯坦人无法也不愿接受以色列，或者以色列也绝不肯有意让步。如果自以为美国总统可以凭个人魅力，技巧手腕或一意孤行，就能解开中东的死结（Gordian Knot），则纯粹是虚荣自恋，当然也很危险。

九、给联合国领袖面子，但不可听信

联合国的决议对利比亚完全无用，也无法阻止敍利亚的屠杀。联合国以成员投票来运作，但大多数成员国都不是民主国家，许多成员国本身是联合国制裁的对象。如果需要联合多国行动，只有美国能有效带头召集。多边主义并不比单边主义更好，或者更坏，他举例史上最大规模的多边主义军事行动，当属希特勒召集了 50 万来自不同国家的士兵，加入 350 万德军于 1941 年入侵苏联 —— 联军的目标，而不是联军的组成，才是出师是否正义的关键。

十、听邱吉尔的话，不要在国外代表国家道歉

世上批评美国的国家足够有余，美国总统没有必要加入他们的队伍。美国总统的工作职责，有别于联合国祕书长或一个大学社运分子。（邱吉尔曾谓：“我在国外的时候，绝不批评或者攻击自己的政府，回国之后再补不迟。”（”When I am abroad I always make it a rule never to criticise or attack the Government of my own country. I make up for lost time when I come ho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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