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 :“新十亿”阶层的崛起与全球新闻传播的新趋势
早在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就预见到未来的电子媒介将通过加快信息的流动速度，将世界缩小为一个村落的形态。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他提出的“地球村”日益成为现实。但是，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互联网在世界各地的普及程度相差悬殊，发达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比发展中国家高出近50%；
信息在互联网上的流动严重不均衡，互联网上的英语内容所占比重超过其他所有语种之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绝大多数人在互联网构筑的地球村中处于缺席或失语的地位。
近年来，这种不平衡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2015年全球传播领域有两个新的变化值得关注。
首先，阿拉伯语和汉语的使用频率大幅增长，在一些热点事件的传播过程中一度超越英语而成为全球社交媒体的第一大语言。这意味着长期以来由美英两国垄断、英语主导的全球信息传播秩序将被彻底颠覆。
其次，2016年底全世界网民数量将达到50亿，从数量上看，亚洲增长最多；从速度上看，非洲增长最快。从结构上看，2012年是前25亿，2012到2016年间是后25亿，这后25亿加入到全球传播秩序当中，对重建国际秩序的影响是很大的。年轻化、多元化、多极化是“后25亿”的特征，前25亿是“意见领袖”，或者说“有影响力的人”，即各国的中产阶级和精英人士，主要分布在西方国家；
而后25亿是则主要分布在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以出生于1985年后的“千禧一代”草根和基层网民为主，是“容易被影响的人”。他们容易被操纵和发动，形成“群聚效应”，是舆论场上的“新意见阶层”。
美国数字新闻网站石英（Quartz）启动的“新十亿计划”（TheNextBillion）旨在关注这场将影响到整个互联网和传媒业的重大变局。根据“新十亿计划”的预测，互联网用户数量将在2012年到2016年间翻一番，从25亿人增长到50亿人，从数量上这部分用户的增长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地区。
因此，这些被称为“新十亿”的互联网用户在生活方式和媒介接触习惯上很有可能不同于前25亿网民，他们代表着更加多样的语言、文化、收入和技术接入方式。
01
“新十亿”崛起的历史溯源和现实考量
长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新闻、信息和舆论传播格局始终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少数国家凭借着自己强大的经济、技术和资本实力掌控着世界大部分新闻、信息和舆论的生产和传播。
并在多年的实践中建构起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旨在维护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传播中的优势乃至垄断地位，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服从于这一“秩序”，被控制、受支配，其境遇诚如卡尔·马克思所言，他们无法代表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代表。
米歇尔·福柯指出，话语即权力。换言之，话语并非仅仅是“纸上苍生”，更是一股以社会实践为主体的、具有支配性和役使性的力量。在持续的表述过程中，话语背后所代表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反复被强化。
西方国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民众不仅施行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层面的征服，同时也进行“软实力”维度上观念、文化的隐性植入，二者同步施为，并行不悖。
在全球传播领域，由于西方国家先期掌控了媒介平台和传播技术，并将自身的意识形态、价值标准、生活方式归化为“常识”，引导其他国家的受众自觉认同“普世标准”，进而构建和巩固前者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这也是西方国家推行包括“话语霸权”在内的“全方位宰治”的重要手段。
在这一方面最为典型的案例莫过于1870年的世界三大通讯社——法国哈瓦斯社、英国路透社、德国沃尔夫社——缔结“联环同盟”，与当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美联社联合签署了《通讯社条约》（或称“三社四边协定”），藉此垄断并瓜分世界新闻市场，合力压制与排斥各国本土新闻机构，迫使后者只能遵循西方的口径和视角来呈现新闻事件。
虽然 1934年美国以“妨碍信息自由流动”为由，联合列国共同废止了这一条约，但其真实目的是由于后者只允许美国媒体报道北美地区的新闻，限制了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话语权。有鉴于此，《通讯社条约》的废止是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举措，构建并强化了以“美利坚秩序”（Pax Americana）为核心的新型霸权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世界GDP总量排名前6的国家中除中国外，都是近代主要的殖民国家，大多是当年“联环同盟”的发起和参与国，可见，现今的国际政治版图与历史上的殖民体系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历史延续性，尤其是它们在信息传播领域的优势积累也同样延续至今。
在当今世界，西方国家仍占据着国际信息生产和流通的制高点，“双头（美英）主导、西强东弱”的整体格局也并未明显改变。
即使在全球范围内，发展中国家在信息覆盖和舆论声势上仍然居于弱势地位，且无法与发达国家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更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传播”（globalcommunication）——即信息、符码、观念在全球范围做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共时性流动。
无论从历史溯源还是从现实考量来来，“新十亿”阶层的崛起将彻底改写原有的由少数西方国家垄断的新闻舆论场版图，为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新闻传播新秩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新十亿”阶层的互联网用户大多来源于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当前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率，依然处于高度不平衡的状态。脸书（Facebook）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北美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了87%，同时期的中东地区只有38%，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只有不到20%。
虽然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普及率上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同时已经开始呈现出迎头赶上的趋势。
“新十亿计划”调查发现，在近几年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期，网民数量增长主要集中在亚洲，而增长速度最快的地方是非洲。
发达国家日益饱和的市场难以拓展新的用户群，这使得互联网企业开始将目光更多瞄向了有巨大潜力可以挖掘的发展中国家。
谷歌公司设立“谷歌气球”（GoogleLoon）项目，通过热气球为印度尼西亚的偏远地区发射达到4G速度的无线网络信号，帮助当地民众获得免费的网络。脸书公司则建立了规模更为庞大的“天网计划”（Internet.org），该计划利用卫星和无人机等设备搭载网络信号，为全球三分之二没有连接互联网的人口提供免费的互联网服务。
谷歌和脸书公司的网络覆盖计划虽然在实质上仍是商业行为，但同时也能够帮助这些欠发达的地区实现了与互联网的连接，解决当地政府难以完成的打通互联网接入“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当这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进入互联网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将会对互联网的舆论生态产生重大的影响。
其次，移动终端成为“新十亿”阶层接入互联网的主要方式。到2014年末，全球96%的地区已经覆盖了2G网络，为发展中国家的偏远地区利用移动终端接入互联网提供了可能。
“新十亿计划”刊文称，2015年中国35%的互联网访问来源于移动端，比上一年增长50%。这一趋势在印度则同样显著，2015年内超过四分之三的互联网访问来源于移动端，比上一年增长33%。
相比于传统的互联网接入方式，利用移动终端接入互联网的成本更低。
在非洲，仅有4%的家庭能够上网，但是有超过50%的家庭拥有手机，这是因为当前非洲超过20%的智能手机售价都不足100美元，其价格是大多数家庭能够承受的。一家印度公司更是生产出了售价仅4美元的智能手机，从而极大地降低了接入互联网的硬件成本。
网络信号的广泛覆盖和廉价移动设备的普及，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接入互联网铺平了道路，推动了互联网“草根阶层”的形成。
利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原本属于弱势地位的草根阶层展开了被称之为“数字化网络行动”的新型社会运动，发动的“全球99%的结盟”（solidarityofglobal 99%）以反抗专制政权和权贵资本。对传统国际秩序产生强烈的冲击。
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事件。
总而言之，“新十亿”阶层并不仅仅是扩大了互联网用户的数量与规模，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互联网的生态和语境。
曾经身处“西方路灯光影以外世界”的民众成为互联网构建的全球社群的新进入者，将对这个社群的话语体系和权力结构带来显著影响。
对于传媒业来说，传统的“国际新闻”（internationaljournalism）也开始面临向“全球新闻”（globaljournalism）转型的挑战。在理解“新十亿”阶层对传媒业所带来的影响之前，首先需要对国际新闻和全球新闻的概念进行辨析。
02
从国际新闻到全球新闻的概念和理论演进
国际新闻作为“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由美国学者罗杰斯在1922年提出。他认为新闻信息的跨国传播主要是为了捍卫国家的利益，争取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国际新闻的提出适逢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歇期”，美苏等国都开始利用大众传媒进行战争宣传，因此国际新闻在出现之初就带有较为明显的民族国家属性，要求新闻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利益。
全球新闻（GlobalJournalism）由新西兰学者霍华德·弗里德里克（HowardFrederick）在1993年提出，与“全球传播”（globalcommunication）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他将全球传播界定为个人、群体、组织、民众、政府以及信息技术机构跨越国界传递价值观、态度、意见、信息和数据的过程。
全球新闻即是在这样多元背景的主体参与到新闻生产与传播过程的背景下出现的。此时人类社会已经开始步入全球化的轨道，传播技术的进步使得更多群体开始参与到信息传递与意见表达的过程中。因此，全球新闻与国际新闻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
国际新闻与全球新闻
主体
以“民族-国家”和“政府”作为“单位”
以非传统力量（NGO等）和虚拟社群作为“节点”
平台
地理空间
赛博空间
出发点
强调国家与民族自身利益与义务
强调人类共同福祉与责任
准则
强权即公理；以斗争和角力求和平（话语权属于力量更强大的一方）
道义战胜强权；以价值观的竞争求和平（话语权属于故事讲得更好的一方）
传播方式
基于信息管控的宣传和灌输
基于信息分享的对话与说服
信息符码
以维护自身利益为诉求的主控性符码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诉求的普遍性符码
结果
零和；短期的权力平衡（“一家独大”）
共赢；持久的和谐共存（“和而不同”）
在国际新闻时代，信息的流动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英美两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形成了对国际新闻市场的“双头垄断”。
在此基础上，英语成为国际新闻的主导性语言，新自由主义成为国际新闻的主导价值观，其实质是美式全球化语境下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单向度的信息流动。
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语境下处于失语的地位，其国际形象完全受制于英美媒体的操控，因而有学者认为国际新闻呈现的是一些透过民族国家的“滤镜”过滤之后的视角与观点。
诸如 CNN、BBC等媒体虽然在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互动并搜集新闻，但其依然从属于特定民族国家并代表国家利益，受制于本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也不能够被视作是真正的全球媒体（globalmedia）。
因为全球新闻强调新闻的搜集、编辑与传播不再局限于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不再仅仅针对特定社群，而是追求传播和分享能够被广泛理解的“普遍符码”。这种对“普遍符码”的追求使得新闻业必须改变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形成一种能够分享共识性规范和价值的传播模式。
“新十亿”阶层的崛起，一方面改变了这个群体在互联网中缺席与失语的局面，增加了互联网空间的多元性，使得互联网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公共领域”，为全球新闻的转型提供可能；
另一方面，这个阶层开始利用互联网主动为自己的利益发声代言，英美主导的“双头垄断”国际新闻的局面将难以为继，使全球新闻的转型成为必然。在全球新闻的时代，国际新闻下的新闻生产和话语结构将被颠覆，媒体将围绕着“全球化、全民化、全媒化”三大趋势演变和发展。
03
全球化：由“西方主导”转向“他国崛起”
在国际新闻的语境下，英美两国主导了新闻信息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著名的世界四大通讯社中，美国的美联社、合众国际社和英国的路透社就占据其三。
根据美国一家调查机构2015年发布的《全球三十大媒体排名》，前十名全部被英美传媒公司所占据。在这样的环境下，西方以外的地区长期以来很难获得在国际媒体上主动发声的机会，沦为西方媒体有色眼镜审视下的“他者”。西方媒体有关非洲的报道大多与饥荒、贫困和疾病相关，中东则被深深烙上了恐怖主义与战乱的标签，就是这种霸权体系下信息高度单向流动的表征。
但是 在近些年来，全球化也驱动着发展中国家的国力不断提升，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他国崛起”（Rest-erization）对国际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推动媒体内容形成了从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全球南方”向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北方的“回流”（contra-flow）。
典型的案例 是立足中东的半岛电视台和俄罗斯的国际新闻台今日俄罗斯（RT）。二者不仅立足本土，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别求新声，力图打破英美“双头垄断”国际信息流动的局面，同时也主动迎合“新十亿”阶层崛起的趋势，融入国际主流媒体市场，利用互联网平台传播自己的声音。
半岛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 都开设了多个语种的频道，并在优兔（YouTube）上建立直播平台，利用互联网面向全球受众传递新闻，进而增加自身影响力。截至2014年，今日俄罗斯在优兔上的直播平台点击量已经突破20亿次，总订户达到250万，两项数据都远超西方主流媒体。
诸如今日俄罗斯这样的新兴国际媒体充分利用了“新十亿”阶层崛起对互联网生态的影响，另辟蹊径开拓收视渠道，影响国际舆论，形成了一股制衡传统英美媒体的重要力量。“新十亿”阶层自身也开始利用社交网络追求在国际社会中的信息平权地位。
在2015年11月12日和13日两天，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和法国首都巴黎先后遭遇恐怖袭击，都造成了上百人死伤。脸书网站在13日当天就针对巴黎恐怖袭击开启安全检查功能（safetycheck），帮助身在巴黎的民众通过登陆脸书向亲友报平安，但却对前一天发生在贝鲁特的恐怖袭击置若罔闻。这样的“双重标准”激怒了黎巴嫩的民众，众多在黎巴嫩网友在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留言表达不满。
在饱受网民质疑后，扎克伯格出面表示“脸书在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我们将尽力帮助遭受灾难的人”。不久之后的11月18日，尼日利亚发生造成三十人死亡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脸书在第一时间开启了针对尼日利亚民众的安全检查。
由此可见，随着“新十亿”阶层的崛起，基于互联网的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 society）正在形成，甚至正在取代民族国家成为影响一些国际议题的重要力量，⑬代表民族国家利益的信息流动趋势正在被覆盖全球社群的媒体所取代。正如脸书在安全检查的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新十亿”阶层正在搅动传统的媒体权力结构，推动媒体转向构建信息和观念自由平等流动的“命运共同体”。
04
全民化：UGC与草根记者的勃兴
“新十亿”阶层的崛起也同时在改变着新闻生产的模式，专业新闻媒体在很多时候也必须与“新十亿”通力合作，完成一些单纯依靠职业记者无法完成的报道，这种新的新闻生产样态就是UGC（用户原创内容）。
网络信号的广泛覆盖和移动终端的日益普及，把无所作为的“受众”（audience）变为主动的“产消者”（prosumer），⑭使他们有能力将目击到的新闻事件拍摄下来并第一时间利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
当前，UGC的内容已经成为主流媒体内容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前CNN、BBC等媒体的电视新闻平均每天要使用11段UGC的内容，网络新闻则会使用达19段，平均每段UGC视频的内容长度超过10秒。UGC能够帮助新闻记者获取第一手资料，还原新闻现场，从而抢占新闻的“第一落点”。
UGC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记者单枪匹马进行采访报道的模式，将其升级为借助于社交媒体平台完成的协作式“众包产制”新阶段。
“新十亿”阶层身处传统媒体通常难以涉足的地区，通过移动终端参与到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改变了过去长期失语的局面；
新闻机构则通过与“新十亿”阶层构成的草根记者合作，向全球受众展现原来难以被捕捉到的暴力冲突与恐怖袭击的现场画面。
在2013年的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中，UGC新闻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BBC、CNN等七家国际主流媒体在报道中一共使用了842段UGC片段。BBC自己的记者未能第一时间到达事发现场，但BBC通过在本地培养的草根记者源源不断地传送现场的视频和信息，帮助编辑部完成了报道。
这些草根记者被BBC视作“可信赖的信源”。身处叙利亚的“新十亿”阶层也集结起来，形成了较为体系化的UGC生产组织。
一个名为“本地协作委员会”（LocalCoordinatingCommittees）的组织涵盖了分布在叙利亚各地的14名成员，他们一方面与BBC等国际媒体合作，另一方面也搭建基于社交网络的自媒体平台，将新闻素材发布在这些平台上，以亲历者的身份向世界讲述叙利亚正在发生的灾难。
在UGC快速发展与草根记者不断涌现的背景下，信息的跨越国界的流动进一步加速，国际新闻已经不再是少数英美媒体垄断下的产物，新闻生产的信息来源和话语结构也开始发生转变。
“新十亿”借助移动终端与社交媒体，形成声势浩大的本土力量，展开了一场全民参与的新闻产制。以“社交化、本土化、移动化”（即SoLoMo）的新闻生产、制作和发布模式成为全球新闻传播的主体范式。
05
全媒化：技术变革与媒体的数字化转型
伴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进步，媒体的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互联网、手机、平板电脑、虚拟现实（VR）等新的媒体形态层出不穷。技术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新闻实践，使媒体与全球化的进程紧密连结。
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不仅是“新十亿”阶层接入互联网，参与全球新闻生产的重要途径，也深刻改变了发达国家受众的新闻接受习惯。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有66%的美国人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作为获取新闻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美国的传统媒体开始面临严峻挑战。报纸的年收益额连续9年下滑，2015年的总收益已经跌破200亿美元。退订有线电视服务的“剪线族”兴起，使得2015年美国有线电视收视率下滑达到8%。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数字媒体在近几年飞速发展，特别是在移动端，2014年的广告收益相比2013年增长了78%。
这种爆炸式增长主要有赖于“千禧一代”在新闻接收习惯上的变化。美联社的调查显示，82%的“千禧一代”主要通过网络途径获取新闻，超过40%的“千禧一代”曾经或正在以付费的方式获取网络新闻。
相比于老一辈的数字移民（DigitalImmigrants），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千禧一代”更加依赖数字平台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信息。
为了适应“千禧一代”新闻接收习惯，各大国际主流媒体都展开了有针对性的数字化转型。BBC提出了“数字优先”（digitalfirst）的发展理念，将数字化转型作为当前发展的主要战略措施。
为此，BBC构建了“中央厨房”式的编辑平台，建立技术统筹部门协调各个内容生产机构。记者将素材发送到新闻集成平台（Media Operation），再根据不同平台的需求生产符合电视、网络、移动客户端特点的产品。同时，BBC也开始面向移动端搭建自己的APP矩阵。
在2010年推出第一款APP产品之后，BBC陆续推出包括BBC新闻、BBC 天气、BBC 体育、BBC儿童等十款APP产品，总下载量超过7500万。多元化的数字产品覆盖了BBC的绝大多数信息内容，有力推动了BBC的数字化转型。
这些战略的推行，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全球新闻对“多媒体同步发展，全业态百花齐放”的要求。
“新十亿”阶层的崛起，带来了互联网生态的巨大变化。曾经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从缺席走向在场，从失语走向发声，带来了国际新闻向全球新闻的转向，也使得全球新闻需要遵循“全球，全民，全媒”的趋势所提出的要求，立足于构建适应“新十亿”阶层崛起和传播技术变革语境下的全球社群，促成信息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流动与意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共享，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
中国的新一届政府提出了“互联网+”的国家战略，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助推器。中央就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作出了具有前瞻性的部署，提出要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
中国的传统主流媒体机构积极响应，以“开放、互动、参与”为核心的互联网思维作指导，主动调整战略部署，在网站、客户端、社交媒体平台上加大投入，在内容生产、话语体系和推广营销方面深化传统媒体自身的转型，吸引“新十亿”的青年受众。
随着“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和“亚投行”、“互联网+”等国家战略的全面推进，我们可以预期一种“中式全球化”模式也会在媒体和传播领域逐渐成型。
它不同于历史上出现的“英式全球化”和“美式全球化”模式，后两者依靠的是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层面的征服，中式全球化与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类似，更倚重商贸和文化的互通互联，最终实现的是人类不同群体和文化的共生共荣。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战略构想的提出和实施，正是向全世界宣示中国与的世界各国坚持合作共赢、谋求共同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媒体将以这一历史机遇为契机，从理念和实践层面上锐意创新，超越民族国家中心主义的藩篱，以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广阔视野观察和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与世界各国媒体一道为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本文转载自“民意与传播机构”微信平台，作者分别为史安斌、王沛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