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 | 大数据舆论研究带来了哪些新的机遇？
众声喧哗、群体极化的网络舆论给治理者带来严峻挑战，而大数据资源和技术将驱动舆论研究方法的革新，进而影响舆论引导机制的转变，并促进政府将“民意”作为一种强大的治理工具。
大数据思维及善治理念下的舆论引导应从“单向设置媒体议程”转向“主动回应公众议程”，从“表层信息控制”转向“潜在情绪引导”，从“威慑式消除异见”转向“对话式凝聚共识”。大数据舆论研究应服务于社会心态调适、社会风险管理、公共决策协同等国家治理目标。
学者周志忍教授指出，“在西方国家的语境中，治理实际上就是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但是在中国，由于我们国家公权和社会边界不清晰等结构性问题，中国的国家治理尤其需要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平等，不能出现国家对社会居高临下的治理”。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政府不能将互联网舆论简单地看作是压力来源、风险因素或“麻烦制造者”，而是要利用大数据舆论分析工具和舆论调适思维，将“网络民意作为一种力量强大的治理工具，用来建立高效的沟通平台，解决老问题，促成新关系”。
具体来说，应通过大数据舆论研究来推动社会心态调适、提升社会风险管理、实现公共决策协同。
一、调适网民社会心态，强化公众政治认同
近年来，社会心态的激荡变化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网络舆论既是社会心态的“晴雨表”，也是负面社会心态的“放大器”，反映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网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心理感受。
网民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及网络舆论场中看似非理性的观念情绪表达、态度行为倾向背后，其实隐含了深层长久的社会心态问题。虚拟空间的自由表达和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无处释放的焦虑压力心态成为网络社会政治认同问题凸显的现实原因。
因此，调适网民心态是培育积极社会心态、强化公众政治认同的重要途径。
首先，调适网民心态要深刻理解社会心态的特征与成因。已有研究表明，热点事件中的网络舆论折射出整个社会心态的发展变迁。如唐子茜等学者（2015）总结了网络舆论中呈现的四种社会心态特征：公平正义成为普遍诉求，社会信任度不断降低，消极社会心态蔓延，社会心态呈现阶层对立。
而赵建生等学者（2010）从涉警的公共舆论事件中，观察到网络参与群体存在“相对被剥夺感”、“质疑权威”、“泛道德化”等失衡心态网民社会心态的形成与社会发展变化息息相关。
我国在社会改革转型过程中积累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由公权滥用、官员贪腐、贫富对立、暴力执法、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医患矛盾等引发的网络热点事件频发，许多百姓对公权力及精英阶层有一种普遍的不信任甚至结构性的怨恨。
由此可见，“诉求公平正义”、“相对被剥夺感”、“信任度不断降低”、“阶层对立”等网民普遍心态集中反映了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与现实心态。
其次，要区分网民社会心态和现实社会心态的差异性。互联网中的群体极化效应以及背后隐藏的权力利益会在一定程度上夸大部分网民的相对偏激或极端的社会感受。
如网络中弥漫着宣泄、恶搞、暴戾、窥私、仇视、盲从等不良社会心态，甚至呈现出“无官不贪，无商不奸，所有的专家学者都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有的明星背后都有潜规则”等极端不信任的网络舆论。
这些极端失衡的网民心态，会反向影响公众对社会现实的感知，尤其是仇官、仇富、暴戾等网络心态蔓延会威胁到政治认同与社会和谐。
我们一方面要意识到极端心态的危害性，另一方面也不能把个别人群或个别事件中的极端言论看作是网民心态的全景或社会心态的副本，而要区分不同阶层、不同情境下网民社会心态的差异，才能在网民心态调适中有的放矢。
伊斯顿认为，一旦支持的输入下降到最低水平，那么任何系统的持续都将面临着危险。理性健康的网民心态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和增进政治认同，极端负面的社会心态则可能引发思想混乱和社会动乱，所以政府一般都不会对网络舆论中的负面心态不闻不问。
大数据资源及技术为把握网民社会心态提供便利，而如何调适网民社会心态，既需要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切实解决引起民众负面情绪和不信任思潮的社会问题，又需要创新舆论引导方式，通过回应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理性对话寻求共识、潜在情绪疏导等方式来消解极端心态的扩散。
二、加强网络舆论预警，提升社会风险管理
中国正处于社会学家贝克所述的“风险社会”之中。互联网作为舆论的扩散器及情绪的宣泄地，加剧了社会的舆论风险，“网络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群体极化现象严重，集体泄愤、网络暴力、民粹主义、泛政治化等行为对社会稳定构成一定的威胁”，给政府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网络舆论是一把“双刃剑”，给普通草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为社会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动员资源，不过，当互联网成为民众申诉维权的主要渠道，层出不穷的突发公共事件以网络社交媒体作为引爆点和扩散平台后，网络舆论预警就成为社会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和先决条件。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网络舆情监测产品主要侧重危机事件发生后的舆情追踪和分析，而在风险预警功能上总体偏弱。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是 网络信息纷繁复杂，舆情爆发疾雷迅电，目前尚未有哪款舆情监测产品能对全网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和快速处理；
二是 舆情监测主要以敏感词（关键词）和信息流（传播数量）作为主要的研判指标，舆情爆发期迅速增长的信息流固然能判别危机事件的舆论影响力，却也容易错过危机潜伏期预警时机；
三是 忽视舆情爆发的相关性研究，缺少对舆论传播规律和动力机制的深度了解，对高危人群的识别能力有待加强。
一是建立大数据舆情库，使监测数据更全面、更实时，除了网络UGC数据，还可涵盖传感器采集数据、社会调研数据等。目前，国家已出台《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上海、广州等政府正在推进大数据统筹建设与开放，将为舆情库的建立提供更好的政策空间；
二是不断升级完善“敏感词”库，增加舆情爆发的相关性指标监测，如网民的情绪态度、危机事件的类型、意见领袖的倾向、失业率、经济发展水平等，运用大数据相关性分析预测舆情事件爆发的概率和时间；
三是识别意见领袖和高危人群，提高对网民风险感知状况的研判，增强对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概率的预测。
这一点在未来的社会风险管理中会显得越来越重要，目前也已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如：通过海量社交媒体数据的分析，可以预测恐怖主义和骚乱活动等突发事件；哈尔冰工业大学社会网络与数据挖掘联合实验室和数据挖掘公司“宏博知微”基于微博社交媒体数据，开发了抑郁倾向识别模型；
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利用微博大数据分析了上海踩踏事件发生前网民的风险感知，发现“场地调整信息未有效传达给受众”，这一事后研究提醒政府在公共政策调整时，可用大数据来研判公众认知和预测风险。
三、吸纳多元主体民意，协同参与公共决策
大数据舆论研究还将推进公共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提高国家治理效能。
传统的国家治理以政府为主体，政府自上而下地收集各种社会信息，政治体系对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后，向社会输出公共决策，接近权力的强势利益群体在公共决策制定中必然占据优势地位，弱势群体只是公共决策的被动接受者。
这种公共决策模式显然无法适应网络时代的民意诉求。随着网络舆论力量的崛起和公民权力意识的觉醒，因利益受损或不满公共决策的弱势群体不甘于做被动的接受者，而是转而通过制造焦点事件、发起社会运动来进行维权抗争。
互联网成为社会抗争者彼此声援、申诉维权、话语争夺的主战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道介入更是增加了抗争者的谈判筹码，由此倒逼地方政府改变公共决策的机制和过程，必须要减少暗箱操作、转向透明公开。
哪怕是一些看似符合公共利益的项目，政府也会因当地居民抗议和社会舆论压力而被迫叫停，比如，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因业主反对而改址，PX项目先后在厦门、大连、宁波遭反对，江门民众聚众示威取消核燃料加工项目等。
政府在公共决策推进中的被动与难堪，是否应简单归咎于公众“不愿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情结”？
事实上，民意在公共决策制定过程中的缺失、民众对政策执行者的不信任也是加深公众反对或抵抗的重要原因。
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项目为例，为了解决“垃圾围城”的窘境，广州番禺区于 1999 至 2002 进行系统规划工作，2009年发布选址通告，“对于要在自己家门前建立垃圾焚烧厂，直到即将动工时番禺公众才知晓，有关部门并没有将整个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论证、申请、招标告知该事件的直接利益相关方”。
公共决策中直接利益相关方知情权的缺失，一方面激起了民众的愤怒抵抗心理，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抗争的合法性，增加了政府部门风险沟通的难度。
现代国家治理是全社会各种力量的协调共治，强调信息公开、决策透明，鼓励多元参与、协商对话。在公共决策中吸纳多元主体的民意，更有利于社会各方形成共识，化解社会矛盾，最终达至社会善治。
而大数据舆论研究，一方面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把握社情民意和社会心态，另一方面也会促进企业、社会组织、公民、媒体等多元主体更好地利用数据进行科学决策、理性参与。
此外，“正在形成的整个社会的数据化与公共决策的智能化日益融为一体，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可以为公共政策议程提供新的问题来源，也为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价提供新的方法”。
本文原为《大数据、网络舆论与国家治理的机遇》中节选段；作者分别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院长张志安，行政管理专业-公共传播管理方向2014级博士生曹艳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