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江：历史的重新新闻化、重新视觉化离不开摄影记者的参与
撤销摄影部对摄影记者行业是致命的打击
杜江：当时，我觉得这个消息的冲击力比较大。最近的坏消息很多，但像这样坏的消息还不是很多。这个消息带来的打击是遍及整个新闻摄影行业的。
而且，被解雇的摄影记者中，还有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的59岁的约翰•怀特。他有一句话：“信心、专注、飞翔。我忠于我的艺术、我的使命、我的工作、我的梦想。”
这次事件发生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这肯定不是一个让人释怀的结局，还是比较让人痛心的。去年，美国一项针对200个职业的调查，摄影记者排名在188位，其原因是摄影记者长期处于危险之中，而收入并不高。
杜江：我觉得这种判断肯定是错误的。报纸的失败是在于它的盈利模式，而非内容好坏，而且美国报业的传统对于新闻摄影还是非常重视的，在报纸的成本压力中，人力资源的成本也并非最大。
中国报业也是如此，针对员工的风险转移敏锐，利益转移迟钝。《芝加哥太阳时报》撤销摄影部其实是没有方寸的做法。
杜江：其实，它找到取代摄影记者的三个替代品：一个是文字记者、一个是公民记者、一是求助于独立通讯社与自由摄影师。
摄影记者传统的工作流程，首先是获取线索，第二是现场拍摄，第三是发稿见报。它是一个延时工作的过程，而且工作之间要形成闭合回路，这种工作才有价值。
而现在，这个闭合回路被打破了：在他拿到线索的时候，可能已经有图片出来了；在他去现场的时候，可能已经有消息发出来了；而在他发稿的时候，可能所有的媒体都已经见报了。
这种公民记者与互联网结合所带来的冲击，对新闻摄影这个职业是最大的打击。《芝加哥太阳时报》牺牲摄影部的做法是非理性的，这并不能拯救报纸，但事件却警示了大家——摄影记者也许是报业最先被抛弃的一员！
杜江：我看是不能满足的。自媒体的工作形态是传统媒体远远不能想象的。职业媒体和公民记者在动机上就有很大的差别，动机不一样，报道的差异也非常大。
杜江：这还是要从新闻摄影的本质来说的。
新闻摄影本质上是行动高于一切。“决定性瞬间”对于新闻摄影而言是最重要的，也是新闻摄影的基本语汇与根本价值的起点。
布勒松把“决定性瞬间”定义为“‘摄影’就是在若干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既认识到一个事件的重要性，也认识到这一事件得到适当表达的严密组合。”
摄影记者对于瞬间的看法与文字记者是不太一样的。文字记者没有受过视觉训练，在新闻性上对它进行一个形象把握是需要专业训练的。摄影记者需要在瞬间内抓住新闻的本质。
在工作原理上，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的差异很大。因此要让文字记者拿出照片没有问题，但拿出好照片很成问题。
虽然《芝加哥太阳时报》也提出，对于重大题材，会聘请自由摄影师进行拍照，购买比较专业的通讯社的照片，但是撤销摄影部对新闻摄影行业而言是致命的打击。
我们不妨想想自由摄影师从哪里来？通讯社的摄影师怎么生存？印刷媒体的全面危机，除了令报社摄影记者难以生存之外，通讯社的摄影师也难以生存。
独立的图片机构面临更大的压力，而且这种危机在电视诞生以来就存在了。
历史的重新新闻化、重新视觉化，离不开摄影记者的参与
杜江：这从报纸的工作体制说起吧。我们大部分记者的工作时间是以天为单位的，大部分新闻照片的生命活不过一天。所以，我就想找一些既有一定的时效又不要那么短命的题材。
应该说，我拍的这三个专题，抗日战争远征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抗美援朝荣誉军人是一个彼此延续的关系。
拍远征军老兵的时候，我还在《人民日报》工作。抗日战争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新闻题材，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这场战争的意义，但却很少人真正了解这段历史，了解为战争付出代价的这些人，再加上中国远征军幸存者现在的生存状态都不好，所以有一定的新闻价值和社会效应，因此我就选择了这个题材。
我在2005年4月份去了一次，7月又去了一次。
从新闻报道的角度来说，我把中国远征军这个题材做得比较完备，形成了系列报道。
2005年5月份写了一篇内参，请求党中央在抗战60周年纪念日，给国民党老兵和共产党老兵以同等的对待；
同时，又在《人民日报·华南新闻》也发了一整版的图片报道。除此之外，我还发起了一个“老兵回家”的活动，将我的摄影报道在《贵州日报》发了一遍，取名为《老兵，老兵，多想回到家乡》——因为老兵中贵州籍的比较多，借此呼吁社会人士达成他们回乡的愿望。
这次活动是全国比较早的老兵回家的公益活动。湖南卫视的《真情》栏目还做了一个《归去来兮》的专题节目，标题、解说词、背景音乐我都有所贡献。这个视频在网上很受欢迎，是许多关爱老兵志愿者岗前教育的参考节目。
但是，我这次采访到人人很多，但采访得比较粗，是典型的报纸的工作形态。后来想要形成一本书，发现内容不行，仅是一个图片专题报道的结构。
2007年，我到了《广州日报》工作，我觉得应该把这个选题做完，所以2007年的3月份，我又去了一次，想要出一个集子。我觉得，要弄清楚这段历史才能给这些人定位，但对历史的认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杜江：理论上，应该是不够的，而且也没有先例可循。在做这个题材的时候，我能做的就是拍下人物的肖像，但是如何定位这些肖像的身份和情感，仅仅靠照片是不够的，所以我就需要去弄清那段历史。
把历史弄清楚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2010年，我又去了一趟东北和湖南，去东北是因为远征军的精锐都在那里覆灭的，东北是他们的归属地和命运转折点。去湖南是因为湖南是中国军队最大的兵源地——“无湘不成军”。
我现在是以军为单位，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地做研究，这支部队的在哪里源起、在哪里覆灭，通过这样的工作，才会对他们历史身份和经历有一个定位。
杜江：大都是报社供应的，无论我在那个平台工作，都得到了领导与同事最大的支持与理解。要利用体制内的优势，要自我拓展操作空间，要让你供职的平台理解你工作的价值。
当然，我也会不断地在报纸上做新闻、发作品，比如远征军的报道，我会利用合适的时间节点逐步推出报道，以保证自己和服务媒体的良性互动。
杜江：我觉得中国历史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匆匆掩埋”。我们这个民族也许是一个健忘的民族，当然这跟我们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有关。
所以，历史的题材本来就是新闻的题材，历史里面有很多值得用新闻表现的东西，而且现在做新闻必须要有一点历史感。
我们现在是不太知道自己要到哪个地方去，还不如多花点时间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这样的话，或许对知道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可能会有所帮助。
杜江：其实这些历史一直是被体制所忽略掉了。摄影记者首先是一个新闻人，历史中的很多问题是需要用新闻的手段去发现的，历史和新闻不是完全断绝的。现在报纸上的很多内容也是对历史的再现。
历史的重新新闻化、重新视觉化离不开摄影记者的参与，这个趋势在近年的新闻报道中不断地表现。
但是新闻摄影只是静止的肖像照片，对于历史的认知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之后还增加了老兵的口述，并且我会依据自己对史实的认知加以仔细辩识，希望能够为历史补充一些“确认的细节”。
做记者需要用良心触摸这个社会
杜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远征军题材的延续。对比起来，德国人在奥斯维辛的犯罪有很多影像资料，对照起来南京大屠杀留给我们的视觉材料太少，我所做的工作也是基于这种考虑。
我觉得，所有的历史都要回到个体，要有个体的表述才有意义。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的特点与远征军又不太一样，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以女性居多，很多人还活在南京大屠杀下的阴影中，并没有走出来。
杜江：绝大多数的拍摄对象可以理解拍摄这个行为的意义。
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自己有一种历史责任感。我在采访过程中，有一个幸存者开始是不愿意被拍的，他觉得很痛苦，不愿再提这段历史，也不愿意拍照片。我并没有尝试去说服他。
那一年，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到来之前，作为受害者群体中的一员，他感觉自己有这样一种责任替这个群体去表达。但是，从他个人的内心情感来说，他难以承受这些东西……
杜江：从来没有过，我的采访和拍摄都是一次成型的。也许讲述那段历史对于他们自身而言可能会有所伤害，但采访对象一旦决定接受采访，他就具备了一个自我心理承受力，我的采访在这个范围之内。
可能比较丰富的生活经历对我的职业也是有帮助的。我本科接受的是心理学的基础教育，毕业后从事过多种工作，大学毕业后的第八个年头才成为摄影记者，这些经历让我更加理解这个社会。
我觉得，一个人做记者需要用良心触摸这个社会。你不仅要看到它，还要感受它的温度，对它有所理解，你要的不能仅仅得到一段话、一张照片而已。
你和你的采访对象应该是在同一个空间、同一段时间里共存的，而不是单向地给或者拿，弄清这一点可能就比较好定位采访者和被访者的关系。
杜江：新闻记者工作的目的很简单，你是代表新闻机构在工作，本身就有足够的正当性，就不需要隐藏。
我每次采访前都会准确表明自己的身份，很多时候我会主动出示证件；如果通过电话预约，我会在电话里清晰地说明自己的目的，在现场我也会按照我在电话里说的去做。
当然，这跟我比较熟悉这个群体的经历也有关。比如我后面做抗美援朝荣誉军人采访时，他们的话语体系、他们的历史背景对于我而言都不陌生，这也加快了我和他们沟通的效率，拉近了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
杜江：最典型的就是抗战老兵的报道。一些记者会把采访对象理想化、完美化了，会给他们安排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如果记者去采访那个人，结果他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可能感觉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写，尤其对于文字记者来说，这种压力会更大。
如何你理解克劳塞维茨“摩擦”的观点，在战争中的一切事物都非常简单，但即使是最简单的事物还是困难的，你就不会去片面追求故事的戏剧性。
纪实摄影最重要的是达到人物真实、环境真实、情感真实
杜江：因为没有书面证明，所以要通过口述来确认他们的身份真实。
首先，我要确认他们的身份真实。部队番号是重要辨识信号，也就是确定其所在的“军、师、旅、团、营”。
第二，我会确认他们回忆的基本事实真实。因为军队的活动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集体化的活动，不可能在同一时间点上一个人在一个地点，另一个人却在另一个地点。而我掌握的整体信息比采访对象要多，信息是不对称的，我是处于信息的优势地位，相对来说，我还占有更多整体资料。有一些重要的参照点，确认他的回忆是否准确，确认他的在场性。
第三，我会跟他们确认细节的真实，这个过程是一个破译的过程，背后的工作量非常大。我会反复听录音来确认。这是最难的，也是口述历史工作最有意义的部分，这个确认建立在前面二个确认的基础上，前二个靠谱，这个就靠谱。
杜江：其实做志愿军也是抗战老兵题材的一个延续。首先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发展历程来说，朝鲜战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而且这场战争在我们的历史教课书上的记录上有许多空白的，比如长期并没有出现伤亡数字。所以，这个选题本身有一定的操作空间，有重新新闻化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对一个事件的认知已经非常完整了，那么我们重新关注它的价值就不高。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缺失，我们才更希望去还原历史。
朝鲜战争符合这样一个选题的标准。而且做这个选题也存在一定的机缘巧合。我的采访对象距离我第一个工作单位很近，这个单位就是贵州省荣军医院。当年仅是隔了一堵围墙，我们单位没有澡堂，就去他们那里洗澡……
当时我还不掌握新闻摄影的工作方式，但以后当记者后一直惦记着有一天可以去重新拍摄和记录。因为我操作的手段和目标都非常明确，所以这次采访的工作量相对较小，前后也就只有一周的时间。
杜江：我想是的，这跟我自己的生命体验有关系，因为这段经历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那样一个影子，在多重因素的促进下可能就会被唤醒。
其实那一年，做志愿军采访的不止我一个，但是我做得更准确，我做的就是荣誉军人。
首先，荣誉军人的身份很容易确认，因为他们就住在官方安排的机构里面，你不用去质疑他们的身份；
第二，他为这个战争付出了更多，比一般参战的志愿军留下的伤痛更大；
第三，我是连续做了三组现场环境肖像的人物报道，无论是远征军还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都是用现场环境肖像的手法去报道一个人物，我对这个手法的把握比一般的摄影记者更加纯熟和精准。
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说，我的报道是更加准确，效果也最好。
杜江：就我而言，只能如此。因为处理这个题材可选择的手段是有局限的。
纪实摄影最重要的是要达到人物真实、环境真实、情感真实三个目标，因此我选择的拍摄手段要和目标之间达成一致。
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要找到拍摄对象的“心理焦点”，也就是说，摄影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拍摄目的和表现手段之间，要有一个心理对位，形成共鸣。
杜江：纪实摄影首先它在时效性上可以弥补新闻摄影易碎的特性。某一个题材在一定时段内会一直是有价值的，而错过这一个时间段又会失去它的价值。另一个价值就是——留存活的历史，以指引后来的。至于我自己，实际上说不上有一种自我满足感，因为虽然承担了历史的责任，但却没有办法从中解脱。
杜江：历史的知情人就是历史的责任人。
我们所处在一个一边建设、一边崩溃的时代，即使你意识到自己责任与使命，现实往往缺乏完成这一切的条件。自我的迂延的本性，会使责任成为难以解脱的长久负担。所以任何人都要坚持在现实的沙子上行走。
【注】本文节选自《承担了历史的责任，但却没法从中解脱——专访原《广州日报》高级记者杜江》，全文详见于《转型与坚守·新媒体环境下深度报道从业者访谈录》南方日报出版社，2015年出版，作者分别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张志安、刘虹岑。
人物简介
杜江，1969年生于贵州，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摄影家协会纪实委员会委员。1997年7月至2007年3月任人民日报社华南分社摄影记者。2007年4月至2013年3月任广州日报社摄影记者，现执教于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摄影专题《最后的滇西抗战老兵》获《人民摄影报》2005年度新闻摄影作品评选新闻人物类（组照）金奖。摄影作品《最后的人证——南京大屠杀70周年》获2008年广东新闻奖三等奖作品。摄影专题《英雄——抗美援朝荣誉军人》获第21届中国新闻奖新闻摄影三等奖、人民摄影报第19届“金镜头”现场与新闻人物类（组照）金奖，2010年度中国新闻摄影年赛新闻人物组照金奖。
《转型与坚守——新媒体环境下深度报道从业者访谈录》是一本作者与当下颇具影响力的各大报刊及网站的编辑、记者、主笔或创始人之间的访谈记录，主题均围绕着在新媒体强势发展的大形势下，深度报道应从哪些面向来做精做好。受访媒体计有《南方人物周刊》、《壹读iRead》、《财经》、《南都周刊》、《Newsweek》中文版、《新京报》、《广州日报》、《中国青年报》、搜狐新闻、腾讯大浙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