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安 汤敏：新新闻生态系统下的新行动者与结构重塑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尤其社交媒体及其移动传播的影响，中国新闻业经历着深刻的环境变化与生态变迁。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与传播语境的社会化变革，让基于“个性化、去中心化与信息自主权”1而赋予每个社会行动者以传播权能的社会化媒体，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媒体对新闻生产与传播渠道的垄断权，新闻业的行动者及其生态结构发生重大改变，新新闻生态系统（new news ecosystem）由此形成。
传统新闻业中以专业化新闻生产为主功能的多数市场化报纸面临衰落趋势，新兴的参与社会化新闻生产的公共传播业则快速兴起且呈繁荣之势，针对其中的媒体行动者类型，笔者曾初步划分出“专业媒体”、“机构媒体”和“自媒体”这三种2。
本文试图从分析中国新闻业的新行动者类型出发，探讨新新闻生态系统的结构重塑。我们尝试在延续传统媒体语境下相关指称及其概念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媒介生态与传播业态，重划媒体行动者类型与重绘新闻生态结构，为当下与未来的中国新闻业研究提供结构性的考察框架。
以报业为代表的传统新闻业，总体上承担党和政府喉舌的功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与分众化发展，大致分化出了党报、行业报和都市报，对应的媒体类型即机关媒体、行业媒体和市场化媒体三种。这三种媒体类型及其新闻实践，基本构成了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业态格局。
市场化改革为中国新闻业格局的多元和媒体类型的分化引入了“受众本位”的变革动力，由此可以运用媒体同国家或市场距离远近的维度，来进行不同媒体类型的划分。这种区分维度主要考察媒体是偏向“传者本位”、服务于党和政府的宣传需求，还是偏向“受众本位”、服务于公众生活与决策。按照这种二元分析框架，新闻媒体大致分为行政取向的机关型媒体和商业取向的市场化媒体这两种类型。
机关媒体的内涵，与机关报密不可分。机关报是“党政机关或社会团体出版的报刊，代表机关或组织发言并宣传其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以影响舆论。政党的机关报称为党报”3。从这一定义可见，机关媒体的功能是作为党政机关的宣传工具来传达其官方声音，实现信息正面传播与观点的自我表达。我国的党政机关由于存在党委和政府之分，机关媒体又可以分为党委机关媒体和政府机关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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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机关媒体，即通常意义上的“党媒”，其权威性主要由其背后依托的党委部门所具有权力层级所决定。从纵向上看，党委机关媒体主要包括中央级党媒、省级党媒、地市级党媒等。以报业为例，《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与新华社及中央电视台并列为三大央媒，在党报体系中具有最高权威；省级党委机关报如《北京日报》、《解放日报》、《南方日报》、《浙江日报》等，在本省具有较高权威性和影响力；地市级党委机关报，如《佛山日报》、《湖州日报》等，一般影响力局限于特定区域。
从横向上看，以中央层级为例，除了有中共中央委员会之外，还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4，这些党的职能机关也创办有机关媒体，比如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主管的《中国纪检监察报》，是中央纪委和监察部的机关报；聚焦党和国家的军队建设与国防战线的《解放军报》，是中央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此外，像《光明日报》这样直属中共中央、由中宣部代管的官方主流媒体，也可归入党委机关媒体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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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关媒体，即代表各国家机关、政府部门、人民团体机构而发声的官方媒体，作为除党委部门之外的某个特定政府机构的传播渠道来发布信息、表达立场，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政府机关媒体往往聚焦特定行业或某个领域。比如，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的《人民法院报》、教育部主管的《中国教育报》、卫生部主管的《健康报》等。
在媒体融合政策的扶持下，机关媒体获得了更大的财政支持，在经营层面主要实行的是行政订阅和财政供养模式；在新闻报道层面主要采取“喉舌模式”，其主要任务是解析公共政策、塑造部门形象、强化政治认同，具有鲜明的“传者本位”色彩。
除党委机关媒体、政府机关媒体外，群团工作战线的共青团、工会、妇联等也都办有自己的机关媒体，比如中华全国总工会出版发行的机关报《工人日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机关报《中国妇女报》，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等。宽泛而言，这些群团组织的机关媒体也可归入“政务机关媒体”大类中。
2）市场化媒体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晚报、都市报为代表的市场化媒体确立了高度商业化的运营机制，由此促使中国的新闻业态逐步变得多元和复杂。5与党政机关媒体的喉舌定位相比，市场化媒体尽管在产权上也归为国有，但经营方式和运营理念以受众市场和广告市场为偏向，由此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其作为体制内媒体的官方色彩。
作为市场化媒体类型中的都市报，是一种“面向城市人群传播、具有明显市场运行特征、新闻性与服务性并重的综合性市民报纸”6，它明显区别于面向决策机关和精英阶层、直接服务于党政机关宣传需要的机关媒体。
孙玮从都市报与现代性、公共性、“生活政治”、消费文化的关系框架角度，对以都市报为代表的大众化报刊之深层社会与文化意义进行了解读，认为“都市报将新闻作为共享资源提供给大众的努力，蕴含了新闻话语权分享甚至转换的可能，公众成为可能获得这种权力的主体”、“立足于大众的立场，使得都市报能够在某些非常时刻从公共利益出发，建构出不同于传统报纸所呈现的社会真相”7。
大众化市场媒体的兴盛，让逐步回归“新闻本位”的中国新闻业释放出架构媒体公共性的良好潜能。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传媒市场化，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媒体的“自主性”发挥着“解放性”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将媒体在拉向市场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为受众服务，并通过调查报道和深度时评等实践舆论监督、推动社会进步。8比如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为代表的主流都市报，在众多关乎国家发展与公共利益的议题上，通过设置公共议题、优化报道框架，彰显了新闻业监测环境、舆论监督的治理功能。
基于国有体制的刚性约束，市场化媒体对社会治理的参与、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是在授权范围内开展的。在潘忠党看来，市场化媒体的发展是一个以“上下合作”为途径、以经营方式为驱动、以“临场发挥”为基本行为特征的“边缘突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改造了新闻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和重构了现有体制内在活动空间，媒体行动者创造性地运用改革话语中市场经济和党的新闻事业的语汇，将其改革行为溶汇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的新闻事业”这一正当化的理论框架内。9这决定了，一旦政策环境和媒体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市场化媒体的发展命运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根据上述从媒体同权力或市场距离远近的维度所进行的媒体二元分类，并不能完全涵盖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体形态分化。王海燕、斯巴克斯（Sparks）等人基于对中国大陆5份日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新民晚报》、《成都商报》）2012-13两年间国内新闻报道所做的内容分析发现，机关媒体在新闻报道模式上呈现出喉舌模式（loyal-facilitator model）与煽情模式（infotainment model）的高度相关性。
也就是说，上述机关报尤其《中国青年报》在表现出鲜明的宣传报道特征的同时，又高度表现出大众化（popularized）、煽情化（sensationalized）色彩，比《人民日报》更强调新闻的监督职能，且比其他机关报、市场化报纸表现出更多个性化（personalization）、煽情主义（sensationalism）和个人生活细节与情感展示的报道技巧，从而形成一种可被描述为“大众化机关媒体”（popular official media）的类型10。
王海燕、斯巴克斯等认为，这种既不同于典型机关报又不同于市场化报纸的新闻报道模式，对学者们研究中国媒体时通常使用的“机关报VS市场报”（official newspapers vs. market newspapers）之二元框架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战，“中国新闻媒体类型的二元划分模式需要被修正”11。
不过，按照前述对机关媒体和市场化媒体内涵的界定，笔者还是倾向于将《中国青年报》这类大众化机关报归为前者范畴。这种在传者的价值维度既同权力很近又同受众市场很“亲”的媒体形态，似乎展现出了某种党支配下的霸权手段（hegemonic devices）的更新，它表明机关媒体用新闻大众化（popular journalism）的技巧来满足受众需求与完成宣传主义的职能之间并非不可调和。
比如中国第一家成立报业集团的《广州日报》，尽管是广州市委机关报，运营机制却高度市场化，成功实现了市民化、大众化的市场化生存，并刷新过中国报业的多项纪录12，这也表明机关媒体与市场化媒体并非截然不同。
随着媒体数量的增多、社会分工的细化，聚焦特定行业、服务特定人群的行业性媒体更加强调服务的对象性和内容的专业性，它们主要采取专门化取向进行特定领域的新闻生产，或服务于某个事业战线的宣传需要。如果从内容定位和受众覆盖的属性维度来看，媒体又可以分为行业性媒体与综合性媒体这两类，前者服务于特定的分众人群，后者面向一般化的大众。
1）行业性媒体行业性媒体往往聚焦特定行业、产业或消费领域，事业化或市场化地服务于特定人群的需求，新闻的内容生产整体上呈现出专门化的特点。行业性媒体既可以是机关媒体，也可以是市场化媒体。比如行业报既可以走市场，“也可以是机关报，一个行业可以有多个行业报，其中代表某行业的国家机关或社会团体‘发言、宣传其主张的报纸’则为机关报”13。
与党报、都市报等综合类报纸不同，大多数行业报扮演着中央各部委或大型国有企业机关报的角色。比如，《中国医药报》既是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主管的专业性报纸，又是全国药监系统最具权威的机关报。
进一步细分来看，机关型行业媒体是“各行各业的喉舌，本行业的最新动态、政策走向、高层声音一般都是通过行业媒体首发，对行业内各项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和示范作用，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公信力”14；
市场化行业媒体则通过平民化的话语风格或专业化的知识调性，来满足特定领域或消费者人群的信息与文化需求。比如《中国体育报》、《快乐老人报》、《21世纪经济报道》、《南都娱乐周刊》等，就是服务于特定人群或特定信息需求的市场化行业报。
2）综合性媒体综合性媒体的新闻报道领域涵盖时政、经济、法治、教育、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各级党报党刊党台、主流化的都市报一般都是综合性媒体。比如，《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省市级党委机关报，和《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市场化报纸，都是典型的综合类媒体，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内容风格和受众范围。
当然，媒体的行业性或综合性作为内容属性、受众属性维度的两种偏向，其界限也并非泾渭分明，介于两者之间，也可能存在既聚焦特定人群、又采用综合内容定位的媒体，比如《中国青年报》的发行对象主要为全国高中和大中专院校学生等青年知识分子，而非面向所有人群，但其新闻报道涵盖时政、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综合领域，因此就属于具有行业特点的综合性报纸。
由于新传播技术的变革与发展，原先坚持职业化形态的传统新闻业开始遭遇数字化媒体的冲击，面临着“职业语境”与“变革语境”的文化冲突：前者包括坚守新闻专业主义，注重专业化生产，强调传统媒体的权威，突出真实、真相等专业精神，秉承精英主义的价值观15；
后者包括强调替代性生产模式，注重社会化生产，强调新媒体的影响和价值，突出产品、体验等用户需求，秉承草根、开放、去中心化的价值观。在这种变革情境下，原先与专业化生产相对应的媒体类型，逐步扩展为介于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生产形态之间的媒体类型，比如强调职业化新闻实践的专业媒体、传统新闻媒体类型之外各类机构所创办的机构媒体、进行去职业化与替代性新闻生产的业余媒体，以及以个体或低组织化形式存在的自媒体。
传统意义上定义的“专业媒体”，指的是将新闻业视为一门专业化的社会分工，追求真实、客观、真相与服务公共利益等专业主义标准的媒体类型，也即传统“职业语境”中的媒体。
专业媒体的特质在于追求信息生产的专业品质与新闻传播的公共价值，基本特征是拥有官方认定的新闻采编资质，由此获得了从事原创新闻采编的合法授权和一定的体制庇护，并因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表现而形成了一定的职业权威。因此，各级党报党刊党台党网、以主流都市报为代表的市场化媒体基本上都可以被界定为专业媒体。
数字化、社会化传播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传统媒体时代媒介渠道集中把控造成的高门槛，消解了国有传媒体制所造成的传播权利壁垒，从而让不同属性、层级或形态的社会行动者都具备了借助社交媒体平台运营机构或个人媒体的可能。
一方面，传统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台，都依托于传统介质形态的母媒而向数字化的方向融合、延伸；
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和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机构，伴随着微博、微信、客户端等社交媒体平台或资讯聚合平台的崛起，纷纷进驻和相汇于数字化新闻场域中；一个以移动传播为形态、以社会化生产为实践、以多元化主体为业态的新新闻生态系统由此形成，媒体行动者类型进一步分化，中国的新闻业生态结构被整体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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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行动者类型分析的四个维度
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传播技术革命是新新闻生态系统形成的底层动力。社会化媒体以新型网络化关系为枢纽，以在线链接、随时互动、即刻分享为基础，是一种允许个人或组织生产内容的创造和交换，依附并能够建立、扩大和巩固关系网络的网络社会组织形态，其思想与技术核心是互动，内容主体为UGC，关键结构是关系网络，表现为一种组织方式16。
彭兰将社会化媒体对媒介融合的影响归纳为四个方面：用户成为融合的内源性动力，媒体“入口”“社交化”与“私人化”，传播动力社交化与效果评价体系社会化，以及用户分析的“大数据化”17。
从媒体传播网络的组织方式来看，社会化媒体对传统新闻业生态的冲击是颠覆性的。
传统媒体对传播网络的组织，主要是依托于相对垄断的渠道和背后的组织资源，面向相对模糊的大众或分众人群来形成以传者为中心的传播网络，且传播网络的组织者大多局限于体制内的行动者或有相应专业能力的职业化机构；而社会化媒体则以受众或用户为中心，依托相对较强的社会关系链条来进行传播网络的组织，体制内外的任何人、任何组织都能建构出自己的传播网络，打造出自己的媒体。
由此，社会化媒体极大的释放了全社会信息生产、分享、传播和互动的潜能，也以前所未有的个性化推送和内容匹配效率形成了新的信息推送枢纽和主流入口。
基于社会化媒体对传播网络组织方式的变革影响以及新闻业生态系统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以往根据行政或市场取向、组织属性进行媒体类型划分的分析维度，需要进一步拓展和完善。
为此，有必要针对媒体行动者的类型进行再区分，以便更全面而精准地描述新新闻生态系统的结构特征和行动者类型。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维度来重新审视新新闻生态中的媒体类型的划分：
1）媒体产权维度
传统媒体占主导地位的新闻业态中，无论是侧重政治传播的机关媒体，还是偏向受众需求的市场化媒体，都属国有产权，本质上都是国有媒体。
而在社会化媒体兴起的新新闻业态中，微博、微信、今日头条等商业性互联网媒体平台已逐渐成为主流的新闻舆论场，传统组织化、职业化语境下的新闻生产已向去中心化、社会化的方向转变，加上数以千万计的自媒体大量涌现，在个体维权、社会批评和公共监督类热点事件中发挥着情感动员和舆论生成的重要作用。
可见，除传统的体制内媒体外，体制外各种私有、民营产权的自媒体或媒体平台，已成为新新闻业生态的重要组成。由此，分析新新闻生态中的媒体类型需要增加多元产权制度的维度。
2）传者价值维度
传统媒体时代依托传者价值取向维度划分的机关媒体和市场化媒体，在新新闻生态中不再具有足够充分的描述力：以往更多从传者宣传需求出发的机关媒体，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为尽可能多地“圈粉”而越来越多地采取新闻大众化的手法，或通过“传播模式的调适”18来处理受众需求满足与宣传使命达成的双重任务，《中国青年报》、《广州日报》等展现的“大众化机关媒”具有进一步显化的趋势；
而以往在新闻报道模式上主要采取信息模式、故事模式的市场化媒体，也因生存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变化而逐渐强化宣传模式，从而不断减少了与机关媒体之间的差异。
从发展趋势看，传者价值取向上是否偏向受众和追求大众化传播效果，在社会化传播时代已经不再是划分媒体类型的有效维度，因为社会化媒体相对透明的传播机制和效果评估方式决定着所有媒体，需要通过满足用户需求来尽可能广泛地建构影响力，“服务好用户是官方和从业者都认可的理念，这也成为新闻业最大的讲政治和最务实的讲市场”19。
3）受众属性维度
随着大众传播发展为分众传播，并因社交媒体的垂直化运营而进入到窄众传播时代，媒体所覆盖受众的范围和属性，作为划分媒体类型的有效维度似乎变得更具描述力。
比如，一些综合性媒体既以传统媒体的名称注册社交媒体账户以在互联网平台上延伸其媒体品牌，又以新的名称创办时政、财经、文化、旅游、科技等不同类型的新媒体帐号进行垂直化的窄众传播。它们以多个账号多个平台的新媒体矩阵策略建构出自己作为一个综合性媒体的“分层化传播体系”20。
换句话说，党报、都市报等综合性媒体，也在网络上建构和运营自己的行业性媒体。此外，大量以往作为政府机关媒体的行业性媒体，也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进行了内容拓展和品牌延伸，形成了“新机关媒体”或“政务新媒体”这一体量庞大的媒体行动者类别。
4）组织形态维度
传统媒体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所有媒体的组织形态都是机构化的；而在新新闻生态系统下，从媒体组织形态的维度进行“机构媒体”与“个人媒体”的区分，其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除了完全依托个人来运营的自媒体之外，以“秦朔朋友圈”、“吴晓波频道”、“晓松说”等为代表的媒体产品，既具有鲜明的“个人媒体”品牌属性，又具有“机构媒体”的运营机制。
所以，一方面，最初以个人名义起步的自媒体，随着商业上的成功而逐步扩展成1+X模式的小型甚至中型机构（“1”代表自媒体IP式的核心人物，比如“罗辑思维”的罗振宇；“X”代表支撑其内容和品牌运营的小型团队）；另一方面，以大型机构形态运营的传统媒体，在推进媒体融合转型的进程中也“孵化”出了很多小型的内容工作室，比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推出的25名以名记工作室为运营载体的“主流网红”。由此，组织形态维度的“机构媒体”不再是一个内涵清晰的有关媒体类型描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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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闻生态系统中的媒体行动者
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体类型，是在国有传媒体制下的有限分化，新闻业的行动者总体上是职业化的、体制内的、机构化的，传统主流媒体垄断了新闻生产的采编权和内容分发的主渠道。而在数字化的社交媒体时代，大量体制外民营或私有、非传统职业形态的媒体行动者大量出现。我们认为，新新闻生态系统的媒体行动者可分为以下类型：
从媒体产权维度看，新新闻生态系统中的国有媒体，包括党委机关媒体、政府机关媒体和市场化媒体及其新媒体延伸产品。按照传者价值和受众属性维度来区分，国有媒体又可分为专业媒体和机构媒体两类。
专业媒体即职业化的新闻媒体，主要由传统党媒、市场化媒体及其新媒体延伸产品构成，具有官方认可的新闻采编资质，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以“新闻舆论工作者”的角色和相对高品质的新闻生产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专业媒体的核心功能是生产专业化的原创新闻，这是其区别于其它媒体行动者的关键属性。
其中，党报为适应新型介质形态与传播话语建构而拓展的微博、微信和客户端，被研究者称之为“新党媒”21，意在强调其在社会化传播语境下逐渐形成的新内容特征与新传播模式。由于绝大多数党报都是党委机关媒体，用“机关报”已无法准确描述高度融合化的报业组织，也可以用“机关媒”来描述此类媒体。
随着党媒融合转型进程的推进，“新党媒”在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平台上的粉丝迅速增长、影响显著提升，呈现出在网络舆论场中“重新夺回麦克风”22的趋势，比较典型的代表如“人民日报”微博微信客户端、“新华社”微博微信客户端等。
以主流都市报为代表的市场化媒体，也在数字化的过程中形成多产品、多平台的传播矩阵，其中既有从《东方早报》团队转型且已经彻底无纸化运营的“澎湃新闻”，也有保留了母报《华西都市报》又新拓展成客户端的“封面新闻”，这些主流都市报的形态、介质和话语都发生了巨大改变，不妨用“都市媒”或 “新都市媒”来取代传统语境中的“都市报”指称。
机构媒体指党委、政府部门，或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创办的新媒体，包括近年来已具有较大规模的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党政客户端等。机构媒体主要面向分众化人群，服务于特定机构或特定行业，具有信息传播、形象塑造、风险沟通、移动政务等多重功能，其区别于专业媒体的关键属性是不具备原创新闻的采编权、主要发布本机构或本行业的资讯。
不过，由于机构媒体往往聚焦于特定行业，比如宣传、公安、法院、检察院、团委、旅游、气象、环保、教育、医疗卫生、交通等政府部门的微博微信，因而具有面向特定人群和区域、突出行业信息传播的优势。
如上文所说，新新闻生态中的机构媒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政务微头条。社交媒体的兴起，让以往因资质或资源不够而无法创办机关媒体的各层级党政机关或部门，都能在微博、微信、今日头条等网络平台创办自己的媒体帐号，这些政务机构媒体的功能已从传统介质形态的信息发布和工作指导拓展至新闻宣传、公共沟通、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全方位功能，而且涌现出一大批具有舆论动员力和传播影响力的媒体行动者，我们可以用“新机关媒体”23或“政务新媒体”来描述此类机构媒体。
目前，“新机关媒体”规模已达到数十万24，在重大公共事件发生后，不少明星级的政务新媒体及时设置议题、发布整合加工的信息或评论文章，形成了很高的关注度和极大的影响力。典型的账号如“最高人民法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矩阵、“共青团中央”微博微信和知乎等新媒体矩阵、“上海发布”微博微信头条号等。
自媒体的概念起源于西方新闻业的转型期，它“呈现了关于新闻业如何转型以更好地服务于公共生活这条轨迹……核心内涵是‘参与式新闻’，包括‘公民新闻’，突出的是以博客为例的数字和网络技术支撑所带来的转型过程，即大众更广泛地参与到为自己的新闻和信息的生产和发布当中来”25。
2003年7月，由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发布的全球首份自媒体报告We Media: How audience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自媒体：受众如何形塑新闻和信息业的未来》）的序言中，就We Media这一概念的意涵进行了阐述：提出这一概念，意在关注“经由全球范围内实现知识连接的数字科技而赋权的普通大众，正如何参与和贡献于他们自身的真相、他们自己的新闻”26。
从“自媒体”的概念缘起看，其核心内涵强调的是草根发声、公民新闻，指的是公众如何广泛参与到新闻生产中来。We media在向中文引介的过程中，“互媒体”或“共享媒体”是引介者一开始倾向采用的、与其原初意义相接近的译名，然而在中文语境的使用过程中，它与原初形态“去勾连”，即与新闻及其内在公共性脱钩以及与市场和商业主义勾连27，从而成为一种商业叙事的话语、一种有关“内容产业”的概念。
比如，由自媒体版权经济管理机构克劳锐发布的《2016中国自媒体行业白皮书》，就将“自媒体”定义为“个人或团体通过不同形式创作出能被广泛传播的内容，实现自身价值输出、知识传递和建设个人形象和品牌，并最终实现商业化的媒体”28。
对于“自媒体”的概念界定，不管是强调公民新闻的社会参与，还是偏向团队或机构商业化的内容实践，都意在强调由建制化媒体机构之外的个体或团体来从事内容的生产与发布，“自媒体并非严格意义的上的媒体，但是却拥有类似议程设置、信息生产与传播等典型的媒体功能”29。
在中国的新新闻生态系统中，我们建议把自媒体界定为体制外由个体或团体兼职或全职运营的、代表其自身立场与诉求的数字化媒体，它们往往依托社交媒体平台而建设，因不能进行原创性的新闻采编而往往发布以见闻、资讯和评论为主的内容。
自媒体的创办主体既可以是公民个体也可以是民间团体，在产权上是私有或民营的。一些内容创业型公司所创办的社交媒体账号，因其内容生产具有议程设置与舆论动员功能，也可视为自媒体。由于从个体或小团体自我的诉求出发，自媒体往往采取窄众化的垂直传播，连接起同质化的受众群体，具备一定的知识专业性或亚文化调性，这使得自媒体形成了与专业媒体、机构媒体有所不同的媒介文化，在智识生产、社群建构等方面具有独特功能和显著影响。
社会化传播的勃兴成为重塑中国新闻业生态结构最为显著的力量，其直接的体现就是绝大多数传统主流媒体在网络上的影响力面临衰落的挑战，而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和今日头条等智能分发型终端则强势崛起。这些有着“社交基因”或“技术基因”的数字化媒体平台，因其建构起强大的社会化传播网络而成为新新闻生态系统的基础设施和信息枢纽。
这些用户量达数亿的巨型互联网产品，本身作为中介而连接起了各种节点之间的关系链条，进而编织出了巨型的传播网络，再加上依托其上建立的数量庞大的自媒体、专业媒体、机构媒体，构成了实时在线、滚动更新、即刻分发的新闻生产与信息流通体系。我们可以把这类数字化媒体平台称为平台媒体。
2014年乔纳森·格里克在《平台媒体的崛起》一文中首次使用了“platisher”一词（platform+publisher），用以指称平台媒体，即“不单靠自己的力量做内容和传播，而是打造一个良性的开放式平台，平台上有各种规则、服务和平衡的力量，并且向所有的内容提供者、服务提供者开放，无论是大机构还是个人，其各自独到的价值都能够在上面尽情地发挥”30。
一款媒体产品能否成为平台媒体，关键要看它能否为人与人、人与信息之间的连接关系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并为PGC（专业生产内容）、UGC（用户生产内容）创造良好的内容生态。向每个用户或所有主体赋予参与内容生产与社交关系维护的权能，是平台媒体的功能本质。
平台媒体又可细分为社交型平台媒体与聚合型平台媒体两类。前者以社交关系网络的建构为核心，如微博、微信等；后者以资讯的广泛聚合与基于算法的个性化分发为核心，如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当前，这两种类型的平台媒体分别展现出社交型聚合化与聚合型社交化的发展趋势，已建立了短时间内传统主流媒体难以追赶的技术门槛、受众规模和传播效能。
图：新新闻生态系统中的媒体行动者结构图
综上所述，新新闻生态系统中媒体行动者从传统媒体时代的专业媒体分化或演进为专业媒体、机构媒体、自媒体这三种作为生产信息主体的媒体类型，以及为这三种类型媒体提供信息聚合、分发之技术与渠道支撑的平台媒体。其中，原创新闻的生产仍然以专业媒体为主，而机构媒体、自媒体在垂直领域的资讯传播和评论生产方面具有规模优势，平台媒体则具有内容聚合、分发技术和用户粘性方面的整体优势。
三、结语：新新闻生态系统研究当下，国有的专业媒体、机构媒体与民营的自媒体、平台媒体，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新新闻生态系统。专业媒体主导职业化生产和体制内行动者垄断传播资源的传统新闻业态，正转变为多种类型媒体共同参与、多元新闻实践形态并存的新生态格局。面向新新闻生态系统的新闻社会学研究，需要在公共传播研究的新视域、新思维中寻找再出发的问题意识。
从研究对象看，除关注中央和地方专业媒体的数字化转型、新闻生产常规的变化、技术对媒体的文化影响之外，还要运用实证方法研究正在兴起的机构媒体、自媒体，细致考察这些媒体行动者的实践逻辑、生产机制、组织文化及社会功能；
从理论视角看，框架、话语和信息传播模式等经典研究视角需要在新的语境中展开，比如传统新闻伦理的共识形成有赖于职业化新闻机构及其背后相对精英化的行业系统，而机构媒体、自媒体在缺乏行业组织规范的语境中将重新定义新闻生产的伦理边界；
从研究路径看，除文化研究、新闻生产社会学等微观和中观取向之外，更需要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宏观取向，如将平台媒体的兴起及其智能技术的运用置身于国家-社会关系、传播变革与意识形态关系中进行观照和思考。
此外，从传播管理和政策研究看，在新的媒介格局与技术环境中，“党管媒体”意味着要管理包括专业媒体、机构媒体、自媒体和平台媒体在内的所有媒体，由此面对的一系列挑战需要切实回应：市场化专业媒体及其衍生的“新都市媒”如何在权力与市场之间寻求平衡，并继续保持高品质的新闻生产与公共传播的责任担当；在社会化传播的语境中，党媒及其衍生的“新党媒”、机构媒体及其衍生的“新机关媒”如何重建传播话语权，完成好满足受众需求与强化舆论引导能力的双重任务，并真正提升其影响力和公信力；
针对自媒体和平台媒体的泛社会化新闻生产，如何运用法律或行政的手段，既保障公共表达的权利、促进内容市场的繁荣和推动相关产业的成长，又不断提升信息供给的质量、规范传播行业的秩序、探索有效的治理机制……总之，在新新闻生态系统中，实现信息相对自由流动、实现传播为多元主体赋权、以及延续媒体的公共价值是相关研究始终不变的追求。
注释：
（1）喻国明：《中国传媒业30年：发展逻辑与现实走势》[J]．《青年记者》，2008年第4期，第19-24页。
（2）张志安：《新新闻生态系统：当下与未来》[J]．《新闻战线》，2016年第7期，第44-46页。
（3）余家宏等：《新闻学简明词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7页。
（4）景跃进、肖滨等：《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6页。
（5）市场化媒体主要包括以《华西都市报》《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主流都市报，以《21世纪经济报道》《三联生活周刊》等为代表的精英报刊，和以《财经》等为代表的财经类期刊。
（6）邱沛篁、席文举等：《都市报创新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页。
（7）孙玮：《现代中国的大众书写：都市报的生成、发展与转折》[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8-144页。
（8）张志安、吴涛：《互联网与中国新闻业的重构——以结构、生产、公共性为维度的研究》[J]．《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第44-50页。
（9）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3期，第62-80，96-97页。
（10）Wang，H．Y．，Sparks，C．& Huang，Y．Popular Journalism in China：A Study of China Youth Daily，
Journalism[J]．February,13,2017．DIO：10.1177/1464884917691987
（11）Wang，H．Y．，Sparks，C．& Huang，Y．Popular Journalism in China：A Study of China Youth Daily，
Journalism[J]．February,13,2017．DIO：10.1177/1464884917691987
（12）田秋生：《市场化生存的党报新闻生产》[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13）宋歌：《对“行业报”定义的辨析》[J]．《新闻春秋》，2015年第1期，第24-26+47页。
（14）丁海东、谭小凤：《传统行业媒体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转型》[J]．《新闻传播》，2012年第9期，第56页。
（15）张志安：《新新闻生态系统：当下与未来》[J]．《新闻战线》，2016年第7期，第44-46页。
（16）田丽、胡璇：《社会化媒体概念的起源与发展》[J]．《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9期，第27-29页。
（17）彭兰：《社会化媒体：媒介融合的深层影响力量》[J]．《江淮论坛》，2015年第1期，第152-156+165页。
（18）李艳红、龙强：《新媒体语境下党媒的传播调适与“文化领导权”重建：对<人民日报>微博的研究（2012–2014）》[J]．《传播与社会学刊》，2017年总第39期，第157–187页。
（19）王斌、王雅贤：《“政经博弈说”及其发展：中国新闻改革中国家—市场关系的理论考察》[J]．《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09期，第154-169页。
（20）龙强、李艳红：《从宣传到霸权：社交媒体时代“新党媒”的传播模式》[J]．《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2期，第52-65页。
（21）如龙强、李艳红在《从宣传到霸权：社交媒体时代“新党媒”的传播模式》一文中，将《人民日报》的微博帐号及其海外版所办微信公众号“侠客岛”称为“新党媒”。
（22）方可成：《社交媒体时代党媒“重夺麦克风”现象探析》[J]．《新闻大学》，2016年第3期，第45-54页。
（23）如中山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社交媒体语境下新机关媒体对民族主义的话语重构——以共青团中央微博为例（2013-2017）》，把共青团中央的官方微博帐号称为“新机关媒体”，这一提法意在强调机构媒体在新的介质形态与社会化传播语境中所可能具备的新特征和新属性。
（24）据CNNIC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4.85亿，占总体网民的62.6%；微信城市服务累计用户数达4.17亿，涉及公安、人社、交通、税务、司法、教育、民政等多种政务服务领域；经过新浪平台认证的政府机构微博达134827个，主要包括政府、社会团体、党委、检察院、法院、人大、政协等机构；各级党政机关开通的政务头条号达70894个，主要包括公安、信访、检查、司法、基层组织、法院、共青团100多个等垂直系统，且已有350个中央国家机关政务头条号在运营。
（25）於红梅：《从“We Media”到“自媒体”——对一个概念的知识考古》[J]．《新闻记者》，2017年第12期，第49-62页。
（26）详见Bowman & Willis：We Media: How audience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R]．2003，p. v。
（27）於红梅：《从“We Media”到“自媒体”——对一个概念的知识考古》[J]．《新闻记者》，2017年第12期，第49-62页。
（28）克劳瑞：《2016中国自媒体行业白皮书》[EB/OL]．http://www.topklout.com/assets/uploads/wemedia.pdf
（29） 腾讯研究院：《芒种过后是秋收：中国自媒体商业化报告（2016）》[EB/OL]．
http://news.qq.com/original/dujiabianyi/zimeitibaogao.html．
（30）Jonathan Glick，Rise of the Platishers[EB/OL]．http://www.recode.net/2014/2/7/11623214/rise-of-the-platishers．
注：此文首发于《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3期：56-65页），作者：张志安，汤敏：《新新闻生态系统：中国新闻业的新行动者与结构重塑》。
张志安：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广州大数据与公共传播研究基地主任。汤敏：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政治传播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