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历史||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在川康藏区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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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取得伟大胜利80周年纪念日，也是中华大家庭各民族世世代代永远铭记的光荣神圣的日子。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川康藏区实行的正确民族政策，赢得了藏区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的支持和拥戴。
一
1934年10月，红军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在长征途中，红军通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区和杂居区，得到了苗、瑶、彝、回、藏、羌、纳西等沿途少数民族的支援和帮助。尤其是进入川康藏区，红军在这里行程最长、停留时间最久，留下了中国革命史和党的正确民族政策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党的民族政策唤醒了长久以来备受歧视、奴役、压迫的藏族同胞，红军以实际行动感召、教育、争取了人心。同时，获得新生的藏族同胞怀着对党和红军的深情厚谊，竭尽所有支援红军，为长征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长征前期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基本主张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对于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伟大复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把解决民族问题视为中国革命总问题的重要部分，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制定并不断完善团结各民族共同奋斗的革命纲领。
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1928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民族问题“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义”。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主张，宣布“中国工农与劳苦大众，反对一切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而主张他们的彻底解放”。大会同时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在苏维埃政权辖区内，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1934年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再次强调“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长征之前，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纲领和主张，为红军长征顺利通过民族地区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为了顺利实现战略转移，党和红军必须正确处理好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1934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作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提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的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 。”红军长征进入桂、黔、滇、川、康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后，面对复杂、具体而紧迫的民族问题，党中央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及时制定、调整和发展符合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实际的民族理论和政策。1934年12月24日，红军总政治部作出了《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强调，“对于苗，瑶等少数民族，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与汉族工农同等待遇”；同年5月，红军在凉山彝族地区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强调“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红军运用各种形式积极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如：黔东特区《关于苗族问题决议》，红一、四方面军《告川康藏彝民族书》《告回番民众》《回民斗争纲领》《共产党红军对番人主张》《红军对番民十大约法》《回民区域政治工作》《告西北汉回番父老兄弟》，以及以毛泽东、朱德、贺龙、李先念等党和红军领导个人名义发布的一系列文告、公告等。这些使党对于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政策有了进一步发展。
党的民族政策在川康藏区的实践发展
红军进入川康藏区以后，在一系列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指引下，民族工作全面开展。
第一，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共产党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主张“国内各民族绝对平等，并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红军所到之处，都不厌其烦地向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揭露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根源，宣传党和红军把各族人民从被压迫、被奴役的制度下解放出来，实现中国各民族大统一、大团结和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政治主张。党和红军的领袖毛泽东以及周恩来、朱德、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都曾亲自做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团结争取工作。贺龙在藏区亲赴中甸喇嘛寺向藏族僧俗群众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并题写“兴盛番族”红绸锦幛相赠。王震、肖克经过西康乡县城时向桑披喇嘛寺活佛赠送“扶助藏族解放”的锦旗。红军各级指战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使受尽歧视和压迫的藏族群众深受感动，从感情和心理上接受和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第二，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由于历史、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原因，宗教对少数民族具有特殊的影响和作用。党和红军把宗教问题作为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向藏族僧俗群众广泛宣传“番人信教自由，念经当喇嘛和尚听其自愿”；同时严格红军部队纪律，明确规定“不要毁坏喇嘛寺和经书，不要毁坏经书和神像，不要伤害番人的宗教感情”。途经甘孜时，红军发布保护觉母寺、白利喇嘛寺的文告，指示红军严格遵守。进入藏区后，红军指战员不进驻寺庙，不干扰寺庙的宗教活动，不伤害喇嘛僧人，寺庙的佛像、雕塑、壁画和各处的“玛尼堆”、“经幡”等都得到妥善的保护。
红军在宣传信教自由，尊重藏族群众宗教信仰的同时，又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明确规定“活佛大喇嘛只许传教，无权过问政治。一切政治权力归苏维埃或人民革命政府”。
第三，尊重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习俗、文化是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红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队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风俗、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红军每到一处，立即派人深入少数民族村寨，调查当地社会经济、风土民情、民俗禁忌等，编印“情况通报”下发部队遵守。党和红军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强调少数民族有语言文字的自由，“重视发展民族的文化、学校”。在川康藏区，红军还提倡汉族指战员要认真“学番民语言”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实行优待通司（翻译）政策，把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编成通俗的歌谣，便于学习和传播。
第四，帮助少数民族建立革命武装和政权。建立少数民族自己的革命政权，实现民族解放，是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部分，也是红军在川康藏区开展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组织为加强对少数民族武装的指导，在当地少数民族中选拔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觉悟的优秀分子作为骨干，组织和动员群众组建了番民自卫军、游击队等武装，以巩固革命政权，保卫胜利果实，壮大革命力量。同时，党也注意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和社会阶层的复杂性，认为不宜完全照搬或移植汉族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做法，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方针，指出在条件成熟的少数民族中，“或在阶级斗争深入的阶段中，则可采取组织工农苏维埃或劳动苏维埃的形式”建立革命政权；但另外也要充分“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与社会发展的条件”，而“不能到处把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在有些民族中，……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人民共和国及人民革命政府的形式”。
第五，开展对民族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川康藏区的社会结构与内地有着很大差异，少数民族上层不仅控制着武装、粮食、牲畜等物质资源，而且还从精神和行动上牢牢地控制着广大的僧俗群众，在群众心目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如果得不到少数民族上层的理解和支持，就很难做通下层群众的工作。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分析了“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之后，提出在有些民族中，有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一是保护少数民族上层利益。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党对民族上层人士采取了团结、争取和教育的政策，不打土豪、不没收土地财产，保护其既得利益；二是积极与少数民族上层建立友好关系、达成协议或结成联盟。党和红军领导人亲自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信任和友谊，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签订协议或结盟；三是尊重和保护宗教，争取和团结宗教上层人士。
党的民族政策有力推动了川康藏区的革命运动红军进入川康藏区以后实施的民族政策和开展的民族工作，使藏区群众逐步认识到红军是真诚帮助少数民族解放的队伍。川康藏区的革命运动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下蓬勃发展起来。
一是建立少数民族革命政权。从1935年初夏开始，川康藏区陆续诞生了若干不同规模、不同形式、不同性质的革命政权。如茂县、汶川、理番等成立的工农苏维埃政府，突出阶级性、纯洁性，除少数红军代表外，组成人员必须是当地少数民族或汉族的劳工阶层；劳动苏维埃政府，成员主要从当地少数民族农奴中产生，如在大小金川流域及丹巴地区建立的一些红色政权；与苏维埃政府不同的第三种政权形式，称为人民革命政府，具有统一战线的色彩，政府成员除了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外，还吸纳了拥护革命主张的当地土司、头人、喇嘛等各界各阶层的代表人士。这些革命政权根据党中央的精神，领导藏羌等各族人民开展反对封建剥削制度、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争取各民族广大群众，把一切革命力量团结到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上来。
二是建立革命武装。这些少数民族革命战士基本来自当地社会底层的各民族青壮年，他们勇猛彪悍，熟悉并且适应藏区高寒、险峻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他们协助红军部队参与作战，还承担了侦察、警戒、带路，守卫交通关隘、要道，剿匪、肃反，宣传争取群众，筹集粮食物资等军事、政治任务，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打击反动残余势力，保卫苏维埃和少数民族红色政权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他们竭尽所能支援红军。川康藏区自然环境恶劣、人烟稀薄、地瘠民贫，长久以来又深受历代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榨，藏族民众生活艰辛、物资资源极其匮乏。但他们仍然作出了巨大牺牲，为进入藏区的红军筹集了大批粮食、食盐、牛羊、酥油等食物，以及牛毛、羊毛、牛羊皮等御寒物资，帮助红军渡过了最困难、最黑暗的时期。正如有的老红军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地群众为了红军的生存进行了艰苦的筹粮工作。有的藏族群众把仅有的一点粮食支援了红军，而他们全家宁可吃一种叫元根的萝卜状的植物。有的群众生活本来就十分艰难，还把自己仅存的一点盐巴、几尺布献给红军。亲如鱼水、患难与共，没有当地苏维埃政权和各族劳苦群众的支援，红军不可能从草地中走出去。”
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回顾党和红军长征时期在川康藏区的民族工作，对我们今天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1.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走中国特色民族工作之路，是我们党始终坚持和追求的。马克思主义主张民族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我们党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结合中国的民族地区实际，制定了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措施。党在长征前即对民族政策做了理论探讨和一定革命区域的初步实践。长征更是开启了党的正确民族政策的充分实践。党和红军在长征中根据少数民族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制定并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文件和政策，在民族区域付诸实现，使民族解放斗争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团结教育了各民族群众，为长征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坚持做好“结合”文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民族工作之路。
2.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实事求是，不搞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依据不同民族地区的客观环境制定不同的政策策略，是党在川康藏区的民族政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比如在土地革命时期，党对宗教寺庙实行财产剥夺政策，“没收王公、寺庙的牲畜归牧民分配，没收一切王公地主垦牧公司寺庙教会的土地归农民分配使用”。而长征时期在川康藏区，为团结争取社会各阶层包括宗教上层，红军公开宣示尊重宗教信仰自由，部队不得进驻寺庙，不干扰喇嘛们的宗教活动，并且保护帮助革命运动的寺庙。党在所领导的红色区域内，实行大喇嘛的财产不没收、“喇嘛照样可以分土地”的政策。又如创建少数民族红色政权，既充分借鉴土地革命时期党在汉族地区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又注意吸收拥护革命的大头人、大土司和大喇嘛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他们采取争取、团结的方针，在革命政权中体现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得到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各阶层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按照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做好民族工作。
3.必须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长征时期，我们党始终强调“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今天，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仍然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坚持党的“统领”方针，切实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切实增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性，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工作路线方针政策，推动民族工作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不断作出新贡献。
（本文刊发于2016年第12期《中国统一战线》杂志，作者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副总干事杨坚赞、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姜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