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爸妈去旅行
“我要充满勇气地做一件事，带爸妈去日本。”这是产品经理远舶在今年元旦写在朋友圈里的。执行力很强的他的确做到了，迅速请年假，办签证，做行程，等到一切都准备好摊在面前，即将出发时，远舶又发了一条：“高考之后我从没如此紧张”。
永恒的价值观战争
远舶的父母是上海人，他从上海的大学一毕业就来北京工作。“为了避开结婚这个尴尬的话题，我把能和他们见面的次数减到了最少。去年妈妈生病，动手术前就说了一句，还没有出过国，我心里挺难受的，就决定了这次日本之行。”
两代人出来玩，就等于把原本隔着电话就能擦出火星子的两种价值观放到了一个封闭的铁桶里，等着看什么时候爆炸。“我把旅行中的冲突总结为两点，对钱的态度，对时间的态度。”很显然他已经做好了全程贴心服务和耐心忍让的准备，但该发生的仍然不可避免。
在日本吃一顿像样点的鱼生人均三四百很正常，但远舶还是没告诉爸妈价钱。“没想到，点完菜我妈忽然拿出手机算汇率，知道快一千了就直接翻脸，但菜已经点了不能走，我爸就在那个安静的店里一直用上海话骂我。我被骂到已经神游了，语速很快的上海话真的和日语有点像，周围的日本客人徘徊在似曾相识又完全听不懂的语言里，都有点惊惶，我看着他们的表情就笑出声了。我爸认为我在嘲笑他，越加生气，还好这时候上菜了——我妈犹豫了一下还是掏出手机各个角度拍照片，她发朋友圈时蛮开心的——为了让她能随时发朋友圈，我租了一个wifi——发满了九张图还加了好多表情向小姐妹炫耀。我爸是很爱吃鱼的，他气哄哄地吃了不少鲷鱼，不再骂我，食物打破了僵局。”
远舶的爸爸当过兵，日本对他来说就是所有负面形容词的集合体，一提日本就是“吾册那小日本”，妈妈认为日本就是东京，全是人和高楼，动不动还地震。远舶特地带他们来，就是想看看固执的五十年代生人能不能有一些改变。“京都的宁静和古朴给我们很大的治愈，因为去之前爆发了很严重的争吵，这次是关于时间的。我准备了充足的购物时间，但他们看到超市和药妆店的东西很便宜就走不动路了，不愿意去玩任何地方，就在超市里买买买，我怕他们走丢了只能在外头等着，居然就这样在东京耗了两天！他们连餐厅都不愿意去，就在7.11这样的便利店买方便食品，简直疯了。”
远舶发现爸妈买的东西上海全有，大多廉价，塞满了两个大箱子，总价值不超过一千元人民币。他非常生气，东京市区的酒店很贵，住在这里是为了让他们少走路，多看看这个城市，结果呢？远舶爆发了：“你们活了这把岁数根本不懂什么叫生活，去任何地方都是急匆匆的，对什么都没兴趣，就对‘便宜’有兴趣，以后不要再出来了。”这话说完关系也到了冰点，但也带来了改变。
京都的治愈力是无言的，沉静的建筑、干净的公共场所、语言不通却带和善微笑的当地人，远舶和父母在冷战时抵达这里，却也刚好在安静的气氛里感受了这座城市。“住的离金阁寺不远，头一天带他们从旅馆走过去的。离开的那天想再去看一次，出了旅馆发现我爸在前面远远地走着——金阁寺要门票的，我爸这么抠门竟然自己又进去了一次。所以说争吵是有效果的，我从不信奉‘千孝不如一顺’，我父母还不是年迈的老人，还可以向更积极、多元的生活方式靠拢，我希望旅行能带来改变。回来后我爸不再说‘册那小日本’了，他说京都很好，古建筑美，周围的环境也好。他们对我的评价没有变好，反而变坏了，但这没关系，京都两日让他们已经有所改变，俩人在策划下一次旅行了。”
崔昀今年三月底去巴黎参加毕业典礼，带上了妈妈。
崔妈妈热爱摄影，简言之是热爱拍她漂亮的女儿，用她的话说是“留下和巴黎的每一个瞬间”。在卢浮宫，她甚至希望女儿能跟所有的名画合影，花费一整天时间她也欣然接受。在各个旅游景点的标的物前，崔妈妈不厌其烦举着自拍杆拍下她和女儿的合影，崔昀告诉她自拍杆长度有限，有时候拍出来的只有两个大头，看不出来背后的景物。崔妈妈又开始麻烦国际友人，请他们拍照。崔昀希望妈妈能看看她生活的这个城市——公寓楼下短短300米的小街上有肉铺、鱼铺、花店、面包店和修锁匠，街口的海鲜餐厅里都是白头发爷爷奶奶，因为年轻人失业率高没有钱吃餐厅……但崔妈妈不太感兴趣，她喝咖啡时心不在焉，匆匆地走过了这条街，因为着急回家传照片。
崔昀在巴黎住了三年，肯定不是拍照打卡式的旅游者，只是她和远舶不同，她不忍心言语责难妈妈，只一味妥协。拍照的后遗症无非是浪费时间，并接受来自其他游客的各种目光。崔昀的妥协令崔妈妈收集癖在巴黎爆发，她拿了她看到的一切纸质宣传品，以至于行李超重，在机场翻箱子，花了一个多小时选择带哪些回国。“现在，数量不菲的餐厅咖啡馆路边剧团大小美术馆游船码头……的广告和海报被带回了武汉，堆在家里的墙角积灰。”“评论”是爸妈出行时的又一大亮点，也是两代价值观碰撞的最直白的表现之一。李松带爸妈去台湾，老生常谈是看到了市民阶层的文明礼让，爸妈很受感染，立刻做到了上电梯靠右站，下公车对司机说谢谢，不大声喧哗，爸妈入乡随俗很快让李松很高兴。
但他们无法克制“看不惯”。台北妹子喜欢穿大毛衣甚至羽绒服配超短热裤和人字拖，李松爸爸见一次说一次“什么审美”、“神经病”，有时候声音大一点李松特怕被姑娘听见，他很耐心地跟爸爸说只要姑娘自己愿意，不需要你看得惯，你有说的权利，但你说这话对谁都没有用。并且出于礼貌，最好能小声一点，不要用人身攻击的词语。“这是我特别希望他们能改变的地方，在多元化的世界里，‘看不惯’是个没意义的词。台北还好，到了台南更要命。”
在一家绿营书店里，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李松爸爸很高兴地买了二手书，店员听口音随口一问：“你们从中国来的啊？”李松当时神经就绷起来，接话说：“是，湖南。”店员说：“噢，那么远过来是不是很麻烦，要换很多交通工具？”李松解释长沙到台北2009年就直航了。店员走开后，李爸爸用长沙话跟李妈妈说：“这个鬼不是个好鬼。”
“在台南这次，爸妈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因为他们是本着‘到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的心情，哪里想到在台南步步受挫。我只能告诉他们，当地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两岸的教科书完全不同。同时，台湾人的确对外界不关注，他们连国际新闻都没有，打开电视只有本地资讯，不知道长沙直航很正常。”
“爸妈很难‘take it easy’（放轻松）”，李松说，“另外，他们的价值观里，没有‘不要去轻易评价别人的私事’这一条，这是西方现代社会的价值观，‘don’t judge me’是美剧里的社交标准。中国老话说‘人言可畏’，‘唾沫星子淹死人’，但没说不允许说三道四。后来想想我们也喜欢毒舌点评旅行中看到的怪人，但和父母的区别是我们会更小声更私密地吐槽。”
很酷的爸妈也有一大把
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接受我们的吐槽。
本报插画作者龙荻的爸爸是一个油画家，父女之间本来就有共同的爱好，同游欧洲时，龙荻一家就不太会存在上述的种种问题，也可能是艺术家本身就很容易“take it easy”以及不轻易评价他人私事。
“我爸画油画，又是老师，给综合性大学的学生讲美术史和文艺鉴赏课，所以他看美术馆、博物馆的时候是非常好的讲解，不止讲艺术的，还连带讲述同期的历史，另一方面又会谈到具体画画时应该怎么画、怎么思考。他去过欧洲大大小小的美术馆，但还是很喜欢讲，我作为听众是很受用的。其实我妈也是艺术家，她的high点比较奇葩，去年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他们就让我站到three graces的屁股中间拍照，我朋友们看到照片就说你爸妈真的好奇葩，和我们的high点也太接近了。”
龙荻的爸爸会用国外版大众点评“yelp”选餐厅，旅行中精力旺盛，热爱暴走，除了不太爱吃pizza和一些西餐外，与龙荻别无二致，所以在龙荻的记忆里不管是之前去欧洲还是去年同游美国，都是非常愉快的，父辈依然可以给她很好的指引。
是不是非得是高级知识分子，懂英语，玩得转手机里的APP，才能与孩子愉快地玩耍呢？
看看于晓晨的爸爸就知道答案是否定的。北京孩子于晓晨，爸妈都是工人，退休了的爸爸是个机械和地理爱好者，整天在家捣鼓，街坊的东西坏了都找他，热心肠，每天乐呵呵的。
他们同游意大利，当地人英语不好，于晓晨的语言能力瞬间降为零，爸爸脑筋灵活，情商发达，融会贯通，点餐、买票、砍价都是他去比划，次次得手。“意大利比巴黎乱，我爸体格壮硕，生活经验丰富，有他在我们一点都不担心遇到骗子。”
去万神庙时，于爸爸在进门前让于晓晨和于妈妈闭上眼睛，他一手牵一个，进门之后数一二三让他们睁开眼睛。“真的是神之光啊！”于晓晨永远记得这个瞬间，于爸爸很得意儿子这个惊喜的表情。“我爸是地理爱好者，他来之前研究了半天太阳高度角和天气预报，告诉我们来意大利旅行的日期就定在五月下旬，罗马万神庙一定要在大晴天来。“我跟我妈都不信，但还是听了他的。宇宙之光就射下来了！我爸是个特别普通的工人，我学历比他高多了，但出了门，我爸就是能顶事儿，有他在我们就很放心，也很开心。我想，还是因为他的好奇心依然旺盛，对这个世界充满热情。就算不出门，在北京，他也能和各个年龄层的人打成一片，典型的在家待着高兴，出门在外也高兴。出来这一趟，我对他的晚年生活很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