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 | 马克龙的崛起
现在似乎可以放心地宣布，去年英国公投退欧以来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政治浪潮终于在法兰西的海岸线退却。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吃惊的结果，因为法国是当下面临经济、移民问题以及恐怖袭击、身份认同危机最多最深重的西方大国。
在4月23日举行的法国大选首轮投票中，中间派独立候选人埃曼纽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与极右翼国民阵线领导人马琳·勒庞（Marine LePen）分别以近24%和21.3%的得票率位居第一和第二位，他们将在5月7日的第二轮投票中一决雌雄。几个月前还呼声极高的中右翼共和党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和竞选最后阶段人气飙升的极左翼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都以20%左右的得票率惜败，现在执政的中左翼社会党候选人伯努瓦·阿蒙则仅获得6%多一点的选票。
这与选前公布的民调结果非常吻合，一个多月的荷兰大选结果也是如此。似乎可以说，这两场大选的结果不仅意味着一度貌似势不可挡的民粹主义势力已现疲态，也为传统专业民调预测机构挽回了一些颜面。
由于马琳·勒庞也顺利进入了最终的决选，许多人应该会认为上述判断太过乐观或轻率。然而这一结果只是进一步证明了法国民调机构的专业水准。几乎所有民调都预测，马琳·勒庞将会成功跨过初选门槛。事实上勒庞在第一轮的实际得票率甚至还略低于先前的民调预测。当然，民调还预测，在最终的决胜局中，马克龙将轻松击败勒庞，后者连40%的选票都拿不到。
这与法国的选举程序有关，选民在初选中会把选票投给自己中意的候选人，而不太考虑其他因素，因而往往造成得票非常分散——过去几十年来，还没有一位候选人能够在第一轮就赢得50%以上的选票，从而直接当选。但到了第二轮，随着大多数候选人被淘汰出局，选票就会集中流向价值立场更为中间温和的候选人。2002年的大选中，马琳·勒庞的父亲让-玛丽·勒庞在第一轮投票中抢尽风头，但在第二轮对阵雅克·希拉克时仅获得区区18%的得票，便是这种选举机制在发挥作用。
马琳·勒庞看起来会重蹈15年前父亲的覆辙。眼下，所有在第一轮选举中落选的候选人及其政党都在努力动员自己的支持者在5月7日那天为马克龙投票，以抵制勒庞。无论是现任社会党总理贝尔纳·卡泽纳夫，还是两位有号召力的中右翼前总理弗朗索瓦·菲永和阿兰·朱佩，都热情洋溢地赞扬39岁的马克龙有希望“成功地将法国带向未来”。他们一致谴责勒庞代表了法国“倒退和分裂”，极左翼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更是用民粹主义者惯常的口吻将勒庞所代表的政治势力称为“共和国的敌人”。
最新的民调结果还显示，马克龙与勒庞之间的民意支持率仍在进一步拉开，表明上述这些候选人的支持者中的相当多数都将在第二轮中投票给马克龙，而不是勒庞。这些都预示着，借助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将法兰西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送入爱丽舍宫的梦想难以成真。
埃曼纽尔·马克龙眼下正迎来一次历史性的机遇，他极大可能将成为自拿破仑以来法国最年轻的国家元首。
然而如果想要不辜负那些因为他在选举中的出色表现而在走上大街兴高采烈地高唱《马赛曲》的人们，特别是其中的年轻人，未来他需要展现极大的勇气和智慧，付出比选战艰辛得多的努力。考虑到法国的糟糕现状以及他仅有4年行政履历的现实，一些人已经发出悲观的预言：马克龙赢得大选不难，但兑现自己的改革承诺却难上加难。
法国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元区债务危机以来唯一一个没有真正进行过痛苦的结构性改革的西方大国，因而也是经济复苏最缓慢的主要发达国家。过去5年里，法国的失业率从没有低于过10%，年轻人失业率更是高达20%以上；今年法国的经济增长率略显起色，但预计也仅有1.4%，在欧盟28国中位列倒数第三；长期以来，实施高福利政策的法国的税收一直不足以支持公共服务，国家债台高举，而很少有选民愿意支持任何削减这些公共服务的改革举措……
在度过了庸庸碌碌、得过且过的5年总统生涯后，被称为“第五共和国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统”的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奥朗德明智地决定不谋求连任 （他的支持率已跌至史无前例的4%），这是二战以来首次。
奥朗德的5年任期中，法国挣扎在大规模失业和经济停滞中，民众对政界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而自2015年新年以来，三次严重的恐怖袭击致使230多人丧生，社会各阶层对于占总人口10%的穆斯林群体的观念分歧空前紧张，国民的安全感和身份认同发生严重危机……国家比以往更为分裂。
一旦成功当选总统，接下来6月份举行的议会选举对马克龙至关重要。马克龙领导的前进运动(En Marche！)成立仅一年，羽翼未丰，不可能在国会赢得多数席位。马克龙自己也并不把它定义为一个政党，而是更愿意称之为一场“运动”，它没有传统政党的任何组织结构和运作体系。在这种情况下，马克龙若想要顺利推进他的改革议程，就不得不超越政治上的左右分野（像他在选举中自我标榜的那样），将尽可能多的中左和中右政治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在议会中组成新的泛中间多数派。
暂时看起来，中左翼的法国社会党和中右翼的法国共和党内部的改革派阵营会支持马克龙的改革抱负，因为他们自己也希望推进改革。然而，一旦马克龙的改革触及多年来困扰法国的那些核心问题——例如水涨船高的社会福利、不堪重负的高税负和僵化的劳工保护制度，他的跨党派联盟内部就一定会发生尖锐分歧。无论是社会党还是共和党都不会为了这位并不属于本党的总统耗费太多的政治成本，去支持那些有可能惹恼自己基本盘选民的雄心勃勃的改革行动。
人人都主张法国应当改革、而且必须改革，但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们描绘的改革蓝图南辕北辙，届时马克龙就将面临过去历任法国领导人同样面临过的真正挑战。事实上，马克龙在奥朗德政府曾担任经济部长时，就曾因为试图推动改革政策而遭到工会团体的反对和抗议，而后者是社会党的重要票仓。
如果当选总统的是勒庞，那么未来她的政府很可能处于瘫痪状态。国民阵线目前在法国国会577个议席中仅占可怜的2席，即使它能够在6月份的选举中大获全胜，所增加的议席也依然不能帮助它成为一个在议会中拥有足够影响力的大党。鉴于目前法国所有政党中的主流人士都对勒庞怀有强烈的敌意，预计她推出的大多数政策都将遭到强有力的阻挠。
马克龙是本次法国大选所有候选人中最支持自由市场、进步主义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位，他的高票晋级令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弹冠相庆，布鲁塞尔和柏林第一时间发来了热烈的祝福。全球金融市场也为之舒了一口气，初步计票结果公布后的第二天，欧元汇率上涨了1.5%，当天亚洲早盘更是跳涨2%，升至去年11月美国大选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法国国债价格和股市也出现了暴升。
在欧洲事务上，马克龙延续了一贯的正统理念。他希望在国内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的基础上，恢复与欧盟另一个支柱大国德国的互信，与后者达成更加全面广泛的协议，以期彻底改革和整顿陷于困境的欧元区经济，并在防务、安全和移民问题展开更为密切的合作。他的这些理念显然会得到德国和欧盟的鼎力支持。
即便最终鹿死谁手尚待下周这个时候见分晓，年轻的马克龙在初选中取得的成就已能够让我们看到，一年多来似乎无坚不摧的反建制民粹主义巨浪已经在欧盟的核心地带得到了有效遏制，欧洲政治的转机已经隐隐显现。
一个多月前，当中右翼的自由民主人民党在荷兰大选中有惊无险地击败极右翼政客海尔特·维尔德斯领导的自由党、赢得连任后，现任首相马克·吕特兴奋不已地吹嘘，“荷兰人民通过选票‘叫停’了民粹主义”，阻止了欧洲“多米诺骨牌”的坍塌。实话说，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对此并没有太强的信心。这倒不是因为荷兰的国家体量太小。事实上，吕特领导的传统主流政党之所以能够在选战中压倒民粹主义政治势力，恰恰是因为他在许多方面主动迎合了民粹主义的诉求。换言之，欧洲的政治光谱被民粹主义力量裹挟着，仍在进一步向右转。吕特的胜利，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牺牲原则的迁就。这个趋势不扭转，建制派迟早会被赶下台，不是这一次，就是下一次。
但马克龙向人们展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新姿态。在整个大选期间，他没有发表过任何博眼球的偏激政纲，也没有试图迎合左翼和右翼的任何极端情绪；他牢牢地坚守中间派的“正常”立场，不断地以自己无所羁绊的独立形象来释放出一股包容团结的清新之风；他没有使用民粹主义政客惯用的那种攻击中伤手段，给不同意见者贴上“人民公敌”、“国家叛徒”之类的恶毒标签，这反而极其有效地挤压了极左和极右两个极端的民粹政治的操弄空间，将大多数立场摇摆的中间选民吸引到自己阵营中来。
马克龙的成功为当前日益毒化的西方民主政治注入了一味解毒剂，预示着民主政治的未来方向。
尤其令人惊喜的是，马克龙不仅比戴高乐主义者更加支持欧洲一体化，甚至比法国传统左翼都更加支持一体化的进一步推进。例如，他明确支持改进欧元区制度框架中存在的缺陷，将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后应运而生的欧洲纾困基金转型为一个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常态化金融稳定机制，他还支持欧元区推进财政一体化，强化对成员国的预算约束，甚至设立“欧洲财政部”……
在布鲁塞尔几乎已经沦为“一切问题的总源头”的今天，倡导上述不得人心的理念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就算是在最支持欧盟的德国，这都不一定能够获得太多民意支持。
因此，马克龙的崛起或许让我们看到了西方政治乱局背后的希望：民众的不满主要不是针对一体化和全球化，而是针对本国僵化的利益格局和政治无能。选民们渴望变革，但未必愿意拥抱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种族主义。
首轮投票初步计票结果公布后，马克龙在巴黎街头面对狂热喧闹的支持者说：“一年间我们改变了法国政治生活的面貌”。
他这番话并不是政客们习以为常的夸夸其谈。
4月23日的首轮选举中，最大的输家是传统大党——曾长期主导法国政坛的中右翼共和党和中左翼社会党被同时扫地出门，这还是二战以后头一回。
作为一颗无党派的政界新星，马克龙领导的“En Marche！”运动组建不过才一年而已，他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尤其令人信服的是，马克龙的运动并没有像民粹主义政治势力那样借助同精英建制派恶意为敌而博上位。相反，首轮胜出后的他迅速得到了两大主流政党的背书。说到底，这位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前罗斯柴尔德投资银行家自己也是精英，也是建制派，但他极其充分地向选民展现了自己超越左与右的政治活力和生气。正如他对支持者所说的，自己代表着“乐观精神和希望”。
因此，马克龙的崛起不仅打破了法国原有的政治版图，或许还预示着西方政治的另一个新趋势：以往那种两个或两个以上大党轮番坐庄的稳定格局将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这不是马克龙个人具备了什么超人能力，而是时代变迁和选民要求的结果。
实际上，这个趋势并不是现在才露出端倪。去年英国公投退欧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两个事件，已经突显出西方传统政党体系的衰落。
与过去的所有美国总统都不同，特朗普并不是依靠了共和党的资源和支持才成功入主白宫的。相反，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颠覆共和党的传统理念而赢下一场两极化的选战的。热衷政治的特朗普曾多次变换自己的共和与民主两党身份，他所展示出来的价值观中的许多东西——从个人道德操守到对待贸易的态度，从捍卫美国民主的立场到对美国的国际地位的认识——也都与共和党的传统主流价值全然背道而驰。在接下来的四年中，究竟是共和党成功“驯服”特朗普，还是特朗普继续“绑架”并改造共和党？是美国政治的最大悬念。
在欧洲，曾经拥有广泛而深厚民意基础的中左翼政党的大面积溃败是传统政党体系日薄西山的经典写照。
与目前士气低落的法国社会党相比，百年老店英国工党面临的内外交困更加具有代表性。
不知是听从了谁的建议，前任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错误地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倒向更左的一边来夺回唐宁街10号。但英国选民们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裁决，导致工党在2015年5月选举中的惨败。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工党内部的许多成员却认定，米利班德的失败在于他左得还不够。于是他们将一付大学教授模样的党内极左派边缘人物杰里米·科尔宾推上了党魁宝座，后者曾将真主党和哈马斯称为“朋友”，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逝世惋惜不已，并认为自己的主要使命就是在国内推行国有化，在国际上反对“美国军国主义”……难怪深具明星魅力的工党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要在《卫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大声疾呼，选举科尔宾出任领导人将置工党于“成立100多年来最危险的境地”，“工党正在闭着眼睛、张开双臂向前坠崖……”
在意大利，中左翼的民主党在上一届大选中艰难取胜后组成的脆弱执政联盟难以展开有效的改革。不甘被束缚手脚的总理马泰奥·伦齐为此发起了去年底的宪法改革公投，但在遭遇惨败后不得不黯然下台。在德国，拥有150多年历史的社会民主党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即便他们最近推举出了公众知晓度极高的欧洲议会前议长马丁·舒尔茨出任今年大选的候选人，但它想要从默克尔领导的中右翼联盟那里讨到什么便宜，恐怕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归根结底，过去10多年里，面对蓝领劳动人口的减少、老龄化的加速和汹涌的移民浪潮，中左翼中的温和派一直未能描绘出自己在业已大大改变了的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格局中的新坐标。与此同时，他们还犯了一个与一战前一样的大错，即用自己过去驾轻就熟的那套解决“阶级”问题的老办法去应对新近复活的“民族”问题。越来越多的证据已经表明，投票支持特朗普和英国退欧的选民并不见得全都是教育程度低下、经济状况窘迫的所谓“全球化的受害者”。他们的主要焦虑不在于经济状况，而在于身份认同——他们感到有人正从他们手中夺走自己的国家。20世纪的惨烈历史一再证明，民族几乎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压倒阶级，塑造一种休戚与共的强烈认同感。
那么，在这条战线的另一侧，中右翼的情形又如何呢？很遗憾，传统欧洲主流中右翼政党也在暮色沉沉中不见起色。之所以中右翼没有像中左翼那样遭遇雪崩式的挫败，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运气比较好——这一轮的民粹主义冲击几乎全部来自右翼，本身作为右翼的它们受到的压力自然要比左翼轻一些；另一面，这也是它们经常被迫迎合民粹主义诉求而换取的尴尬“成果”，正如荷兰发生的故事那样，它们正在日益被民粹主义力量拖着偏离原先的中间立场。
坐在那些古老的宫殿里，回想起那些塑造了往昔历史的政治巨人，这一代的欧洲政治家们显得渺小而孤独。
在如愿以偿地通过初选“及格线”以后，国民阵线的一位宣传家对新闻媒体说，“左右两派的分歧已经是过去式，最新的区别是全球化主义者与爱国者之分。”
将全球主义者与爱国主义者对立起来，是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惯用的伎俩，然而这句话的前半句并没有说错。西方政治地图中左翼和右翼之间分野的日益模糊，是本次法国大选向我们呈现的第三个新趋势。实际上，这也是传统中间派主流政党之所以不可挽回地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们固有的意识形态阻碍了它们对新的政治形势的认识，使得它们的政策主张难以同新一代选民的情感产生共振。
根据传统的政治划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左翼鼓吹加大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增进公共福利，并经常伴随着提高税收；右翼则主张维护个人权利，颂扬自由竞争，警惕公权力轻易介入私人领域。在文化上，左翼倡导“进步”观念，憎恨“歧视”，热心推进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平权”；右翼则尊重传统宗教道德和社会风俗，经常由衷地表达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热爱。
此外，传统左翼无一例外都是国际主义者，传统右翼则更加看重民族国家的主权权力。部分地因为这个缘故，传统左翼的支持者多为社会的中下层阶级，而传统右翼的支持者多为社会的中上层阶级。
然而新近的事实却告诉我们，在西方主要国家，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选民支持传统上的右翼、甚至极右翼政党。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右翼政党是抵御移民的堡垒——“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日益让位于“英国独立”、“美国第一”和“法国至上”的口号。
实际上，传统上以左右来分界的政治版图早就在人们不知不觉中瓦解。在今日欧洲，大多数主流的中左翼政党依然自称为“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或“工党”，但它们执政的政府没有一个推行正统的社会主义路线，把争取工人阶级权益放在首要位置。来自左翼的法国前总理、社会党人曼努埃尔·瓦尔斯更加热衷于发展经济、支持企业、而不是继续扩大工人福利。来自极左翼的让-吕克·梅朗雄在有些场合更不像一位左翼人士，他也主张法国退出欧盟和欧元区，对于全球化的抨击一点也不比马琳·勒庞柔和。眼下，勒庞最想要积极争取的恰是她理论上的死敌梅朗雄的铁粉，因为相同的反建制与反全球化立场或许能让他们产生共鸣。
相比之下，在适应这种左右模糊的新形势方面，右翼比左翼走得更远。
马琳·勒庞并不反对传统左翼政党的大部分政策主张，相反，她经常强调社会正义，支持累进幅度更大的税制，并呼吁对受到外国竞争压力的行业进行国家干预，这与特朗普作为一名共和党总统强烈地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如出一辙。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自马琳·勒庞2011年接替父亲出任党魁以来，国民阵线党大大软化了其种族歧视言论，她甚至还为此开除了自己的父亲和一名党内重要领导人。如今的法国国民阵线已经彻底放弃了它赖以起家的纳粹反犹主义意识形态，勒庞本人经常公开向法国的犹太族群示好，以便为自己披上宽容的外衣。
欧洲的其他极右政党也都不例外。荷兰自由党领导人海尔特·威尔德斯曾在以色列的一个基布兹集体社区生活过，对以色列深有好感，以反移民立场著称的他娶了一位东欧籍妻子；去年，比利时和奥地利的极右翼政党领袖还一同前往以色列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进行了一次古怪的“朝圣之旅”……
今天的欧洲极右翼势力找到了新的敌人：穆斯林。他们现在热衷于兜售“伊斯兰恐惧症”，以取代过去那些关于犹太人的阴谋论。这的确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表现。
然而不管它们表现得多么亲善和令人尊敬，这些极右翼政治势力的种族主义底色依然清晰可辨。仅以犹太人为例，数据显示，2014年，7000多名法国犹太人移居到以色列，是2013年的两倍。而随着内塔尼亚胡等以色列领导人的热情呼吁，越来越多的欧洲犹太人考虑移民以色列。最新的针对犹太人的敌视或许的确如极右翼政客所鼓吹的，主要来自欧洲不断增长的穆斯林人口，但有过惨痛历史教训的明智的犹太人并不相信这些极右翼政党会真心保护自己免遭威胁。它们抛出的“国家主义”政纲，不过是旨在迎合那些感觉到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被主流政治抛弃的传统左翼选民日益加剧的幻灭情绪而已。
历史还告诉我们，所有人最终都将在煽动对立的仇恨政治中遭受损害，倡导和解的中间路线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正道。
勒庞和马克龙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回应了这一左右翼日益模糊化的新形势和新变化。如果说国民阵线和勒庞的崛起代表着这一趋势的黑暗面——狭隘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死灰复燃，马克龙的崛起则代表着这一趋势的光明面——全球主义与爱国主义完全可以相互包容：支持全球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否定民族传统文化认同，坚持爱国主义也并不必然要“关闭边界”、“修筑高墙”。
在这个全球化和新技术的时代，西方的主流政治建制派没有能够对新时代的新问题作出及时而有效的回应。他们陶醉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给本阶层带来的巨大成功之中，没有设身处地地感受到民众的挫败感和幻灭感，他们也缺乏足够的能力去更新对选民的承诺。这给了以造反派面目登场的民粹主义势力以可乘之机，从而导致了精英的失败。
未来，如果建制派想要赢回信任，他们必须要塑造新型政治家。
实际上，埃曼纽尔·马克龙并不是具有这样的新型政治家潜力的第一人，同样年轻的马泰奥·伦齐是他的先驱。只是后者身处传统左翼的利益纠葛，运气也欠佳，而作为无党派人士的马克龙则有机会一身轻松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不过，马克龙可以从他的这位不走运的先驱身上学到正反两面的许多经验教训——简言之，他应当竭力避免像伦齐那样为自己设立过高的目标，并采取孤注一掷的赌气方式。但同时，他也应当好好学习伦齐的老练政治权谋。在后一个方面，对议员都没有当过一天的马克龙来说，伦齐可以教给他的东西有很多。
人们还有理由相信，马克龙的崛起预示着西方政治的第四个趋势，虽然它尚待实现：新型政治家的登台亮相。
我们可以从过去一年里乱象纷呈的政治实践中总结出这类新型政治家身上所需要具备的一些基本要素。
首先，在道德形象上，新型政治家应该能令人信服地表明，自己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收买。希拉里·克林顿获得和花掉的政治捐助远远多于唐纳德·特朗普，这成了她败选的原因，而不是胜选的资源。
其次，在政治立场上，新型政治家应该拒绝一切短视的诱惑，严守中间立场而不游移，让自己的各种极端派对手没有拓展空间；新型政治家还要善于表达乐观情绪，向选民积极推销未来，捍卫现状的姿态让希拉里和英国留欧派受到了惩罚。在这方面，马泰奥·伦齐和埃曼纽尔·马克龙已经尝到了甜头，但他们还有一位现成的伟大导师：约翰·F·肯尼迪。
最后，在行动策略上，新型政治家应该洞悉新技术——特别是社交媒体——带来的政治语言的深刻变化，并善于利用这种变化。希拉里·克林顿得到了传统主流媒体一边倒的支持，这成了她败给推特（Twitter）大V唐纳德·特朗普的原因，而不是战胜后者的资源。
当然，最重要的一条，也是老生常谈：新型政治家必须真诚地倾听民粹主义者的喧闹口号中蕴含的合理成分，并主动而有效地将选民的焦虑和诉求纳入自己提出的替代性议程，而不是被动地应付民粹主义政客的怀旧议程。
这需要他们正确地分辨民粹主义政客与支持他们的选民之间的本质区别。这还要求他们细致地分辨英国退欧、美国保护主义与法国国民阵线等不同民粹主义思潮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唯有如此，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主动议程，而不是用一套对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空洞赞美来回避真正的问题。
让我们回到5月7日的决定性一役。
近期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指数表明，无论是欧洲还是法国，经济景气都有回升的趋势。这对于马克龙的选情显然是有利的。在未来一周里，只要不发生极端情况，相信这位深孚各界众望的初出茅庐者能够顺利成为法兰西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
马琳·勒庞的阵营仍在努力地造势，对他们来说，的确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几天前，德国极右翼新选择党在比邻法国边境的科隆举行了一场造势活动，也遭遇了民众的冷眼。
可以预期，随着民粹主义浪潮在荷兰和法国被扭转，欧洲一体化保卫战将赢得一场阶段性胜利。在接下来的一段宝贵的调整期中，大刀阔斧的改革应当是欧洲政治的唯一主题。正如我在前文中已经指出的，捍卫现状的结局只会是失败。